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经济发展的句子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用上日新月异造一个反映时代飞速发展的句子
请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变动因分析 2006年5月24日 [摘要]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
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
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有助于增强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
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
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
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
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
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
“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
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
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
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
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
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
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
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
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
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
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
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
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
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
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
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
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
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
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
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
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
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
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
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
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
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
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
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
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
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
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
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
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
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
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
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
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
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
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
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
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
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短缺的消失意味着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阶段，把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作为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无疑是正确的。
但随着自身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我们有必要放弃跟踪和模仿的发展思路，通过自主创新使科技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战略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而且引进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自主创新，实现跨越。
经费投入现在不再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的瓶颈，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科技资源，使科技产出最大化已成为提升科技竞争力必须考虑的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后，其科技投入将会进入一个较快的增长期，即进入科技起飞阶段。
2000年我国的R＆D投入首次达到GDP的1％，2002年R＆D投入总额1289．4亿美元，其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23％，自1995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增长，并且企业投入大幅度上升，达到R＆D投入总额的6O％以上。
在科技起飞进程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固守跟踪模仿的技术发展战略，将丧失科技赶超和跨越的有利时机。
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是新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
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对市场和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进行重新界定，以摆脱比较优势的束缚，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在经历了20多年市场化条件下的技术引进后，这一转变将确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
科学分析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变的动因，有助于营造支持技术自主创新的社会心理氛围，加速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用“日新月异造反映时代飞速发展”的句子有哪些
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在科技经济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顺应Our country is in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y, adaptation————————————————希望采纳，你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在那一段时期 具体时间 当时发展什么行业的
他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可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
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国家经济有可能因此而走下坡路。
阶段一：生产要素导向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所有的成功产业都是依赖基本生产要素。
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可能是天然资源，或是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或是不匮乏且又廉价的一般劳动力。
这个阶段中的钻石体系，只有生产要素具有优势。
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具备相关资源的企业才有资格进军国际市场。
在此一阶段的本地企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不多，应用的工艺技术层次也不高，技术本身也是广泛流传、容易取得的一般技术。
此外，企业本身尚无能力创造技术，必须依赖外国企业提供经验与技术，企业本身能表现的技术主要是来自模仿，或是在本地投资的外商所引进的。
也就是说，本地企业拥有的较高级的产品设计和技术，大多来自外商投资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或是由选择该国作为生产网点的外商提供的，或是本地制造企业以半成品加工方式学习来的。
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很少能与产品的最终顾客直接接触，海外市场的贸易机会也掌握在外国代理商手中。
另外，有些外销产品，在本地的市场需求有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需求的。
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的经济，对全球经济景气循环与汇率变动非常敏感，因为它们会直接影响产品的需求程度和价格高低。
同样，本国生产要素一旦不如其他国家，产业将严重受创，丧失领先地位。
尽管充沛的天然资源能带来一段时期的高收益，但是对提升生产力的帮助并不大，其中原因将在后面解释。
每个国家都曾在某段期间经历过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目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正处于这个阶段。
另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天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也处在这个阶段。
一般而言，能够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出，成功转入下一个阶段的国家并不多。
在这个阶段中，以国内需求市场为主的产业可能因进口替代效应而持续扩张，但是驱动它发展的力量是政府的保护措施不让外国竞争者加入的结果。
进口替代型产业基本上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条件，而且保护政策一旦扩散，反而会因产业缺乏效率而降低国家的生产力。
阶段二：投资导向在投资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以从政府到企业之间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为基础。
这个阶段的企业投资行动频繁，它们会大量投资兴建现代化、高效率与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厂房，并努力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最佳的技术，也常以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找寻更精密的外国产品和制造技术。
这一切行动的目标，都在于提高更精密产业与产业环节的竞争能力。
虽然这个阶段的企业努力争取到的技术仍落后于国际领先企业（原因是各企业保留了最先进的技术），但至少是公开渠道中最进步的技术。
此外，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不单单应用外国的技术和方法，同时也致力于改善外来的技术。
企业具有能吸收并改良外国技术的能力，是它们突破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迈向投资导向阶段的关键。
当企业进入投资导向阶段时，外国技术和方法大多仅供内部参考，主要依靠的是自行改良行动。
由外国协助兴建的一体化作业工厂，此时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面对国内竞争的年代，当国家处在投资导向阶段时，政府、人民和企业都会致力于生产要素的发展行动，并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以提高竞争条件。
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虽然大量增加，但薪资仍低廉。
这些技术人员能操作精密复杂的机器设备，甚至改进技术。
企业也开始建立国际营销渠道，并尝试与产品使用者直接接触。
同时，它们也能为国外大客户提供半成品加工服务，并寻求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机会。
这段时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引进新模具和现代化制造工艺。
第二阶段的企业也会把目标定在支持技术和资产的投资上。
企业同时开始勇于冒险，因为许多产业出现新的企业，国内的竞争也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当国家处于此阶段时，竞争优势来自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到竞争环境等一连串的改善。
企业虽然仍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而获利，但也将竞争优势延伸到了花费不高但属于更高阶段的创造性生产要素上面，国家也在一般性的生产要素上占有相对优势（如大学程度的工程师）。
大环境中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等生产要素创造机制，也运作得更顺畅了。
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技术更专业且充分内化，设备也接近现代化程度，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也将得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小试锋芒的阶段投资导向阶段的含义是，举国上下愿意投资一些最基本的优势阶段，但是这种投资不足以发展独特产品或应用独特流程。
企业仍在标准化程度较高、价格竞争比较敏感的市场环节中竞争，它们的产品设计也会迁就外国市场的需要。
这一类型的产品通常比全球最先进的产品晚一个世纪左右。
同样，企业的工艺技术虽然几近精湛，但比起最先进的技术也还差上一截。
不过，和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相比，处在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已经能在更广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竞争，而且有些产业已有较高的进入壁垒。
有些领先产业也开始将新的优势扩展到相关的产业上面。
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内需求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因为国民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仍普遍偏低，而且在起步过程中仍能专业化的企业并不多。
因此，有些出口产业的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的市场上销售。
这个阶段所产生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供给面而非需求面。
然而，能够在投资导向阶段脱颖而出的国家，大多是国内市场需求较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因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对航海运输有很大的需求而先后发展出成功的造船业），或是国内有特殊的大量需求，而外国却忽略的产业（如日本人对小型黑白电视机的需求）。
强调发展本国智能在投资导向阶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通常还未发展。
相关产业的生产几乎清一色依赖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零配件。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工艺流程虽然很现代化，但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也影响并限制了自行创新的步调。
在投资导向阶段，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特别讲求规模经济的产业，资本密集但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零件与标准化产品产业，比较不讲求售后服务技术的产业，不怕转移且为其提供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来源不只一处的产业。
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最重要的优势往往还受限于低劳动力成本、大规模生产、应用现代化设备的产业。
一般而言，这类产业通常是相对较成熟的产业，是下游成品、基本零部件差异不大的原料产业。
以成熟产业为例，外国竞争者可能因为设备陈旧过时，而将生意转给敢于更新资产设备的投资导向阶段的国家。
尽管很多人认为技术无国界，但从投资导向阶段来看，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处于投资导向阶段的企业，往往只能吸收或争取到某些产业的技术，所发展的生产流程和模具也无法持续，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仍缺乏能够积累经验和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
通常，它们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因竞争压力而有意寻求海外合作时，才有机会取得这些重要技术。
投资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机会大幅增加，工资与生产成本开始起伏波动。
对于习惯价格竞争的产业和产业环节来说，此时它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地位。
与生产要素导向相比，投资导向阶段对汇率和全球市场变动的抵抗力虽然提高了，但体质仍很脆弱。
由于选择外国现有技术、发展大规模生产，以及和更发达国家供应商的关系都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有些产业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或失去竞争优势。
当国家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投资意愿。
政府在这一时刻的角色也很重要。
政府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正确产业、鼓励冒险精神、提供暂时的保护措施以鼓励新企业加入国内市场、发展更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国外技术、鼓励出口等。
在这段期间，虽然企业在创造更高级生产要素上的能力已经增加，但政府仍需要扮演带头的示范角色。
投资导向阶段的经济，需要举国上下有重视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共识，而不是一味追求眼前的消费与平均收入。
由日本和韩国的情形可以看出这种共识的威力。
这个阶段的政府政策讲求效率，决策流程强调纪律、果断和长期规划。
政府应该持续承诺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并在提升竞争力的先决条件上做投资。
政府也可以辅导重点产业，以营造一个积极竞争的国内市场。
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措施是暂时性的，目的在于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
但必须注意的是，保护药方一开，也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毒药，政府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为这些善意行动掌握标准。
投资导向阶段的一些发展因素如果处置不当，经济发展仍可能失败。
因此，稳定的政府、良好的行政人员，以及能抗拒特权的社会能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理想状态。
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中，投资导向阶段很早就出现了。
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国际性流动，也不是今天特有的现象。
比如说，19世纪时，德国产业就有计划地进口英、法等国家的技术，并吸纳它们的工程师以提升德国的产业水平。
同时崛起的美国经济，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普遍，想要进入投资导向阶段的困难减低了，原因是全球市场对技术、材料和资金的需求比以往更大，各国也开始采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
投资导向阶段也是多数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门槛，能成功跨越的并不多。
（类似于中等收入陷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功的例子不外乎日本与韩国。
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西班牙和巴西本来有机会成功，但是它们被各自的缺点限制住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些缺乏强有力的本地企业，或没有内化的产品和工艺流程，或企业对主导国际销售渠道的诚心不足，或缺少充分且进步的生产要素，或内部竞争不够激烈等。
阶段三：创新导向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
在这个阶段中，钻石体系的所有关键要素不但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交互作用的效应也最强。
呈现锐不可当的竞争力。
当国家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与扩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特殊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特色，也在特定产业与产业环节中出现。
由于个人收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对便利的需求增强、国内竞争激烈，消费者的需求也更加讲究了。
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也以自己强劲的竞争实力，影响着相关企业与国内客户的精致化。
许多产业因为蓬勃出现的新企业而加速改善和创新的步伐，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的支持性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由相关产业中产生。
产业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许多产业也在升级过程中，摆脱了生产成本与币值汇率的威胁。
产业虽然没有生产要素优势，但能在不利因素的刺激下创新，产品与制造技术也不断往前推进。
大环境中，更高级的基础建设、研究机构与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也在形成中。
这些新机制不但保持自我强化状态并创造高级而专业化生产要素，同时也与特定产业形成联系，营造出锐不可当的气势。
钻石体系正在产业与产业集群中发挥自我强化功能。
这个阶段被称为创新导向阶段，原因是企业除了改善国外技术和生产方式外，本身也有创造力的表现。
本土企业在产品、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向上已经接近卓越的程度。
同时，如果有相关产业的支持，本国有利的需求条件、坚强的供应商产业基础、专业化生产要素，可以让企业持续创新，它们的创新能力又形成其他新产业出现的原动力。
投资国外的阶段。
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企业会转战国际市场的差异化产业环节。
它们的竞争虽然离不开成本，但竞争方向却从生产成本转至生产率上，因为它们更强调先进与高级的技术表现。
同时，企业也开始逐步撤出价格竞争或比较简单的领域，并将这些领域让给其他国家。
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有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并逐步铺设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之外，还搭配已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活动，并采取国外设厂的制造方式以降低成本，并加强对当地市场的影响。
这些企业活动显示出创新导向阶段就是投资国外的阶段，而这些表现与钻石体系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很大的关联。
垂直深化发展。
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国内产业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发展。
当一些率先进入这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出高层次竞争优势时，这些竞争优势也在发展过程中扩散到其他相关产业。
就这个方面来说，产业集群会以垂直深化的方向发展。
下游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会带动上游、供应产业（包含机械设备业）；同样的活动也可能是由上游延伸到下游。
这种情况最初只在国内进行，然而只要经济体系健全，很快就会扩张到全球竞争。
垂直深化的产业集群也许是由生产要素导向或是投资导向形成，而一旦出现深化现象，即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已具有基本的创新能力。
横向水平发展。
创新导向的第二个方向是，产业集群由纵向转为横向的水平式发展，形成更新更大的产业集群，这一步是由既有的企业或新加入的企业共同推动新产业而形成的。
当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并非依赖极少数产业的出口表现，而是由各种类型的市场表现撑起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发展。
这个方向的发展过程会减少经济危机，原因是国家不再受少数产业的影响，企业也因专业化需要而朝向生产力更高的产业环节推进，生产力低的活动则逐渐移到海外进行。
当产业处于纵向、横向交织发展状态中，企业有非常多改善和创新的路径可以提高本身的生产力。
水平化的发展方向也会创造更多跨产业的扩散效应，使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更扎实坚固。
服务业走向国际化。
创新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受到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国内的优质服务业也将实现国际化。
当国家处于生产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阶段时，该国服务业很少能在国际市场上抬头。
唯一的例外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海运业，或海外工程建设产业的一些产业环节。
反过来说，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服务业会因先进企业对市场营销、工程顾问、测试业等更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而蓬勃。
工程顾问、广告等高水准的服务业，会因更专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需求而出现。
本国服务性企业会随制造业的国际化而走向海外。
高学历、高收入和专业化的消费者，也需要更专业的服务，而本国需求正是服务业创造国际空间的根基。
和前两个阶段相比，创新导向阶段特别强调高质和富裕，同样使得高级服务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不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能否顺利产生，仍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在这方面，美国和瑞士的表现就很成功，德国与意大利就逊色许多。
当国家经济处于创新导向阶段时，对总体经济的变动和外在事件影响的免疫能力也最强。
处在这个阶段的产业，因为竞争焦点放在技术与产品差异上，成本与汇率变动的打击有限；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也能减轻环境变动的影响。
有竞争力的产业更因本身的多元化，而避开了它对任何单一部门的过度依赖。
政府要无为而治。
处在这个阶段的政府，角色也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业的做法。
如果政府继续执行资本调度，采取保护、设置产业进入门槛、出口补贴等直接干预行为，只会打压以创新为竞争基础的效率。
刺激创新的冲力、培养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的取舍等大多数活动，此时应该交给民间部门负责。
当一个经济体走向深化和多重方向时，政府不可能再掌握或控制既有和新发展产业的动向，而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减弱了政府的指引作用。
此一时刻的政府应该做一些间接活动，诸如刺激或创造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改善国内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维持国内竞争热度等。
另外企业则应自行扮演更积极创造生产要素的角色。
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已经走到创新导向阶段。
美国、德国和瑞典则是在21世纪先后进入这个阶段。
70年代的日本和意大利也处于创新导向状态，不过对意大利而言，它的北部地区可能从12世纪初就已进入创新导向阶段了，只是当时的产业内容与今日是完全不同的。
阶段四：富裕导向如果能持续国家发展动力、充分发展本国优势，那么应该可以顺利通过竞争优势发展过程的前三个阶段。
国家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激烈，有竞争力的企业与产业也会越来越多，跟不上步伐、生产力低下的产业环节，也将被淘汰。
社会价值挂帅。
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与前三阶段正好相反，这个阶段是经济走入衰退的局面。
主导这个时期的力量是前三个阶段积累下来的财富。
但发生的问题是，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既有的财富并不足以支撑经济本身的需要。
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试图拒绝新的转变，持续投资和创新的行动也已不再，经济发展的步调被打乱。
此一阶段的国家经济目标也与过去不同，重心放在社会价值上面，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社会价值其实是根植于经济持续进步的基础上的。
进入富裕导向阶段后，企业也开始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会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国内的竞争活动衰退、经营战略由积极转向保守、企业再投资的意愿降低、大企业左右政府保护政策使自己与竞争者隔离。
另外，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凋零，取代他们的是习惯在体制内活动的新生代经理人。
企业、工会相继失去冒险精神，也缺乏竞争的热情，创新冲劲与敢向成规挑战的勇气也不复存在。
员工因收入提高、视野开阔，而不再热衷于工作。
劳资之间也为了维持自己既得的权利，关系日渐僵化；劳资的互不相让又成了改善生产力的根本障碍。
处于这个阶段，人们对其他领域的工作兴趣远大于产业界。
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逐渐消失，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疏忽，又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
社会对创造生产要素的投资比例大不如前，其他领域的投资反而抬头，而国家对有钱人课以重税的趋向，又压制了人们的投资意愿。
总而言之，富裕导向阶段的最大讽刺是，产业投资表现不但不足，而且还在慢慢衰退中。
处于此一阶段的国家，过去成功积累的资金也使国内资本市场结构出现改变，投资人的目标从积累资本变成保留资金。
经济体系创新速度减缓，又造成产业投资利益不如从前。
资金因此流到土地等不动产上面。
经济活力开始下降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企业并购。
因为企业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内部需求，但又不愿意冒险投资成立新企业，自然将目标转移到并购其他企业上。
并购同时也反映出企业不愿竞争只求稳定的态度。
对企业而言，并购造成了一个不必成立新公司也能持续发展，或是在现有产业中扩大自己实力的假象，然而并购活动对产业创新的伤害大于帮助。
由于客户忠诚度和市场占有率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处在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的经济衰退情形开始时并不明显。
然而当高生产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失去既有优势时，既有的产业集群将如滚雪球般被解构。
这个解构过程是，不再创新的产业变成上游供应产业的负面客户，也不再是下游客户创新进步的媒介。
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一度撑开的经济将受到限制，基础产业和下游产业首先失去竞争优势，接着零配件、机械工业也丧失了竞争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可能因为国内的特殊需求，或在实力强劲的特定相关产业支持下，迸出几波竞争力火花。
而其他不断进步的外国企业则凭其新起的竞争优势，开始购买富裕导向阶段国家的企业，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中。
外商也在这个国家建立子公司，导致当地公司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逐渐流失到外人手中。
当企业无法维持高层次竞争优势时，本国许多产业的规模也会缩小，重回价格竞争的战场上。
工资增长缓慢和失业率升高，也使得企业降低改善生产力的意愿，进而放弃国外市场。
当个人收入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时，国内市场的需求质量和挑剔程度也开始下降。
一个讽刺的现象是，处于此阶段的国家，能够维持竞争优势的产业，必然是人力素质和技能不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但薪资相对较低的部分。
不过，由于经济停滞的压力越来越大，劳资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创新行动也越来越弱，易攻为守的企业，心情日渐沮丧，向政府求援的声浪也大量增加，结果对产业发展又造成更长远的伤害。
维持优势的四类产业。
在创新导向阶段，国家的创新和竞争优势都处于巅峰状态，富裕导向阶段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能在这个阶段仍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本国仍维持高水准和高级需求的产业。
这类产业是靠国家过去积累的财富而存在，像个人资产、高收入、奢侈需求。
金融服务业、娱乐业、以便利为导向的产业等就是其中几个例子。
第二类产业是该国长时间投资特定领域所形成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科学、艺术、高级专业化教育、充沛且高水准的人力资源，或是如健康医疗、国防等社会开支的领域。
这些有历史背景的财富，表现在产业上如生物科技、教育服务、太空科技、国防武器等。
第三类产业是具有抢先进入优势的产业，它本身具有品牌忠诚特性（如香烟），或是长期不曾发生重大变化或技术不连贯现象。
第四类产业则是该国保有初级生产要素优势的产业。
这四类产业的共通点是富裕，富裕是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在富裕导向阶段，服务业所扮演的角色很复杂，由于许多服务业的竞争是属于本土化多国竞争性质，必须通过在当地设立分公司的方式进行。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在国际竞争的消长并不如制造业大。
因此，处于富裕导向阶段的国家，服务业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往往继制造业之后快速崛起。
由于财富会创造有利的本国需求条件，有些领域的服务业（或与其相关的制造业），甚至还会继续扩张。
不过，由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本身就在发展中，要定出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容易。
而且，服务业在国际上的成功不表示制造业开始衰退，比较正确的说法是，某些服务业的表现，会反映出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两极化的表现。
富裕导向阶段会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产业竞争优势，并不足以支撑生产性就业、维系生活水平的需要。
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经常会有两极化的表现。
首先，它是一个富裕国家，它的企业和人民在享受过去努力成果的同时，资金与财富毫不匮乏，这也是每个国家长期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
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可能对国内的产业投资不足，但在海外投资却出手大方。
另外在对外投资活动上，本国企业也逐渐从延伸本国力量或技术输出（这是创新导向阶段最常见的活动），转变为纯粹的资本输出，本国企业可能运用资金买下外国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是经营管理上仍是完全交由对方负责。
富裕导向阶段的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暮气沉沉、委靡不振的国家。
这个阶段的许多企业会有接二连三的问题，失业压力持续上升，生活水平也不断下降，社会福利费用大幅超过经济能提供的程度。
对有钱人课以重税似乎成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但这又伤害到大众的投资意愿。
这段衰退过程可以拖延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经济出现新的撞击为止。
虽然以上研究作者没有具体探讨中国面临的问题，但是研究对象中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