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一生经历
周作人（1885～1967） 简介 [编辑本段]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
鲁迅二弟。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
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
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其主要著作书目 [编辑本段] [创作书目] [编辑本段]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 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 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 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 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 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 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 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翻译书目] [编辑本段] 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 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 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 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 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 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 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 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
收集在《域外小说集》。
周作人的散文主要有什么特点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确实名不虚传。
他在理论上对文学有三点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
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
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
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
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而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精湛的认识，与他拥有广博的学识是分不开的。
他博览群书，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
??周作人的散文名气极大，但能说出其妙处的人实在不多。
张中行本身是文章家，确实说出了一些真感觉。
刘绪源真正沉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对其个中三味确有一些真知灼见。
本人不妨做一回文抄公转录他们的高见。
??张中行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不少交往，写有两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
一篇《苦雨斋一二》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另一篇《再谈苦雨斋》见《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写得不错。
??对周作人，张中行有一个基本评价：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反用“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典故。
“大事糊涂”指的是周作人落水做了汉奸，失了国家、民族的大义。
“小事不糊涂”指的是他的文化成就。
??在张中行笔下，可以看到周作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博览群书。
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
” “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
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
”“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
”（《再谈苦雨斋》）“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苦雨斋一二》）??周作人散文的内容，即题材与思想。
题材千差万别，思想一以贯之。
张中行在两篇文章中都过，周作人自己表示不懂道。
道即人生观。
张中行认为道有三个层次：一是“道生一”的道，是上道，也可以说是哲学之道，是本体论的问题；二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道，是怎样活的问题；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下道。
张中行认为周作人对中道大谈特谈。
表现为题材，“他注意底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
”“反对以各种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
（《再谈苦雨斋》）??周作人散文的表达，张中行认为概括地说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
认为周作人的文章“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
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
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张中行提到几点：一是丰富的知识，二是洞察的见识，三是思路的既条理又灵活，四是前人的表达方法的积累，五是熟能生巧，六是对文章的好坏有所知。
所以，周作人散文达到的境界，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或者换言之，“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
”??刘绪源在他的《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谈周作人散文的妙处。
他将周作人的散文分成三类：杂著、小品和书话。
??关于知堂杂著，他认为周作人喜欢淡然自在的文风，对此，他引录了周作人杂著中的引文：“爱情的事，无经验的人是不明白的，普通情书常常写言过其实的肉麻话，不如此写不能有力量。
”进而引周作人的议论：“窃见文学上写许多言过其实的肉麻话多矣，今乃知作者都在写情书也。
我既知道了这秘密，便于读人家的古今文章大有帮助，虽然于自己写文章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我不曾想有什么力量及于别人耳。
”这话说得是很自负的，也很幽默，确实体现了周作人文章不同寻常的追求。
具体地说，周作人杂著有很独特、很有价值的思想。
比如“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
”思想往往构成了他文章的内容材料。
他的思想也很有特点：“一是与学问紧紧连在一起，许多重要思想正是由学问支撑起来的。
有些思想本身就是学问。
”如果思想不经学问的锻炼，那么，必定有经验的支撑，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
”（此语出自《谈虎集·三天》）??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思想表达也很有特点：广征博引，引文量多质高，材料新，用得出人意料。
原因是他学问之大，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确为一时无两，因而他能在数量惊人的阅读范围内选择最合己意的引文；二是许多外文书籍中的引文是他发现后自己译成中文，然后引入文章，中国古籍中的引文也往往是久被埋没而由他独家发掘的，带上了‘周氏’印记；三是他将思想与学问结合得贴切自然，学问的发挥成了他的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创造了一种通篇以学问铺就——或干脆以渊博的引文铺就的写法，形成了一种独创的文体，夜读抄，他自诩为“文抄公”的抄书之作。
??刘绪源还分析了周作人的语言。
语言的曲折多变，进退自如。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有一个独家的剑法，“是他经常而娴熟地运用一各既锋利又别致的武器——反讽。
”“娴熟地运动这种不点破的反话，便是他化激烈为平淡的作文金针吧。
”??刘绪源认为知堂杂著的最末一个特征，“最能体现他热爱日常生活、温厚而又富于诸多情趣的性格，也最能区分他的杂著与别家杂文的差别，那就是：他的文思并不总是顺着逻辑的线索发展，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十分细微朴素，充满世俗气息的感性体验，使用权你从抽象的理性思维中跌落到世间的人情物理中来；而他的许多结论，也并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他独到的、充溢着感性色彩的实际经验的表达。
”??“通常所说的知堂散文的‘丰腴’，不仅体现在小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杂文里，而不断插入自己真实的感性的体验，正是使他的杂文丰腴起来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丰腴与余情??在知堂小品中，通篇都是用以表达作者自己的“余情”的，这种余情往往通过作者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细关怀，和对于各种名物的细切体味与介绍，很自然地表达出来。
所以说，对于日常生活与各类名物的描写，正是知堂小品达到“丰腴”的主要途径。
??关于知堂小品??第一个基本的特征是“苦中作乐，乐中含涩”的滋味。
首先是对普普通通的人生表现了一种琐细的关怀，充满了兴趣。
其次是何味名物的细切，渗透了心情。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中也充满这类既不玄奥艰深又为别人所不注意的有趣的知识”，“知识在他的文章里，已经化成了一种材料，它们和其他材料一起，经过知堂老人的语言文字，调制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黑暗现实的恬静闲适的情调，他正是以此来驱遣侵入自己内心的黑暗的。
”“知堂小品虽包含有大量名物知识，却毕竟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所提供的主要是审美，而不在于知识的传递。
”从他名物的细切，“可以看出周作人独特的性格心情”。
??第二个文体特征，“是它那温润浑厚的中间色”，“它那文字的色调，既不过于高亢亮堂，也不过分明丽妩媚。
既不偏于豪放也不偏于婉约，另辟了一条朴实琐细而有谐趣的蹊径。
”他曾将日本的俳文分为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就属于第三类。
??知堂书话??总的特征，寓心境于读书，寓思想于学问，寓热切于冷门。
??寓心境于读书，在书话中寄托余情。
寓思想于学问，将思索转入杂学。
寓热切于冷门，钻故纸堆但还是有热切。
周作人的《苦雨》《乌篷船》原文
《苦 雨》伏园兄：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
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唉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
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
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
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
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
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
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
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
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
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
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佢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下窃听的了。
为消除“佢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
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里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
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
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
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
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
第一是小孩们。
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趟河”去。
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是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
大人见小孩们玩的很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
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虾蟆。
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虾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吧，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虾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深恶而痛绝之，大有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
虾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是从实验而来。
我们院子里的虾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
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私事，此外别无意思。
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吧。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原载1924 年7 月22 日《晨报副镌》）《乌篷船》子荣君：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
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啰唆地多讲。
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
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遍代步都是用船。
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
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 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
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
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
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
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
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
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吧
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
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
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象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走到。
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薛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
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
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
——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
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
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1926 年1 月18 日夜于北京
简述题：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即使后来的暗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
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
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
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
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
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
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
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
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
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
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
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
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
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
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
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
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
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
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
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
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
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
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
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
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
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
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
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
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
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
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
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
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
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
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
”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
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
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
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
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
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
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
《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
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
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
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
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
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
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
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
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
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
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
”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
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
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
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
“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
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
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
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
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
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
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
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
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
”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
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
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
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
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
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
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
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
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
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
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
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
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
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
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
”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
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
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
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
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
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
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
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
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
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
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
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
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
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
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
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
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
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
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
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
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
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
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
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
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
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
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
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
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
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
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
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
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
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
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
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
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
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
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
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
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
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
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
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
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
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
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
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
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
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
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对周作人散文的综合论述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 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 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 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 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 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 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 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求采纳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
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
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
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
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
”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
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
”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
未必。
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
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
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
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
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
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
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
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
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
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
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
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
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
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
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
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
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