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底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感情是人类的本性,识和处理问题的时候,感情上的亲近对事物的认识正误与深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韩非子》中的一一个寓言故事就是用感情来认识和判断事物的典型。
富人家的墙被雨淋坏了,他儿子和邻居家的一位老人都劝他修墙防盗,结果,丢了东西以后,他怀疑是邻居家老人偷的,而认为自己的儿子聪明。
很简单,儿子与他有血缘关系,由于对儿子的深爱,使他认为儿子料事如神,怀疑邻居老人是贼。
由此可见,他判断事物不是依据事物的本身,而是根据感情的亲疏。
重感情而没有理性思考是导致他对事物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有没有韩非子笔下的富人呢?有!譬如在干部的任用问题上就出现了任人唯亲的弊端,一些领导在任用下属时,不是视其是否有才能,而是看其与自己远近、使一一些无德无能的人混人干部队伍,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而真正有志有才之士被拒之门外。
古往今来,情感高于理性的事情屡见不鲜,而理性控制情感的例子也不少。
古时有一位贤臣,深得君主信任,君主要他推荐一位能辅助自己处理国事的人,他出人意料地推荐了跟自己有仇但很有才能的人。
曼子也是中国古代的名臣,他竟然将跟随他多年,情同手足且从没有做过错事的高缀辞退了,原因是高对他的过失一言不发,他们都是人,都有普通人的感情,可是,他们在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时候,没有被感情所左右,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如果当今社会的领导们在任用干部、选拔人才时,能像古代的这位贤臣和曼子一样,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少---些感情的色彩,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也许会更加纯洁,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就会更有保障。
感情对我们认识事物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能依据事物的本身,在理性的指导下去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就一定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但是,这位蜀汉的一代名相在用人方面,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首先,马谡属于荆州派,也就是说他是刘备的原班人马。
其次,马谡在这之前,言无不中,所以一直是参军。
最后,马谡属于年轻一辈的,诸葛亮是想提拔他,不过,他的眼光的某些方面没有刘备毒辣。
最最后,那些说郭嘉、贾诩是军事家的人可以参考一下马谡同志。
(反面教材)
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标准有何特点
一、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内容 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内容,包括性、绩(功、黜)、德、才、识、智,主要体现在人才选举与考评制度中。
西周人才选拔时,对人才素质测评的目标是“乡三物”。
“乡三物”的具体内容是“六德”、“六行”、“六艺”。
“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娴、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显然,这里的“六德”与“六行”,主要是“德”与“性”,而“六艺”则是“识”、“才”、“智”、“绩”。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的“五善”、“五失”就是“德”的测评目标。
汉代“判察”六标准、魏晋“都官考课七十二法”、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等所规定的考评内容中,“德”是最为重要的。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记载,“五善”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
“五失”指奢侈超过限度,妄自尊大,擅自决断,犯上弗知害,轻士人而重钱财。
六条判察的具体内容是:一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是“二千石不奉诏书,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是“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
为百姓所疾。
山崩石裂、妖祥伪言。
”四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
唐代对于有品级的官员,是按照“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来进行考察的。
四善考察的是被考察对象的德行,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二十七最则涉及到各种职守方面的官员的具体才能,是属于才的范畴。
这种“二十七最”的标准已经非常近似今天我们所说的“职位分析”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古代的“德”与“性”是相交叉的。
“德”有“九德”、“六德”与“五德”的解释。
《尚书·皋陶谟》解释说:“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人物志·九征》解释说:“五德”即“温直而扰毅”、“刚塞而弘毅”、“愿恭而理敬”、“宽栗而柔立”、“简畅而明硷”。
“德”还包括“志”和“敬”。
张载认为“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
”(《张载集·正蒙·至当篇》) 孔子认为,智、仁、勇、艺、礼、乐是人的六大优秀素质。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孟子则认为“德”为“仁、义、礼、智”是人性中的四种优秀素质,后来明代有学者认为,“性”即“德”,他说:“盖性不外乎仁义礼智”,“名其德”,“以其判然有别也,名之曰智。
”(《罗整庵存稿》《用知记》卷三) 二、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指标 纵观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活动,用来揭示“性”、“德”、“才”、“智”、“识”等测评目标的指标,有“言”、“行”、“气”、“色”、“服饰”、“事”、“血缘”、“五行”、“九征”、“五物”等等,概况起来,不外乎言、行、事、物。
即“日常言行”、“特定情境下的言行”、“工作绩效”、“生理因素与特征”、“服饰等外在客观标志”、“五行阴阳等中介标志”。
1、日常言行 日常言行是用来揭示人员素质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是最容易观察与收集素质特征信息的一种指标。
人员的素质,每日每时都会通过其言行表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测评中用得最多的即是“察言观行”。
《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孔子《为政篇》中的“视、察、观”,刘勋的“八观”“五视”与“接论”,都是依据日常言行来测评人的素质。
察举依据的也是日常言行。
《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即:“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发达了,要看他是否还谦虚谨慎、彬彬有礼、遵守规则。
一个人地位高了,要看他推荐什么人。
他提拔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有钱了,要看他怎么花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
人穷的时候节俭不乱花钱,那是资源和形势造就的;人富了以后还能保持节俭,才是品行的体现。
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
不怕说不到,就怕他说了做不到。
通过一个人的爱好,能看出这个人的本质。
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他说的话不算什么。
等相处得久了,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是不是跟当初一致,跟当初的差别越大,人品越不好
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这样的人本质好。
人地位低没关系,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样的人本质特好。
”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
人焉瘦哉
”意思是说,观察一个人日常所言所行的原因、母的与手段,了解他的心情,看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人的内在素质就不难知道了。
“言”中又细分为“内容”、“声音”以及“拌姿”等。
例如,《逸周书·官人解》中有言曰:“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无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妨其过,曰有质者也。
”“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和。
”“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以其前观其后,以其隐观其显,以其小观其大,此之谓视声。
” 三国魏刘劭《人物志·八观》:“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 古人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识人、用人的经验,归纳起来为“五视”,即: “居而视其所亲”——注意观察一个人平时跟谁在一起。
如与贤人相近,则可重用。
相反,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加以当心; “富而视其所为”——看他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
如果只满足私欲,大肆挥霍,贪图享乐,则不可重用; “达而视其所举”——如已处于显赫之位,需要观察他如何来选拔部属。
若任人唯贤,量才录用,自然是襟怀坦白,秉公办事的有为之士; “穷视其所不为”——对处于困境之人,可以视其操守如何。
若虽身处困境,却不做任何苟且之事,这样的人就可以放心地委以重任; “贫而视其所取”——看一个人在贫困潦倒之时的行为。
不取不义之财,甘守清贫,则品性高洁。
若见钱眼开,如蝇逐臭,就万不可重用。
纵观识人用人之成败得失,往往跳不出“五视”所列。
“五视”归一,说到底“视”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2、特定情景下的言行 日常情景下的言行是一般性的言行,可比性差。
人在特定情景下的言行,则带有较强的可比性。
科举考试所依据的,是口答霍笔答的语言;比武竞技所依据的,是竞技场上的表现;情景考验所依据的,是紧急或困难情景下的行为反应。
例如,诸葛亮的七观法是:“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以辞,以观其变;咨之以计谋,以观其识;告之以祸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行;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
”在这里对“志”、“变”、“识”、“勇”、“性”、“廉”、“信”等素质的测评,其所依据的标准,则是“问是非”、“穷辞”、“咨计谋”、“告祸难”、“醉酒”等特定情景下所作出的言行反应。
3、工作绩效 “功”、“绩”或“黜”,既是绩效考评的指标又是素质测评的指标,具有双重性。
军功制、考课制等方法中所依据的指标就是“功”、“绩”或“黜”。
4、生理因素及其特征古代任人唯亲的世袭制与九品中正制,其重要依据是血缘这一指标。
刘勋在《人物志》中,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
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
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
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劭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类」。
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劭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
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
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
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
「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
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他说:“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者也,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肌端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动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 5、服饰等外在客观标志 以服饰等客观标志作为素质测评指标,可以追溯到孔子。
孔子认为“君子”的服装尚朱,宗周,以端正为美,而“小人”的服饰尚紫,宗夏,以颓废为美。
6、五行阴阳等中介标志 古代的“测字”、“卜卦”,但它们用于素质测评时,其所依据的是被测者所卜的“卦”与所抽到的“字”等中介物,来推测人的性情与智慧。
三、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技术 在古代人员素质测评活动中所采取的技术,主要有问、听、观、访、察、忖、论、试等。
1、观 观相当于自然观看,带有一定的表面性。
它关注的是素质的表征,依据的是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
例如《逸周书·官人解》中的“六征”,总结了如何“双诚”、“观色”、“观隐”等经验: “富贵者,观其有礼施;贫贱者,观其有待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慑惧。
”“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私;其老者,观其思慎而益疆。
”“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乡党之间,观其信诚。
”“孝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
”“观”还有观人与观友之分。
观人即直接观看被测评者,观友即观看与被测评者亲近的人的言行,其根据是同类相聚。
2、察 察,即有目的的观察。
这种形式与“观”相似,但却不满足于表面的“征”,而是要深入追究,连续观察,以获得一定的结果。
“察”中带有一定的“考”。
例如,特定情景下的言行反应观察就是一种“察”。
诸葛亮的七观法中的“察”绝非一般意义下的“观”,而实际上是一种“察”。
“察”还有明察和暗察。
3、问 这里的“问”,是带有一定目的的试问与探问。
像“问之以2是非,以观其志”中的“问”,刘勋“接论”中的“问”,均是以一种素质测评的技术出现的,而不是一般的“问题”之“问”。
4、忖与揆 “忖”即思量、揣度之意,先秦时期的《诗经》上有“他人之心,余忖度之”。
其意为,别人的心理与素质,我可以通过思量以揣度。
这是一种建立在观、察、问、听等信息搜集后的思考判断或推测。
“揆”也就是度量、揣度之意。
《官人解》中有“揆德”之说,即在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基础上对品德的总评价。
5、论 “论”即讨论、议论、辩论、审定与研究,是一种摆事实、列观点、查证据和意见磋商的过程,是集中众人智慧与信息的一种测评技术。
古代把“论”作为素质测评技术已有相当的历史,可见于春秋战国时期。
《荀子·君道》有言曰:“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汉代刘勋在其《人物志》中,直接提出了“接论”之法。
6、试 “试”即试探、试用、检验与考试,是以一种以实际或接近实际的事情验证素质存在与否、评定素质优劣、高低的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在我国古代也有悠久的历史。
最早可见于西周。
为了使所选贡士其德不浮名,其能不失职,在考核贡士时,还采取了试用的办法。
这就是在司马辩论官才之后,根据其所长试之以所能之言,如果堪任此官,然后再爵命之。
即所谓“论定,然后观之;任官,然后爵之。
” 7、访 “访”,即咨询、探寻、探看与查访,与今天的调查有同义之处。
由于言与行是古代素质测评的主要标准或指标,因此“访”也是一种重要的测评技术。
它与问有所区别,是一种特殊的问,更多的是为收集事实而进行的四处访问。
《管子·小臣》中有“公宣问其乡里,而有验。
”“宣”在这里为“遍”,意为遍问乡里的群众,以考察其所言所行所事。
实际上“访”是一种暗问,是间接之间、背后之间。
故《管子·小臣》中有“退而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
” 8、听 “听”,即注意,是一种注意言语的内容、声音及含义等从而收集信息的手段。
“听”之所以能成为素质测评的一种技术,显然也是因为“言”是人的素质的一种表征。
孔子有“听其言,观其行”之说。
但是,人是主动的,并不会把自己的素质不分优劣,都以言行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
孔子对此有过深刻的教训。
他说:“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给予。
” 要充分发挥以上各种素质测评技术的作用,避免孔子说犯过的错误,则应该在素质测评过程中综合地运用各种测评技术。
宋代王安石认为,测评一个人的素质,要综合耳闻、目睹、口问、事验于一体,他说:“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
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
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
”(王文公集·上皇帝万言书)
提问: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
老子主张“无为”,反对采用严刑峻法,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是战国时道家的代表人,他发展了老子的唯心哲学,认为世界时“我”的主观产物;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他维护周朝的“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保守部分;墨子是墨家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兼爱就是爱一切,不分“王公大人”和“万民”的阶级差别,都要同等的爱。
“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义战争,反映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
“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宫贵族的任人唯亲;孟子是战国时儒家代表人,他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我只知道老子和孔子比墨子年龄大,墨子年龄比孟子、庄子大,因为老子、孔子是春秋晚期的,墨子是战国初期,孟子、庄子是战国时期。
中国任人唯亲的传统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
从中国历史上来考察,任人唯亲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至少从秦建立中国以前是如此,这个劣习是从儒家统治中国以后开始的,也就是从汉朝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