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流派有哪些
最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现当代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派所谓“鸳鸯”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
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
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
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
九叶派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
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七月”派 “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
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诗派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伤痕文学 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
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
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
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寻根小说流派 “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
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
“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
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亿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伟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先锋派 当代的“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
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90年代的乡村小说流派 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
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
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臂》、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
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
中国歌剧的发展史
中国歌剧有自己的发展历史。
可以说，从宋、元以来形成的各种戏曲，以歌舞、宾白并重，亦属于“歌剧”性质，但还不是歌剧。
歌剧可以说萌芽于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儿童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黎锦晖作曲），配乐剧《扬子江暴风雨》（聂耳作曲）它们都将歌曲与对白并重。
四十年代初的《上海之歌》( 张昊作曲)，《大地之歌》（钱仁康作曲），《秋子》（黄源洛作曲）等作品，在如何吸收西洋歌剧特色以探索中国歌剧创作的道路方面，起了先行作用。
直到1942年以后，由延安秧歌剧发展而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剧《白毛女》（马可，瞿维等作曲）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歌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后来的歌剧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为了与中国固有传统戏曲相区别，此种歌剧被称为新歌剧。
到解放战争期间，又产生了不少新的歌剧创作，如《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赤叶河（梁寒光等作曲），《王秀鸾》（艾实惕等作曲）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歌剧得到了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继承《白毛女》的传统时，又吸收了地方戏曲的特点和西洋歌剧的一些有益经验，陆续涌现出《小二黑结婚》（马可作曲），《红霞》（张锐作曲），《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江姐》（羊鸣等作曲），《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阿依古丽》（石夫，乌斯满江作曲），《伤逝》（施光南作曲）等优秀作品。
中国歌剧的发展，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探索期，有多种体裁，多种题材的形式出现。
体裁方面，有歌舞剧、小调剧、音乐剧、秧歌剧、正歌剧等；题材方面多在民族英雄事迹、民间故事、抗战生活与精神等方面；形式上或就传统戏曲形式改造、将话剧与歌曲结合、或据民间曲调填词改编，总有作品近百部之多。
中国新歌剧的最初尝试一九二七年阎述诗 (1905－1963) 创作用民乐伴奏的舞台歌剧「高山流水」，阎述诗多才多艺，自已写剧本，自已谱曲，自导自演，还亲自参加灯光布景的设计制作，「高山流水」情景交融，再现了春秋时代的音乐盛况和善乐者辈出的高文明社会。
阎述诗继而又创作并演出「梦里桃花」及「疯人泪」、「孤岛钟声」、「忆江边」等歌剧。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大批爱国志士离开东北进入关内，阎述诗不惧艰险，在编演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的歌剧「风雨之夜」后，离开东北入关。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 阿甫夏洛穆夫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ashalomov(1894－1965) 是从小生长在中俄边境华人聚居小镇上的俄罗斯犹太人，出身苏黎世音乐学院，在广泛搜集中国民间音乐素材的基础上，以传说故事和传统戏曲音调创作歌剧「观音」及音乐剧「孟姜女」等，是中国歌剧发展过程中较成功的实践。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国民族化乐剧乐曲创作、音乐教育、管弦乐队组织、音乐社团组成、中国音乐的国际交流及通俗音乐提升上，都曾做出重要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热心中国音乐的齐尔品齐尔品 (Alexander Nikolaevich Tcherepnin 1899－1977) 曾根据中国民间故事谱写歌剧「蚌壳」(后更名为「农夫与仙女」)。
齐尔品深为贾宝玉、林黛玉间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所吸引，认为是谱写歌剧的好题材，有把「红楼梦」编成歌剧演出的构想，可惜答应编写剧本的鲁迅逝世，这部歌剧也就没了下文。
发展探索过程中较成功的实践 而后，张曙曾以昆曲曲调创作小型歌剧「王昭君」；陈田鹤写过歌剧「荆轲」(未完成) 和「桃花源」；王义平曾依陈田鹤的「荆轲」原作重新配器；钱仁康为陈田鹤的「桃花源」配过乐，也为蔡冰白的小歌剧「江村三拍」作曲，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歌剧「大地之歌」；黄源洛写过「秋子」；陆华柏写过「牛郎织女」，沙梅写过古典歌舞剧「红梅阁」；郑志声创作歌剧「郑成功」，其它还有「岳飞」、「苏武」、「西厢记」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歌剧的发展过程中，是较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请问为什么濮存昕的父亲为什么不姓濮
中国歌剧的发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期，有多种体多种题材的形式出现。
体裁方有歌舞剧、小调剧、音乐剧、秧歌剧、正歌剧等；题材方面多在民族英雄事迹、民间故事、抗战生活与精神等方面；形式上或就传统戏曲形式改造、将话剧与歌曲结合、或据民间曲调填词改编，总有作品近百部之多。
中国新歌剧的最初尝试一九二七年阎述诗 (1905－1963) 创作用民乐伴奏的舞台歌剧「高山流水」，阎述诗多才多艺，自已写剧本，自已谱曲，自导自演，还亲自参加灯光布景的设计制作，「高山流水」情景交融，再现了春秋时代的音乐盛况和善乐者辈出的高文明社会。
阎述诗继而又创作并演出「梦里桃花」及「疯人泪」、「孤岛钟声」、「忆江边」等歌剧。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大批爱国志士离开东北进入关内，阎述诗不惧艰险，在编演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的歌剧「风雨之夜」后，离开东北入关。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____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ashalomov (1894－1965) 是从小生长在中俄边境华人聚居小镇上的俄罗斯犹太人，出身苏黎世音乐学院，在广泛搜集中国民间音乐素材的基础上，以传说故事和传统戏曲音调创作歌剧「观音」及音乐剧「孟姜女」等，是中国歌剧发展过程中较成功的实践。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国民族化乐剧乐曲创作、音乐教育、管弦乐队组织、音乐社团组成、中国音乐的国际交流及通俗音乐提升上，都曾做出重要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热心中国音乐的齐尔品齐尔品 (Alexander Nikolaevich Tcherepnin 1899－1977) 曾根据中国民间故事谱写歌剧「蚌壳」(后更名为「农夫与仙女」)。
齐尔品深为贾宝玉、林黛玉间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所吸引，认为是谱写歌剧的好题材，有把「红楼梦」编成歌剧演出的构想，可惜答应编写剧本的鲁迅逝世，这部歌剧也就没了下文。
发展探索过程中较成功的实践而后，张曙曾以昆曲曲调创作小型歌剧「王昭君」；陈田鹤写过歌剧「荆轲」(未完成) 和「桃花源」；王义平曾依陈田鹤的「荆轲」原作重新配器；钱仁康为陈田鹤的「桃花源」配过乐，也为蔡冰白的小歌剧「江村三拍」作曲，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歌剧「大地之歌」；黄源洛写过「秋子」；陆华柏写过「牛郎织女」，沙梅写过古典歌舞剧「红梅阁」；郑志声创作歌剧「郑成功」，其它还有「岳飞」、「苏武」、「西厢记」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歌剧的发展过程中，是较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二十世纪中国歌剧创作的拓荒者是黎锦晖，他创作了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共12部，在当时的中国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中国歌剧创作开了先河。
1934年聂耳和田汉推出《扬子江暴风雨》，这种“话剧加唱”的做法后来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歌剧结构形式。
从三十年代中期起，上海、重庆一些专业作曲家在创造民族歌剧方面作了不同方式的探索，出现了《西施》(陈歌辛，1935)、《桃花源》(陈田鹤，1939)、《上海之歌》(张昊，1939)、《大地之歌》(钱仁康，1940)、《沙漠之歌》(王洛宾，1942)等作品，其中大多借鉴西洋大歌剧的创作经验，力图解决音乐戏剧化问题。
在这些作品中，成就较高、影响最大者，当推黄源洛的《秋子》。
在延安也出现了《农村曲》(向隅等作曲)和《军民进行曲》(星海作曲)这两部作品。
1943年，延安兴起了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运动。
在延安秧歌运动基础上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安波作曲)、《夫妻识字》(马可作曲)这种载歌载舞、新颖活泼的广场歌舞剧形式，改变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并且直接孕育着大型歌剧《白毛女》。
1945年1-4月，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根据晋察冀边区河北民间传奇故事“白毛仙姑”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
该剧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经3个月努力，于1945年4月首演于延安。
该剧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白毛女》在我国歌剧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歌剧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品格。
继《白毛女》之后，又出现了《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赤叶河》(梁寒光作曲)等优秀剧目。
后来歌剧史家把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优秀剧作在短时期内连续出现称为“第一次歌剧高潮。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我国歌剧创作在创作思维上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继承戏曲传统，代表性剧目有：《小二黑结婚》这是由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根据赵树理的同名小说集体改编的五场歌剧，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
该剧创作于1952年，1953年1月由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首演于北京实验剧场，并为1956年第-届全国音乐周的上演剧目。
《红霞》由石汉编剧，张锐作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歌剧团于1957年首演于江苏南京。
《红珊瑚》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
王锡仁、胡士平曲。
赵忠、钟立兵、林荫语、单文编剧。
同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剧团初演于北京，获得成功。
还有陈紫等创作的《窦娥冤》等歌剧。
（二）、是以民间歌舞剧、小调剧或黎氏儿童歌舞剧作为参照系，创作新型歌舞剧，其代表作为《刘三姐》。
（三）、是以话剧加唱作为自己的结构模式，其代表作为“文革”后出现的《星光啊星光》(傅庚辰、扈邑作曲)；（四）、是以传统的借鉴西洋大歌剧为参照系，代表作有《王贵与李香香》 (梁寒光作曲)、《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望夫云》(郑律成作曲)、《阿依古丽》(石夫、乌斯满江作曲)。
（五）、是以《白毛女》创作经验为参照系，在观念和手法坚持以内容需要为一切艺术构思的出发点，既不受制于、也不拒绝任何一种手法，只要内容需要，可以兼取西洋歌剧手法、板腔手法或话剧加唱手法。
这种创作模式有两部歌剧杰作──《洪湖赤卫队》和《江姐》足可证明其卓有建树。
《洪湖赤卫队》由张敬安、欧阳谦叔曲，朱本知、张敬安、欧阳谦叔、杨会召、梅少山编剧。
1959年由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于武汉。
《江姐》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歌剧团根据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中的有关内容改编而成的，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
这部歌剧创作于1962-1964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歌剧团于1964年首演于北京。
到了新时期，由于歌剧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艺术观念、歌剧趣味的发展，歌剧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种是雅化趋势，即沿着严肃大歌剧的方向继续深入开掘，把歌剧综合美感在更高审美层次达到整合均衡作为主要的艺术探索目标。
这种探索的早期成果是《护花神》(黄安伦曲)、《伤逝》和《原野》。
歌剧《伤逝》是由王泉、韩伟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由施光南作曲而成的，中国歌剧舞剧院1981年秋首演于北京。
歌剧《芳草心》由王祖皆、张卓娅曲，前线歌舞团根据评弹和话剧《真情假意》集体改编，向彤、何兆华执笔。
1983年由前线歌舞团在南京初演。
《原野》由万方根据曹禺先生的同名话剧改编，金湘作曲， 1987年7月中国歌舞剧院首演于北京。
《原野》是第一部被搬上国外舞台的中国歌剧，1992年1月，该剧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艾森豪威尔剧院上演，剧中人物由旅美的华裔歌唱家扮演，指挥、导演、乐队和合唱队员由美方人员担任，演出获得成功。
还有《阿里郎》(崔三明等曲)、《归去来》(徐占海曲)等。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又有《党的女儿》改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1991年首演于北京，阎肃、贺东久作词，王祖皆、张卓娅作曲。
《马可孛罗》(王世光曲)、《安重根》(刘振球曲)、《楚霸王》(金湘曲)、《孙武》(崔新曲)、《张骞》、《苍原》(徐占海等曲)、《鹰》（刘锡金曲）、《阿美姑娘》(石夫曲)等作品。
就其思想性、艺术性和歌剧综合美的高层次营杂邙论，《原野》、《苍原》、《张骞》可视为新时期严肃大歌剧创作的高峰。
另一种是俗化趋势，即把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作为参照系，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
这方面最早的成果是八十年代初的《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刘振球曲)、《风流年华》(商易曲)和《友谊与爱情的传说》(徐克曲)，此后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但鲜有成功者。
田汉资料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
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
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
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
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一九零四年一岁 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
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原籍浙江嘉兴。
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两兄、两姐、两弟、三妹，分别为：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二姐李尧桢，三姐李尧彩；十四弟李尧椽，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九妹李琼如，十妹，十二妹李瑞珏。
(以上兄弟姊妹均为大家族排行)。
一九零九年六岁 因父亲出任四川广元知县前往广元。
在县衙内家塾就读，除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外，亦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
一九一一年八岁 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
是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2月8日成都军队哗变，秩序大乱，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
22日秩序恢复，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
一九一四年十一岁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
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一生影响颇大，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十二岁 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七年十四岁 父亲病逝，大哥挑起长房生活重担，大家庭矛盾加剧。
自是年起，在晚间随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一九一八年十五岁 秋季入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从香表哥学习，其间直接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等英文原著。
一九一九年十六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
巴金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各种新刊物。
一九二零年十七岁 祖父病故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为加剧。
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其后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参加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一九二一年十八岁 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从此开始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命。
参与编辑《警群》月刊，第一期出版后因与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十九岁 上半年参与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
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一九二三年二十岁 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学；年底赴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
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 五月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一九二五年二十二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南京学生的声援活动，后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
一九二六年二十三岁 《五一运动史》于是年四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的巴金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一九二七年二十四岁 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一九二八年二十五岁 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
九月，译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
此文较《灭亡》早发表近三个月，是“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一九二九年二十六岁 一月至四月《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十月由开明书局出版。
论著《断头台上》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参加自由书店编辑工作，以“马拉”为笔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著、文章四十余篇。
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
一九三零年二十七岁 本年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世界语杂志《绿光》；译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托名美国三藩市平社出版；译著托尔斯泰着《丹东之死》，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发表《亡命》、《复仇》、《哑了的三角琴》等十二篇短篇小说。
一月据世界语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话剧《过客之花》；二月参考《世界语史》等材料著《世界语创作文坛概况》，连载于《绿光》第7卷1月号至3月号；三月代表上海世界语学会接待日本世界语者长崎，30日出席上海世界语学会第五次会员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七月据有关材料写成的《世界语文学论》连载于《绿光》第7卷第7月号至10月号。
一九三一年二十八岁 一月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由开明书店出版。
四月十八日，《时报》开始连载《激流》。
八月，《新生》结稿，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初冬，应邀到浙江长兴煤矿作客，为后来创作《雪》积累了素材。
本年与复旦大学学生章靳以结识，日后成为编辑工作的最好合作者和关系密切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二十九岁 一月，中篇小说《雨》开始连载于南京《文艺月刊》。
三月，中篇小说《海底梦》，五月至七月在《现代》杂志连载，八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五月，一周内写成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先在《时报》连载，十月由开明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光明》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九月，开明书局出版《新生》，中篇小说《砂丁》在《申报月刊》发表，一九三三年一月由开明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和译著《秋天里的春天》出版。
十二月，应《读书》杂志约写《我的写作生活》一文，回顾自己1927年以来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状况。
本年度整理一九二七年赴法日记，结集为散文集《海行》，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一九三三年三十岁 一月，开始创作中篇小说《萌芽》，在《大中国周报》连载，八月由现代书局出版，不久遭禁；次年八月将书中人物改名换姓，改题《煤》，拟由开明书局出版，又遭禁；后改名《雪》自费印刷，托名美国旧金山平设秘密发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五月，《家》（《激流》第一部）由开明书局出版。
八月初，出席傅东华举办的《文学》创刊宴会，席间第一次与鲁迅、茅盾见面。
九月至十二月，去天津、北京与靳已、郑振铎共同创办《文学季刊》，任编委。
一九三四年三十一岁 一月回上海。
国民党正式实行图书检查，《文学》2卷1号巴金的《电》、欧阳山等的短篇小说被抽出，《新年试笔》中“巴金”的名字被勒令改署为“比金”。
四月，《电》改名《龙眼花开的时候》，署名“欧阳镜蓉”在《文学季刊》连载，次年三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改题《电》，为《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
八月，散文集《旅途随笔》，短篇小说集《将军》由生活书局出版。
十月，短篇小说集《沉默》出版，十一月赴日，《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二十四日抵达横滨，住在佛教徒武田博家，据此创作了短篇小说《神》、《鬼》。
十一月《巴金自传》由第一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说《利娜》始连载于《水星》。
一九三五年三十二岁 三月散文集《点滴》由开明书店出版。
四月五日晚，日方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房，巴金被带进警察所关押了十四小时，事后写散文《东京狱中的一日记》，未能发表，后据此改为短篇小说《人》。
五月，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巴金名义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
九月，论著《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译著《狱中记》(伯克曼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往北平协助靳以办理《文学季刊》停刊工作。
短篇小说集《神·鬼·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三十三岁 二月短篇小说集《沉落》、散文集《生之忏悔》由商务印刷书馆出版。
四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由开明书店出版。
《爱情三部曲》(及《雾》《雨》《电》) 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五月，译著《门槛》(屠格涅夫等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
八月，散文集《忆》、译著《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斯捷普尼雅克著，即《地底下的俄罗斯》改版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短篇小说集《发的故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年，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
陈为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二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
一九三七年三十四岁 三月，与靳以编辑《文丛》月刊，共出两卷十二期；童话集《长生塔》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3日参加上海文艺界欢迎回国的郭沫若等人大会。
8日，发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13日淞沪抗战爆发，文化生活出版社业务停止，工作人员继续撤走；22日，由《文学》、《译文》、《中流》、《作家》四家刊物联合出版的《呐喊》周刊(第三期改名为《烽火》)在上海出版，茅盾、靳以为编辑，巴金为发行人，不久因茅盾离沪由巴金编辑。
24日，《救亡日报》创刊，巴金名列编委名单。
十月，译著《西班牙的斗争》(洛克尔著)，托名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
十一月，杂文集《控诉》由烽火社出版。
一九三八年三十五岁 一月，译著《告青年》(克鲁泡特金著）由平明书店出版。
二月，译著《叛逆者之歌》(普希金等著）由平明书店出版。
三月，《春》由开明书店出版。
与靳以一起经香港到广州。
五月一日，经全力筹措，《烽火》改为旬刊在广州复刊，巴金为编辑；十月十一日，《烽火》出至二十期后在日军炮火下被迫停刊。
七月，萧珊高中毕业来到广州 九月，散文集《梦与醉》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三九年三十六岁 三月，散文集《旅途通讯》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杂文集《感想》由烽火社出版。
十月，散文集《黑士》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零年三十七岁 三月，改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取略》并易名《面包与自由》，八月由平明书店出版。
五月，《秋》结稿，七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六月，修改克鲁特泡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易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次年六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译著《一个家庭的悲剧》(赫尔岑著) 和中篇小说集《利娜》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九月，重译凡宰地《我的生活的故事》(即《一个卖鱼者的生涯》) 均由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七日，出席全国文协举行的来渝作家茶会，出席的还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田汉、艾青等七十余人。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茶会，这是巴金首次件到周恩来。
《火》第一部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三十八岁 五月下旬，《火》第二部结稿，次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六月，杂文集《无题》由烽火社出版。
一九四二年三十九岁 一月，散文集《龙·虎·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四月，短篇小说《还魂草》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散文集《废园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三年四十岁 三月，散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译文集《迟开的蔷薇》（史托姆著），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四年四十一岁 五月初，与萧珊从桂林到贵阳并结婚；中旬，陪萧珊到四川旅行，开始创作《憩园》；下旬译著《处女地》(屠格涅夫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夏，何其芳自延安来渝，领巴金到曾家岩拜访周恩来。
十月，中篇小说《憩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五年四十二岁 二月，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三百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译著《散文诗》(屠格涅夫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火》第三部由开明书店出版。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
二十八日，到重庆。
巴金初次见到。
十一月，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
萧珊因怀孕留在重庆。
十二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生于重庆；文协上海分会成立，巴金虽未出席，仍被选为分会理事；建国前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六年四十三岁 一月，与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书”，信中呼吁废止现行文化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中篇小说《第四病室》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
四月，散文集《旅途杂记》出版；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
五月，5日出席全国文协在张家花园召开的庆祝文艺节大会；11日出席文联社发起的文艺座谈会；21日，离开重庆到上海，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会部社务。
六月，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永久和平。
七月，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八月到十二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
次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一九四七年四十四岁 八月，散文集《怀念》由开明书店出版。
九月，编辑自选集《巴金文集》，次年由春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八年四十五岁 三月，译著《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 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六月，译著《笑》(奈米洛夫等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八月，改订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西班牙的黎明》，易名为《西班牙的曙光》于次年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静夜的悲剧》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九年四十六岁 三月，开始译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十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七月，参加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九月，将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交康嗣群；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旬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
十月，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十一月，译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尔》，十二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次年一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零年四十七岁 二月，译完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四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五月，译完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七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
九月，译高尔基短篇小说四篇，连同旧稿一篇，编为《草原集》，十一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十月，译完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十一月由上海出版社出版；30日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前往波兰、苏联访问。
十二月18日离开苏联的奥特波尔回国，21日返抵北京；24日出席北京各界庆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胜利及欢迎和大代表团返国大会。
一九五一年四十八岁 二月，编选散文集《华沙的节日—波兰杂记》，三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三月，译完迦尔洵的《一件意外的事》，六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六月，散文集《慰问信及其它》结集，七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七月，《巴金选集》由开明书店出版。
十一月，译完迦尔洵的《癞蛤蟆和玫瑰花》，次年一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五二年四十九岁 一月，译完屠格涅夫的《木木》，五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二月，在北京筹备全国文联组织“朝鲜战地访问团”并任团长。
三月，7日率访问团启程离京，20日到达朝鲜前线、22日会见彭德怀司令员、25日写完《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四月，1日与其他二十位作家联名发表控诉书，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4日受到金日成接见并参加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行的座谈会。
十月，从朝鲜回国。
一九五三年五十岁 二月，关于朝鲜的第一本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出版。
三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巴金等二十一人当选为为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三月至七月，《新生》、《海的梦》、《雾·雨·电》、《家》、《憩园》、《旅途随笔》、《还魂草》等旧作相继修订出版。
八月，再度入朝访问。
九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因在朝鲜未能出席，致信《衷心的祝贺》；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十月，当选为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及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主席。
十一月，华东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巴金当选为理事。
十二月，离开朝鲜回国。
一九五四年五十一岁 一月，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1954年工作计划。
六月，译著《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修改本出版。
七月，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八月，离开莫斯科回国。
九月，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四川代表)。
15日至29日，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编选《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并写《自序》、编选《巴金散文选》并写《前记》，分别于次年3月和5月出版。
一九五五年五十二岁 二月，《春》、《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三月，出席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四月，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五月，随笔集《谈契诃夫》出版。
25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反胡风问题。
六——七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八月，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介绍上海文艺界反胡风情况。
一九五六年五十三岁 一月，赴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
二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六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七月，全国整风开始，创作《“鸣”起来吧》、《“独立思考”》等杂文，均署名余一。
八月，编成散文集《大欢乐的日子》，次年3月出版。
十月，参加鲁迅新墓迁葬仪式，与金仲华一起将写有“民族魂”的旗帜献盖于鲁迅灵柩。
十二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成都视察，这是其解放后第一次回故乡；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
一九五七年五十四岁 三月在北京参加作协创作规划会议，与赵丹、方纪等受主席接见。
。
五月，开始编《巴金文集》。
六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七月，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与靳以共同担任主编。
一九五八年五十五岁 一月，主持作协上海分会会议并作报告。
二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
十月，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本月开始，《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展开对巴金建国前作品的批判和讨论。
是年《巴金文集》第一卷至第六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九年五十六岁 四月，编完散文集《新声集》，9月出版。
五月，编完散文集《友谊集》，9月出版。
六月，在北京与周扬等参加首都诗人座谈会。
九月，与萧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十一月，靳以逝世，巴金为治丧委员会成员。
是年《巴金文集》第七卷至第九卷相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零年五十七岁 四月，散文集《赞歌集》出版。
七月，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题为《文学要路在时代的前头》的发言，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
八月，参加全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继续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六一年五十八岁 三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
七月，创作短篇小说《团圆》。
该小说1963年由毛峰、武兆堤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
是年十到十二月，《巴金文集》第十卷到第十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一九六二年五十九岁 五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七月，率中国代表团赴东京出席第八届禁止氢弹、原子弹世界大会。
是年《巴金文集》第十四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至此，汇集巴金建国前文学创作的十四卷文集出齐。
一九六三年六十岁 四月，参加全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议。
六月，赴越南访问；访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出版。
十二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东京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曾接见。
一九六四年六十一岁 六月，编选访越散文集《贤良桥畔》，九月出版。
八月，参观访问，回上海后写报告文学《大寨行》。
十二月，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六十二岁 一月，继续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
七月，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与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第二次访越，受胡志明主席接见。
一九六六年六十三岁 六月，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七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见到老舍，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八月，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
九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 一月，挨斗更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
五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是年，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一九六八年六十五岁 频繁遭到批斗，《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一九六九年六十六岁 《文汇报》发
谁有戏剧鉴赏课后作业答案的
雷雨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艺术生命，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其一发表，就震动了文坛，而此时的曹禺只有二十二岁，此外，他的四大经典名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雷雨》剧作完全运用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
狭小的舞台上不仅突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在种种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强烈的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
剧本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
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
《雷雨》初看为初中时，躺在床上看完剧本，当时是很震撼的。
初中生的年龄主要还是为情节所打动，在心中的爱情都是美好青春纯洁的，那时是最最喜欢四凤，与自己年龄相仿，小姑娘的心思总是相似，于是我也随着四凤的喜悲心情起伏。
不喜欢蘩漪，啊呀，这女人真真讨厌，挡在四凤爱情道上的障碍物，自己已经老去，还要如寄生虫般吸取年青人的精血。
鲁大海也不好，凶巴巴的，周萍在四风家时，我一直祈祷他不要冲进来，如二郎神般棒打鸳鸯。
侍萍，可怜的老太太。
高二时语文学《《雷雨》》片断，那倒是热闹闹的。
以前是读小说般看了剧本，这回却是形式丰富多彩了。
课文选的是周仆园与侍萍，该怎么说呢，时间太久，想不起来书上怎么写的了，说对峙也不好，侍萍不是鲁大海，阶级敌人；说相认，侍萍并不愿意再见到周仆园，所以写到这应该明白是哪段了，此段我们花了两节课，进行了全方位的字字句句的剖析，当然连标点符号也是不可拉下的。
虽然这种学法无趣了点，但这段却是我最对全书最透彻了解的一段。
侍萍欲言又止，无奈，矛盾，痛苦的心理，周仆园伪善虚假的真面目。
终于从现象看到了本质。
应该说戏剧的最深刻的意义同样是刻画人物的灵魂。
就如曹禺晚年常感叹莎剧剧本的深刻与人物语言的优秀，作为一个戏剧家，最该倾心的就是写“人”，刻画人物。
而曹禺在这部《雷雨》中，就极其成功的用人物的语言将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刻画了出来。
前文说到我们学的热闹是我们将此剧排演出来，虽然并不是全剧，但也让我们深陷其中语言之痛快凌厉（并且人物语言声情并茂，读起来真的很过瘾）。
我又将整个剧本读了几遍，于是对人物有了全新的认识。
周家三父子，周冲，周萍其实便是周仆园的少年与青年时代，周冲无疑是可爱的，是当时新思潮的先锋学生，一个理想主义，心地善良的孩子。
至于周萍，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周仆园的影子，父子俩何其相似，竟然都与家里的下人相恋，他与蘩漪之间的爱，他称为当时年少不懂事，其中细品，就是在说当时是蘩漪引诱了他，以我现在的爱情观，听周萍讲这段话，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负责的男人。
他与蘩漪，先不论怎么开始，但他们真的是相爱过的，当然，人总是向好的，有了四凤，可以说是纯真的爱情，于是就想摆脱不光彩的过去，甚至根本不愿承认那段感情。
这样的男人，我觉得蘩漪看错了，四凤也看错。
他们预备私奔，又可跑到哪去，周萍仍是个学生，两人最后至多《伤逝》的结局，被周仆园寻回来，则几十年后又是另一个周仆园了，虚伪残酷的资本家（他竟要人打鲁大海），至于若干年后假如再遇到四凤，他现在可以对蘩漪讲年少不懂事的话，那时便可以对四凤讲出比周仆园对侍萍那段更残酷的话。
至于他最后自杀了，主要是当时一下子发生了太多的突变，四凤周冲死了，又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侍萍的身份是他一时接受不了的，所以一激动就自杀了，若当时被拦下来，过阵后他便又解释当时一时气盛了。
至于蘩漪，突然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爱情，在他心目中是美好的，所以她渴求爱情给予他新生命，可是被周仆园几乎是囚禁在家里，所以她只好将爱情的梦寄托在周萍身上，可是周萍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且两人又有道义上的母子关系，所以她的爱情注定会失败。
可是她真的很死命地想抓住周萍，甚至用了各种不合道义的手段，可是我始终原谅她这个的不到爱情的可怜女子。
老师让我们看了八十年代版的，其中孙道临演的周朴园，秦怡演的鲁侍萍，张瑜演的四凤，马晓伟演的周萍，顾文菲演的繁漪，都是很老一辈的艺术家，看语文老师激动地介绍那些人，我们真的是一脸茫然。
但是有碟可以看，大家都热呵呵的去多媒体教室，真的演的很好，无论是主配角都很到位。
到最后戏剧冲突最剧烈的那一部分，我环顾了整个教室，大家都是屏住呼吸紧张的看着画面，其实都知道结尾，眼看着周冲跑出去四凤跑出去，忐忑不安地等着他们的尖叫声。
结束时，大家都是静静地，沉默的走出教室。
到了大学，其间看了本《世界戏剧史》，看到三一律（即一个完整的情节，在一个地方发生，不超过一天），《雷雨》是严格按照这个定律的。
作为经典，几个老师又提到《雷雨》，还看了九七年排的那个话剧版本，其实觉的真的不如八十年代的，但大家还是看的很紧张，下课时，仍有些惊惶惶的，还未从那种紧张中缓过来。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同一个剧本两批演员为什么看完后如此大的反差。
后来突然想到，我们这次将首尾部分舍去没看。
《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是处于同一时间段、同一场景中前后连续的情节，是发生在“本文”之外又与“本文”相连接的附属故事。
看剧本时，觉得有无此部分也无大关系，但这毕竟是话剧剧本，是要表演出来给观众的。
冬天这个让人感到缓慢的季节，总是让人陷入回忆，于是故事被这样很自然地导入，在强烈的戏剧冲突后，又回到序幕的那一天，外面远处有钟声。
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这些都是很让人心灵平静的，甚至带着诗意，于是观众得到了惊恐和紧惧后的平缓。
而对人物的描写，三位老人的现状，又给故事的结局一个交代。
那么首尾便是曹禺突破三一律后，为《雷雨》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闪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