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柳侯祠》余秋雨这首诗?
《柳侯祠》 余秋雨 1 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
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
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
祠北有衣冠墓。
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
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
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圌念文圌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辩识。
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
时值清晨，祠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声，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2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
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进行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还有那分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圌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
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撬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
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
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
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
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圌方圌官圌员时时监圌视。
炎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
但是，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圌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
但是，他是中圌国人，他是中圌国文人，他是封圌建时代的中圌国文人。
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圌惑。
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
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汩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
他提到了屈原，有圌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
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圌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圌交铄下的疲圌软圌肉圌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圌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圌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圌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圌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
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圌立的人格。
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
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待在一起。
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们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
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谑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
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了。
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中圌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
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圌职，利圌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圌庙，放了奴婢。
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圌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圌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业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在当时的中圌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
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
柳州的历代官圌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
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
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圌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圌一。
“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
”为此，他下快心重圌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帐。
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闻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
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圌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
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
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圌沫圌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4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
中圌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
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
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
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
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
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圌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
它们突然变得清圌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
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
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
朝圌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圌化了民圌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
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求余秋雨《柳侯祠》赏析
大气下的美服——余《柳侯赏析 （散文研业） 柳侯祠 文\\\/余秋雨 一 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
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
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
祠北有衣冠墓。
这名目， 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
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
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辩识。
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 甬道，也已截截枯朽。
时值清晨，祠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声，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二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
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进行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还有那分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
去西伯利亚的 罪人，还能让雪撬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
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
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
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
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
炎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
但是，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
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
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
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汩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
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
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
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
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
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待在一起。
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们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
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谑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
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三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了。
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
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
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业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
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
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
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
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
“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
”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帐。
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闻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
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
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
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四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
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
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
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
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
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
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
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
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
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
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
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选自《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文化苦旅》“柳侯祠”的读书笔记。
著名理论学者陈剑晖说：“散文的文化本体性要求散文作家不仅要以独到的眼光对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描绘，并在这种审视描绘中创造性地构建民族文化性格。
”余秋雨正式用这种高度来度量历史和古人，体现出超强大气的美学震撼力。
此文看似游柳侯祠，但作家的笔触更多的触击着历史与现实、触击着历代文人内心深处的苦痛。
从屈原到柳宗元、刘禹锡，再到苏东坡等等，历代文人有太多不为朝廷所理解甚至戕害的典型。
他们的鸿图大志在理想中破灭，面对被贬他们表现出苦闷或豁达。
苦闷着渴望能有那么一天统治者的一道诏书从天而降，豁达则往往是反京无门表现出的一种倘然的心境。
文人的命运往往属于后者，最终客死于荒凉凄清的异地他乡。
文人是痛苦的，他们在当时的王朝下一事无成，即使有显赫的政绩同样也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但恰恰是当时不为认可的政绩推动着历史文化进程和构建着民族的文化性格，柳宗元当属此类。
《柳侯祠》集文化散文大气恢弘的气魄，作家用精湛优美的笔墨道出了柳侯祠继前启后的深刻意义。
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柳宗元式的文人书写着中国的历史。
柳侯祠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旅游景点。
“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
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这是作家留给我们青年人的思考。
我们必须认识到柳侯祠对我们现代人的深刻意义。
余秋雨《柳侯祠》阅读答案
1.对柳宗元的才华的崇敬。
2.渲染悲凉的环境，为下文的抒情做铺垫，引出作者对柳侯的思考3.第二段“笔尖。
。
。
天然监狱”把森林比作监狱，写出森林的阴森茂密，表现柳宗元在被贬时任有豁达的胸襟。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了个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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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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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柳州自然风光的作文
柳江，如仙子飘舞的绸带，婀娜地于自然之手得意雕凿于南国之域的一城中。
几弯回曲，增添了它的几分灵巧。
可能是因“八龙现于江”的腾挪，水流随意地把柳州弯绕成一尊可意的碧壶。
在俯瞰之下，柳江沿岸那秀峰峻岭的滴翠，更让这把壶有了立体而朦胧的姿韵。
而这一脉柳江之水温婉地在这把壶的臂弯里绕了朵朵漂亮的花扣之后，飘然地东去南流。
殊不知，人们的乡恋便于此在这个扣上打了许许多多的情结…… 我们依着柳州的山，恋着柳江之水。
山是我们的思想之魂，水是我们的情感之脉。
我们在山的褶皱里解读着启智的密码，在水的起伏中录辑着历史的雄浑。
于是，那些关于山的歌、水的文便贯注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滋润着我们日积月累的成长怀想，深深浅浅地入诗入梦…… 拥揽柳江，枕水小眠，听山歌悠扬轻叩耳鼓。
抬头看，一城柳水十二桥，渔火江上有人家。
慢说万水千山凭君览，只道一草一木撩人思。
于是我在想，柳江水呵，它流到了哪里
在水流过处，是否徘徊着一颗颗思归的心…… 看不到故乡的山，心不会安宁。
找不到故乡的水，心不会快乐。
那用心力写就的怀乡之情，不会因距离和时间而淡漠，乡心贯穿于人们的千古记忆。
在望乡的秋山上，乡情是牵念的舞者，翻越时空和季节，舞也玲珑，蹈也翩翩…… 什么声音能让久别家乡的人在刹那间动容
是乡音
让水岸载起歌台，唱一支歌，歌里有关于山的思恋、有水的眷念。
让乡音在清柔如缎的水流里荡漾，让乡音纯粹地说说笑笑，让乡音、乡情点点重来，点点重来…… 不要等到倦了，才想到家……2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
”中国工业重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鲜活鲜亮地从广西腹地拔地而起，壮阔、大气宛如一个精致的盆景，含蓄内敛，沉静灵秀，将一方山水和谐地揽在怀抱，在改革开放中与时倶进又风貌独具。
孟冬的蓝天和碧水映出江城特有的明媚，眼睛和皮肤都能告诉我，这是个温柔多雨的地方，与北方的凛冽寒风、雪花纷飞、四季分明截然不同。
站在柳江大桥远眺，满眼的绿在整洁的街道，错落的楼群穿行，一座座挺拔的山峰，浩浩荡荡的江水逶迤东去…… 这是一座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这两年市委市政府狠抓“经济升级，城市转型”在“二次创业”中，工业总产值占广西工业总量的四分之一强。
坚持汽车、机械、冶金、化工、造纸、制药、建材、纺织等工业并举，同时不忘生态治理，精心打造“人类宜居城市”。
走走，看看，令人目不暇接：山水之美与工业之强，青山绿水间城高路阔，楼台掩映处笑语欢歌，1.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显48个民族的文化与风情，无论是高雅的文学、神秘的宗教、通俗的山歌，还是民间奇石……共生共绘出这块土地上斑斓的景象和色彩。
天凉如水，桂花依然香气宜人。
柳州古称龙城，建制于西汉王朝，距今有2100多年的历史。
然而在历史上的中原人眼里，柳州是一块蛮荒之地，只有犯了罪时，往往才会被充军、流放、贬谪到此。
这种认知并不全面。
柳州的历史文化不仅源远流长，甚至比有些中原城市还要丰厚些。
数万年前，柳江人、白莲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铸着汉字的铜镜和富有南方特色的铜鼓真实地记录了2000多年前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这儿的交汇与融合；迤至唐宋时期，只要说到柳州，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是绝绕不过去的。
作为刺史的他，收起乡愁，知命勤济，与龙城结下不解之缘。
有后人赞“柳州山水因子厚而生色”。
再看今日柳学的研究与盛传，让人感慨。
俗话说“江山也要伟人扶”，地域的历史与文化名人相契是柳州的幸运。
历史上出任柳州刺史的人很多，为何柳州人独爱柳宗元呢
那是因为柳宗元为柳州各族人民的文明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正如郭沫若在《访柳宗元遗迹》诗中所说的那样：“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丹荔黄蕉居士字，剑铭衣冢众人思。
芟锄奴俗敷文教，藻饰山川费品题。
地以人传人以地，拜公遗像诵公诗。
”柳宗元在柳州不仅仅是文学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知百姓疾苦的父母官。
仕途上一贬再贬，几经磨难。
挫折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一旦遭遇它也提供了一种机会。
于是便有了旷世之作《永州八记》，有了柳州千年柳侯祠。
虽然仅做了四年刺史并病逝于此，但留下五大德政，100多篇诗文，凭自己的文化人格，道德文章，却惠及柳州上千年，是不可多得的一笔文化财富。
始建于宋的柳侯祠，被围在清末所建的柳侯公园内。
园内绿荫成片，风景醉人，不禁想起“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的诗句。
如今柳宗元植的柳种的柑仍在泽被后人啊
进门是柳侯石塑像，不远处是罗池，东面有柑香亭，北有衣冠墓，西有长长历代题咏石刻。
其中一块两米多高、碑身断裂的《荔子碑》引人目光，是柳侯公园现存最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据说，当年柳宗元公暇常同属下在罗池散步，死后托梦葬于此地。
好友韩愈写下《柳州罗池庙碑》，碑文中记载着在柳州的柳宗元劝农桑、除陋俗、修道路、修寺庙、放奴婢、兴礼法教化等等，文末作“迎享送神诗”，供柳州人祭祀柳宗元时歌唱。
因诗首句为“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被称荔子碑。
两百多年后，北宋苏轼用刚健遒劲的楷书写出这首祭文并刻石存柳侯园。
惺惺相惜，千古流传。
苏轼的书法、韩愈的文章、柳宗元的轶事，唐宋八大家就占了三家，故有“三绝碑”之称。
漫步柳侯公园，伫立柳公衣冠冢前，俯仰转眸都会感到此地的柳宗元已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就像这里一株株月夜里飘香的丹桂，“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
柳江水荡荡，乘船沿柳江而行，水面宽阔流金散银，南岸鱼峰山、蟠龙山影影绰绰，江边大厦霓虹倒映，远处笙歌不断。
仁者在这里乐山，智者在这里乐水。
但人比山水更有情，吃一碗又酸又辣又甜的螺蛳粉感受柳州人热情豪放；看融水苗寨的舞蹈、壮观风雨桥，同侗家儿女同饮百家宴，听宜州歌仙刘三姐，三江侗族大歌…… 丰富的柳州，多彩的柳州，繁花似锦的柳州早已不是柳宗元的穷乡僻壤，敝陋之地，如果说自然与文化的结合，酿就了悠久的生态文明，体现了柳州的古雅风情，而现代文明的发轫和汇聚，更使柳州崛起于神州大地，使世界为之刮目。
柳州有民族风情、奇石甲天下；有“金嗓子喉宝”，有“两面针”，有汽车铸造、钢铁基地，有奥运冠军……10年前，柳州就是全国50工业强市之一，今天它仍然是，而且还是全国文明城市之一，是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入夜，柳江上下，灯火和繁星都缀到了天上，在这片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土地上，在这片活力与速度的土地上，我听到的是春天的旋律，气可吞天的人间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