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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代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讽刺小说。
作者钱钟书1910—，江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
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内容简介: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
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
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
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
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简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
《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
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门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记钱钟书与《围城》 作者：杨绛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满意给100分
《围城》10处细节描写与点评。
THANKS
内容 提要：讽刺 艺术 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 发展 、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
《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 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 自然 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讽刺艺术 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 中国 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
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
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
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
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
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
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
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
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 政治 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
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 教育 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
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
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 时代 。
二、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和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 《围城》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
如书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 历史 上之 影响 及其学术报告。
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通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
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兽性，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
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
一个啐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射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
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
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 政治 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
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
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三、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
从 中国 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
典故的 内容 除文学之外，还涉及 哲学 、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
如第八章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拼命，这是来自法国《列那孤》中的生花妙笔。
方鸿渐买假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孔子孟子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
增加了讽刺的力量和批判的力度。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
如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
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
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
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
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
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
又如写妓女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它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象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象胸襟呢
但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
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又如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的通信等等。
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围城》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 艺术 性。
德国有一位 哲学 家柏格森，在一篇谈《笑》的文章中说：喜剧就是模仿人的机械动作。
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
《围城》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
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
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赤裸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
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
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
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 社会 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
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
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四、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贯穿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
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 分析 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里的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 中国 人打架，书中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
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
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化了好几个避免，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
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
'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
总之，《围城》的讽刺 艺术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 社会 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
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 中国 现代 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关于围城的好词佳句
1.据说“女朋友”就是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正像玫瑰在生物学“蔷薇科木本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绝然不同。
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分，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和她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
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
只有九龙上岸前看她害羞脸红的一刹那，心忽然软得没力量跳跃，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
他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她会顽皮，会娇痴，这是仇一向没想到的。
可是不知怎样，他老觉得这种小妞儿腔跟苏小姐不顶配。
并非因为她年龄大了；她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
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譬如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儿，而小狗也追寻过去地回头跟着那短尾巴橛乱转，说风趣减少了。
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方才去了鲍小姐，早换上苏小姐，对他打趣个不亦乐乎。
2. 鸿渐教的功课到现在还有三个钟点，同事们谈起，无人不当面羡慕他的闲适，倒好像高松年有点私心，特别优待他。
鸿渐对论理学素乏研究，手边又没有参考，虽然努力准备，并不感觉兴趣。
这些学生来上他的课压根儿为了学分。
依照学校章程，文法学院学生应该在物理，化学，生物，论理四门之中，选修一门。
大半人一窝蜂似的选修了论理。
这门功课最容易——“全是废话”——不但不必做实验，天冷的时候，还可以袖手不写笔记。
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选它；也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瞧不起它，仿佛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
论理学是“废话”，教论理学的人当然是“废物”， “只是个副教授”，而且不属于任何系的。
他们心目中，鸿渐的地位比教党义和教军事训练的高不了多少。
不过教党义的和教军事的是政府机关派的，鸿渐的来头没有这些人大，“听说是赵辛楣的表弟，跟着他来的；高松年只聘他做讲师，赵辛楣替他争来的副教授。
”无怪鸿渐老觉得班上的学生不把听讲当作一会事。
在这种空气之下，讲书不会有劲。
更可恨论理学开头最枯燥无味，要讲到三段论法，才可以穿插点缀些笑话，暂时还无法迎合心理。
此外有两件事也使鸿渐不安。
一件是点名。
鸿渐记得自己老师里的名教授从不点名，从不报告学生缺课。
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你们要听就听，我可不在乎。
”他企羡之余，不免模仿。
上第一课，他像创世纪里原人阿大（Adam）唱新生禽兽的名字，以后他连点名簿子也不带了。
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吊了几枚，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
下一次，他注意女学生还固守着第一排原来的座位，男学生像从最后一排坐起的，空着第二排，第三排孤另另地坐一个男学生。
自己正观察这阵势，男学生都顽皮地含笑低头，女学生随自己的眼光，回头望一望，转脸瞧着自己笑。
他总算熬住没说：“显然我拒绝你们的力量比女同学吸引你们的力量都大。
”想以后非点名不可，照这样下去，只剩有脚而跑不子的椅子和桌子听课了。
不过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而为小学教师的琐碎，多么丢脸，这些学生是狡猾不过的，准看破了自己的用意。
一件是讲书。
这好像衣料的尺寸不够而硬要做成称身的衣服。
自以为预备的材料很充分，到上课才发现自己讲得收缩不住地快，笔记上已经差不多了，下课钤还有好一会才打。
一片无话可说的空白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
心慌意乱中找出话来支扯，说不上几句又完了，偷眼看手表，只拖了半分钟。
这时候，身上发热，脸上发红，讲话开始口吃，觉得学生都在暗笑。
有一次，简直像挨饿几天的人服了泻药，什么话也挤不出，只好早退课一刻钟。
跟辛楣谈起，知道他也有此感，说毕竟初教书人没经验。
辛楣还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要说‘杀时间’（kill time），打下课钤以前那几分钟的难过
真恨不能把它一刀两段。
”鸿渐最近发明一个方法，虽然不能一下子杀死时间，至少使它受些致命伤。
他动不动就写黑板，黑板上写一个字要嘴里讲十个字那些时间。
满脸满手白粉，胳膊酸半天，这都值得，至少以后不会早退。
不过这些学生作笔记不大上劲，往往他讲得十分费力，有几个人坐着一字不写，他眼睛威胁地注视着，他们才懒洋洋把笔在本子上画字。
鸿渐瞧了生气，想自己总不至于李梅亭糟，何以隔壁李梅亭的“秦汉社会风俗史”班上，学生笑声不绝，自己的班上这样无精打采。
3.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 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 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 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 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
自从辛楣一走，鸿渐对于升级这胡萝卜 ，眼睛也看饱了，嘴忽然不馋了，想暑假以后另找出路。
他只准备聘约送来的时 候，原物退还，附一封信，痛痛快快批评校政一下，算是临别赠言，借此发泄这 一年来的气愤。
这封信的措词，他还没有详细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校长室送给他 怎样的聘约。
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回信可以理直气壮，责备高松年失 信。
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这么一来，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表示他的不 满意并非出于私怨，完全为了公事。
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干脆不 送聘约给他。
孙小姐倒有聘约的，薪水还升了一级。
有人说这是高松年开的玩笑 ，存心拆开他们俩。
高松年自己说，这是他的秉公办理，决不为未婚夫而使未婚 妻牵累－－“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子，丈夫的思想有问题 ，也不能‘罪及妻孥’，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办高等教育，这一点民主作风应该 具备。
”鸿渐知道孙小姐收到聘书，忙仔细打听其他同事，才发现下学期聘约已 经普遍发出，连韩学愈的洋太太都在敬聘之列，只有自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没尾 巴的狐狸。
这气得他头脑发烧，身体发冷。
计划好的行动和说话，全用不着，闷 在心里发酵。
这比学生念熟了书，到时忽然考试延期，更不痛快。
高松年见了面 ，总是笑容可掬，若无其事。
办行政的人有他们的社交方式。
自己人之间，什么 臭架子、坏脾气都行；笑容愈亲密，礼貌愈周到，彼此的猜忌或怨恨愈深。
高松 年的工夫还没到家，他的笑容和客气仿佛劣手仿造的古董，破绽百出，一望而知 是假的。
鸿渐几次想质问他，一转念又忍住了。
在吵架的时候，先开口的未必占 上风，后闭口的才算胜利。
高松年神色不动，准是成算在胸，自己冒失寻衅，万 一下不来台，反给他笑，闹了出去，人家总说姓方的饭碗打破，老羞成怒。
还他 一个满不在乎，表示饭碗并不关心，这倒是挽回面子的妙法。
吃不消的是那些同 事的态度。
他们仿佛全知道自己解聘，但因为这事并未公开，他们的同情也只好 加上封套包裹，遮遮掩掩地奉送。
往往平日很疏远的人，忽然拜访。
他知道他们 来意是探口气，便一字不提，可是他们精神和说话里包含的惋惜，总像圣诞老人 放在袜子里的礼物，送了才肯走。
这种同情比笑骂还难受，客人一转背，鸿渐咬 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 滚你妈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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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人物方建红，写一篇以 我眼中的方建红 为题的作文
<<围城>>中方鸿渐其有复杂性格的,他上复杂的思想性格情感生活.一他在 追求纯真的朴实的爱,讨厌爱情生活世俗气.一方面他胆小怯弱.他的矛盾状态中为爱情几经追求,失爱.再追求.再爱.最后成为情场上的失败者.方鸿渐复杂的思想性格其次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一方面,他希望过真诚愉快自由的家庭生活,一方面,他又软弱无能,摆脱不开旧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压力.致使刚成立的小家庭陷于破裂的危机.方鸿渐的思想复杂的思想性格其次表现在事业生活上.在事业上,方鸿渐虽然有一定的主义感,对生活中的坏现象有着不平的愤怒,也进行挣扎,但有时抱有幻想,常常屈于环境的压迫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在他身上有着封建次序的绝望.也有着古老生活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着20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也有着对西洋文化的鄙夷.他当然说不上是英雄.但也不是个坏人,他身上有些善良正直的品行和民族灵魂.但那样的社会不仅造成了他的矛盾思想性格也注定了他不会有焕发光彩的生活道路.
围城具有哪些哲理内涵注意
是哲理内涵
第一，深刻的思想：生活描写层面、文化反省层面、哲理思索层面 的是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
其所表现在生活内涵，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独特构筑的 “艺术世界”，并不是读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反复琢磨，深入体味。
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
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
第一层，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小说写、孙柔嘉等赴内地求职时长途旅行所见，以人物的遭遇体验为线索，将闭塞乡镇中种种肮脏污秽都“倒弄”出来,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卖的风干肉上载蠕载袅的虫蛆，以嘲弄的笔触勾勒种种民风世俗，给人的印象很深。
这样描写，并非猎奇，自然也都映现着当时的社会情状。
小说还用较多的篇幅写“”的乌烟瘴气，校当局不择手段争官弄权，教职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在乱麻一团的恩怨纠葛中左右不是，疲惫不堪。
这些描写揭露了教育界溃流的脓血来看社会的痈疽。
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是生活描写层面,作者客观而尖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停滞的气氛以及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
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
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从“”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
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这个“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他那懦弱无能的品性，有点类似中的善良“废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中的“老好人”觉新近似；但的批判也就凌厉断然得多，几乎不带什么惋惜。
小说表现方鸿渐爱情时的那种优柔寡断，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软弱被动和缺少进取，特别是已经成为他的慵懒虚浮，得过且过，打骨子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惰性所铸成的品格。
方鸿渐虽然留过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份上很“新”，内里却又很“旧”，也可以说是“新旧杂拌”，“旧”的成分起主要作用。
这是个矛盾的角色。
小说写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远那样苦恼，那样没出息。
这当然有时代社会方面的原因，但小说更着力显示于人们的，是他那种懦弱性格的文化根由。
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已经感到绝望，这从小说所写的方鸿渐与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冲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对传统文化的衰腐性还有许多留恋，或者说，传统文化铸就的他那种慵懒无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当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多余的人”。
小说写他这种本质上的“旧”势必对外来文化，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
方鸿渐尽管在国外呆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纨绔子弟的慵懒的生活，顶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
小说以这样一个已经为传统文化衰腐性所销蚀掉活力的“生命的空壳”作为主人公，而这个“空壳”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许多洋味的时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读者大概会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来思考这样一位矛盾的角色，从而引发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鸿渐毕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
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就不能孤立地写方鸿渐的命运，而必须同时揭示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
在那个“新儒林”的世界里，历史上文人常引为骄傲的种种传统美德，诸如讲求气节，感时忧国等统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卑琐，庸俗，虚伪，全是传统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结出来的恶果。
着重解剖这诸多精神恶果的一种——“崇洋”。
如果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自然会积极寻求与新进的世界文明对话，从外国先进的经验中学习。
但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近百年来又屡遭屈辱的老大中华，难得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心态，在与世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崇洋”心态。
《围城》对“新儒林”中“崇洋”心态的刻画，是非常辛辣的。
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为了显示“精通西学”，竟伪称为俄国老婆为“”的假博士韩学愈(名字却是“崇古”的)；靠骗取外国名人通信而充当“世界知名”哲学家的江湖骗子褚慎明；还有那个训起话来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部视学，等等，这些人物以“崇洋”业装阔的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相通的。
小说表面上是讽刺这些“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却又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孙柔嘉对于方鸿渐来说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
作品一开头写她是那样柔弱，天真，温顺，“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真有某些西方人所艳羡的所谓“东方女性美”。
可是与方鸿渐结婚以后，慢慢就磨炼成了另一副脾气面孔，变得专横、善妒、自私、刻薄，变着法子把握家政，制服男人。
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
孙柔嘉也是一个“非英雄”，并非坏人，作者不过是把她作为“新儒林”中的那类旧的因袭沉重的女性来写的。
小说写孙柔嘉性格的变化，也还是为了发掘她身上所蕴藏着起根本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劣根。
这些五花八门的世态世相构成“新儒林”的生活图景。
“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其实都是古老文化受外来文明的冲击而行将崩溃的历史人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层上孳生起来的特殊的人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
“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
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评论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
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乏。
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争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
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上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
《围城》里面有机的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
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入手反复来琢磨作者的立意，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
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
这部小说虽然其机智的嘲讽性的描写也常使人在阅读中忍俊不禁，然而其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
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回国的邮船与世隔绝，百无聊赖，自然如同“围城”，对方鸿渐来说，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邮船这个“围城”；可是战时的上海实际上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职业无着，爱情又碰壁，这境况更如同“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历尽艰辛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闾大学”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好，那时的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陷“围城”，于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摆脱“三闾大学”这座“围城”；重回上海生活愈是困顿，方鸿渐又打算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
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
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命运”的支配，永远在寻求走向“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
这进进出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结构呢? 作总体分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
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
超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击，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
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
这种读完整部《围城》后领悟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创作实际呢?细品本文，会发现这确就是作者的意图，一种深入的哲理的思索。
其实钱钟书似乎也有点怕读者不理解其象征的寓意，所以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来点破这一“秘密”。
《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和朋友们聚会吃饭，其中江湖骗子式的“学者”褚慎明在饭桌上大谈婚姻“哲学”，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
另一位朋友也补充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
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rtresse 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 这些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将《围城》的整体象征含义“点”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江湖骗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谈“鸟笼”、“围城”，似乎都对人生哲学有清醒体会时，唯独方鸿渐“给酒摆布得失掉自制力，觉得另有一个自己离开了身子在说话”。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这样写“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状态，也别有一番深意；这暗示着方鸿渐始终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被命运所播弄的人是这样的盲目。
如果读者真正读懂了这部小说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企图表现的现代人的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孤独感，那么就能强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讽刺力量。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
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中出现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
这种有超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被表现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国文学中却凤毛麟角。
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几乎忽略了《围城》里的“哲理思索层面”的意蕴，人们那时毕竟热衷于执着现实的作品。
直到当今，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围城》特有的艺术魅力。
这魅力不光在妙喻珠联的语言运动，甚至也不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刻的勾画，主要是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记书与《围 -------------------------------------------------------------------------------- 一 钱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 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 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 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 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 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 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 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 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 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 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 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 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 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 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 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 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 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 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 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 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 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 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 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 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 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 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 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 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 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 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 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 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 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 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 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 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 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 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 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 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 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 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 “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 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 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 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 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 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 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 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 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 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 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 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 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 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 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 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 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 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 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 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 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 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 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 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 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 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 “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 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 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 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 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 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 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 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 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 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 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 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 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 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 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 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 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 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 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 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 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 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 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 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 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 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 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 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 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 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 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 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 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 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 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 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 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 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 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 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 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 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 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 “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 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 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 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 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 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 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 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 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 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 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 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二 写《围城》的钱钟书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从小时候起。
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
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 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
他 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 是长孙，出嗣给长房。
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 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
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 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
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 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
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 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
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 书居长。
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 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 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意义：疯、傻、憨、稚气、呆气、 淘气等等。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 两”的意思——我不知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
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 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
也许钟书的“痴 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
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 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
想来那时候的“痴气”只是稚气、呆气，还不 会淘气呢。
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
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来一 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已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
可是周岁有了“钟书” 这个学名，“仰先”就成为小名，叫作“阿先”。
但“先儿”、“先哥”好像“亡儿”、 “亡兄”，“先”字又改为“宣”，他父亲仍叫他“阿先”。
（他父亲把钟书写的家信 一张张帖在本子上，有厚厚许多本，亲手帖上题签“先儿家书（一）（二） （三）……”；我还看到过那些本子和上面贴的信。
）伯父去世后，他父亲因钟书爱胡 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钟书对我说：“其实我喜欢‘哲良’， 又哲又良——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伯伯给我写在练习簿上的‘哲良’。
”这也许因为 他思念伯父的缘故。
我觉得他确是又哲又良，不过他“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常使他 不哲不良——假如淘气也可算不良。
“默存”这个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
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 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
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 霸。
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
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 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 个秀才。
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
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 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 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
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
伯父 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
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 子送入小学。
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
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 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 挨了老师一顿骂。
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 家。
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 《尔雅》。
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
”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
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 的文笔不顶好。
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 教。
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
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 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
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 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
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
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
钟书总跟着去。
伯父化一个铜 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 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
家里 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
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 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
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的， 家里不藏。
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
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 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李元霸或裴元庆或杨林（我记不清）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 曲曲等等。
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
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 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 《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我们在牛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 使哪种兵器，重多少斤，历历如数家珍）。
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 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
钟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钟书却是 “老鼠哥哥同年伴儿”。
伯父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钟书上、下、左、右打那 四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
伯父爱喝两口酒。
他手里没多少钱，只能买 些便宜的熟食如酱猪舌之类下酒，哄钟书那是“龙肝凤髓”，钟书觉得其味无穷。
至今 他喜欢用这类名称，譬如洋火腿在我家总称为“老虎肉”。
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 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
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
钟书和我讲起旧 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 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
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 把窍门拧塞了。
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钟书小时候最乐的事是跟伯母回江阴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姊已出嫁）。
他们 往往一住一两个月。
伯母家有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跟着庄客四处田野里闲逛。
他常和我 讲田野的景色。
一次大雷雨后，河边树上挂下一条大绿蛇，据说是天雷打死的。
伯母娘 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烟，后来伯父也抽上了。
钟书往往半夜醒来，跟着伯父伯母吃半夜餐。
当时快乐得很，回无锡的时候，吃足玩够，还穿着外婆家给做的新衣。
可是一回家他就 担忧，知道父亲要盘问功课，少不了挨打。
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钟书，可是抓到机会， 就着实管教，因为钟书不但荒了功课，还养成不少坏习气，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
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
亲友介绍 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
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
那是我第一次上 他们钱家的门，只是那时两家并不相识。
我记得母亲说，住在那房子里的一位女眷告诉 她，搬进以后，没离开过药罐儿。
那所房子我家没看中；钱家虽然嫌房子阴暗，也没有 搬出。
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
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 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 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 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他说，和我母亲说话的大约是婶母，因为叔父婶母住在最外 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
我女儿取笑说：“爸爸那时候不知在哪儿淘气呢。
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 女孩子，准抠些鼻牛来弹她。
”钟书因此记起旧事说，有个女裁缝常带着个女儿到他家 去做活；女儿名宝宝，长得不错，比他大两三岁。
他和钟韩一次抓住宝宝，把她按在大 厅隔扇上，钟韩拿一把削铅笔的小脚刀作势刺她。
宝宝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
兄 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肩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
钟韩手巧，能刻 字，但那四个字未经简化，刻来煞是费事。
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 现。
后来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主提出赔偿损失，其中一项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个不成形 的字，另一项是钟书一人干的坏事，他在后园“挖人参”，把一棵玉兰树的根刨伤，那 棵树半枯了。
钟书十一岁，和钟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
就在那年秋 天，伯父去世。
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 已不省人事。
这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