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是什么意思
关雎鸠拼音：guān guān jū jiū 关雎 关关雎鸠洲①窈窕淑女②，君子好逑③。
(一章)参差荇菜④，左右流之⑤。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⑥。
悠哉悠哉⑦，辗转反侧。
(二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⑧。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⑨。
(三章) 关关雎鸠出自（诗经·周南《关雎》） [注：（1）关关，像声词，借用字，雎鸠的鸣叫声。
（2）雎鸠，毛传：“雎鸠，王雎也。
”《尔雅•释鸟》：“雎鸠，王鴡（鴡=雎）。
”郭璞注：“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
”《禽经》：“王雎，雎鸠，鱼鹰也。
”《现代汉语词典》： “鹗，鸟名，背部褐色，头、颈和腹部白色。
性凶猛。
常在树上或岩石上筑巢，常在水面上飞翔，吃鱼类。
通称鱼鹰。
”（3）洲，水中陆地，小者，亦称之为 “渚”。
在河之洲，是指“在河中的沙渚上。
”（4）窈窕，幽静而俊俏，多指女子幽娴貌美体裁好，亦用以形容男子深沉而潇洒或风景之幽深而秀丽。
如《孔雀东南飞》：“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
”陶渊明《归去来辞》：“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5）淑女，指温柔娴静之女子。
（6）逑，本乃合、聚之意，此处指配偶。
如《诗•大雅•民劳》：“民以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
”毛传：“休，定也。
逑，合也。
”郑玄笺：“休，止息也。
合，聚也。
” （7）参差，高低不等，长短不齐。
（8）荇菜，一种水生植物，即“莕菜”。
孔颖达疏： “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余，浮在水上。
”（9）左右流之，左右寻找。
流，转动眼球寻视，即口语中的“旋（xuě）目”,山东方言中仍有此说法，如 “我流了她一眼，长得很俊。
”（10）窹寐，睡觉醒来谓之窹，在睡中谓之寐。
窹寐求之，意思是不管醒着还是睡梦中都在追求她，之，代词，代指窈窕淑女。
（11）思服，反复不断地思念。
服，通复，反复不断、熟练之意，如《管子·七法》：“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
”服习，意即复习。
（12）悠哉，忧思之意。
古，悠通忧。
（13）琴瑟友之，琴瑟，两种合奏乐器，常用以喻夫妻感情和谐。
如《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 友，动词，对之友善之意；之，同（10）注。
（14）芼，意同薅。
（15）钟鼓乐之，钟鼓乃古代盛大庆典用来打击的乐器，这里是夸张手法，意思是，像庆典一样用钟鼓为之奏乐。
乐之，乐为动词；之为代词。
用法同上。
] 释意：本诗为一首古代民歌，乃一位过路客人看到在水中采荇的女子而唱的情歌。
其实，我们的祖先古华族唱情歌，如同现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擅长唱情歌一样普遍。
或者说，西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我们祖先的古风。
只是后来封建礼教的逐步健全，以至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形成之后，唱情歌的古风在汉族社会里便荡然无存了。
《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
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
它第二好在意思。
《关雎》不是实写，而是虚拟。
戴君恩说：“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
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
”牛运震说：“辗转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空中设想，空处传情，解诗者以为实事，失之矣。
”都是有得之见。
《诗》写男女之情，多用虚拟，即所谓“思之境”，如《汉广》，如《月出》，如《泽陂》，等等，而《关雎》一篇最是恬静温和，而且有首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它被派作“乱”之用，正是很合适的。
然而不论作为乐还是作为歌，它都不平衍，不单调。
贺贻孙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
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
”邓翔曰：“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
‘悠哉悠哉’，叠二字句以为句，‘辗转反侧’，合四字句以为句，亦着意结构。
文气到此一住，乐调亦到此一歇拍，下章乃再接前腔。
”虽然“歇拍”、“前腔”云云，是以后人意揣度古人，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
依此说，则《关雎》自然不属即口吟唱之作，而是经由一番思索安排的功夫“作”出来。
其实也可以说，“诗三百”，莫不如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
”但如何是兴呢，却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若把古往今来关于“兴”的论述统统编辑起来，恐怕是篇幅甚巨的一部大书，则何敢轻易来谈。
然而既读《诗》，兴的问题就没办法绕开，那么只好敷衍几句最平常的话。
所谓 “兴”，可以说是引起话题吧，或者说是由景引起情。
这景与情的碰合多半是诗人当下的感悟，它可以是即目，也不妨是浮想；前者是实景，后者则是心象。
但它仅仅是引起话题，一旦进入话题，便可以放过一边，因此“兴”中并不含直接的比喻，若然，则即为“比”。
至于景与情或曰物与心的关联，即景物所以为感为悟者，当日于诗人虽是直接，但如旁人看则已是微妙，其实即在诗人自己，也未尝不是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时过境迁，后人就更难找到确定的答案。
何况《诗》的创作有前有后，创作在前者，有不少先已成了警句，其中自然包括带着兴义的句子，后作者现成拿过来，又融合了自己的一时之感，则同样的兴，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但也不妨以我们所能感知者来看。
罗大经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
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
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
”我们何妨以此心来看《诗》之兴。
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这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为看待人间事物的一个标准：或万物如此，人事亦然，于是喜悦，如“桃之天天，灼灼其华” (《周南·桃夭》)，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如此诗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万物如此，人事不然，于是悲怨，如“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邶风·雄雉》)，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如“毖彼泉水，亦流于淇”(《邶风·泉水》)。
《诗》中以纯粹的自然风物起倡的兴，大抵不出此意。
总之，兴之特殊，即在于它于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渺，但我们若解得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都看作生命的见证，人生的比照，那么兴的意义便很明白。
它虽然质朴，但其中又何尝不有体认生命的深刻。
“钟鼓乐之”，是身分语，而最可含英咀华的则是“琴瑟友之”一句。
朱熹曰：“‘友’者，亲爱之意也。
”辅广申之曰：“以友为亲爱之意者，盖以兄友弟之友言也。
”如此，《邶风·谷风》“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形容正是这“友”字一个现成的注解。
若将《郑风·女曰鸡鸣》《陈风·东门之池》等篇合看，便知“琴瑟友之”并不是泛泛说来，君子之“好逑”便不但真的是知“音”，且知情知趣，而且更是知心。
春秋时代以歌诗为辞令，我们只认得当日外交之风雅，《关雎》写出好婚姻之一般，这日常情感生活中实在的谐美和欣欣之生意，却是那风雅最深厚的根源。
那时候，《诗》不是装饰，不是点缀，不是只为修补生活中的残阙，而真正是“人生的日用品”(顾颉刚语)，《关雎》便好像是人生与艺术合一的一个宣示，栩栩然翩翩然出现在文学史的黎明。
如果前往西西里 10个月
原句:真金不怕红炉火,不怕巷子深。
酒香不怕巷子深，也作”酒好不怕巷子，就是说如果酒酿得好，就是在很深的巷子里，也会有人闻香知味，前来品尝。
陈窖一开香千里，要真正吸引酒客（消费者），让他们不会因为巷子深而怯步，就需要在酿造上下大功夫。
引申义它引申为只要东西或产品很好，即使它处在一个很偏僻的位置，通过自身的优秀品质，总能使人们（消费者）知道它。
“酒好不怕巷子深”这句话早也成为民间的通俗语句，融入中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旺盛生命力的俗语文化之中。
它指好的东西哪怕寻找起来十分困难，人们都会力尽艰辛地找到，这句话传遍了大江南北，如果要寻找它的根源，你还得回到泸州老窖国宝窖池边。
在泸州老窖国宝窖池所在地泸州南城营沟头，在明清时代有着一条很深很长的酒巷。
酒巷附近有8家手工作坊坊，据说泸州最好的酒就出自这八家。
其中，酒巷尽头的那家作坊因为其窖池建造得最早，所以，在8家手工酿酒作坊中最为有名。
人们为了喝上好酒，都要到巷子最里面那一家去买。
传说在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的时候，中国洋务运动的代表张之洞出任四川的学政，他沿途饮酒做诗来到了泸州，刚上船，就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
他心旷神怡，就请仆人给他打酒来。
谁知仆人一去就是一个上午，日到中午，张之洞等得又饥又渴，才看见仆人慌慌张张抬着一坛酒一阵小跑。
正在生气之间，仆人打开酒坛，顿时酒香沁人心脾，张之洞连说好酒，好酒，于是猛饮一口，顿觉甘甜清爽，于是气也消了，问道，你是从那里打来的酒
仆人连忙回答，小人听说营沟头温永盛作坊里的酒最好，所以，小人倒拐拐，走弯弯，穿过长长的酒巷到了最后一家温永盛作坊里买酒。
张之洞点头微笑：“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
”
形容旅行愉快的句子有哪些
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有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
公民凯恩影评2000字
大众影评网《公民凯恩》影评：从东西方文化观《罗生门》与《公民凯恩》内容有点长，慢慢欣欣赏，如果要借鉴请注明出自 大众影评网 差异的根源 叙事的最小单位为句子。
东西方绘画理论中的一对概念——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在句子中同样存在。
日本的句子具有流动性，多点铺陈，可以境内步步观，意义、逻辑、韵律是一体的。
英语是上下文制约程度较低的语言，信息包含在明确的字词中，而日语是上下文制约程度较高的语言，一句话的意思要靠上下文才能确定；日语在古代没有标点符号，是字符、音符、记号的三维文字。
而欧美语系是一维的表音文字，有利于文字逻辑思维。
与汉语属于同一语系的藏语，使用拼音文字，其逻辑思维比汉文发达，日文因是汉文的变体，其逻辑思维不充分。
正因为如此，中日的一些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后，变得“十分夸张，不知所云”；正因为此，在电脑打字系统中的汉语基本词为6763个，日语稍高，但均低于英文单词量，所以中日文打字速度，快于英文打字；正因为如此，日本俳句被称为“蒙太奇的故乡”。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其思维常把一切事物分成两个对立面。
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是难以接受的，而对于日本人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人不满足于对事实的陈述，直到他们能确定是何原因导致这一结果时才成——这也正是《公民凯恩》寻找玫瑰花蕾的原因。
而《罗生门》中，多襄丸对事件的起因，竟然可以说：“要不是来了一阵风……”在东方，伦理是“春秋大一统”观念的产物，含有“对个人、局部利益的牺牲”这一意义。
在舆论上的“牺牲现象”最起码是人主动对事实掩盖——《罗生门》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剖析。
在一份社会调查报告中：“东方留学生常常不能把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这正是美国老师所需要的。
在他们的思考和写作中，常出现本人经验与客观事实相互替代的情况，而且把本人经验、客观事实、权威人士的概念三者相提并论。
” 《公民凯恩》每一个叙述者的闪回，似乎是个人经验，但将所有闪回连接在一起则是客观事实，个人经验并未得到突出；《罗生门》的闪回充满个人经验色彩，而且是应伦理要求而经过主动篡改的个人经验，与客观事实是混淆不清的。
《公民凯恩》在叙事上是由几个剧中人分别讲述才得以完成的，在此点上与《罗生门》相似，从而被相提并论多年。
两部电影的主题又都被通俗电影杂志评为“不可知论”。
大众势力常把错误而通俗易懂的解释强加于人类精神的巅峰之作上。
旧好莱坞被颠覆是从侦探片开始的，但侦探片也被“不可知论”形容着。
但“不可知论”从未在电影中真正形成命题，不论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好莱坞四十年代的侦探片表现的是“对于可认清的社会却无能为力”，情节莫测并不等于不可知论。
《公民凯恩》和《罗生门》的主题是各自别立的，叙事也是异脉异根。
《罗生门》是几个人重复讲述统一完整事件，相互略有出入；《公民凯恩》是几人按照凯恩生命的自然流程，分别顺序地讲述其中一段，相互略有补充。
所以两片看似相同，而叙事并非一辙。
不可知论 在进入讨论之前，必须清楚“不可知论”这一障碍。
不可知论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寻常百姓的普遍话题，而在哲学上，不可知论勉强可算是一种态度，不可知论还达不到“论”的高度。
而且在严格意义上，“不可知”并非不能知。
“不可知”的权威叙述者——康德的命题“Being”（存在、上帝）不可知，但可以思。
可以思也就是可以表述。
可以思的前提是：主客体分离，并通过逻辑规范来共同和约束双方——这次意义上讲，《圣经》是“思”的手段，因为它沟通和约束了上帝和人类二者的关系。
在《公民凯恩》中“新闻片段落”是《圣经》的作用，是“思的手段”，是“思”与“被思”间的约定。
很明显，“思的手段”的形象在《罗生门》中是不存在的。
东方对于“思”是持怀疑态度的，名为“妄想”，可以信任的思是“非想非非想”（即不是思，又不是不思）——由此可见东方对于“思”的理解，是在西方认识论之外的。
旗子在风中飘动，两个和尚一个说是“旗动”一个说是“风动”，慧能说“忍者心动”——抛开这个公案在因明学（印度逻辑学）上的讨论，它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出了——这个世界不见得是颠倒的，很可能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是颠倒的。
净土宗进一步指出——众生既不是生活在精神中，也不是生活在物质中，而是生活在颠倒梦想中。
所以该净的是心地，而不是土地。
《罗生门》可以说容纳了同一个故事的四个版本，它是一个引人思议的叙述，但却没有“思的手段”的形象，却有一个对妄想批评者的形象——一个和尚。
探究真相与约定俗成 故事大纲 《公民凯恩》 1、 序。
上都。
凯恩死了。
玫瑰花蕾出现。
2、 新闻片：凯恩之死、财富和生活方式、矛盾的政治形象、两次婚姻、竞选、歌剧、老年。
3、 前提：汤姆去查询玫瑰花蕾，被苏珊拒绝。
4、 闪回：（撒切尔回忆）凯恩的童年、问事报、三十年代经济滑坡。
5、 闪回：（伯恩斯坦回忆）“原则宣言”、成立出版帝国、凯恩与诺顿订婚。
6、 闪回：（利兰的回忆）凯恩与诺顿婚姻的瓦解、竞选、离婚、再婚、苏珊的歌剧生涯、凯恩与利兰的决裂。
7、 闪回：（苏珊的回忆）舞台生涯、自杀、隐居、离开凯恩。
8、 闪回：（管家的回忆）凯恩的最后几日。
9、 终：对于玫瑰花蕾的提示、序曲和新闻片开场白的复述。
《罗生门》 1、 和尚、庶民、樵夫在罗生门论事。
2、 樵夫讲述自己的故事。
3、 樵夫回忆强盗讲的故事，之后三人讨论。
4、 和尚回忆妻子讲述的故事，之后三人讨论。
5、 和尚回忆丈夫讲述的故事，之后三人讨论。
6、 樵夫修正了自己的故事。
7、庶民表态不认可所有的故事。
《公民凯恩》用了大量叠化，《罗生门》用了大量的划。
在两部片子里，叙述者是以叠化和划进入闪回段落的。
《公民凯恩》中的探寻者——记者只具人形，常处于镜头之外或阴影中，这是因为“对物质现实的审察，保持客观”的西方思维。
而此片中的讲述者（与凯恩有过共同生活并与之发生矛盾的人）均是客观正常的态度讲述凯恩，监护人被描述成一个智者，当年的编辑成了乐天派，发生过激烈冲突的朋友利兰被定型为养老院中一个平和且孩子气的老人（这一点是通过要雪茄烟的细节表达，这不是闲笔）。
苏珊这一稍带神经质的贪杯者，也与记者达成信任，情绪冷静；管家则因其职业特点，对事件只看表面，不妄测主人内心。
这一切初步保持了不加人为改动的真实事件原貌。
这些人作为凯恩生活各阶段的见证人，他们在对真实事件叙述前（闪回前），总有一句“凯恩是这样一个人……”，每人说的均不同，却未提高成解不开的疑问，因为采访者是按凯恩童年为起点的顺序访问，而且为了这种顺序，故意让苏珊在第一次拒绝了记者访问。
叙述者叙述的不同点，恰是凯恩的生命轨迹、性格发展、事业兴衰，所以如果把所有采访镜头去掉，《公民凯恩》仍是一部完整的极为强调戏剧冲突的影片。
这一叙述方法在《公民凯恩》之前便已是美国通俗小说发明、采用的方式，将一个故事由几个人按顺序述说，可增加文字风格的多样性、趣味性，但又不偏离故事主体，亦决不会造成叙事混乱。
一个故事被打断，再续上，间离效果造成了读者主动思考，亦是一种省略与转场的新技巧。
——这一切均被威尔斯吸收，但他加强了“探索真相”的意念，所以在闪回时采用了叠化方式，正是用这一方式将叙述者与场景联系上，造成了回忆效果，在视觉上把他们叠在闪回场面上。
如早餐桌闪回开始，利兰的老年形象延续了18秒，在闪回结束前，利兰提前进入了十二秒。
这一方式带有旁证方式，保持了认识的客观性。
而《罗生门》因是樵夫复述强盗的复述，和尚复述妻子的复述——这是种比《公民凯恩》更为复杂的关系，而且叙述者随时可以中断闪回，又讲些什么，如武士的回忆段落。
《罗生门》的闪回场面与叙述者形象比《公民凯恩》自由，而不是简单地将叙述者置于闪回的头尾。
出于这原因，划的效果是独特的，形成了层次，有种渐进真相的期待。
而这种渐进，是由讨论形成的。
《罗生门》安插了和尚、樵夫、庶民三种身份的人如开会一般，时而各持一词，时而达成一致——这就是东方文明中“约定俗成”的体现。
在日本作为道德化身的和尚一开始便自语“真不懂”，从他以后的表现看，他不是对“真相”有探究兴趣，而是作为审判者的证人之一，他无法“约定俗成”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而当武士鬼魂、妻子、强盗讲述时，后景均有人跪坐倾听。
这三人讲述时之所以极尽夸张，甚至运用了能戏表演方式，是因身后有司法人士之外的社会公众，作为东方人自觉不自觉便要迎合这种“约定俗成”，于是供词成了表明自己身份的表演，甚至加入了大量抒情语言。
《罗生门》中，叙述者讲话的时间比《公民凯恩》要长，强盗、武士、妻子、和尚、樵夫、捕快均是直对镜头说话，他们所面对的位置应是法官的位置，却将法官省去了，等于他们面对的是公众势力，因为这种镜头是直对观众。
所以头三秒，让人感到他们强烈的表演欲，第四秒便让人觉出他们有种内在的紧张，第五秒便觉得他们是困兽犹斗，处境如遭重压。
几人各将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加以强化，因而产生的巨大差异，在供词中相互摧毁彼此的社会地位、道德身份。
“约定俗成”的伦理崩溃了，和尚不懂了，便讲“人心可怕”，而荒谬之处在于，让和尚感到可怕的几个人也是在竭力维持伦理。
三个人复述另三个人的复述——这样的安排，便是东方人“约定俗成”的方式。
果然，最后樵夫讲了一个可以统一各人口径、看似事实真相的故事，“约定俗成”的任务完成了，却又猛地被庶民揭穿樵夫偷剑这一事实，樵夫作为“俗成者”的身份被剥夺，事件再也无法“约定”。
但东方人是不能没有伦理道德的，于是黑泽明让一个婴儿从天而降，让庶民与樵夫因这个婴儿而显出善恶之分，于是伦理道德终于又有了立足之地。
人类的善意靠着善行维持住了。
美国影片《游戏》，在闪回处理时采用了过去时有色彩、现在是黑白的方法，而且过去时平稳，现在极其自由地跟拍摇摄并且是曝光过度的效应——在完成叙事上，它是划与叠的手段的延续。
且因这一手段，赋予叙事者以意义，这一思路是源于《公》、《罗》两片。
侦探片与时代剧 叙事的主要目的是制造和满足期待。
《公民凯恩》的原则本是没有“玫瑰花蕾”和记者的，是凯恩的传记片模式。
为了使剧作能集中而有序，为了表现事件跨度和每一段落的承接免于生硬，威尔斯才加上了“追踪玫瑰花蕾”这一戏剧动因。
侦探片的模式之一是：侦探向每个当事人调查，在每个当事人的回忆里，侦探得不到答案，而在现实中发生了新的变故，侦探因此找到了思路，对当事人的回忆碎片进行了重组，找到了终极答案，可以合理地解释一切。
《公民凯恩》采用了侦探片查寻“回忆”的模式，却又突破它，此片的答案不是记者（侦探）找到的，此片的现实时空里没有新的变故，而且答案——滑雪板上的玫瑰花蕾图案，并不能合理解释一切。
时代剧是日本类型片之一，它的主要特征是：古装、战乱时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情感与责任的冲突，结局是最终责任战胜了情感，两个男人不带情欲色彩地为女人服务，或是三人中死去了一个，保证了友谊或爱情不受损害。
这些特征在《罗生门》中都存在，三个人物的高潮也是由“死哪一个”造成的。
在几段讲述中，可以说强盗讲述的故事是标准的时代剧故事，结局也是强盗伏法、女人逃亡，正是“如果情欲战胜责任，则活着的两人均无好结果”的时代剧的道德判定。
但这个故事被重复了四遍，每重复一遍，人物就离类型人物远一些，观众也逐渐从看时代剧的心理定式中解脱，期待的重心也因为“事件的反复描画”，而转向了对人物言辞真伪的判定上，但判定始终确立不起来，于是又转向了“事件的反复描画”——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也是《罗》与《公》的差别，它注重“现在时”，它的叙事层次比《公》更丰富。
现代叙事 《罗生门》与《公民凯恩》均被称为“现代主义”影片。
现代的特征是什么
首先现代是物质和结构，因为要保持素材的完整所以结构变得复杂，《悲情城市》是中国的一部现代主义电影；其次是速度，叙事的速度明显加快，事件的进行极为凝练，因为有三分之二的叙事由视听魅力去完成，《有话好好说》是一部大陆的现代主义电影；再次是简化。
《罗生门》只有三个场景；《公民凯恩》表现婚姻的变化过程，就用吃早餐一事，几个划镜头便解决了。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天”在西方是上帝的意思，为“Being”，即存在，合一关键是“思”。
“God”在汉语中是“是”的意思，在《圣经》中上帝的自我形容为“I am who I am”——我是存在（是）。
所以西方的天人合一首先意味着主客体对立，“我思故我在”与“我在故我思”虽强化了人“思”的地位，但仍在对立范围里。
《公民凯恩》叙事意念为“探寻”，即有对立的客体，才有探寻。
东方汉文化体系，天文、人事、语言三者始终被类比着，从《中庸》开始，“天”内化为人性，“知天命”意味着对于人或人之本性的认识。
所以在东方，天人合一实际是人人合一。
《罗生门》的叙事意念为“讨论”。
“天人合一”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叙事上的差异。
而此二片在叙事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处理叙事者的不同。
太 阳 《罗生门》中著名的太阳，往往被解释为“阳光下的罪恶”。
事件一开始，樵夫入山，在一连串失去方向感的镜头组合中，太阳被透过树叶横移拍摄，把太阳拍得像水中月，随波澜而起伏；当妻子与强盗做爱，妻子仰头望日，阳光刺目，镜头极短，并未见太阳有什么固定形状，继而便是一场情欲。
“阳光下的罪恶”——太阳代表道德上的正大光明，对人的行为具有伦理的批判。
《罗生门》不是西方人作品，太阳不是道德符号，也不是人类活动的永恒见证者——这太西方了。
太阳在日本民族性格中意义极为特殊，与东亚各国均不同。
日本是武士道国家，而历史上武士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不单在武士中享有儒门孔子的地位，其所著的《五轮书》是研究日本哲学史必读之作。
他在青年时代是披头士，颠覆了东方文化中“发型衣着定身份”的伦理意义。
晚年他觉得自己杀人无数，是与生命为敌，而太阳是地球生命存在的根本依据，便如疯子般用静坐对峙与和指桑骂槐的方法与太阳为敌。
这一行为艺术深深地影响了民众。
“人作为一个生命体是可以对生命背叛的”——于是日本人的自杀称为意识和信念的体现，一直延续至今，不但是奴隶制社会残余的对上级和命令的尽忠方式，严格的礼节动作、伦理规则与潜意识中对生命——太阳的无敬意，是日本文化的反面，而日本人的乱伦意识更加重了对伦理的破坏。
正因为负面心态太强大，所以日本的行为规范被刺激成多礼繁节，以抑制抵御——这一点，在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表现得更为细微。
《罗生门》中的太阳被表现为挑逗、嘲弄、示威的对象。
一开始，太阳便是“偷窥”的形象，随樵夫而移动，没有西方道德上不动至尊的位置。
而强盗与妻子性交时，太阳反复以略显诡异的形象出现，它不是旁观者，而是性交的参与者，它被强暴了。
在妻子的叙述段落，被强盗玷污成为无法抗拒的、接受这一命运的唯一内心支点是“与太阳作对”——这一日本民族意识，所以妻子在交合前，仰头望日，于是强盗压在她身上，如压在太阳上。
之后公堂证词，强盗与武士一致对妻子“做爱时的欢愉”感到惊讶。
《罗生门》公映后，日本出现了无数部“太阳在做爱场面中”的影片，都是卖座片——证明了“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接受的差异”。
玫瑰花蕾 威尔斯到欧洲，在一片盛誉下，说：“还是有遗憾的，我以玫瑰花蕾做戏剧动因，太匠气了，真想把它剪掉。
”——一片哗然，特吕弗婉转地在多年后对他说：“还是保留好，有东西在。
” 语言学是二十世纪显学，心理学是热门。
当时心理学的“痕迹”概念是：人的性格形成或精神疾病是由于幼年时或人主观地将这一事件定了性却不计自己当时的心灵挫伤，潜意识中形成了病因（痕迹），反映到人的意识中幻化为一根羽毛或花蕾，事件本身则被遗忘，分析不出，而且以后每触及情感事件，也都循已有定式幻化为羽毛幻像。
同理，凯恩的第一朵玫瑰花蕾是童年失亲，这只是在片尾揭示出来。
记者调查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以“什么是玫瑰花蕾”提出，受访者均以“不确定，但知道他的一些事”作为回答——记者提问和讨论段落就为加强这句话。
实际上，每一件事都是玫瑰花蕾，均因心理定式在凯恩心中形成玫瑰花蕾的意象，所以凯恩死时说“玫瑰花蕾”——这是他一生的总结。
一世功名如云散，一世收藏被清理，一世亲友均离散，此身亦腐败，只留下无数玫瑰花蕾，对此欧洲有影评：“形式主义杰作，伟大的抒情诗人。
” 《公民凯恩》是将心理学的认识论即时搬上银幕的影片，冲破了“事件冲突”和“情调抒情”的范围，扩充了对人生灵魂的电影化探究。
心理学上对“痕迹”所产生的病态治疗方法是：病人现在因一事而病态发作，便由此让病人推想，终于找到了最初的受挫因由，再对这一因由的产生一路推理下去，最终没有一个可确立的万有起因，从而障碍自动消除。
但这一过程一般是在催眠诱导下进行的，《公》片的叙事过程仿佛一个疗程： 病发——推理——在起点找到病因——病因消除；凯恩死前遗言——由童年推理到死亡——玫瑰花蕾出现在童年——玫瑰花蕾消失（烧掉）。
此片中对于记者的处理：记者在结尾处才正面出现，对管家有着个性化的行为，当他与同事们一起走出凯恩家，两旁是巨大的雕塑——人类历史的玫瑰花蕾，记者由一个探究凯恩万有起源的追查者，在这一行走过程中，是一种有所领悟的表情。
人的一生并无一个可决定一切的万有起源，而记者则了解了凯恩的一生，凯恩本人恐怕亦不能挖掘出心中玫瑰花蕾因何而生，于是记者表达“让玫瑰花蕾随凯恩一起离去吧”。
与“痕迹治疗法”相似的是佛教的“如来观”：当一念头兴起，但寻它因何而来，结果是无有一个可确定的终极来处，只要成为如来。
以“如来”概念观照世界人生，是东方人产生“人生若梦，亦真亦幻”等意识的文化根源。
《罗生门》不是为“如来”二字拍的，它没有思维心理学上的意义，如有也是集体心理学。
双壁镜 那个著名的镜头：老年凯恩走过二壁镜，被两面相对的镜子复制出了无数凯恩。
有文章分析：“这个镜头讲明了凯恩精神分裂了。
”——这是曲解，是误读。
这个镜头是玫瑰花蕾的注脚。
当年，玫瑰花蕾被人误解为“童年决定论”，甚至把《公民凯恩》的主题称为“离开伊甸园，关于失去的童真”。
对此，威尔斯极为愤怒，扬言要剪掉玫瑰花蕾，并且故意称玫瑰花蕾为“值一毛钱的弗洛伊德玩意儿”。
童年决定论在弗洛伊德晚年被他自己否定了，称为错误的理论。
玫瑰花蕾的含义砸上一小节已解释，就说玫瑰花蕾不是唯一的一朵，而是无数个，正如二壁镜中的凯恩，是伴随人一生的隐喻，是“凯恩一生”的视觉化总结。
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力来源于自我复制的冲动，这种复制在心理学上是玫瑰花蕾，在影片中是二壁镜效果。
婴 儿 罗生门在宗教含义上，是鬼停留的地方。
印度佛教并不强调鬼，只强调自然外道所提供的性格化神首。
为什么中国日本“十八层地狱”之类的鬼文化如此发达
因为墨子。
墨子的主要观点是“奔走天下救众生”和“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除了日常伦理，人的生活由鬼监督——由此可见东方伦理的强度，僧人、樵夫、庶民来了罗生门这么久，竟未发现一个以哭为主要行为的婴儿，这合理么
当然的伦理崩溃后，伦理以更加严厉的鬼文化来到人间。
通俗电影杂志和一些电影普及书存在一种意见：黑泽明最后一笔，表达了“人间还是有善”，是因为黑泽明本性善良而造成的严重败笔。
这是一种意见，但如明了罗生门的典故，推究出这一婴儿的涵义，表面上这一笔是对被颠覆的伦理的重构，人用一件善行维护住了自己的信念。
在东方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是一体的，为恶为善都要靠后天行为来决定，所以用“善行来维护善意”是东方伦理的一个典型特征。
实质上，这一安排含有极大的讽刺意味，是黑泽明的严厉处。
上都与罗生门 《公民凯恩》的第一个段落是上都（又译为仙纳杜）的外景，其后是信息零碎的凯恩新闻片和故作森严的图书馆段落。
上都从大远景开始客观展示并加以电视解说一样的旁白，其后是光效诡异的放映厅对话，记者与主编都是剪影——事件的最外部表层被如此地强化了，于是对内部深层的详细探寻便成了迫切愿望，于是有了那个著名的探入上都的升降镜头、寻找苏珊的升降镜头、结尾退出上都的升降镜头。
整部影片的视觉动机以及叙事逻辑是由玫瑰花蕾、新闻片、上都三者共同造成的，探索发现认识真相——这一西方根本意念在《公民凯恩》中得到充分体现。
《罗生门》的外部建筑却是另外一种作用。
罗生门一开始由雨击打，是以局部出现的，即便在远景也是处于水雾中，在整体形象上是不明确的；而且罗生门的造型是残破的，它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建筑物，如活物一般对雨有着反应，罗生门不是以大全景出现，而是局部出现，在光线下可以清晰看到雨对它的破坏。
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罗生门的殿顶，这个镜头被某些敏感的人称为“电影史上最感人的心的形象”——虽夸张，但有道理，罗生门不是像上都一样，是个外部特征，罗生门本身就是个需要辨认的形象，它有着内在意义，在婴儿出现后，方才揭晓。
樵夫与和尚的第一个镜头是远远地从他们背后拍的，接着便用几个切，以古怪的路线靠近他们，这种组接方式令人觉得罗生门中似有活物，罗生门是鬼聚集处。
的确，罗生门在形象上是讨论的参与者。
《公民凯恩》中的上都是与蒙古帝国首都名称一致的。
在西方人眼中，蒙古上都是个掠夺巨大财富的集中地，凯恩的上都也如此。
在解说词中，在结尾段落收藏展示场面，表明了他的巨大占有欲。
《公民凯恩》的广角镜头，并非泛泛地玩“深度空间”、玩人物间的疏离感，而是为了具体地展示凯恩的控制欲、占有欲和自我中心。
广角镜头的特点是纵深中人物行为超速，几步便可走得很远。
如教师训练苏珊时，凯恩偷偷入门，在后景小小一点，但当前景人物发生争执，凯恩几步便走到前景，由小猛地变大——这一视觉冲击力，一下子使他成了画面中心，场面被他进攻了、控制了、占有了。
一个自我中心越强的人，他的空间占据范围也越大，普通人对于领袖人物一般是不敢接近的，道理也在这儿。
当凯恩与他的监护人发生冲突时，广角镜头下，在纵深处的凯恩身影小小，但高大墙壁下只有他一人，使观众产生“他占据了巨大空间”的想法。
广角镜头使人物与环境、活物与物质在视觉上产生相互侵占或排斥的感应，从而表现出凯恩的心理优势。
而当前景人物遮挡，破坏了凯恩轮廓完整时，镜头中的凯恩必走几步避开或另一换一个镜头。
而当广角镜头强烈表现纵深透视时，如宴会一场，凯恩必站在透视线上，只需一招手，便可触及最远处的人。
镜头中含着摄天花板也是为了扩大凯恩的空间占有率。
广角镜头完成了凯恩的性格塑造。
此片中的几个升降镜头，虽然音乐做得紧张，但镜头运用仍出入自如，方向性和目的性明确，这反映了西方特有的“空间安全感”。
而《罗生门》的暧昧环境，以及不同人物进入树林、武士在树林中自杀的镜头，表达了东方的“空间恐惧感”。
片头交待罗生门时，空间便不明确，当结尾婴儿出现，进一步造成空间的混乱；樵夫进入树林是一长串失去方向感的镜头；强盗在林中奔跑，因并非简单的过程交待，含有强盗本人的情绪表现，公路和案发地点间的距离变得过于有弹性；而当丈夫自杀前，树林如人一样，变得富有思想感情，在这里运用了俳句拟人化的手法，空间不再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处处可见空间恐惧的意识，方向感和目的性丧失，同时将环境人格化。
我快被孩子气疯了，怎么办
男来就调皮一点，而七岁真好是个小转折期是常说七岁八岁不爱吗
这时的我们就更大的耐心了，多和他以朋友甚至哥们的身份出现，问题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些，为了孩子我们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只要能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有时的我也会被孩子搞得哭笑不得，我们的是女孩还不到五岁，现在的孩子普遍都比较难带，等长大一些了就好了，同道中人很能理解你的那份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