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什么时候建国的
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建国 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波兰犹太囚徒，成了无家可归之人。
他们不能返回故园，因为此时在波兰各地相继发生了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除了几个北欧国家之外，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国家无力收容他们；连素以移民国家著称的美国都不愿敞开大门。
此时，惟一张开臂膀欢迎他们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
由于英国继续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导致犹太突击队同英国托管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
犹太人炸路断桥，袭击拘禁非法移民的营地，暗杀英国官员。
此时，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罪行，正被逐步揭露，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犹太人。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脱身。
1947年2月15日，英国宣布把巴勒斯坦这块烫手山芋转交联合国。
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1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
苏联出于争取以色列执政的工党的考虑，一改从帝俄时期就固有的反犹态度，为以色列建国出了大力，并对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巩固给予了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大一番感人的演讲，对181号决议的顺利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而曾在《贝尔福宣言》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支持犹太人复国的英国，却在此时投了弃权票。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分治决议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时提供了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
但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阿拉伯人分到的领土是少于其人口比例份额和实际占有土地份额的。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上，身高1.6米的“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独立宣言》。
本—古里安就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英国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当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1950年改称约旦）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
史称“巴勒斯坦战争”。
建国后最大的叛徒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来叛徒名单1960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4师飞行员才驾驶1架编号6501的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机毁人亡。
这是解放军方面第1架叛逃的军用飞机。
1961年9月15日，解放军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驾驶1架安－2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2人于10月7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两。
后2人在台湾空军服役，均以上校军衔退役。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
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叛逃的歼六参加台湾空军组织的战术合练[就是那个台湾空军的TOP GUN假想敌中队]，叛逃过去的飞机基本上都保持了原来的涂装。
1965年11月11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1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飞行途中李显斌开枪打伤领航员李才旺，驾驶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机尾撞击地面，导致尾舱通信员廉宝生死于非命。
台湾方面将3人全部封为“反共义士”，李显斌获得280万新台币的奖金，并加入台湾空军，以上校军衔退役。
1991年12月事母至孝的李显斌从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公安局逮捕，后被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而李才旺伤愈后定居台湾，1976年加入美国籍，并于1998年12月从美国回乡探亲时被捕。
1977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中队长范园焱驾驶1架编号3171的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晋江起飞后，以超低空飞行直飞台南机场。
获黄金4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1架歼侦－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他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以超低空全速飞往韩国汉城k16机场，后于10月31日抵达台湾，吴荣根获黄金5000两，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空军被借调到海军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的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
此次叛逃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中国要求韩国交还飞机和飞行员，韩国将飞机交还中国，而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
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师范；同年8月作为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
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后被先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役，文革期间因父亲出身受牵连，遭停飞处理，送五七干校劳动，后至空军22厂工作，1975年恢复飞行，后被选入空军试飞团，自称总飞行时数1200小时。
当时家中有母亲刘氏、爱人、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
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覆的演练。
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
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
座舱冒烟
”，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
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
我要跳伞了
”，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
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
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
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
孙天勤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
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外，在叛逃的过程中,孙天勤肆无忌惮,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更气人的是,孙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留言 ,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我军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孙天勤是空军的人,可是几个月前,他从空军抽调海军,协助延飞一种新式导弹。
麻烦来了,事故算谁的
责任由谁负责
孙天勤是为海军试飞,人由海军代管,在海军出的事,然而,孙天勤穿的是篮裤子,归根到底是空军的人,他在空军呆了几十年,到海军才几天。
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1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在2架台湾空军F-5战斗机的引导下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
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叛逃的王学成受到台湾空军上将郝伯村的接见。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萧天润驾驶1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起飞，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武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韩国农民。
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而飞机上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1986年2月21日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1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6年10月24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郑莱田驾驶一架歼—6战斗机飞抵韩国，郑后去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空穿云而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获黄金5000两。
1989年9月6日，空军航空兵第49师145团2大队飞行员蒋文浩中尉（时年尚不满24岁）驾驶40307号歼-6型战斗机从福建漳州龙溪机场起飞叛逃，降落在金门尚义机场 蒋文浩，四川乐山人，1965年12月3日出生，1986年毕业于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叛逃前总飞行时数600小时，三级飞行员。
家有父母、小妹与外婆。
蒋文浩叛逃的原因是“长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对台湾的经济成就感到羡慕，对大陆的暂时落后感到失望，感到差距太大。
叛逃到台湾的念头一两年前就已产生，而最后促成他做出决定的转折点则广为人知了。
蒋文浩于9月6日下午14点04分在福建漳州机场驾驶40307号歼-6型战斗机，执行高级特技训练科目起飞后，当爬升至300米高度，即突然右转45度，急速俯冲至超低空，航向130飞行。
当蒋文浩飞近海岸时，航向右转，贴海飞至金门边缘，再将机首拉升到300米。
据蒋文浩说，当他脱离僚机单独往金门方向飞行时，并未被僚机或雷达发现，因为当他降落时，座机上与塔台的电信联络一切仍是正常，并没有被察觉、制止或警告。
当天晴空万里，云淡风轻，能见度相当良好，蒋文浩驾机到金门上空时，金门海空监视观测所观测兵甘霖首先目视发现，并立即呈报情报，而尚义、料罗外围的台军部队，也迅速实施对空射击，计发射40毫米高射炮弹5发，12.7毫米机枪弹56发。
蒋文浩立即大幅摇摆机翼并放下起落架，驻军才暂时停止射击，但仍继续监视追瞄。
蒋文浩随即发现尚义机场，下滑进场落地，一共费时14分钟。
蒋文浩选择降落金门尚义机场，是担心防逃系统发生作用，难以飞越海峡。
据台湾媒体报道，自刘志远叛逃以后，大陆空军除了全面进行内部整顿外，并开始将东南沿海各基地的军用飞机加装“电子防逃系统”，台湾空军声称，在检查这架歼-6型战斗机时，确实发现了电子防逃系统。
台湾军方技术人员表示，这套防逃系统与汽车防盗／防抢器的原理类似，一旦军机飞至设定的方位与距离外，座舱内的红色警示灯即亮起，飞行员耳机会发出警告声音，同时将信息传达至地面管制站及空中其它飞机。
如果该机不立即转向返航，防逃电子系统会自动放下机侧减速板降低速度；若飞行员三十秒内仍不回头，该装置即自动锁定油阀，减少供油量，使飞机无法加速直飞，必要时甚至将切断油路。
因此蒋文浩只能选择距大陆最近的金门降落，飞不过海峡。
叛徒蒋文浩退伍后改行搞海底摄影。
1988年9月15日，作为9月11日解放军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的回应，台湾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归人员的奖金。
刘连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械部主任，少将军衔。
从1992到1999年间出卖大量军事情报给台湾
直接造成1996年夺取彭湖外岛计划的流产
邵正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械部处长，大校军衔，从1991年起策反包括刘连昆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
徐峻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军衔，2001年叛逃美国，导致几名潜伏在美国的中国特工被逮捕，其中一人被杀害（牺牲在监狱，据称是用塑料袋蒙住头部自杀）。
2004年，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少将被捕。
刘广智的儿子早已投靠台湾间谍机构，在偷情报时被刘发现，后父子摊牌。
父亲在儿子的游说下加入同谋。
向台湾提供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后都被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开国大典时的情景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中国建国以来坐牢时间最长的人是谁
中国坐牢时间最人时间：2017-11-22 牢狱之灾，是一个人一生都无法抹去点，而半辈子都监狱里度过的人，生活早已失去了希望。
作为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人，你们知道他是怎么走完余下时光的吗? 57年!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直到77岁终于获释 57年，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
月前，77岁的他获释，被人搀扶着走出官渡监狱，家乡敬老院收留了他，可是衰老的身躯和淡漠的亲情，让他只能整日蜷缩在床上，就像来到另一个监狱。
自由和故土就在门槛之外，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他的刑期为何长达57年，在牢狱中怎样度过漫长岁月?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大变革期的这57年风雨，是否也逾越高墙波及其命运流转?57年之后又如何面对一个全新世界?他会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被体制化然后又被自由所杀的假释老头吗? 新街镇敬老院坐落在镇郊田野中一棵巨大缅树下。
它借用了隔壁一座残败古庙的一角，泥墙上挂的还是撤乡并镇前的“新街乡敬老院”木牌，储物柜外侧可见30年前漆写的“新跃公社”字样。
正在膨胀的小镇上的居民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似乎活在时光与尘世之外。
6月28日，这里来了一个同样命运的老人。
两名监狱警察开车从几百公里外把他送来，恳请敬老院收留：“他以前犯有反革命罪，坐了57年牢，现在释放，可是家里人都死了。
” 老人被安置在小院东北角烤火屋的隔间里，曾先后有4名老人在此度过最后时光。
现任主人离终老也并不遥远，他佝偻得厉害，双腿像竹竿一样细，需要扶着旁物才能走一点路。
工作人员买来一个塑料小桶做夜壶，这样就不用去院外的旱厕。
用塑料袋包了一件毛衣，把口子扎上，让他坐地上时垫着，还可以手拉着袋口在地上挪动。
他来这里10天后，我们首次前去敬老院探望。
他正这般姿势坐在地上抽烟，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
他瘦骨嶙峋，牙齿几近掉光，但目光依然犀利。
大家扶他坐在凳子上，给他点上一支烟，他吸了一半就把火掐灭，独自发呆。
“你出去多少年了?”我们凑近他耳朵大声问。
“十多年了。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在家了嘛!”这时他脸上露出一点笑容。
再问他多大年纪，他回答说“二十几了”，还说“想做点事业”，继而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说了些什么，大家都没听懂。
我们递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欧树。
”他抖着手，两次写下他的名字，再慢吞吞加上一句“老欧感谢政府与干部”，全是繁体字。
然后继续发呆。
“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
”敬老院院长戴学义说。
更多时候，他坐在床上，斜靠着墙，眼睛似闭非闭，看着白昼升起和黑夜沉降。
他如果在想着往事，往事就像蚊帐里的苍蝇，嗡嗡地在脑海里进出。
6月27日早上，欧树吃过最后一顿囚餐，脱去深蓝色囚衣，换上监狱买来的深蓝色西服，穿上崭新布鞋，把57年的全部家当——几件衣服，几页减刑裁定书，一顶毛线帽，几张说不清来由的纸，一张闲来用铅笔写上“伍圆”再加个线框的“纸币”，几片药板——装进一个深蓝色旅行包。
两名警官和一名司机带着速效救心丸送他上路了。
欧树不知道，他可能是云南省乃至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反革命”犯，在国外也属罕见。
2007年，英国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病死在监狱，因坐牢55年居全英之最，而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
车特意开得很慢，欧树不停抽着烟，一直盯着窗外。
傍晚终于到达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这就是他的家乡。
当新街派出所所长用家乡话欢迎他回家时，他喜笑颜开。
欧树在当地已无任何资料，镇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事，第二天一早召集各部门紧急磋商，决定安排他住进镇敬老院，日后再申请办理“五保户”。
派出所当天为他办理了户口，“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
他小心翼翼想把户口本放进胸口的西服内袋，可是手抖得厉害。
随行警官帮他放好，系上扣子，他又紧了紧衣领。
他被搀扶着走进镇敬老院。
安置好后，警官正要离开，他突然站起来似乎想要跟着走。
警官扶他坐回去，告诉他：“你到家了，就在这里安享晚年!”他攥紧警官的手，舍不得放开。
欧树已经告别旧身份，迎接新生活。
外人如果担忧他无法适应这个崭新时代，可以去他寄居的敬老院看看，会发现他并没有像布鲁克斯那样，被街头疾驰的汽车惊扰，一把年纪了还要去超市打工，因为动作迟缓而遭受顾客和老板的白眼。
中国的年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有能力让欧树这样的老人只需呆在房间里休养生息，所以他没有理由像布鲁克斯那样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决定——离开”，然后悬梁自尽。
实际上，欧树已经老得无法“离开”。
7月22日我们第二次探望他时，他比两周前老了很多，工作人员扶他到院子里散步，他几乎站不直，坏了松紧带的裤子几次滑落到脚面。
我们把翻拍好的那张档案里年轻时的黑白照给他看，他面无表情看着，左眼却渗出一滴浑浊的泪珠。
这天是他住进敬老院后唯一一次走出小屋，其他时间全在那个泥墙和木棉瓦搭建的屋子里度过，包括吃饭、洗脸、擦身子、大小便、想心事等等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每天早上6点半，他不再早起散步，而是躺在床上，睁眼看着房顶。
想抽烟了，他就慢慢挪到门槛前，坐在地上，举着烟，对着院子里喊：“火!火!” 他的老家黄旗厂村就在4公里之外，但他从没提出去老家走走，倒是他八十多岁的姐夫、堂姐带领一帮亲戚来看过两次。
姐夫马支说，欧树父亲劳改十多年后就释放回家了，直到1990年去世;欧树1960年转入云南省二监以后就失去联系，后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每年清明节会给他烧些纸钱。
村干部给他介绍每个亲戚时，他只是笑笑，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只记得自己和村庄的名字，小名里有个“福”字。
亲戚们哭了，他也跟着掉泪。
这是欧树重获自由后与家乡仅有的两次接触。
敬老院其他5个老人从不进他的屋子和他聊天，也许嫌这里太脏。
欧树来后头半个月还能吃些东西，敬老院变着花样给他做米线、饵丝、米饭、稀饭，但后来他就很少吃，而且好几次把大小便拉在床上，把敬老院院长戴学义吓着了，连忙跑去镇政府汇报，镇领导也没有好办法，只吩咐叫他每天作好记录。
戴学义说，欧树是建院20年来最费心的老人，他和另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都50多岁了，照顾欧树显得很吃力，尤其是面对一大堆的脏床单、衣服，想花100元请妇女来洗都无人愿意。
这个小小的乡村敬老院，有自己的猪栏、鱼塘和菜地，全靠自己种养，去年的开支仅1万多元，但戴学义表示，这不是不送欧树去医院的理由。
他懂些医疗常识，觉得欧树没有生病，只是老年痴呆。
由于多日只靠米汤为食，他担心欧树将不久于人世，等不到春节搬进敬老院新大楼的那天。
7月23日上午，戴学义去黄旗厂村找到村干部和欧树的亲戚们。
大家对他热情相待，称赞他“菩萨心肠”，对欧树的照料“比农村里很多人对亲生父母还要好”。
但当他提出，希望村里能有人去帮忙洗洗脏衣物时，村干部微笑而坚决地说：“不可能。
”欧树的堂侄媳说，她天天忙着要烘烤烟叶，实在脱不开身。
欧树父亲去世后，欧树的大堂侄最后继承了他家的草房，几年前用在外做破烂生意赚的钱，在上面建起一栋3层小洋房，在村里显得鹤立鸡群。
我们问，是否考虑过接欧树回村里走走?二堂侄沉默片刻后说：“他一样都不认得了……。
”欧树85岁的堂姐则挥手摇头——“麻烦!” 他们强调对欧树父亲当年的亲情：他释放回家后给生产队喂猪，后来眼睛和腿都坏了，主要是这两个堂侄长年照顾，直至去世。
现在再冒出一个“死了多年”的人，还需要他们照顾，他们觉得已仁至义尽。
欧树姐夫马支说：“政府要么早年放了他，要么就一直关到老死，现在把他放出来，对大家、对社会都是个累赘。
” 欧树释放后遭遇的亲情冷遇，和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远在官渡监狱的原责任警察王桂春感到吃惊和难受。
他否认在欧树77岁高龄后释放是监狱“甩包袱”，而是他的刑期到了，就必然要出狱。
“他获释时身体还是不错的，而且确实想回家，但出去后一切都变了，对一名老人来说，适应起来比较痛苦。
更可能出去后，失去监狱里原有的精神支撑。
”王警官仔细询问后，这样分析欧树的变化。
“那就是，监狱里他遵守监规，受到尊重，作息规律，有独立人格，对自由和家乡的想念让他觉得还有盼头。
但出去后这个念想就没了，不知道活着该干什么，应该怎样与别人打交道。
他本来特别爱抽烟，但如果现在都不接你的烟，说明他把心门关上了。
他一直是个倔强的人。
” 近两年，四川、江西等地监狱相继提前释放大批老病残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褒贬不一。
主流意见称，这批犯人由于政策限制滞留监狱，加剧了监狱医疗、警力资源的紧张，应该让他们在通过人身风险评估后早日回归社会。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也在进行同样努力，尚未得到上级答复。
反对声音里，有两种互为交锋：一种认为，就应该让他们在监狱里品尝失去自由的恐惧，以对犯罪形成震慑;另一种认为，让习惯了监狱生活的人回到社会，那才是真正的恐惧。
由于欧树不能言说，无法得知他从一个渴望自由却又习惯体制化生活的囚犯，到获得自由却反被自由困在床头的糟老头，他的内心究竟倾向何方。
也许他真的老到无法辨别，任由时代将他推波助流。
欧树那个蓝色旅行包里，有一张纸上写道：“梦缘：你说要来看我的吗?我每天都在判(盼)忘你的到来，每次想到你，心都是那么疼。
你过得还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啊!你让我疼的是撕心裂肺。
二十几年了，今天才明白想念的意思。
想念会让一个人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 不是欧树的笔迹，但欧树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旁边是一块泪水渍。
我们想念给他听，他轻轻摇头，苍蝇从他长满老年斑的头顶飞起。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他现在是一名77岁的垂死老人，躺在家乡和自由的边缘，等待死神的敲门。
泰国建国时间是多久，国庆日又是什么时候
公元1238年泰族首领坤.邦克郎刀联合另一泰族首领，打败了吴哥王国的军队，，并以素可泰为中心，建立了素可泰王国。
这是泰国历史上信史可考的第一个王朝。
泰国的国庆节是为泰王国庆生的日子，日期是每年6月24日。
佛历2475年（1932年）的这天，人民党拉开了暹罗革命的序幕，至佛历2481年（1938年）取得胜利。
首个国庆日从佛历2482年（1939年）开始，直到佛历2503年（1960年）才将国庆日定在泰国王生日当天，与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一样。
当下的国庆日是每年12月5日（现国王生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有多少架飞机
1946年3月1日，共产党为培养飞行员、领航员和航空技术人员，为组建空军、创办和发展航空奠定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
中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各地的日军手中缴获的，有各型日制飞机120余架。
航校以其中的46架（可飞的36架）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
这些飞机中主要以“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为主。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九九高练”。
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馀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
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方法训练新飞行员。
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都陈列有该型飞机。
航校除了主力机型“九九高练”外、还有数量不多的其他机型飞机：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4架：二式高等练习机3架：中岛一式战斗机“隼”5架：中岛二式重型战斗机“钟馗”3架：川崎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1架：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4架：三菱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2架：立川九八式联络机2架：三菱一〇〇式运输机1架：三菱九七式单发轻轰炸机3架：三菱一〇〇式3型乙防空战斗（拦截）机2架：川崎2式双座重型战斗机“屠龙”改型丁3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