古诗的由来
“古诗”的原意是代学者所作的诗。
约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人所作的五言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
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
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
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
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
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
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专题名称。
六年级上学期语文第六单元作文轻叩诗歌的大门心得体会
我知道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凝结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
我知道了诗歌如何分类。
按题材分，有山水诗、咏物诗、边塞诗；按形式分，可分为格律诗、自由诗；按体裁分，分为童话诗、寓言诗、散文诗…… 我知道了从古至今诗人辈出。
春秋战国时最著名的有爱国诗人屈原；在魏晋南北朝时，曹操父子三人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唐朝这个诗的王朝，像诗仙李白这样的人不胜枚举，涌现出了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在宋朝，豪放词人苏轼、辛弃疾、陆游，具有婉约词风的柳永、李清照，他们共同造就了辉煌的宋词；另外还有“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他们使元曲达到了高峰；现代诗人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杰出作品影响深远。
我还揣摩着如何欣赏名家诗篇，我觉得首先要明白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是状物、写景、还是咏物记人；接下来，就要逐字逐句地分析、理解其中的含意；最后，体会诗人在诗中要抒发的情感。
读诗有些好办法，例如，在读李白的《古朗月行》时可以用边想象画面边感受意境的方法去体会“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的美妙描写，可以用已学过的中国地形西高东低的知识来理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句子，还可以用对比的手法来读高适的《别董大》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体会诗人与友人分别时的情感等等，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走近诗人，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这样，读了李清照《如梦令》，就能体会到诗人对自己“红颜易老”的哀叹含蓄；读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就能知道什么叫亡国之痛了，也能想到苏轼《赤壁怀古》的一腔豪情。
…… “与诗同行”活动虽暂告一段落，但我觉得徜徉在诗歌海洋里的感觉，真是太奇妙了
如果把诗歌比作海洋，我觉得我只得到了沧海的一滴水；如果把诗歌比作花园，我得到的仅仅是百花中的一朵小花。
我还得继续在诗的海洋里遨游，尽情地享受诗歌无穷的魅力。
我从诗中学到了语文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尤以诗最为精辟，堪称中国文学之精粹。
从《诗经》到如今的现代诗，中国诗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历久弥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朴素的诗句道出了朴素的感情。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简短的诗句表达了屈原对楚国的忠贞情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铿锵有力地说出了他老当益壮的暮年志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仿佛又可以看到陶渊明特有的那份闲适与自然。
诗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内容也更加多元化。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站在分道的路口，告诉朋友切勿“儿女共沾巾”。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身陷牢狱，只能望“蝉”兴叹。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太白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将他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志气娓娓道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身处乱世的杜甫，只能空叹国破家亡之恨。
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举不完的优美诗句都在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来到宋朝，诗以词的形式继续发展。
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开启了豪放派的大门。
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又为婉约派作出了诠释。
这两派交映生辉，造就了宋词的不灭地位。
辛弃疾的“像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又让我们沉浸在宋朝这段半荣半辱的历史。
接下来的元朝诗以“曲”的形式著称。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将游子的思念描绘得淋漓尽致。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又道出了百姓的苦难。
元朝以后，诗似乎逐渐没落，但却并未被人们遗忘。
清朝时，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更是让我们看到了诗的希望。
“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琅琅上口的诗句正表达着作者的心声。
中国诗曾经的辉煌是无可磨灭的，现代诗也正被人推崇，我相信诗的将来会更加美好。
诗帮助我了解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读诗的过程中，思想和作者产生共鸣的刹那，我也就懂得了语文之所以被人推崇的原因——她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永盛不衰
形容父子情深的句子
1、五处暌离情(陆游·《村夜》)2、恩深父子情(明·李东阳·题》)3、益重父子情(宋·陆游·《遣舟迎子遹因寄古风十四韵》)4、父子至情如一日(宋·孙应时·《上史魏公寿三首》)5、洒墨我别兮人间父子之情(宋·罗椅·《孙氏女哀词三章》)6、何况人间父子情(宋·许月卿·《次韵黄玉如大章携先集来访二首》)7、父子若为情(宋·楼钥·《梁仲苍挽词》)8、惟有父子情(明·汪广洋·《画虎》)9、何况人间父子情(宋·黄庭坚·《忆邢惇夫》)10、人间父子情何限(宋·林亦之·《余倅父子挽词二首》)
曹操的短歌行哪几句运用了“比”和“赋”
雍正朝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
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诗歌文体的艺术特征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无外乎赋比兴三种手法。
诗经（诗三百）中，开创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说：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
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
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
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
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
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
《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
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
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
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
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
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为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赋比兴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
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
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
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
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
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
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
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
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
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
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
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
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
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
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
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
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
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
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
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
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
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
（详下） 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
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
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
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
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 要求。
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
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里用“比”，却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汉赋那样把各种比喻变成单纯词藻的堆砌。
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