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一生三次来到中国与徐志摩梁启超梅兰芳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泰戈尔与中国的事有哪些
中国情结1881年，20岁戈尔发表著名论文《在中国的贸易》，严厉谴国在中国倾销鸦用文字这种特殊的武器，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1916年，泰戈尔访日期间，在日本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公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山东的恶劣行径。
1938年，为支持中国抗战，泰戈尔曾以五百卢比发起捐款活动，并书写长信《致人民书》，鼓舞士气。
1956年，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访华旅程泰戈尔三次访问中国，开启二十世纪初中印文化交流。
1924年，接受梁启超等人讲学社的邀请，泰戈尔来到中国访问。
泰戈尔访华历时一个半月有余，回国后将在华期间发表的多次演说编辑成册，于1925年以《在中国的演说》为题出版。
1929年3月，在借道去美国和日本讲学之际，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了上海，由郁达夫和徐志摩同往码头迎接。
1929年6月，泰戈尔访欧归来，探望徐志摩夫妇，入住徐志摩家中。
访华趣事书纨扇赠梅兰芳泰戈尔首次访华适逢其64岁生日，梅兰芳在戏院为泰戈尔开了《洛神》专场演出。
感动之余，泰戈尔即席赋诗一首，并书写在纨扇上赠与梅兰芳。
吴晓铃教授译为：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如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
获名“竺震旦”泰戈尔机缘巧合得到一枚图章，却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名字可以篆刻。
梁启超听闻，赠与他“竺震旦”的名字，“竺”取自“天竺”，意为印度，“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连起来就是中印和谐友好的意思。
忘年之交访华期间，徐志摩与林徽因担任泰戈尔的随同翻译。
泰戈尔十分赏识徐志摩的才华，给他取了一个印度名字叫“素思玛”，徐志摩则称呼他“老戈爹”。
古稀之年的泰戈尔探望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时，曾戏称他们是自己的儿子与儿媳妇。
泰戈尔回国后，徐志摩一直与他保持书信来往。
泰戈尔：孤独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的孤独。
是啥意思哩
…谢路过的各位了
应该是“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孤独”意是说：真正的孤独是一种真实的自我实在在的做着自己，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所做，也许内心忧郁却并不空虚，是一种自我和本我的狂欢；而空虚的人，害怕孤独，一刻也静不下来，只得在与人的交往和‘狂欢’中忘却自我，麻痹自己，使自己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感受和体会内心的空虚，可是一旦安静下来，顿时空虚无比，倍感孤独。
求有关泰戈尔的一切
越详细越好
他的诗集有哪几部
最好的是哪些
泰戈尔出生于孟加拉。
但人们一致认为他是印度人。
因为泰老在世时孟加拉还是印度的 一个省（所以登辉先生称自己是日本人也是有根据的嘛）。
泰老的著作最初都是用孟加拉文 写的。
据说当年凡是讲孟加拉话的地方没有人不日日歌咏他的诗歌的。
然而他的诗是在他自 己把它们译成英文之后才获得了世界性的赞扬。
他于１９１３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的诗集用英文出版的大致有： Ｇａｒｄｅｎｅｒ（园丁集） Ｊｉｔａｎｊａｌｉ（吉檀枷利）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ｏｎ（新月集） Ｆｒｕｉｔ－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采果集） ＳｔｒａｙＢｉｒｄ（飞鸟集） Ｌｏｖｅｒ‘ｓＧｉｆｔ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爱者之赠与歧路）。
而用孟加拉文写的则还有许多。
如：ＳａｎｄｈｖａＳａｎｇｉｔ；Ｓｉｓｈｎ；ＰｒｏｂｈａｔＳａｎｇｉｔ；Ｋａｈｉｎｉ；Ｋａｎｉｋａ；。
。
。
等等许多。
而英文诗只是选了其中的一小部而已。
例如＜飞鸟集＞就大部来自 Ｋａｎｉｋａ。
泰戈尔的诗早在“五。
四”之前就零零星星地被译成中文。
最初是陈独秀的四 首五言古体译文＜赞歌＞选自＜吉檀枷利＞。
之后是刘半农的白话译文四首选自 ＜新月集＞。
而第一部中文诗集则是西蒂译的＜飞鸟集＞。
此后各种翻译，介绍， 和评述泰戈尔的作品不断出现，尤其是在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前后。
自从 ＜飞鸟集＞出版之后，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的短诗就流行了起来。
如冰心作的 ＜繁星＞，＜春水＞等。
其中许多带有哲理，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了不人的喜爱。
碾转模仿的很多。
几乎影响了一代诗风麻烦采纳，谢谢!
泰戈尔离开中国时为什么很伤心
泰戈尔在中国引起的风波（ZT） 泰戈尔自一九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不断应邀出访，一九一五年访日，一九一六年访美，一九二○年再度访英，一九二一年访问瑞典和德国。
一九二四年才来到中国。
他在西方国家时谴责国家主义和实利哲学的演说自然不免遭遇东道主的冷脸；而他在访华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批评，却是因为他盛赞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泰戈尔是带着对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珍视的感情来的，他的演讲辞在这一点上至今让人读了很感动。
然而恰遇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国民性的自我批判。
所以，泰戈尔越说我们好，自然就越听不入耳。
他说：你们爱你们的生沽，单这爱就使你们生活得美好。
这种感觉也太诗化了。
即使如崇拜泰戈尔的徐志摩，也觉得惭愧，说他鼓励我们的话差不多是虚设的。
他说我们爱我们的生活。
我们能把美的愿则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有这回事吗
泰戈尔在北京的演讲还说：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市场里占住了地位。
污损的精神己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取得你们的钦慕。
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里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的还有什么
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
－－这竟是有意不让咱们现代化了。
其实，泰戈尔对访问中国本来是迟疑的。
对于这个与他的祖国差不多一样灾难深重的邻邦，他担心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但事实却是，如果他只谈诗可能会好得多。
他在杭州演讲说：我们印度是一个战败的、屈辱的民族，在实利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帮助，也不知道怎祥来伤害你们....但遗憾的是，他在这里称赞中国文化，还是被激进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伤害。
对泰戈尔的态度，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截然不同。
梁启超是神交己久，一见如故，在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中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入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徐志摩是万分崇拜，望眼欲穿，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对泰戈尔，胡适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泰戈尔在京期间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胡适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陈西滢因为泰戈尔在华期间劝人少读书而在批评章士钊、林琴南复古学说的文章（《线装书与白话文》）中将他引为新文化运动的同道；郑振铎发表文章《欢迎太戈尔》，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一九二二年就曾专门发了系列丈章介绍泰戈尔，为迎接泰戈尔，还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月发了两期泰戈尔专号。
从这两期专号看，大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是对泰戈示有好感的。
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则攻击甚力，鲁迅在杂文中谈及泰戈尔访华，语气略带嘲讽。
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在《新青年》杂志第二期发表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歌《赞歌》。
到泰尔访华的一九二四年，陈己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批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时评，发表在政治性刊物《向导》、，中国春年》。
在泰戈尔访华的期间发表频率很密。
甚至在一篇评沦美国驻华教士发财的文章中也把泰戈尔捎几句：印度诗圣泰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赏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物质生活
在评江亢虎《南游追想记》中所言中国招商轮船局四十年间不能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时，也没忘记把泰戈尔捎上，题目就叫作《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文曰：你看我友爱无争的诗圣，是何等逍遥自在地在北京为英人之坐上客。
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
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
泰戈尔
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在《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文中，指出泰戈尔有两个错误，一是误解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二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
这两个错误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的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谈诗说艺。
这两篇还基本算是正面的思想评论，其余篇什如《泰戈尔与梁启超》《泰戈尔与北京》《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尔确曾去见溥仪》等，仅从题目上看，基本上就己是具体联系的思路了。
甚至在泰戈尔早己离开中国的六月份，陈独秀仍然发表了《诗人却不爱谈诗》、《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文章讽刺泰戈尔。
徐志摩夫妇与泰戈尔结成异国的莫逆之交。
泰戈尔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犹如膝下儿女，陆小曼曾自称感到从未有过的父爱和温暖。
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期间，曾亲自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叫索思玛，自此后，徐志摩在与泰戈尔通信中，常以索思玛”自称，同时又称泰戈尔为“罗宾爹爹”。
（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泰戈尔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1924年泰戈尔访中国48天，那年5月8日正是他的64岁生日。
北京“讲学社”为在京的泰戈尔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
祝寿活动在天坛草坪召开，胡适主持，其中一个特别的节目，是梁启超主持献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
梁启超在揭开这个名字之前，引经据典，说明这三个字的出处。
梁氏称，“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的含义，可引伸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时意译为“震旦”。
梁氏又称，古印度曾称中华为“震旦”，而中国人也称印度为“天竺”。
最后梁氏归结道：“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
” 梁氏这一番博古通今、融汇中外的解释，博得全场的掌声。
泰戈尔本人也高兴得笑逐颜开，欣然接受祝寿会赠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
“竺震旦”无疑寓意深长，但倒不如泰戈尔为徐志摩起的“索思玛”富有翩然的诗意。
<<泰戈尔诗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泰戈尔诗选收录了吉檀迦利 飞鸟集 渡口 爱者之贻 叶盘集 园丁集 新月集 游思集
谁翻译的泰戈尔诗最好
看过郑振铎译的吉檀伽利，以为是最好的版本 以网页上的资料，对你有帮助，来自 永远闪光——评郑振铎译泰戈尔诗 （选自网络） 一、几种容易见到的泰戈尔诗集 如今，泰戈尔诗集早已不难找。
英文版的，可以从网上搜到；没有能力或是更愿意读中文版的，除各种选本、中英对照版外，还可以去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泰戈尔诗选》（冰心、石真译，1958年初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1990年初版），它们都曾再版过多次，前者还被当作课外阅读书目之一，在近年再次重印，换了一种设计平凡的封面，向全国学生们推荐。
尽管所谓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并不全，另外读完《泰戈尔诗选》，泰戈尔的大部分诗作就能读到了。
然而，这就够了吗
读这两本书时，泰戈尔是否往往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寻找上海新文艺版的泰戈尔诗集。
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从1981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这套诗集重新出版，且比以前品种更全，如吴岩译《情人的礼物》，便初版于1984年。
这套书，1987年曾经全部重印过。
这就够了吗
如果读完它们，泰戈尔还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那就远远不够。
这时，你需要寻找人文版的两种单行本，作为补充： 郑振铎译《新月集》（1954年初版） 冰心译《吉檀伽利》（1955年初版） 至少到1989年为止，这两种可爱的小书都重版过。
这该够了吧
不。
还不够。
不够。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谛译泰戈尔诗，那还不够。
因此，你该回到过去。
为西谛译诗痴迷的人，请随我来。
让我们一起翻开《文学周报》，从逝去的年代中寻回郑振铎译泰戈尔诗。
寻回那些纯净且美好的译诗，寻回被他们扭曲的泰戈尔。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谛译泰戈尔诗，请随我来。
二、综述《文学周报》刊西谛译泰戈尔诗 翻译泰戈尔诗，当然绝非西谛的专利。
在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学周报》（时名《文学旬刊》，至第81期起名《文学》，至第172期始名《文学周报》）上，可以看到两首“太戈尔”（泰戈尔）诗： 一是《毁谤》，徐培德译自《新月集》； 一是“《园丁集》第67首”（实为第70首，报纸刊登有误），[亻民]译。
在这两首译诗发表的前后，西谛也在陆续译泰戈尔诗。
1922年夏天，郑振铎选译的《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257首译诗，“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郑振铎《飞鸟集》新序），其余69首诗补译于1956年；1923年秋天，郑振铎选译的《新月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31首译诗，其余9首补译于1954年。
在1923年8月之前，王独清（1898～1940）译《新月集》已由创造社出版，这很可能是《新月集》的第一个全译本。
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初版的《星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中，有一份《最近文艺出版物编目》，其中提到： 飞鸟集，太戈尔著，郑振铎选译 文学研究会丛书太戈尔诗选本 新月集，太戈尔著，郑振铎选译 文学研究会丛书太戈尔诗选本 新月集，太戈尔著，王独清译 创造社出版 为什么将王独清译本的出版时间限定在1923年8月之前
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文学周报》上，刊有一篇郑振铎《太戈尔新月集译序》，其中提到： 后来王独清君译的《新月集》也出版了。
我更懒得把自己的译下去。
许多朋友却时时催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他们都说王君的译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译的必要。
那时，我正有选译太戈尔诗的计划，便一方面把旧译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参考王君的译文，又新译了八九首出来；……原集里还有七八首诗，因为我不大喜欢它们，所以没有译出来。
……而太戈尔之写这些诗，却绝非为儿童而作的。
……这正如俄国许多民众小说家所作的民众小说，并不是为民众而作，而是写民众的生活的作品一样。
…… 十二、八、二十二。
从这些介绍看，王独清的译文也许采取了象征派手法，或者干脆用古文译的，所以才不容易懂吧。
即便如此，对这种译本也有了解的必要。
可是，这里引用的这两段话，在人文版郑振铎译《新月集》中却只能找到几个字，尽管那里也收录了这篇译序，但又改又删，已非全貌。
我曾经以为，这篇译序原本就是人文版《新月集》中印的那样——这个骗，已经受了十多年了。
同样，在上海译文版《飞鸟集》中所收的序文恐怕也非昨日颜色，但我在《文学周报》里查不到它，但找到两篇郑振铎谈《飞鸟集》的文字，其一刊于1923年7月22日出版的第80期，题为《再论飞鸟集译文——答梁实秋君》（另一篇见第79期）。
从文章看，估计当时王独清译《新月集》已经出版，且为全译本，所以梁实秋才披着不赞成全译本的外衣闹事。
于是，西谛这样回答他：“我最佩服梁君的同学闻一多君的批评态度”。
的确，闻一多的批评态度才是好的，虽然见解与郑振铎等不尽相同。
1923年12月3日第99期《文学周报》上，刊出一篇闻一多从美国邮寄来的《泰果尔批评》。
郑振铎一面表示不完全赞同，一面表示欢迎他的批评，两种态度都是真诚的。
闻一多的这篇批评，用词不无挖苦之意，却很有些深刻见解，如这一段： “哲理本不宜入诗……泰果尔也曾拿起Ulysses底大弓，尝试了一番，他也终于没有弯得过来。
泰果尔虽然爱好自然，但他爱的是泛神论的自然界，他并不爱自然底本身”。
从泰戈尔诗看，尽管他爱的的确是“泛神论的自然界”，却无损于他诗歌的美。
此外，在《文学周报》还能找到两条《小说月报》广告。
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11月19日出版的第97期《文学周报》上，分别能看到《小说月报》第14卷9号“太戈尔专号上”目录和第16卷10号“太戈尔号下”目录，从中可知，除郑振铎外，茅盾、赵景深也选译了泰戈尔诗集： 《歧路》选译——沈雁冰 《爱者之赠遗》选译——郑振铎 《新月集》选译——郑振铎 《吉檀伽利》选译——郑振铎（以上见“太戈尔专号上”） 《爱者之贻》选译——郑振铎 《园丁集》选译——郑振铎 《采果集》选译——赵景深 这些译文都是值得期待的，可我缺乏买到这两期《小说月报》的运气，就只能在下面老老实实地谈收入《文学周报》的西谛译泰戈尔诗。
我想，其中的部分译文大概也曾在《小说月报》的“太戈尔专号”上出现过，因为有时《文学周报》也会选刊《小说月报》上的文章。
三、较量：西谛译泰戈尔诗与其他译本的简单比较 王独清、茅盾、赵景深的译本没有见到，以上提到的其他译本，都在我的手中。
那么，就让我用郑振铎译《新月集》的人文版单行本，还有《文学周报》刊西谛译泰戈尔诗与其他译本一较高下——当然，以下仅仅是我个人观点。
此前，先列出1923～1925年《文学周报》刊出的西谛译泰戈尔诗目录。
目前，据我未必完全的搜寻（如有新发现，将再次补充），它们共19首： 第81期（7月30日），太戈尔诗一首（《爱者的赠遗》） 第82期（8月6日），太戈尔诗三首（《园丁集》，第28、34、46首） 第83期（8月13日），太戈尔诗三首（《歧路》） 第93期（10月22日），太戈尔诗选译（《爱者之贻》，3首） 第94期（10月29日），太戈尔诗选译（《园丁集》，第2首） 第95期（11月5日），杂译太戈尔诗（《园丁集》，第17、18首） 第96期（11月12日）杂译太戈尔诗（《园丁集》，第35首） （以上刊1923年《文学周报》） 第158期（2月2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4首） 第159期（2月9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6首） 第160期（2月16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9首） 第163期（3月9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13首） 第164期（3月16日），园丁集选译（《园丁集》第19首） （以上刊1925年《文学周报》） 从这个目录看，《爱者之贻》原来的译名是《爱者的赠遗》，后来才变得那么完美，并为石真的译本所采用。
那么，石真译《爱者之贻》又如何
就用它开始比较吧。
《爱者之贻》第十三首（石真译） 昨夜，在花园里，我向你献上青春洋溢的醇酒。
你举起杯儿，放在唇边，合上双眼微笑着。
我撩起你的面纱，拨散你的长发，将你那宁静而又洋溢着柔情蜜意的脸庞贴在我的胸膛上。
昨夜，月光梦一般漫溢在安睡的大地。
……（收于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213） 还不错，是吗
且再看第93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爱者之贻》第十三首： 昨夜我在花园里，献我的青春的白沫腾跳的酒给你。
你举杯在唇边，开了两眼微笑着，而我掀起你的面幕，解开你的辫发，把你的沈默而甜柔的脸妆在我的胸前，明月的梦正泛溢在微睡的世界里。
…… 就算并不准确，西谛的译文也比上面的好得太多。
再来看看第83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歧路》第十二首的全文： 我的心呀，紧紧的握住你的忠诚，天要黎明了。
“允诺”的种子已经深深的埋在土里，不久便要发芽了。
睡眠如一颗蓓蕾，将要向光开放它的心，沈静也将找到它的声音。
你的负担要变成你的赠赐，你的痛苦也将烛照你的道路，这日子是近了。
石真将这个集子译为《渡口》，这一首的译文是： 心儿呀，不要沮丧，天将破晓，黎明即将来到。
诺言的种子，深深扎根土中，终将发芽，破土而出。
睡眠，像花蕾，就要向着光明敞开胸怀，沉默终将发出声响。
负重将得到报偿，苦难将照亮你的路程，这一天即将到来。
（收于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238） 这一次，西谛的译文要好得更多。
再来简单比较一下《园丁集》。
如第94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园丁集》第二首中的一句： “如果我在生的岸上，熟思死和未来，那末有谁为它们编造热恋的歌呢
” 这一句，吴岩译作：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与来世，那末，有谁来谱写他们的热情的歌呢
”（吴岩译《园丁集》P4，上海译文版） 冰心则译作： “如果我坐在生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
”（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43） 冰心的译文稍好些，但以上哪种都比不上西谛译文。
不要说郑振铎，别人译的《园丁集》也可能更好些。
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学周报》上刊出的那首 [亻民]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部分为： 我记得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浮一只纸船在小溪里。
那时正是七月的一个阴天， 我快乐的做我的游戏， 浮我的纸船在小溪里。
吴岩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是： 我记得我童年时期的一天，我浮一叶纸船在沟渠里。
这是七月里潮湿的一天；我独自一人，玩得好生高兴。
我浮我的纸船在沟渠里。
冰心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是：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
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冰心的译文稍好，但以上哪种都比不上[亻民]的译文。
虽然不知西谛是否译过《园丁集》第70首，但从[亻民]的译风看，他译的泰戈尔诗照西谛还有一大段距离。
郑振铎译《吉檀伽利》不可见，无法与冰心译本相比，下面惟有比较一下几种《新月集》译文了。
第30期《文学周报》刊出的徐培德译“太戈尔”诗《毁谤》，第一句就叫人讨厌： “为什么原故有那些眼泪在你的眼睛里，我的孩儿
” 这一首，在人文社版郑振铎译《新月集》中名为《责备》，该句译文为：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子
” 不知冰心是否专门译过《新月集》，但冰心译《吉檀伽利》的第60、61、62首，即郑振铎译《新月集》中的《海边》、《来源》、《时候与原因》这三篇。
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冰心的译文比较拘谨、冷淡，无法体现出诗中特有的那种男子，尤其是泰戈尔那样的男子在诗中流露出的（与女性比较而言，绝无对女子的贬意）热情、率真及泛爱胸怀。
冰心的译文，本是好的，与郑振铎相比，竟黯然失色。
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译者是否不能够与作者相互“重叠”，成为相似甚至相同的一个。
泰戈尔诗中，“孩子气”与“成人气”往往不相上下，里面有夜月般的沉静，水晶般的通明，儿童般的天真，对自然界的泛爱，可也有烈火般的激情，智者的感喟，不媚权贵者的桀骜。
因而，泰戈尔的诗终究是阳性的，读了它们，恍如看到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阿基米德——为了所追求的，甚至不惜生命，痴，然而诚。
故此，《新月集》这一类的诗集尤为难译。
然而，对郑振铎来说，这些都不在话下，尤其是《新月集》，而他译的《新月集》也的确可以用绝美来形容，因为，他不但能够与泰戈尔相互“重叠”，且同样具有《新月集》中的浓烈“孩子气”。
别的泰戈尔诗译者，却往往不能够如此。
写过《寄小读者》、《小桔灯》的冰心可以算有一点“孩子气”，但与西谛比还嫌不够，她的《小桔灯》等文字里面，终究还不脱隔膜口气，她译的泰戈尔，也拘谨了一些。
郑振铎的“孩子气”到底有多重
请让我引用几段叶圣陶为郑振铎夫妇编选的童话集《天鹅》所作的序文说明： 安徒生有童心，人称他为“老孩子”。
因联此想，振铎的适当的别称更无过于“大孩子”了。
他天性爽直，……这种纯然本真，内外一致的情态，惟有孩子常常是这样的。
朋友们举行什么集会，……往往轮流讲个笑话，……论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
”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
他访问朋友的家里，……总先去找那些孩子，……孩子们当然高兴，……尽闹尽舞，常常有压扁了他的帽子弄破了他的眼镜的事情。
到他想要走时，也许并没有同主人谈过一句话。
（《天鹅序》，原载《文学周报》1924年12月1日第150期） “孩子”而且“老”，才能写出《新月集》这样的文字，才能将《新月集》这样的文字完美地译成中文。
翻译泰戈尔诗，当然绝非西谛的专利。
然而，有西谛在，泰戈尔便不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
西谛译泰戈尔诗，将永远闪光。
我希望，最终可以读到所有的西谛译泰戈尔诗。
最后，让我用以上的所有文字作为郑振铎先生的怀念——没有他，国内文坛是寂寞的，始终是寂寞的。
泰戈尔的名句
都出自《飞鸟集》，不过不知道你是想要什么
英文原版
那么看这里……飞鸟集是我最喜欢的，网上流传的大多是的翻译，也就是你这个版本，有兴趣可以对比下别的版本，我个人觉得综合来看可以在不同的译本中找到每一句最喜欢的翻译，不一定是一个人译的哦另外如果你喜欢飞鸟集，也推荐下流萤集吧，个人感觉是中最接近飞鸟集的了……
泰戈尔的每部作品都是谁翻译的最好啊
如果说是大家翻译的话《新月集》和《飞鸟集》是郑振铎翻译的《园丁集》和《吉檀迦利》是冰心翻译的。
在现在的书店里比较多见的也就这些吧，出版商还是会选择郑振铎和冰心的版本。
《采果集》有石真翻译的，是有名孟加拉语的翻译家，应该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