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人物简介
1．觉新高觉新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着阿Q一样令人说不尽的复杂内蕴。
关于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将之定为懦弱和自我压抑，认为“这是一些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人们，他们过份地谦抑，缺乏自信和强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
”见赵园，1986年版，第286页。
但这只是高觉新性格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满胆气和魄力的，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可以说他比中的任何人都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挑战。
在不到20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就平静地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
在军阀混战、城中大乱的危险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顾个人安危守住了公馆。
他是高家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连亲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马。
在公司里他是一个自信、能干的职员，同事找他诉苦，老板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气和的一席话就“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
这样的人何曾懦弱呢
他在生活中的妥协和退让，并不像汪文宣（）那样出于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软弱，而更多地源自他头脑中浓厚的礼教观念和维护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子孙们“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牺牲。
生活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高觉新不能不深受影响。
他所有可称之为“懦弱”的行为都与他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息息相关。
他顺从父亲的意志，毫无怨言地放弃学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辈选定的姑娘结婚；他遵从爷爷的命令，劝觉民答应冯家的婚事，因为“爷爷的命令不能违抗”；他不信什么“血光之灾”，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产，他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就忍受下来，因为他“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的每封信都交来过目，他也一一照办，因为“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
在这种道德信条之下他不能违抗长辈的命令，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换取家族的安宁。
另外，作为高家的长子长孙，觉新对他的家族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他的心目中，和安宁高于一切。
为了能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气氛，他总是克己让人。
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
为了大家庭的安宁，他只有处处退让，事事容忍，自觉地恪守和维护家族秩序。
他对陈姨太、王氏、沈氏的挑衅极力忍让，陪她们打牌，买东西，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
在王氏故意将自己儿子的脸打肿却诬陷觉民时，觉新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觉民赔礼道歉。
觉民不从，他就主动去替他挨骂。
在他的忍让背后，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维持大家庭和睦安宁的良苦用心。
这种自我牺牲、克己退让的生活当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长吁短叹，但当弟弟们劝他拿出勇气为自己争取幸福时，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觉得自己“除了牺牲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身处文化转型时代的高觉新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从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中获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
在新与旧的夹缝之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虽然还在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但它却失去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道德伦理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具体到高觉新，他的种种牺牲、忍让便丧失了意义，它们换来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们无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
几乎在每一次他为维护大局而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的时候，两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场上的弟弟都会愤怒地指责他这不过是一种懦夫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人害己。
而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梅的悲剧，瑞珏的惨死，都使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荒谬。
它们从内外两方面对觉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毁了他的价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虑和痛苦。
这种痛苦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
无论是出于本能抑或自觉，觉新都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
他贪婪地阅读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积极购买新思潮杂志报刊，都可以视为他寻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
在很多时候，他也确实站在新的价值立场一边。
在弟弟妹妹叛逆行为的关键时刻，总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
的离家出走，若没有他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样不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
长辈的责骂自然在意料之中，家里其他人也为此而讽刺他，挖苦他，辱骂他——他成了两个兄弟的挡风墙和受气筒。
他因此而深深烦恼。
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为强大的拆解力量仍然来自于他自身。
每当他顺从弟弟的心愿，或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叛逆行为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又反过来啮食他的心。
等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令他惊恐不安，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因为“爹临死时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
”更重要的是，深受礼教和传统价值规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对这种试图推翻旧的家国形式、崇尚个体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怀有疑惧之心。
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觉民、觉慧一样很快地崇信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于站在旧的立场上。
作为自幼在中国传统氛围中长大的青年，觉新比别人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魅力。
他对新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认同。
这样，他又丧失了从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
尽管那是一种崇尚个体力量，张扬个性，充满和气概的文化体系，但对并不笃信它的觉新而言，它同样不能给他带来自信与精神满足感。
表面上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两难不过使他人格分裂：“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但透过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带给他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深的痛苦——他丧失了生存的价值标尺，因而无法从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中获得幸福感。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
我只是一个劳动者。
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
——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
”沉重的痛苦感、绝望感正是觉新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
关于他的心理状态，书中随处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语句：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有幸福。
我是不要紧的。
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
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
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我会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
的确，“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
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见王富仁，1999年版，第160页。
在痛苦和绝望中备受煎熬的觉新也曾试图以“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调合两类人群、两种价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罢了。
因为这两种文化是绝对调合不到一块去的。
而他本人，也只有终身在这种被撕裂的充满绝望的痛楚中苦苦挣扎。
死亡也许是这类人惟一的解脱。
其实年纪轻轻的觉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
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后来也的确死于自杀。
然而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处于文化转型夹缝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个民族在现代的苦涩命运。
鲁迅不也多次慨叹过自己处于“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文化意义。
2．觉慧觉慧是一个寄托着巴金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形象。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满激情与反叛精神，憎恨一切违背人道、戕害人性的旧道德、旧礼教。
作家把他写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胆，大胆，再大胆”是他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时鼓励自己的信条。
他有平民思想，平时坚持不坐轿子，并爱上婢女鸣凤。
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所期望的那种“绅士”，也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与“不抵抗主义”，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
他敢于对抗封建家长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革命活动中。
他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长，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敢于坚决反对驱鬼捉神的迷信把戏。
最后，他又毅然从封建家庭中出走。
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叛逆者。
当然，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幼稚单纯，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点和历史局限。
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如鸣凤对他那么坚定和忠贞。
尽管他的爱已经摆脱了封建的取向，开始把人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并不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天堑。
在关键时刻他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
小说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是深刻揭示了他当时悲愤欲绝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谴责：我是杀死她的凶手。
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
我害了她，我有责任。
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
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
……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3．女性形象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
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
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
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
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
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
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
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
”“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
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
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
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
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
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
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
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
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
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
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
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
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
她应该放弃他。
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
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
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
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
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
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
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
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4.高老太爷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 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
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
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
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
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
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
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
也正因此，当他临终前，意识到这个家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时，又极力挣扎，企图用慈祥、温和、自我忏悔将已走上新路的觉慧等拉回到老路上来。
当然，高老太爷的挣扎是徒劳的，高家最终没有免于崩溃的命运。
作品通过塑造高老太爷这样一位腐朽反动的人物，表现出了封建制度以及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必然灭亡的趋势。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永垂不朽的人，之所以万世都晓得他的名字，就是因为大公无私的死去，就算死去了，他的精神也依然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就像没有死去一样
九牛一毛是什么意思
九牛一毛拼音( ji niú yī máo ) 解九：表示多数。
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
比喻极大中极微小的数量，微不足道。
出处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 用法偏正式；作主语、宾语、定语；比喻微不足道 示例唐·王维《与魏居士书》：“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耳。
” 近义词沧海一粟、一丝一毫反义词不计其数、举不胜举 典故汉武帝（刘彻）听说李陵带着部队深入到匈奴的国境，士气旺盛，心里很高与。
这时，许多大臣都凑趣地祝贺皇帝英明，善于用人。
后来李陵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原来祝贺的大臣也就反过来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
这时司马迁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对此事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五千步兵，却被匈奴八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一万多敌人，实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
最后因粮尽箭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
他的功劳还是可以补他的失败之罪的。
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儒无功，怒将司马迁下在狱里。
次年，又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不把事情弄清楚，就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杀了。
廷尉杜周为了迎合皇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把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
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的眼中，不过像“九毛亡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
于是决心忍受耻辱，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艰苦地、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的写作。
古人所谓有大勇的人才有大智，司马迁便是这样的人。
他知道在他所处的年代里，死一个像他那样没地位、没名望的人，比死条狗还不如，因此他勇敢地活下去，终于完成了那部空前伟大的历史的著作——“史记”。
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娈的情况告诉也的好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 “九牛亡一毛”一句话，引伸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譬喻某种东西或某种人材仅是极多数里面的一部份，好像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
《红楼梦》的书评，2000字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不仅偶尔会遭受到肉体上的伤害，而且更多的是时常要遭受到尖刻的语言攻击。
一个人的脸上挨了耳光的同时，可能会有一百个人正在遭受语言暴力的袭击.如果肉体和精神同样受到伤害，那么感受却有明显的不同。
显而易见，如果有人对你进行肉体上的伤害，你可以去叫警察。
进攻者给你留下的伤痕是你遇害的有力证据。
然而如果你遭到语言暴力却截然不同。
除非有人当众造谣诽谤你，你一可以去告他诬陷罪.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机构可以为你伸冤叫屈的。
语言的戕害难以隘于言表，它会滞留在你的心灵深处，因此你得到同情的机会微乎其微，更不易得到帮助。
更糟的是，语言暴力常常很难察觉。
你也许知道自己在受难，也可能模糊地意识到了自己为何而受难，但由于语言暴力的袭击往往十分隐蔽，所以你也许会去责怪自己而不去责怪对方。
这会使你更加痛苦，你会有这种感觉:在语言自卫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人们曾一度自认为受过这方面的教育，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修辞(今天的修辞课是作文课的一项内容)。
大多数男人在这方面曾经受过不正规的训练，但远远不够;而女人却从来不曾受过这方面的任何训练，因此更需要弥补。
第一个原则，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攻击 你必须能够识别自己是否正处在一个遭受语言进攻的危险境况之中。
在和某人谈话以后，你感觉到了伤害的成分，假如你把由此而产生的心情压抑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过于敏感，或者是一种妄想，或者是自己太天真了，那么你就没有感受到自己在遭受攻击.如果你不懂得什么是语言攻击及其如何去识别它，你将时常遭到突然袭击，而且经常成为别人进行语言攻击的理想靶子。
如果你在语言自卫方面得到训练，就会防患于未然.正如强盗策划行凶，当他发现受害者并非无力反抗时，便会由于不敢轻举妄动而被迫改变计划。
语言的行凶者亦是如此他们总是寻找那些软弱可欺的人作为施暴的对一象。
因此第一步你必须学会去识别语言攻击的迹象，清楚并及时地察觉到自己在遭受攻击.甚至在攻击者还没有将恶毒的语言说出口之前，你就应该意识到一些微妙的暗示。
第三个原则，用恰当的言辞抵御进攻 你的回击应该恰如其分.你不仅要恰当地选择词汇，而且用词的程度也应讲究。
回击一个伎巧不高的进攻者，你就不必花费更多的精力，那样既不道德又会显得你。
杀鸡如用宰牛刀，就如同有人用机枪对着你，而你却选择短剑去抵御对方一样可笑.也就是说，回击的语言选择必须恰如其分，语言的自卫过程应该“适可而止”。
任何时侯你都毫无理由去进行过分的回击。
第四个原则，学会如何坚持到底 如果你一旦决定回击别人的进攻，你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妇女，语言的自卫是最棘手的事情.很多警察惊讶地发现，在家庭纠纷中，肉体攻击的受害者往往是比男人更高更壮的妻子.毫无疑问，传统文化的巨大压力阻碍了妇女使用暴力，尽管有时她们完全有理由使用暴力.我们一直受着这样的传统教诲:不管你的性别是男是女，只要你的对手比你弱小，你就不应去伤害他，两阵对垒，应旗鼓相当。
然而，语言攻击的能量很难用身体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去衡量.有时技巧性很高的攻击性语言会出自六岁儿童之口.牢记语言的自卫是一种绅士艺术，对你大有裨益。
语言的自卫是防御暴力的一种方式。
当一个人抱起了一个想用玩具卡车砸小伙伴头部的孩子时，这个孩子的自由被限制了，但同时暴力也被阻止了(特别是当孩子被迫停止他的行为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