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
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
“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
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
“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
“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
“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
“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
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
“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
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
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
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
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
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
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
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
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
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
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
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
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
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
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
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
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
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
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
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
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沈从文结过几次婚姻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为女子“画眉”有什么典故吗
画眉在古代也叫扫眉。
画眉给古典文学增加了许多有趣的典故，耐人寻味。
唐张祜《集灵台》：“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温庭筠《南歌子》：“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
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
”他们都将画眉称为扫眉，大约因为古代女性画眉的工具是毛笔。
古代文人又将有文才的女子称之为“扫眉才子”，如唐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明程嘉燧《阊门访旧作》：“扫眉才子何由见，一讯桥边女校书。
” 说到画眉，就不能不提到张敞画眉的典故，据《汉书.张敞传》记载:京兆尹张敞和妻子情深，妻子化妆时，他为妻子把笔画眉，被长安人笑为‘张京兆眉怃’，后来汉宣帝亲自过问这件事，张敞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
”张敞的回答既巧妙又在情理之中，宣帝爱才，当然不会难为张京兆，从此又多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张京兆画眉实际上是画情，正因为如此，才为后人追慕。
唐玄宗有首婉约的小令《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
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
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希望那个姑娘能嫁一个好郎君。
元邵亨贞《沁园春》中写：“扫黛嫌浓，涂铅讶浅，能画张郎不自由。
”大约是诗人效仿张郎给夫人画眉，却不得法反被嗔怨的自嘲。
性情中人张潮自然不掩饰性情了：“大丈夫苟不能干云直上，吐气扬眉，便须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当晓妆时，为染螺子黛，亦殊不恶。
” 从古至今，爱美都是女子的天性,李商隐《无题》中写一个小女孩学大人化眉的稚态：“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等诗里的小女孩长大时，画眉除了自赏，也是为了让人欣赏。
南朝子夜吴歌“芳萱初生时，知是无忧草，双眉画未成，那能就郎抱。
” 梁简文帝萧纲《美人晨妆》诗：“北窗向朝镜，锦帐复斜萦。
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
散黛随眉广，燕脂逐脸生。
”唐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诗：“洞房咋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间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 都生动地表现了女子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展现出最美的一面的意愿。
温庭筠词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是写一个女子因无人欣赏，连自赏的心情都没有了，这是古代女性共有的心情。
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后就冷落了其他妃子，但又难免旧情难忘， 便给梅妃江采萍密赐了一斛珍珠以示歉意，谁料个性强烈的梅妃却把珍珠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并复诗一首：“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
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看到后虽然理解了梅妃哀怨后面的一片情愫，怎奈情随境迁。
徐士俊的《十眉谣》中有几句很动人“…双眉如许，能载闲愁。
山若欲语，眉亦应语 。
” 谁说不是呢
古语讲“眉目传情”，眉目传送的自然也就是心里的私语，李清照《一剪梅》里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韦庄《女冠子》说：“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
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 纳兰性德怀念亡妻的《齐天乐•洗妆台怀古》怕是关于画眉所表达的最凄凉的情话了“冷艳金消，苍苔玉匣，翻书十眉遗谱。
”纳兰堪称张京兆的知己，尽管他们相隔了一千五百年。
眉语的语言 眉的确是能说话的。
眉头凑在一起，愁眉苦脸，是忧虑，是深思；往两边分开，便是眉开眼笑和眉飞色舞。
横眉表示生气，如果不止横眉，还眉毛乱抖，意味著愤怒之极。
低眉当然是顺从。
眉头一扬，是惊讶，也是怀疑。
挤眉弄眼，那是在打招呼，也可能表示不屑…… 我们脸上的表情太丰富太微妙了，有时难以辨认，眉毛把它们放大，变得明确。
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不必做声，只要满眼含笑看著你，然后眉毛微微一扬，就布置下一个让你视死如归的陷阱。
从这个意义说，眉妆的最高境界并非合乎时宜，也不在於衬托眼睛，弥补脸型的遗憾。
其最高境界乃在於表情达意。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
”伊州是曲词名。
刘克庄说：风流的舞姬只顾了同情人眉语传情，舞错了曲拍都不知道。
清人邹熊诗道：“……曲中眉语目传情，独光照面伴羞缩。
朱门子弟易
赞美中医的句子
1. 中医文化历史，独具特色。
药汤，一根银针，常常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
”中医药能生生不息数千年，至今还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临床有效。
中医药能受到广大患者欢迎，也是因为其临床有效。
2. 外国人对中国的“食文化”赞叹不已，惊叹中国人精湛的厨房十八般武艺，却不可浪费时间学习。
对于中医学，老外瞪大眼睛，翘起大拇指：中医三指在手腕上一搭，病情枝枝蔓蔓一清二楚；细细银针轻轻一扎，腰酸背痛无影无踪；司空见惯的茎叶花果，妙手熬出一碗本酽酽药汁，悠悠苦香中痼疾即去。
3. 中医学的经验，除了拜师以外，认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著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古典，本是在师徒相授时的教材，最适合于在临床上讲和学。
因为，很多讲的是“所当然”，讲的是“是什么”，所以，在临床上抓实例，识证认方，尤为适宜。
经验性强，也使中医学变得内容十分丰富。
各家的学说，各家的经验，有的用药峻重，有的处方平正，有的擅用寒凉，有的则擅用温热。
这无疑给中医学平添了几分魅力。
4. 在追溯中药学的历史可知，“世间百草皆入药”，是人类逐步认识自然和总结实践经验的产物。
这在《史记》中可以找到证明：“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
”神农氏生活的时代大约是中国原始社会的农耕时代，虽然神农氏究竟是为了寻食还是寻药而尝百草这一点仍有疑问，但它都生动地说明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认识基础上的。
因此炎帝神农氏与黄帝、伏羲被后世共尊为中华医药始祖。
5. 近几十年来，中医在海外尤其是在西方发展迅猛。
从某种角度看，这显示了传统医学与占主流的西方医学的一次互补，也是中医的魅力所在。
实际上，中医与西医在海外的相遇已有几百年了；奇妙的是，我们这一历史中，始终可以感觉到隐含在中医里的那种柔和似水的力量。
6. 传统文化里面还有一家，那就是医家。
医家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哲学。
中医是崇尚阴还是崇尚阳呢
其实中医是讲阴阳平和、阴阳不偏的。
可以说中医是阴阳哲学的最佳体现。
中医说一个人有病了，那是阴阳不和。
怎么治病
就是调和阴阳。
病治好了就是阴阳调和了
有人攻击中医就说一个阴阳太简单了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事物的本质。
中医是一种阴阳中和的文化
应该在我们中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7. 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其沉静、智慧的目光，纯净入定，全神贯注，病人宛如接受长者的爱抚，药理与哲理潜移而至，心灵欣然感应。
药物可以驱邪祛病，哲理可以神爽疗心。
中医将哲理药理融汇贯通，既医形体更疗精神，可谓标本同治。
8. 据最新的一次调研表明，中医药在德国发展很快，54%的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曾用过草药，95%的德国人听说过草药，50%年龄在20—30岁的人曾受其医生推荐而使用过草药。
10年前英国各地的中医诊所还在800家左右，今天这一数字至少达到2000家。
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都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中医研究的机构。
从以上不难看出西方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认识到中医的疗效，在西医占据主流的发达国家，神奇的中医必将带来医学新的一场革命。
9. 据美国《侨报》报道，中国传统医术针灸正逐步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
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高薪招聘中医针灸师为官兵解除病痛，同时针灸也被纳入了陆军跨学科疼痛研究的范畴。
此次招聘的针灸师共有4名，被录用的针灸师将在美军基地为官兵提供针灸治疗服务，同时参与军方有关跨学科疼痛治疗的研究工作。
军方公开招聘中医师进入联邦公务员体系尚属首次。
这则招聘启事刊出后，一时间引起了华人世界的极大关注。
10. 中医博大淳厚的情义常常令人感动。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开宗明义提倡为医者必须要有医德，要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进而论述大医修养的两个方面：精与诚。
精，指专业熟练；诚，指品德高尚。
提出为医者必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每次诵读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11. 中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同时又溶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医药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的，中医药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能够自然地得以普及。
12. 让我来歌颂你，我的中医。
你用低调的华彩彰显着永恒不变的魅力，你用盛放的瑰丽谱写着一个又一个神奇。
你的仁爱惠及神州各地，你的威名响彻四海诸地。
我们因你聚在了一起，不管天南海北，民俗差异。
为了共同的信仰，为了不朽的神奇。
我们把青春献给了你，我们把热情献给了你。
厚德博学，继承创新。
杏林载誉沈水之阳，药院飘香辽东之滨。
一校三区四院，南药北医创神奇。
今日苦读为中医，明日必将悬壶济世，誉满杏林。
13.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它们统一有序由相互联系。
世间百草皆有属性：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
四气五味，各有所司。
人也是自然之子，有五脏六腑、七情六欲。
以自然之物、自然之法，医自然之身。
古朴的哲学思想滋润了神奇的中国医学。
于是，五千年来，一根针，一把草，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
14. 读《诗经》、《离骚》常常折服于古人的语言之美、意境之美，读《老子》、《庄子》又被其思想之美震慑。
及至接触中医学，读《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其文言精辟，哲理深奥，处处闪烁着医学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仁慈博爱，持重至诚；在语言之美、思想之美之上方知宇宙之美、智慧之美。
15. 神秘的东方国度，古老的东方传说，千年岁月的砥砺，万病回春的神奇，共同造就了国医。
让我来歌颂你，我的中医。
你用仁心仁术抚去了疾患的病痛，你用儒道医德带来了康复的福音。
你的精髓，广为传诵。
你的经典，终生铭记。
草长莺飞，奇葩绽放百草园。
鸢飞鱼跃，龙腾虎啸杏林院。
16. 中医强调辩证施治，重视病人个体差异。
虽然同是慢性肝炎，病程长短不同，通过辩证进行不同的治疗，而不是千篇一律地按照化验去治‘大三阳’。
气滞血瘀者，当以祛邪为主；气虚血滞者，当以扶正为先。
”这些理论体现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原则，看中医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是根据病人的体质、体征，结合天时、地理、病史等诸多社会因素确定症结和治疗方案，这就是著名的三因理论“因人、因时、因地用药”。
17. 《本草纲目》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取之不尽的中华医药学知识宝库，素享“医学之渊海“、“格物之通典“之美誉。
其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如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以及历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所以可以说是一部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自问世以来，一直以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雄姿独占中国古代药学之鳌头，成为中国古代药学史上部头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巨著，曾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成为历代医者和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必修书。
18. 认识中医学是从认识中医师开始。
说起中医师许多人会联想到神闲气定、鹤发童颜、道风仙骨，中医师大都长寿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中医符合自然之道、养生之道。
中医的许多思想现在看来依然是前沿的，许多治疗手段和方法现代科学依然不能破解。
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两千年前就形成的养生观与兴起于二十世纪末的预防为主的健康理念不谋而合。
19. 中医学最初始于原始社会的神农氏尝百草，到战国时代已很先进。
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的中医四步诊脉法。
东汉末年的华佗擅长外科手术，有胆量用外科手术治疗曹操的偏头痛，至于为关云长刮骨疗剑毒，那是众所周知的佳话。
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一批先贤将中医学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给中国灿烂的文明又添上光彩四溢的一笔。
20. 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明白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
古人还有四总穴歌：“面口合谷收、头顶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为的病痛即可针到病除。
而早在2400多年以前，神医扁鹊用针灸治好国太子的“尸厥”，让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则几乎家喻户晓。
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针灸可以治疗300多种疾病，对100多种疾病疗效较好。
21. 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史，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代表和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创造了世界科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是历史的奇迹，中医为中国人民繁衍生息的医疗保驾护航；另一个是现实的奇迹，为那些患有疑难怪病的病人解除痛苦。
也许有人要问，中医是什么
我们说中医是朴素的辩证法，是劳动人民经过两千多年以来积累的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同时也是具有最完整理论体系的科学，它的理论对其它学科和人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中医学是以关注病人的生存质量为出发点，从望、闻、问、切等四诊信息的收集到临床疗效的评价无不基于病人的主管感受，因此更能体现出祖国医学是把病人当作“人”而不是“病”来进行临床诊治的。
求古天乐版神雕侠侣中所有配乐及歌曲
读书不仅快乐，而还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分。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以我必须抓紧时间，多掌握一些知识，让我的人生充满快乐。
读书时间一天也不能耽误，就如人体中的23对染色体，缺了一对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无智商的人。
所以读书对我来说很重要。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哪些文人有影响
具体的诗歌创作之类的，最好详细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
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
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
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
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
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
”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
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
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
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
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
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
“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
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
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
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
“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
”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
“六亲不和有孝慈。
”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
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
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
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
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
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
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
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
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
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
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
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
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
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
又说：“万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
”(《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
《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
”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
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
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
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
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
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
所以，要“崇本”，也要“末”。
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
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
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
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
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
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
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
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
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
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
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
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
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
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
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
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
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
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
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
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
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
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
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
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
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
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
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
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
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
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
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
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
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
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
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
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
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
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
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
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
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
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
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
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
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
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
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
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
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
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
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
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
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
“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
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
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
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
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
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