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礼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谁最先提出
孟子最先提出。
1、 礼仪的萌芽时期（公元前5万年－公元前1万年）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在长达1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历史中，人类逐渐开化。
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
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知道打扮自己。
他们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
而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
2、礼仪的草创时期（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22世纪） 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不仅能制作精细的磨光石器，并且开始从事农耕和畜牧。
在其后数千年岁月里，原始礼仪渐具雏形。
例如在今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生活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半坡村人的公共墓地。
墓地中坑位排列有序，死者的身份有所区别，有带殉葬品的仰身葬，还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等，此外，仰韶文化时期的其他遗址及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
而长辈坐上席，晚辈坐下席；男子坐左边，女子坐右边等礼仪日趋明确。
3、礼仪的形成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中国由金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
金属器的使用，使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除消费外有了剩余并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出现阶级对立，原始社会由此解体。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5 世纪的夏代，开始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向早期奴隶社会过渡。
在此期间，尊神活动升温。
在原始社会，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们不理解一些自然现象。
他们猜想，照耀大地的太阳是神，风有风神，河有河神……因此，他们敬畏“天神”，祭祀“天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礼仪包含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
礼的繁体字“礼”，左边代表神，右边是向神进贡的祭物。
因此，汉代学者许慎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 以殷墟为中心展开活动的殷人，在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活跃在华夏大地。
他们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古都——地处现河南安阳的殷都，而他们在婚礼习俗上的建树，被其尊神、信鬼的狂热所掩盖。
殷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周朝，对礼仪建树颇多。
特别是周武王的兄弟、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对周代礼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他制作礼乐，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等统统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式之中。
全面介绍周朝制度的《周礼》，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
《周礼》（又名《周官》），本为一官职表，后经整理，成为讲述周朝典章制度的书。
《周礼》原有6篇，详介六类官名及其职权，现存5篇，第六篇用《考工记》弥补。
六官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其中，天官主管宫事、财货等；地官主管教育、市政等；春官主管五礼、乐舞等；夏官主管军旅、边防等；秋官主管刑法、外交等；冬官主管土木建筑等。
春官主管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是周朝礼仪制度的重要方面。
吉礼，指祭祀的典礼；凶礼，主要指丧葬礼仪；宾礼，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觐及诸侯之间的会盟等礼节；军礼，主要包括阅兵、出师等仪式；嘉礼，包括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等。
由此可见，许多基本礼仪在商末周初已基本形成。
此外，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在周代大体定型的《诗经》，也有一些涉及礼仪的内容。
在西周，青铜礼器是个人身份的表征。
礼器的多寡代表身份地位高低，形制的大小显示权力等级。
当时，贵族佩带成组饰玉为风气。
而相见礼和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等“六礼”）成为定式，流行民间。
此外，尊老爱幼等礼仪，也已明显确立。
4、礼仪的发展、变革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前221年，东周时期） 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
承继西周的东周王朝已无力全面恪守传统礼制，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
在此期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论。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
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历史文化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编订的《仪礼》，详细记录了战国以前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
《仪礼》与前述《周礼》和孔门后学编的《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他要求人们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他倡导的“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互相关心，彼此尊重。
总之，孔子较系统地阐述了礼及礼仪的本质与功能，把礼仪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是战国时期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道”、“仁政”的学说和民贵君轻说，主张“以德服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他主张”舍生而取义“。
（《孟子•告子上》），讲究“修身”和培养“浩然之气”等。
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年）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
他主张“隆礼”、“重法”，提倡礼法并重。
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荀子指出：“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
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荀子•大略》）荀子还提出，不仅要有礼治，还要有法治。
只有尊崇礼，法制完备，国家才能安宁。
荀子重视客观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倡导学而至善。
5、礼仪的强化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796年）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终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秦朝制定的集权制度，成为后来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的基础。
西汉初期，叔孙通协助汉高帝刘邦制定了朝礼之仪，突出发展了礼的仪式和礼节（3、《宰相刘罗锅》）。
而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天人感应”之说。
（《汉书•董仲舒传》）他把儒家礼仪具体概况为“三纲五常”。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礼教成为定制。
汉代时，孔门后学编撰的《礼记》问世。
《礼记》共计49篇，包罗宏富。
其中，有讲述古代风俗的《曲礼》（第1篇）；有谈论古代饮食居住进化概况的《礼运》（第9篇）；有记录家庭礼仪的《内则》（第12篇）；有记载服饰制度的《玉澡》（第13篇）；有论述师生关系的《学记》（第18篇）；还有教导人们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第42篇）等。
总之，《礼记》堪称集上古礼仪之大成，上承奴隶社会、下启封建社会的礼仪汇集，是封建时代礼仪的主要源泉。
盛唐时期，《礼记》由“记”上升为“经”，成为“礼经”三书之一（另外两本为《周礼》和《仪礼》）。
（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 宋代时，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道学、佛学思想的理学，程颐兄弟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
二程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的间。
”（《二程遗书》卷五）“礼即是理也。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进一步指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
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
”（《朱子文集•未垂拱奏礼•二》）朱熹的论述使二程“天理”说更加严密、精致。
家庭礼仪研究硕果累累，是宋代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
在大量家庭礼仪著作中，以撰《资治通鉴》而名垂青史的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的《涑水家仪》和以《四书集注》名扬天下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的《朱子家礼》最著名。
明代时，交友之礼更加完善，而忠、孝、节、义等礼仪日趋繁多。
6、 礼仪的衰落时期（公元1796－1911年）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且使其复杂化，导致一些礼仪显得虚浮、烦琐。
例如清代的品官相见礼，当品级低者向品级高者行拜礼时，动辄一跪三叩，重则三跪九叩。
（《大清会典》）。
清代后期，清王朝政权腐败，民不聊生。
古代礼仪盛极而衰。
而伴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礼仪传入中国，北洋新军时期的陆军便采用西方军队的举手礼等，以代替不合时宜的打千礼等。
7、 现代礼仪时期（公元1911－1949年，民国时期） 1911年末，清王朝土崩瓦解，当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先生（公元1866—1925年）火速赶回祖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和战友们破旧立新，用民权代替君权，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俗，剪辫子、禁缠足等，从而正式拉开现代礼仪的帷幕。
民国期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握手礼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民间。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领导的苏区、解放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及移风易俗，进而谱写了现代礼仪的新篇章。
8、当代礼仪时期（1949年－至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礼仪建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礼仪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礼仪革新阶段（1949——1966年） 1949年至1966年，是中国当代礼仪发展史上的革新阶段。
此间，摒弃了昔日束缚人们的“神权天命”、“愚忠愚孝”以及严重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确立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和男女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而尊老爱幼、讲究信义、以诚待人、先人后己、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精华，则得到继承和发扬。
（2） 礼仪退化阶段（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文化大革命”。
十年动乱使国家遭受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也给礼仪带来一场“浩劫”。
许多优良的传统礼仪，被当作“封资修”货色扫进垃圾堆。
礼仪受到摧残，社会风气逆转。
（3）礼仪复兴阶段（1977年－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中国的礼仪建设进入新的全面复兴时期。
从推行文明礼貌用语到积极树立行业新风，从开展“18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到制定市民文明公约，各行各业的礼仪规范纷纷出台，岗位培训、礼仪教育日趋红火，讲文明、重礼貌蔚然成风。
《公共关系报》、《现代交际》等一批涉及礼仪的报刊应运而出，《中国应用礼仪大全》、《称谓大辞典》、《外国习俗与礼仪》等介绍、研究礼仪的图书、辞典、教材不断问世。
广阔的华夏大地上再度兴起礼仪文化热，具有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又掀起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高潮。
如何评价戚继光
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出身在将门，受父亲教育影响，从小喜爱军事，并立志做一个正直的文武全才的军人。
当时，中国的沿海常常受到倭寇的 侵扰, 戚继光十分痛恨倭寇的暴行，十六岁时，他曾经写下一首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意思是说，做官并不是他的愿望，他的愿望是祖国海疆的平静。
17岁那年，他继承父亲的职务，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事生涯。
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
倭寇是指日本内战中的一些残兵败将，以及部分浪人和商人，从十四世纪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他们经常驾驶海盗船只，在中国沿海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
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倭寇越来越猖狂，他们与中国沿海一带的土豪奸商相勾结，有的甚至深入内地，攻陷州县，倭寇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害。
1555年，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寇有方，朝廷把他派往浙江，任定海参将，这里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区，戚继光组织了一支由农民、矿工组成的军队。
他还根据中国南方沼泽多，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这是和敌人进行短距离肉搏的战斗组合。
在战斗中，戚继光的军队先以火器、弓箭作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发火器，进入六十步内发弓箭，敌人再进，便用“鸳鸯阵”冲杀。
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人民的爱戴，人民称这支军队为“戚家军”。
1561年，倭寇数千人，驾一百多支战船，大举侵犯浙江台州地区，戚家军闻讯，神速迎敌，在台州一带九战全捷，全歼敌人。
从此倭寇闻风丧胆。
因为戚继光的英勇善战，军功卓著，很快得到升迁，转战到福建。
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
戚继光在抗倭寇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赢得了当时以至后世人民的称颂。
建党伟业观后感500字内
前几天，我观看了纪念建党90周年影片《建党伟业》，深受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部影片通过描述近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历程，叙述了自虎门销烟开始，为了解救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自己的方式为救国强国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等，立足于清王朝统治的变革失败了，证明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腐朽；太平天国立足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变革，在内部封建势力和外部列强的绞杀下失败了，证明了农民起义的先天不足无法挽救中国，中国没有条件建立一个可以实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社会体系，顽固的封建势力不允许，西方的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立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
被袁世凯窃取了胜利的果实，也证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陷入了困惑。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深陷苦难的中国送来了希望――“要改变中国，只能进行庶民的革命，取得庶民胜利，才能就中国”。
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认识到，只有发动农民和劳工起来斗争，夺取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权利，才能够正正的解救中国。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学生中、在农民中、在劳工中得到普遍的宣扬和认可，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革命的人士认识到，北洋政府不能够救中国，国民党也无法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必须成立庶民自己的政党，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士齐聚上海，筹备并成立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当国际歌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响起的时候，中国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苦难终于孕育出了的希望――中国共产党。
回顾先烈们为了救祖国于苦难之中，为驱逐列强，抛头颅、洒热血，自虎门销烟始，历经80多年的探索、牺牲，救国愿望冲破顽固封建势力的阻挠、摆脱资本主义革命的束缚，迎来了崭新的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是祖国的选择，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选择，是唯一能够将中国带出苦难，带向光明的政党。
通过观看影片，我们更加认识到今天的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深刻感受到社会的变革，首先是思想的变革，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只有不断的变革和创新，解放思想，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人有谁啊
楼主是在问天上的星星有几颗.儒家的思想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首先就要有为苍生立命的思想.当然不乏部分不肖.比较典型的举几个吧:杜甫,李贺,陆游,岳飞(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岳飞是诗人),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这些应该够了吧.不够再添.
七律长征的背景
背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动派的围剿存自己的实力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余里。
作为红军的领导人，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湖南湘潭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
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
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
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
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