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钱钟书有说过这句话吗
没有说过。
我找到的最早一个出处是类似知音故事会版：1994年，在的力促下，编定了自己的，把全书抄完后，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完全是这个作者自己想象的。
从来没有在钱的任何作品或访谈中看到这句话。
最后，这句不文不白，文理不通的话………钱他也说不出来呀
你看苏轼
我看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种举世瞩目的艺术形式。
国画尊为国粹；书法举世无双；诗词歌赋更是占有一席之地。
从古至今，多少才子，学者投身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学有所成终是寥寥无几，而全部收入囊中的更是凤毛麟角。
而苏轼，却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领袖人物。
他的博学多识，令后人不胜羡之。
在文风绚烂的宋代，有一个父子三人都成为杰出作家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的代表，正是一代文豪——苏轼。
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而苏轼所作之词更是标新立异，把自己的胸襟气度，人生经历融入词中形成了不同前人的鲜明个性特色。
他以他的学富才雄，一洗文学界“绮罗香泽之态，宛转稠缪之度”唱出了“关西大汉，铜琶铁板”之音，令天下耳目一新，开发出另一番新的天地。
一曲《江城子•密州出猎》将心中的无限豪放渲泄得淋漓尽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召显豪迈本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曲《蝶恋花》亦是突出他心中清旷“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句慷慨之词，一阵阵爽朗之笑，一首首千古绝诗，编织成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号苏轼的文章，由于阅历丰富、学问渊博，突破了无数繁文缛节，不少篇章都力求自由而又准确的表达出深邃的思想意境。
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文章发挥到极致。
他将自己的处世旷达和旷世之才注入文风，使之潇洒磊落、飘逸爽朗。
丰富的想象力和阔大的视野使他的作品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无法城法牢笼。
有的情怀婉转，有的诙谐广博，有的慷慨豪迈……都意境高雅，气韵充沛、自然天成。
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浑厚和兼收并蓄的深厚学养，更可以看出他的创作追求和人生境界。
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谈起中国书法，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苏轼。
他在中国书法上造诣不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他的书法也与文风一样，沉着、苍劲、豪放而又浑厚，与前人大有不同，表现出自己的书法风格。
他所奉行的“书无常法”亦是名流千古，让后人无限感慨。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无限的玄机，就在这句话中。
而最令我敬佩的不是苏轼那生花妙笔，不是他的文采斐然，不是他的遒劲字体，而是他那妙不可言的品性。
他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官职被贬依旧泰然处之；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为黎民百姓纵然散尽千金也心甘情愿；他是一个走边天下的漫步者，为世间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千古名句；他是一个生性诙谐、学富五车的幽默家，即使兄妹之间的调笑也满口“之乎者也”，而这一切，就是他优良秉性的渊薮。
苏轼正是拥有优秀的品质和酣畅的雄文劲采，使其它诗人望尘莫及，更不能相提并论了。
后代文人虽各有所长，但都难以超过这位“豪放派鼻祖”。
中国文化的发展犹如百川汇入的江流，既有微波涟漪，风光旖旎之处，也有波起浪涌，云水苍茫之处，正是这无数文人的投入，才使其气象万千。
若这渊源之河仅仅只有一种风光，无论多美好，终会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
而苏轼，则是在这平缓的水流中注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水势，化平缓为激昂，化逼仄为广阔，化依稀零落为永不漫漶，使之一泻千里，面目一新
有哪些深藏爱意的句子
你要找的是不是《百家讲坛》（蓝版）2008年第五期的《元稹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我只放了一部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
其结尾是诗句是元稹的《行宫》 元稹对自己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
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
”能歌善舞，还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拥有这样多能够拿出来“晒”的本领，简直比韩国综艺节目里那些艺人还多才多艺，不像当前国内一些大碗，除了能歌一曲外别无它能。
此外，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前人总结道，那是因为“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
明白地说，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淫靡于元稹。
”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
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白居易。
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啊，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写他的歌诗。
“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
在写给令狐楚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没有他那份的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复制粘贴后据为己有。
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里作简单比附。
元稹与他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
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
五十三岁那年，他就暴病而亡，虽比四十九岁的柳宗元强，但比起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差了许多。
尤其是无论当时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批评。
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溜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外，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
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
”明人何孟春《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入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样来了。
何孟春先生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的那种花蝴蝶。
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
每一朵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
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
这博爱的形象，让人马上联想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那位段皇帝。
最权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
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
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
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竞干谀近幸，致身通显。
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
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
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宦官的立场而依附奉承，都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
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
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
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
要想给他翻案，就要有超人的力气。
还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击他。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政治这东西——封建时代的，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官员们（封建时代的）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
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
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证据是他自己的供述。
元稹写过一部著名小说《莺莺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风度潇洒而意志坚定，凡是不合乎礼的事他从来不做，即使有些场合要牺牲身体去应酬，他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所以二十三岁的人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
他自己的解释是，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没有遇到让他动情的人。
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
恰好崔家夫人带着一家老小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
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排起来是张生的“转折亲”，是他远族的姨母。
不巧的是，当时官兵失去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
崔家财产多，顿时惶恐起来，后来张生挺身而出，托关系找到人马来保护崔家人。
郑姨母感激张生的恩德，摆酒席款待张生，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
本来张生以为自己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英雄救美的不良动机，但一见表妹，神魂颠倒，再也迈不动双脚。
后来绞尽脑汁找上莺莺表妹的丫鬟红娘，用艳词——当时的情书表达出自己的心事。
莺莺表妹动情了，约好日子邀他去西厢幽会。
张生兴冲冲赶去，莺莺又变脸了，将他训斥了一顿。
正当张生徘徊无主、感到绝望之时，莺莺又主动前来与他幽会，并经常性同居。
过了几个月，张生离开寺庙前去首都参加考试，谁知考试失利，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
莺莺表妹深明大义，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并奉上贴心的小礼物。
这封信文采飞扬，比现在的有些“宝贝”写得还要好。
张生很得意，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炫耀，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相顾失色。
不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莺莺的幸福，张生还是理智地与表妹分手了。
大约一年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的嫁人了。
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已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张生很惆怅，莺莺表妹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略通款曲：“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
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后来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从此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音信。
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
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
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
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
《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
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
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
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
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
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
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
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
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
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
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
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还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
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气国学大师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大师打上了擂台。
197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
”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
”“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大师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
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
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故事发生的那个蒲州，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
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三十一岁的元稹所的写《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
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
”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
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一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
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
”二十年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传奇》——比张爱铃的小说要早许多，侵权的应该是后者——唐传奇虽有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
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大师，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传奇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传奇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毕竟臀部上的那块红斑已经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中了，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宣扬忍情的他不下地狱，谁入地狱
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影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
陈寅恪先生的双重证据法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据说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都所改变。
在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上，陈寅恪先生别具只眼，往往能从寻常材料中寻觅出旁人难以察觉的线索，他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表妹的真实身份。
陈先生认为由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而“会真”为当时习用之语，为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类的名称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女道士之代称，亦有以之来称呼娼伎者。
这样，莺莺小姐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
所以有宽厚的学者说，莺莺出身寒族，且颇有伎女之嫌疑，而伎女在当时亦为***之一种，其身份介于婢妾之间，兼带伶人性质。
当时娶伎女为妾者甚多，而娶伎为妻则仍为时论所不许。
倘若是这样，那么人们对元稹的好感就会增加若干。
唐代举子与青楼女子间的故事很多，据说后来差不多成为了一个传统。
描写他们故事的传奇也很多，其中固然有一波三折而终成眷属者如《李娃传》，但毕竟是少数，其几率略低于今天买彩票中头等奖的概率。
娶这样的女孩子为妻子，在当时而言，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男主角如《李娃传》那样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而且女主角又立下了惊天的功勋。
元稹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太顺利，但也没有象《李娃传》中的郑生那样流落街头。
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两位兄长谁也不愿奉养后母和这位小弟弟以及两位妹妹。
但元稹还有伟大的舅父与姨夫，他们不但照料元稹母子三人（元稹的二姐已出家为尼）的生活，还督促元稹好好学习。
据说元稹九岁的时候，姨兄胡灵之就开始辅导他写诗作赋。
当然，由于姨兄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松懈，少年的元稹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走马打猎、欣赏歌舞乃至看人赌博。
元稹学习条件很不好，他自己似乎也不太努力，从来没有听说他因为读书写字而口舌生疮的故事，但十五岁那年，他就明经及第了，可见他确乎是个天生的才子——有学者通过认真考证认为元稹是十五岁参加考试，第二年才公布成绩，所以应该算十六岁登第，那就姑且算作是十六登第吧，十六岁登第的元稹还是一个天生的才子。
唐人都认为明经科考试难度远远小于进士科，不过在我等后人看来，背诵那些经书及其注疏远比胡诌几句打油诗更难。
登第后的元稹一直寓居在长安的开元观里，等待吏部安排工作。
大约在二十岁前后，传说他到过蒲州，但究竟为什么而去，具体何时而去，还不太清楚，或许就是为“保护”莺莺表妹而去蒲州的吧。
总之，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元稹肯定回到了长安，因为他明经及第已经七年了，按照规定，吏部给他安排了工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元稹的幸运年。
这一年三月，他与白居易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关口。
明经科出身的人，总会遭受一些白眼。
传说当年他去看望李贺，送上名片，李贺当即关门拒绝，说他与考明经的人没有共同语言。
现在，他通过平判科考试，终于扬眉吐气了，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问题了。
这一年，他与白居易成为了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那种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这也是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的“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
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才华相捋的两人，相互敬重，其情谊之深厚，放在今天甚至可能引起误解。
《本事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元稹为御史的时候，到梓潼去办案。
白居易在京城与人游玩慈恩寺后花下小酌，想念老友而赋诗一首寄给元稹：“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元稹正好到了褒城，也寄来《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
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
”诗中说，他梦见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
于是前人感叹说：“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
”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元稹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让后世敬叹：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元稹还成为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
韦夏卿何许人也，前年为京城最高长官即京兆尹，此年三月时为太子宾客，十月即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
可见韦丛身份尊贵，与莺莺表妹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新娘子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即使元稹曾经做过始乱终弃等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
如今，即使元稹是与莺莺表妹友好分手，也不能阻止他人对有些事有所联想。
元稹主观上应该有攀附权贵的故意，不过更主要的是遵从习俗，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
此二事，一曰婚。
二曰宦。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这样的婚姻，元稹会感到荣耀，但作为才子，失落、无奈的情绪也会出现。
婚后，他与妻子随岳父到东都洛阳，在诗歌里，他自嘲道：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
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这里，他分明感受到自己与岳丈一家不太和谐，高头大马昂然进入奢华的公馆，锦衣绣袍簇拥着华丽的骄子，一介书生骑着瘦马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难堪的情绪里还有那么一丝清高、一份矜持，趋炎附势的丑态还是看不出来。
元稹从这么婚事获得了多大实惠呢
可能增长了一些见识，有机会欣赏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
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
”诗中的“谢傅”，就是他的老丈人。
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宦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拮据，看看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篇：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的当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丈人已经准备隐退了，并希望他老人家走得更坚决：“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
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
”更何况，婚后第二年，老丈人就奔赴黄泉而去了。
至于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得力于婚后第三年的那场考试，得力于兵部尚书裴垍的赏识。
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
七年后，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如《谴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看看下面这首：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
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闲坐时想起了你，心中的悲苦就难以抑制，为你伤悲也为我自己。
没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能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滋味。
晋朝的邓攸没有儿子，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潘岳丧妻后写《悼亡》诗，也换回不来妻子的生命。
分离的结局，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
除了死后我们会埋葬在一起，还能期望什么呢
来生相见，更是奢望
如今惟有长夜不眠来报答你当日的痴情。
很难想象，一个薄幸之人，一个“巧于婚”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深情的诗歌。
最让人难忘的，还有那首《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他的婚姻生活这样愤怒，为什么有人抓住普救寺的那件事情死不松手
唐朝的才子灿若群星，有几人如此深情
又有几人对他们的妻子念念不忘
倘若韦丛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诗篇，定会认为自己是唐朝最幸福的女人。
即使是莺莺表妹，看到元稹那些怀念往日幽会的诗篇，也定会感动：一二十年过去了，表哥还如此挂念，比起那些一场游戏一场梦者，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挟妓游东山”、流连花丛者，很少受到谴责，而付出了真情，还备受斥责。
宋代野史《云溪友议》说韦丛刚死不久，元稹又与女诗人薛涛有了绯闻，而且又是始乱终弃的那种。
元稹自己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薛涛年龄比他整整大上了十九岁，且两人未曾谋面。
但这种消息，又怎么会让看客轻易放过呢
今天戏说“元稹”者，依然津津乐道于这点“风流韵事”。
元和十年（815）左右，元稹又与裴淑成婚，此时元稹三十七岁。
有人跳出来质问元稹：你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什么妻子死去了四、五年就变心呢
看看王维，也是三十出头丧偶后，但人家终身未再娶。
王维不再娶妻子，却不能说明他痴情，因为他痴迷的是佛教。
把他作为忠贞守节的榜样，想必王维也会不自在，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
还有一些才子丧偶后将近十年未娶，如柳宗元，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在这十年同居的女性不止两三人，非婚生子也不止一、两个。
元稹与裴淑的关系如何呢
有两个故事不能不让大家知道。
长庆三年（823），四十五岁的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浙东观察使，裴淑不高兴，元稹写了一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来安慰她：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
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
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
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的元稹出镇武昌，写了一首《赠柔之》：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
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
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
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柔之就是裴淑的字，诗歌下有一小注：“稹自会稽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裴难之，稹赋诗相慰，裴亦以诗答”。
意思是说，元稹从江南的会稽到京城，没有过一个月，就要远走出镇武昌，裴淑当然不愿意远走，于是元稹就写诗安慰她，裴淑也回赠了一首诗。
在外为官，还很在意夫人的感受，在唐才子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事尚且还要反复给妻子解释，给以劝慰，平时对妻子的尊重可想而知，这是不是唐代的好男人呢
但有人又不屑一顾了，说这是元稹哄骗女性的手腕而已。
老婆情绪低落，能够主动去哄骗得她高高兴兴，这种境界不也是值得景仰吗
至于看客又云：“元稹的负心薄幸似有报应，先后曾有八个子女，七个一一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算是绝后，这恐怕也是对他滥情的报应吧。
”即使是戏说，还是厚道些好。
在一个宣扬“夕阳红”的文明年代，对于元稹的合法再婚还指指点点，还要求他死去的妻子守节，未免与现代文明的宗旨背离甚远。
元稹有首《行宫》，煞是生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人生漫漫，闲极无聊的宫女们扯着玄宗的“八卦”来消磨岁月。
元稹是否想到，自己也成了大家闲话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