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上政治复习提纲人教版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1）组织管理。
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
管仲对周代的乡遂制度加以损益，通过“国分为三”、“鄙划为五”的办法，使全国建立起层层负责、分级管理、服从中央的体制，为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组织基础。
这种“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形势》）的社会编制组织，既能加强人们的同乡意识，同国意识，又能以宗法意识巩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以乡土意识维系国，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保证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
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
所谓“分居”，就是士、农、工、商各自“群萃而州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所谓“定业”，就是“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士之子恒为士（《国语·齐语》）。
”职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
管仲认为分居的好处有二，第一是防止“杂处”。
民不杂处则言不咙，言不咙则事不易；民不杂处则不见异物，不见异物则不迁。
事不易，民不迁则社会有序，社会有序则国安，国安方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国富，国富方可称霸。
第二是便于教育。
人们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到从事本职业的知识技能。
管仲认为“定业”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会的分工和统治者的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把每个社会成员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会各个部门，以便使社会这架大机器正常运转。
（2）选贤任能。
管仲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
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治国者要把对人才的培养作为长远战略目标，统筹安排。
因而，管仲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
另一方面重视人才的标准。
一要有“德”。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
”作为君主的“德”，就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
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
“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
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
“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
二要有“才”。
“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
即有作为的人才，能够不固守古法，顺应时势，勇于创新。
第三，重视对人才的正确使用，一是量才使用。
“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
”二是破格录用。
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学，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
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
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3）法德并用。
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
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
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
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
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
”意即君主立法后，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原封不动地推行到士农工商四民中去，使人们了解、执行。
同时，还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开、法律对等、执法以“公”、执法从严等多项主张，保证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
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
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
温柔孝悌，毋骄恃力。
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
”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
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
”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存及种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
有了粮食，人们就有生存的保障，社会就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
没有粮食，人们就会因饥馑而外流，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如何发展粮食生产，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第一，坚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牧民》）的基本原则。
“务在四时”，就是指粮食生产的过程，必须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不误农时，抓紧抓好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尤其是春播与秋收。
“守在仓廪”，是讲国家一定要把粮食收进来，并做好储藏工作，国家真正掌握对粮食的控制权。
这“一务一守”，从动静两个重要环节把握住了粮食的生产。
第二，推行具体可行的农业政策。
一是采取“地均以实数”与“均地分力”的措施。
“地均以实数”，就是国家对土地要加强管理，核正实际可耕地的土地数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状况都要掌握好，然后，根据土质地利，进行适当折算。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
涸泽，百而当一。
地无草木者，百而当一。
楚棘杂处，民不得入，百而当一（《乘马》）。
”“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
这样，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发挥。
可见，“均地分力”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
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农业。
在农忙季节，国家不让农民服徭役，也不要征兵打仗。
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约二十五天时间里，让人们都回到地里劳动，国家发放贷款，支持播种。
他强调，“四务”，即春、夏、秋、冬农业所需的东西，国家都要准备好。
第三，“除五害，以水为始。
”影响农业生产的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瘟疫、虫灾这五种灾害，“水最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为始（《度地》）。
”从而，把修筑防止水害工程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建立起严密组织领导，制定了具体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粮食丰收。
（2）多种经营。
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种植桑麻。
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来源，没有充足的蚕丝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纺织出锦、绣、绢帛。
因此，管仲继承齐国种桑养蚕的历史传统，制定出具体政策，扶持桑麻种植及养蚕业的发展。
规定在房宅左右要种植桑麻，支持妇女养蚕、纺织。
传授土壤知识，指导种麻。
每年阳春，养蚕能手给予奖励。
采取这些措施，使齐国的养蚕业迅速发展。
二是饲养六畜。
管仲把养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给予充分重视。
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
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麋、鹿、牛、马的牧场。
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
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
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
三是多种瓜蔬。
蔬菜瓜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
因此，管仲非常重视瓜菜生产。
“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
”四是植树造林。
管仲对国家土壤性质、地势作出细致分析，提出了植树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固城防。
大堤上错落种植灌木与杨柏树，保护堤坝。
限制入山林砍伐时间，重视森林防火问题，奖励植树有功者。
“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
”五是发展渔业。
管仲任政于齐，积极要求发展渔业生产。
他提倡国家对沿海渔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税政策，使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大大提高渔业生产的效益和渔民的积极性。
（3）起末禁末。
“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
在管仲心中，粮食生产是国富的根本源泉，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须作为立国“本事”抓好，不能动摇。
但是，当“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民趋利而耽农业时，就要提出“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当粟少国尚不富，为国富民强，则要求人们“禁末产，止奇巧而利农事”。
这说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围和前提条件的。
这其中就包含着不是单纯“禁末”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末业”不影响“本事”，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样一个深层的思想。
管子认为，“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
商人为获利，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调补余缺，若善于以利引导，可使其利国利民。
但由于经商贱买贵卖，财多利大，往往会诱人弃农经商，使社会上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矛盾。
对此，需要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削减商贾之利，抑制其盲目发展。
这种，采取因势利导、合理协调的方法，对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必须和有益的。
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
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
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
”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
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
他坚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九守》）的政治原则。
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
”这就是说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
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一是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牧民》）。
”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
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
二是采取“予之为取”的政策。
“予”是指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民众采取的一种宽惠的政策。
“取”则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达到经济上富国、军事上兵强，政治上称霸的目的。
他们根据人们好获利而恶夺取的普遍心理，采取一种“取之无形，予之有形”的隐蔽方法。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
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故民爱可洽于上也（《国蓄》）。
”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2）爱民恤民。
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
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
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
“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
即敬养老人，慈恤幼孤。
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
“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
“厚其生”是“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
”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
“输之以财”是“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变关市、慎将宿。
”即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滞积的特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往来。
“遗之以利”是“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
”即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
“宽其政”是“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
”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
“九惠之教”在《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困”、“掌绝”的官，深入百姓，随时了解实际情况，为百姓解决具体问题。
实行了这些政策，使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孤残有助，鳏寡有居；贫困得济，烈士得祭，民众承蒙恩惠，无不喜悦，从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
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
并对此从足民富国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上做出深刻论述。
“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禁藏》）。
”衣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日不可缺少的。
人们首先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对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
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坚持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立场，为他的伦理观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
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
《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
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
“何谓四维
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
”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
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盲目求进；有廉耻，就不会掩饰过错，不会趋从坏人。
“礼、义、廉、耻”皆备，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
这样，才能国泰民安。
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
” （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
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
就是在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教民“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
《五辅》篇提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
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这“义”的七个方面内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
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
“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
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
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
所以，礼是不可不重视的。
“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
”因此，通过教诲和启发，“养之以化其恶”、“明之以察其生”，使人弃恶行善，清除无度欲念，修行内心，这样方可正气上升，行为端正。
管仲的治国思想，除上所述，还有军事、文化等方面。
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就是对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1、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现代社会的全面发展。
管仲上任伊始，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治理国内的混乱贫穷。
管仲从实际出发，不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而是坚持社会调查，使国情、民情尽在胸中，大胆提出“政不履旧”的观点，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乱世称霸方可自存，欲称霸必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国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的发展，使齐成为大国。
今天，落实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朝着“小康”社会的目标奋进，上文所论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内容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适应了社会变革和统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受到后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
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及唐代魏征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都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
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注重以人为本，着重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这是新形势下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具体体现。
坚持“以人为本”，一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
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二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有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目标是既要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又要摆脱愚昧，实现以民为主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现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现代化。
而实现这些的关键是有赖于人的现代化。
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放在主导地位。
三要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实现。
正如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 3、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既重法治又重德治。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少对道德建设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如金钱观念、享乐观念、利己观念导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由功利性导致的在处理个人与社会、集体和国家利益冲突时位置的颠倒；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和就业岗位的多样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选择面前产生困惑，影响正确、进步道德标准的建立，诸如此类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良思想、观念和行为，单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决好的，还必须靠教化和德治，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克制这些不良行为和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国和社会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及具体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会非议，不计个人得失，不求爵禄和财货，只图齐国强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外在体现。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质，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中的艰难险阻，不可能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古代，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个体层面上，它常常表现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进取有为、团结友爱、自尊自重、无私奉献等）。
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潜能。
社会层面上，它集中体现为“理想社会”，即生机与活力、和谐统一、独立完整、尚德昌盛、绵延永长等。
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精神又以观念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驱动力、凝聚力，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与民有关的成语
与民有关的成语 ：国泰民安、民生凋敝、为民请命、黎民百姓、祸国殃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除害、劳民伤财、民以食为天、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处于什么政治背景
王安石1042年21岁时及进士第，1052年—1054年任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1054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四月，辞职回家探亲，途中与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上以及萧君圭、王回一道游览了位于今安徽含山境内的褒禅山。
王安石已在地方上任职12年，尽自己所能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初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受到百姓的拥护，但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百姓的苦难生活，感受到治政的诸多弊端。
他采取的许多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使他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
因此，在游褒禅山后三个月，他以追记的形式写下此文。
通过这篇文章，王安石表达了自己欲实施政治抱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内因、外因三者齐全才行，但内因占主导地位。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才有了他在1058年（38岁）时的致宋仁宗的万言书，才有了后来神宗的赏识，才有了任宰相百折不挠地变法等一系列措施和行动。
所以说，从这篇文章可初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和意志。
求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名相明君（限150个，越多越好）
1、唐太宗 李世民：除了晚年的炼丹等奢侈荒唐，基本上是个全能完人，能打天下，治天下，科举和三省六部的改进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
2、明太祖 朱元璋：创举：所有皇帝中唯一的平民（其他基本是皇子、贵族出生），唯一从南而北统一（自古是北进南统一），且面对的是冷兵器时代最恐怖的蒙古兵（尽管已经大不如前），挽救主体民族——汉从少数民族政权手中（所谓回归正统）。
3、秦始皇 嬴政：确定了中华的基本的统一形式和主体疆域，创举一个民族两千年的制度、方向 。
4、隋文帝 杨坚：结束五胡乱华（回归正统），第一次结束分裂，创立的隋朝是盛唐的基础。
5、汉高祖 刘邦：出身寒微，创立封建社会顶峰的汉唐盛世之一，用人有道，能让手下都比他强的同时也甘心听其命令，以弱汉胜强楚。
6、汉武帝 刘彻：中国武功的颠峰，通西域，事实上消灭北方自古最大的威胁匈奴（但是汉朝人口半耗）。
7、元世祖 孛儿只斤·忽必烈：版图最大的帝国，对西方的交流最繁盛（依靠蒙古基础）。
8、宋太祖 赵匡胤：结束分裂、唯一重商的朝代，创造了中国古代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的社会（武功最差）。
9、清圣祖 爱新觉罗·玄烨：维系和奠定了一个大帝国，攘外安内，但创举不明显（基本上前面很多皇帝都能做到）。
10、武周则天皇帝 武曌 ：男人社会的女人君主（仅凭此点可见其能力），且建设国家昌盛。
狄仁杰为什么得到武则天的重用
狄仁杰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宰相，以睿智、善于断案著称，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三位著名的皇帝——唐太宗、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
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考中明经入仕，高宗时官声见于史书， 45岁前始终为“沧海遗珠”，其能力不为朝廷所重视，至武则天称天后后开始受到重用，并逐渐得到武后的信任和提拔，历任宁州刺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内史（即宰相）等职，成为武则天时期真正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武则天对他以“国老”相待，他去世后，武则天痛心疾首，称“朝堂空矣”。
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呢
这得先从武则天说起。
武则天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其父武士彟曾对唐高祖、唐太宗反隋建唐鼎立相助，并与二人的私交甚好，武则天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诏入内宫，封为才人。
她在太宗身边一呆就是12年，虽未受到太宗的宠爱，但因长期在御书房侍奉文墨，接触皇家公文，故而学到了太宗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风范和治国安邦的政治权变，这为她后来参与朝政、称帝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宗晚年时，她因机缘巧合得与高宗相爱，在高宗即位后被高宗立为昭仪，一年后又被立为皇后。
高宗身体多病，且患有眼疾，武则天因此得到了帮助高宗处理政务的机会，其政治才华由此得以施展，并得到了包括高宗在内的朝中大臣和百姓的认可。
高宗死后，武则天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开创了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虽然有卓越的政治才华，但是在唐朝初期，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手脚并不容易。
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虽然较魏晋时期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出身仍很看重，一般庶族地主想要在朝中立足尚且会遇到来自士族的巨大阻力，何况武则天不仅出身寒微，而且还是女子，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立足于政治舞台，并位登九五，其所遇到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比一般的君主更需要能够倚重的具有良好品德和杰出才能且忠诚于自己的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受到武则天的倚重是必然的。
首先，狄仁杰具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于执法、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等美德，其立身处世必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具备了一个贤臣良相所应有的最可宝贵的品德。
中国古代历来有“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的说法。
[1]在封建国家里，对皇帝能犯颜直谏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一旦触怒了皇帝就有立即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
然而在认为皇帝所做的决定将会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狄仁杰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据理力争反对皇帝的决定。
这在高宗时就已经展现出来。
高宗仪凤元年（674）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按罪当给予除名，但是，高宗对二人的行为很愤怒，特命杀之，狄仁杰反对，认为二人罪不致死，且处置朝中大臣应当按国家法令执行，而不应以皇帝个人的喜怒为宗旨，高宗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为狄仁杰所说服，使权、范二人除名，流放于岭南。
狄仁杰敢于犯言直谏，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在不久后，他被提拔为侍御史。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武则天亲自准其假。
狄仁杰认为不妥，他说“臣闻君人者惟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
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
彼学生求假，丞、薄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
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
”[2]得到武则天的认可。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反对，认为造大像是一件白白浪费人力、物力的巨大工程，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劝武则天说“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
”并特书《谏造大像疏》予以阻止，武则天虽然好佛，仍然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遂罢其役”。
[3] 在狄仁杰任大理丞和侍御史时，为维护国家法度狄仁杰对唐高宗犯颜直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仍保持着对皇帝面折廷争的作风，反对一切他认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
宋朝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说“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平广记》评价他时说他“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
由于遇到了对狄仁杰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武则天执政，所以面折廷争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反而加大了他对社会的影响，成就了他的赫赫政绩。
狄仁杰每次直谏必定是从维护国家法度和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他都会坚持到底。
狄仁杰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佞臣虽然勇于打击，决不手软，但是对于那些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同僚却一笑置之，不予追究。
当官至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这样的高官后，武则天问狄仁杰“欲知谮卿者乎
” 狄仁杰说“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
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
”[4]既不愿查得罪他的人，更不愿利用官职挟私报复，体现了他宽阔的胸襟。
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得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人品非常认可，能够相信狄仁杰在处理政事时是真正地从国家大局出发，为百姓的利益着想，而不是考虑个人的私利，这一点对于武则天能够真正信任狄仁杰非常重要，这是以后狄仁杰在与武则天产生冲突时，武则天总能够从信任的角度出发，认可和重视狄仁杰的意见的根本。
其次，狄仁杰是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而且在辅助武则天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赢得了武则天很高的信任。
“大周革命，万物惟新”[5]这既是武则天的心声，也是狄仁杰的政见。
国家需要能够坚定而正确地推行政令的能臣，对这样的能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不吝于高官厚禄，武则天也不例外。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狄仁杰所任官职共计18种，其中除了军事重任和被贬之官职外，其余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央重职。
如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即武则天称帝第二年和第三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工部是我国封建国家三省六部中的重要一部。
此职因掌工程而涉及到对全国的民力使用和国家的工程开支。
秦朝、隋朝两个朝代之所以民不聊生、起义四起，终至迅速灭亡，大兴土木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可见，狄仁杰所任官职的重要。
天授二年（691）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地官侍郎掌管土地和人民，判尚书为兼职尚书，凤阁鸾台即门下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圣历三年（700）狄仁杰为内史，也就是宰相。
在封建国家里宰相既是皇帝最重要的助手，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
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多年，不担任宰相期间又在地方上担任重要的军事官员。
由此可见，武则天是深信狄仁杰是能够坚决执行她的政治措施的。
关于这一点，在狄仁杰犯言直谏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
在《全唐书》中，一共保存了六篇狄仁杰的进谏疏，它们分别是《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
这六篇进谏疏主要是从考虑人民疾苦出发请求减免或降低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与剥削，而无一篇是反对统治者大的施政方针。
狄仁杰的这些谏疏起到了完善统治措施，维护统治者形象的作用，从爱惜民力的根本上保护了统治者的统治。
从这些谏疏的题目和内容来看，我们还可以认为狄仁杰是支持武则天统治的措施的，因为狄仁杰是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直臣，一旦他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不对，必会据理直谏。
但从这些谏疏来看，狄仁杰只是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替那些随从反叛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的随从者说几句公道话，要求待人从宽等方面进谏，于关系国家大事的举措上并无什么微词，可见狄仁杰是支持而且愿意落实武则天的施政方针的。
对于狄仁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武则天也以极大的恩宠和信任进行回报。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任狄仁杰为内史，在《授狄仁杰内史制》文中写到“鸾台：奸谋房帷，秉钧之任为重；典综丝纶，挥翰之提属。
银青光禄大夫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狄仁杰，第华簪组，材标栋干。
城府凝深，宫墙峻邈。
有八龙之艺术，兼三冬之文史。
雅达政方，早膺朝寄。
出移节传，播良守之风；入践台阁，得名臣之体。
岂惟怀道佐明，早朝于管乐；故以竭诚匡主，思致于尧舜。
九重肃侍，则深陈可否；百辟在庭，则显言得失。
虽从容顾问，礼被于皇闱；而斟酌轻重，事隆于紫话。
宜迁掌阃之秩，式懋专车之宠。
可守内散官，劝封如故。
主者施行
”[6]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每每把狄仁杰派往最重要的地方，授以重任之外，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狄仁杰“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
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
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
’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至狄仁杰去世，武则天很难过地说“朝堂空矣
”“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
”[7] 第三，狄仁杰具有目光远大、能够洞悉他人的本质和比较准确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趋势的能力。
在遇到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能够为武则天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提供宝贵的意见。
武则天晚年时一直被是立自己李姓的儿子为太子还是立与自己同姓的侄子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问题而苦恼。
狄仁杰认为武承嗣等人德、才都不足以胜任天子之位，而李姓子孙虽德才也教武则天为差，但相比而言，把江山社稷交给李姓子孙要比交给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而且这样做也能得到大多虽德才兼备但不愿效力于武周的人才的支持。
所以，在立嗣的问题上一直倾向于让武则天在身后还政于李唐的做法。
这不仅是考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也是从维护武则天的利益的角度出发。
我国一直以来对祖宗祭祀和身后谳飨的事都很重视，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大多数人家仍要祭祀祖先，在唐朝这种思想当然更为人民所重视，狄仁杰认为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劝武则天从考虑儿子与侄子孰亲和身后受祭飨的角度出发，立武则天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武则天本人都是利大于弊。
经过几次劝谏，终于使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等人为太子的念头，使李显当上了太子，为以后武则天还政李唐做了准备。
第四，狄仁杰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
狄仁杰一生中，曾两次任抵御少数族入犯的命官。
一是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动。
狄仁杰被征为魏州刺史，在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布置防务。
当时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人来侵，命令所有的百姓尽数入城，缮修守城工具。
狄仁杰到任后，将被迫入城的百姓全都放回家务农，他认为“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
”结果，契丹人为狄仁杰胸有成竹的做法所震慑，“闻之自退”。
[8]二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突厥进犯河北，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征讨突厥，后又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处理善后事宜。
在两次征讨入侵和安抚当地百姓的过程中，狄仁杰对如何靖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中予以表达。
他认为要安定边境，中原地区首先要稳定，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指出“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
通塞随流，岂有常性”认为边陲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赋税”，应当采取以夷治夷的做法，使中原无远戍之劳。
另外，应对边界加强守备，养精蓄锐以待敌，“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 “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如此数年，则强敌可不攻自服。
狄仁杰的军事政策是民本思想在军事上的一种反映，这是封建国家用来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根本，它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现实意义。
第五，狄仁杰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的。
对于武则天来说，人才虽然难得，但如果不能衷心拥护她的统治，则宁可杀掉也不能放在身边任其发展成对自己的威胁。
所以，在她统治时期，有许多虽然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因为反对武则天改唐立周，而被武则天清除掉了。
狄仁杰虽然好面折廷争，但因为是真心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所以不仅没有被武则天清除掉，反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大力重用。
狄仁杰愿意拥护武则天的统治是他对当时所有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人进行慎重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狄仁杰出身于官宦人家，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年轻时在太宗朝任职，中年在高宗朝任职，至45岁以后为武则天所用，后历任高官重任，直至71岁去世。
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将太宗、高宗、武则天甚至中宗、睿宗等人的政治才能加以比较。
武则天早年曾深受一代明君太宗皇帝的熏陶，并且在政治上大有太宗皇帝的遗风，比起高宗、中宗、睿宗等人在政治上显然要成熟的多。
在高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高宗大部分时间都仰仗武后为他处理政事，其处理政事的方法与能力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并为“二圣”，这种皇帝健在而与皇后并称“二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在当时不仅为高宗所倚重而且也应该为百姓和大臣所敬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狄仁杰在内。
至高宗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此举显然是对将国家交与太子并不放心，认为需要武则天的扶持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
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臣的反对，说明朝中大臣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认可的，对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是放心的，这些大臣当然也包括狄仁杰。
考虑到国家的昌盛需要在有为的皇帝统治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狄仁杰坚定地站到了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一边，当然也正因此，他才能真正地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武则天所倚重的大臣。
最后，狄仁杰是太原人，武则天是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当时文水为太原属县，二人是同乡。
同乡是不是拉近他们距离的纽带，不能确定，但或许是他们走近的一个原因。
如武则天经常和狄仁杰在一起玩双陆游戏，双陆是当时太原人爱玩的一种游戏。
当然，如果没有前五点的原因，只凭是武则天的同乡就想获得其信赖和重用是不可能的，毕竟，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治者，在用人的问题上一向是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亲，但狄仁杰在具备了一个贤臣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和能力之后，与武则天的同乡之谊和在思想上与武则天的相近之处也应该能够起到拉近两人距离的作用。
总之，武则天身为皇帝需要品德优良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从统治国家的角度考虑，需要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从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有能够洞明世事、善于谋断的人才，而狄仁杰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恰恰完全符合武则天治国的需要，二人在政治追求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者，武则天需要靠狄仁杰这样的大臣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而狄仁杰也需要象武则天这样的明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完成其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几组最完美的君臣搭档之一，成就了一代名相狄仁杰的美名，实现了由“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成功过渡。
求一份农民供养大学生对家庭影响的调查.实践报告.
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大学生”这个词都不陌生，大学是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一个必经之路，是一个培养有文化，有技术，有素质人才的场所。
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道理是人才的竞争。
不是说商路大学就一定是人才，但是只有经过这一洗礼，才能更好的脱颖而出。
为了对大学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对农村大学生的了解，<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11年7月20日，我们在毕节市生机镇展开了一项关于农民供养大学生对家庭影响的调查。
此次调查时以问卷的形式，主要从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的必要性，数量方面，上学的方面，毕业就业问题，以及当地政府对大学生的帮助等情况进行询问。
通过对一些大学生父母以及相关人士的回答可知道：有72%的百姓认为孩子有必要上大学，小部分的人则认为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具体分析；从大学生数量方面来看，一半地区的有五到二十个，二十个以上占40%，只有几个村子的占小部分。
但费用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78%的人认为费用高昂，贷款上学的比例高达67%，还有借款的。
只有个别的家庭可以勉强支付。
关于就业方面，老百姓再不似以前那般落后了，在他们看来，孩子上了大学是一回事，但毕业后并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或者是好工作，而不是老一辈们那种认为上了大学就等于有了一个金饭碗的概念。
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以及相关方面来看，农村孩子上大学主要面临着以下问题：1、 学杂费等昂贵。
2、 农村大学生人数少。
3、 对助学贷款的不了解。
4、 部分家长眼光短浅。
5、 当地政府宣传不到位。
可以看出，要把农村大学生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好的，这需要政府的大力帮助和支持、鼓励。
个人的意见认为，有以下措施可以实施：1、 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信息，增加教育方面的拨款。
2、 注重公平，把相关款项落实带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坚决打击“讲关系”等不道德行为。
3、 国家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减免部分学杂费，给予鼓励和支持。
4、 当地政府应积极做好农村家长的思想工作，减少他们的精神压力，除了物质方面的补助外，精神支持同样重要。
农村教育问题的完善，有利于巩固“三农”的发展地位。
在调查中，我们不断的听到无可奈何的叹息。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大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耕种着几亩薄地，如果老天风调雨顺，不仅可以不饿肚子，还可以买点余钱，但如果遇上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的，比如今年的干旱，在我们走过的一些村子，农作物在烈日的烘烤下已经干枯了，还有一些果园，果实还很小就已经掉落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农民们无能为力，这样折腾下来，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了，就更别提供养孩子上大学了。
正因为农村人才的缺乏，很多农民都希望送孩子去上大学，在不断提升他们文化素质、修养的同时，学到更到的科学技术，将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搞发展，改变家乡的面貌，为生机镇的明天注入新的血液。
在调查中，我们都不断遇到一些质朴的村民，虽然他们不懂一些高深的大道理，也说不出市民华丽的词语，但他们却用他们最真诚，善良的新打动着我们，用他们勤劳、朴实的品质让我们敬仰，让我们知道，天底下最无私的爱就是父母的爱。
在我们的调查的好几个人中，他们说，就算再穷，再苦，哪怕砸锅卖铁，只要孩子能够考上大学，他们都会实现孩子的愿望，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为家、为国争光。
不要误入歧途。
用实际行动带动周围的孩子，他们认为孩子们应该走出大山，走出农村，去见识父辈们没有见识过的天地，带回父辈们无法带回的东西。
有的则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轻松，体面的工作，不要再像父母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
“共同富裕”提得好，也提的早，但是要真的实现又是相当的困难，虽然国家的统计是实现得差不多了，但是真的考虑到了他们吗
我们国家应该注重实实在在的情况。
我们的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国家的，很拥护国家的，他们都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在有困难的时候，还是希望一家之主能够帮助他们。
比如就农村孩子上大学这一问题而言，农民们希望国家能够给予大力帮助，多拨一些资金。
政府给予的补助，要实实在在的落实到实处。
希望孩子们在校时，能正确、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学生，给学生提供给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不论是普通大学还是名牌大学，都应该同等重视。
这些真的是老百姓最想说的话，是我们平日没有考虑到得，我们应该遵循党的宗旨，履行党的政策，增强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让老百姓体会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请问如何理解无为
老子最经典的智慧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在这里讲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之意，更不是什么都不做。
这里的无为是指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
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就必须以有为为之。
老子所指的无为智慧，只是让人在处世之时顺应大势、顺应自然。
所以老子这种无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而且还有助于事物的成长和发展。
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勉强，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是无为的核心内容。
不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在人与事之上，并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一种大的智慧。
它能使人在潜移默化中走向自觉，收到良好的成效。
唐睿宗时，睿宗的嫡长子李宪受封宋王，十分受宠。
睿宗的另一个儿子李隆基聪明有为，他杀死了篡权乱政的韦皇后，为睿宗登上皇位立下了大功。
按照礼制，李宪当被立为太子，有的大臣便对睿宗说：嫡长子李宪仁德忠厚，没有任何劣迹，立他为太子既合礼法，又合民心，望皇上早日定夺。
睿宗感到李隆基雄才大略，最适合治理天下，所以一时陷入了两难境地，立太子的事于是一拖再拖，没有定论。
李宪看出了睿宗的心思，心有所悟，他对心腹说：父皇不肯立太子，他是对我有疑问呐
李隆基虽不是嫡长子，但他功劳很大，父皇是中意他啊。
李宪的心腹说：于情于理，太子之位都是你的，这事绝不能相让。
我马上和百官联络，共同上书，向皇上说明利害，一定促成这件大事。
李宪的心腹和百官议定，当他们在起草奏书时，李宪急忙赶来，他对百官说：我考虑了多时，决定放弃太子之位，你们就不要为我费心了。
百官十分惊诧，他们说：太子之位事关你的前程性命，怎会轻易放弃呢?自古这个位置你争我夺，本是常事，有我们替你说话，你还怕什么呢? 李宪说：大丈夫做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是十分慎重的。
赞平王李隆基是我的弟弟，他有大功于国，父皇有心立他为太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若据理力争，不肯退出，我们兄弟之间必有大的冲突，朝廷就不会平安。
如果危及了国家，我岂不是罪人吗?这种事我绝不会干。
李宪制止了百官，又亲自上书推荐李隆基为太子，他说：赞平王文武双全，英勇睿智，他当太子有利于国家，我是衷心拥护他的。
我个人的得失微不足道，请父皇不要为我担心，早下决断。
睿宗很受感动，他对李宪说：你深明大义，我就放心了。
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都会满足你。
李宪一无所求，他说：一个人只要顺其自然，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妨碍他了，我不会强求什么。
李隆基当上太子后，第一个拜访李宪，他说：大哥主动让出尊位，不是大贤大德的人难以做到，大哥是如何设想的呢? 李宪说：你担当大任，大唐才会兴旺，我不能为了私利而坏了国家大事。
望你日后勤政爱民，做个好皇帝，为兄就深感安慰了。
李隆基连声致谢，又说要和他共享天下。
李宪不让他说下去，他告诫李隆基说：很多事是追求不来的，只有顺天应命，才不会多受损伤。
将来治国不要逞强任性，这样效果会更好的。
后来，李隆基登上了帝位，是为唐玄宗。
他顺应民情，推出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是唐朝进入了另一个盛世--开元盛世，天下走向大治。
李宪在立太子事情上的无为，是深思熟虑的，他既避免了一场宫廷内斗，又使自己全身而退，赢得了让贤的美名，这个结果无疑是很完美的。
无为的思想在老子《道德经》中多次阐述、解释。
本章开头第一句即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的道不同于任何宗教的神，神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而道则是非人格化的，它创造万物，但又不主宰万物，顺任自然万物的繁衍、发展、淘汰、新生，所以无为实际上是不妄为、不强为。
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无不为了。
在谈到道的法则在人类社会的运用方面，老子根据自然界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求侯王若能守之，即在社会政治方面，也要按照无为而无不为的法则来实行，从而导引出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的结论。
他认为，理想的执政者，只要恪守道的原则，就会达到天下将自定这样的理想社会。
这里所说的镇，人解释为镇压，并据此认为,老子在这章的说明中露出了暴力镇压人民的面目：谁要敢一闹事，那就要严厉加以镇压。
这种解释，我们感到有悖于老子的原意，镇压应当是镇服、镇定，绝非是武力手段。
道看上去是抽象的，无形的。
多少年以来，有很多的管理者不知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抓不住道。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要让侯王们能够尊守，那实在不是一见易事，如果他们都能理解，都能尊守，确实是一件好事。
什么是道。
怎么来解释它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这就是老子心中所认为的道，其实是不欲以静。
侯王守道，万物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天下自正了，便自然是万物自化，这是相等的，侯王守道与不欲以静也是相等的。
在老子看来，侯王能依照道的法则来为政，顺任自然，不妄加干涉，百姓们将会自由自在，自我发展。
这是无为的象征。
所以道也无为。
静、朴、不欲都是无为的内涵。
统治者如果可以依照道的法则为政，不危害百姓，不胡作非为，老百姓就不会滋生更多的贪欲，他们的生活就会自然、平静。
其实，这也是一种妄想而已。
想要治理天下，不能够违背人民的意愿和本性而加以强力统治，否则用强力统治天下，不能够违背他们的意愿和本性而加以强力统治，否则用强力纺治天下，就一定会失败；强力把持天下，就一定会失去天下。
因此，圣人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把持，所以不会被抛弃。
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有后随，有轻嘘有急吹，有的刚强，有的赢弱；有的安居，有的危殆。
因此，圣人要除去那种极端、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
老子在这里，主要谈了统治者应行无为之治。
他极力宣传无为的政治思想，主张一切都要顺应自然，因应物性，希望那些得道的统治者治国安民，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走向极端，不要心存奢望，不要好大喜功。
这里面也有一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他告诫那些当权者，不要忘记水能载舟，能覆舟的道理。
人类追求功名地位，为的是显要门庭，光宗耀祖，从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显赫；追求优裕富庶的物质生活，目的是为了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安泰生活。
这并不奇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那些统治者，既然已经成为万人之上的显耀人物，就得有一个适可而止思想和行动，有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作风。
换句话说就是有所收敛。
因为既成了显耀人物，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众人的瞩目和关注，好与坏、强与弱、热与冷，人们都在心中有个底数。
如果过分特殊，就会背离民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不要认为自己有权有势，就为所欲为，强食弱肉，须知，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招致自己的尽快失败。
也许一两个人不能与你抗衡，但是，这些弱势群体若是团结起来，在强大也能将你推翻。
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的确切解说。
老子运用无为之治，对于有为之政所提出的警告，也是非常恰当的。
有为必然招致失败，有为就是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或者把天下据为已有。
事实上，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在客观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他在这里说，如果以强力而有所作为或以暴力统治人民，都将是自取灭亡，世间无论人或物，都有各自的秉性，其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要以自己的主张意志强加于人，而采取某些强制措施。
那些聪明有头脑的统治者，由于懂得这一道理，往往能够顺任自然、不强制、不苛求，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老子提出的镇之以无名之朴的主张，细分析一下这也是一种中心的调节的观点。
尽管他没有将镇提到哲学的高度，但客观上已体现了调节在自然规律中的重要性。
他让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认识到中心在对立中的调节作用，即在什么情况下存在对立互为因果，在什么情况下对立不互为因果。
其实，老子以前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论述。
众人所知周易理论，就在解决这一哲学问题有了明确的论说。
周易提出的建立在对立基础上的三位一体理论。
三即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上的中心调节数。
中心实际是整体的代表形式，数学中零除以任何数都等于零，表明中心的零是认识上的整体反映。
因此，中心的调节，实际就是整体的调节，对国家而言，就是法律的调节。
道永远是顺任自然而无所作为的，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它所作为的。
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为政治民，万事万物就会自我化育、自生自灭而得以充分发展。
自生自长而产生贪欲时，我就要用道来镇住它。
用道的真朴来镇服它，就不会产生贪欲之心了，万事万物没有贪欲之心了，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安宁。
无为而治又是一种管理之道。
在老子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奉行无为而治，管理者应当不断减少对人的管制和束缚，制定政策不能政出频繁，更不能朝令夕改。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是不可否认的，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尊重规律，利用规律。
水遇热变成蒸汽，这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用这一规律来生产暖气，制造人工降雨等等。
这正是说明，我们无法改变铁一般的规律，却只有顺应它，利用它。
总之，老子的无为不是叫你不做事，是叫你不要刻意做某件事，不刻意做，相当于佛学里的不执着。
老子提倡自然，就是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不要人为改变。
这跟无为的意思是相通的。
无为而无可不为，打个比方就是说不需要去强求一件事，例如在企业里，你不是一定要做领导，但是别人让你做你也不用拒绝。
无为强调的是一个和谐的心态和生活环境。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强调一个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