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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公司规模大背景很强的句子

时间:2018-02-16 04:11

形容公司发展好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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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辞全文

成为一个称职的企业者应具备的六大:1、沟通能为了了解组织内部员工互动的,倾听职员心声,一个管理者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其中又以“善于倾听”最为重要。

惟有如此,才不至于让下属离心离德,或者不敢提出建设性的提议与需求,而管理者也可借由下属的认同感、理解程度及共鸣。

2、协调能力。

优秀的管理者必然具备了高度的协调能力,他可以化解部属之间的争端,部门之间的矛盾,不会对组织内部的冲突视而不见,或是随着员工的情绪而上下波动。

面对冲突事件时,他会召集相关部属,直接理清冲突的原因,并且在冲突萌芽之际,就立即采取化解之道,甚至化阻力为助力。

3、规划与统整能力。

管理者的规划能力,并非着眼于短期的策略规划,而是长期计划的制定。

换言之,卓越的管理者必须深谋远虑、有远见,不能目光如豆,只看得见现在而看不到未来,而且要适时让员工了解公司的远景,才不会让员工迷失方向。

特别是进行决策规划时,更要能妥善运用统整能力,有效地利用部属的智慧与既有的资源,避免人力浪费。

4、决策与执行能力。

在民主时代,虽然有许多事情以集体决策为宜,但是管理者仍经常须独立决策,包括分派工作、人力协调、化解员工纷争等等,这都往往考验着管理者的决断能力。

5、培训能力。

聪明的管理者会尽量往下授权,让员工参与可行的计划,并让员工代表公司对外洽公,这些都是可以培养员工自信心、决断力的好方法。

事实上,培育下属的方法有很多种,像是有计划性与持续性的培育、通过业务发展来培植人才等等。

其中,最基本的培训方法。

6、统驭能力。

优秀的管理者懂得信任部属,并真心关怀部属,也知道感恩,不会一心只想控制、支配员工,而是时时激励大家的工作干劲,以顺利完成工作目标。

简单地说,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是斤斤计较、冷血无情的人,他必须关心客户与公司营运,甚至敏感地注意员工的心情。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形式产生背景分别是什么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

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

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

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

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

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

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

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唐诗兴盛的原因 唐朝是广为认知的诗歌天堂, 所谓”唐诗宋词元曲”, 其中把诗归结于唐, 也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与垄断之势. 而关于唐诗繁盛的原因,从古至今,众说纷纭. 总和起来, 就是唐朝的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这四方面都极为适合诗歌的发展, 从而使得其在唐朝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 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在历史上,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可称之为天朝大国的时代 大唐王朝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 如此繁荣的经济给艺术这一类的东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人民还吃不饱肚子, 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状态下, 恐怕不是大发诗情的好时机. 而唐代国富民强, 前有太宗贞观, 后有玄宗开元. 杜诗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社会几乎达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 在这样国泰民安的时代, 诗歌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 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经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

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 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 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 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

” 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 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

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其次, 唐朝极重诗才, 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 虽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 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 12 句, 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 犹甚往朝. 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 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

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对此十分重视. 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 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 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 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

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 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 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 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 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 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 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 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 其一, 唐朝上至宫廷秘闻, 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 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 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 丰富的文化背景, 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 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 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 清代编撰的《全唐诗》,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 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 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

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 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 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 但并无任何需要仰视的高峰. 能白纸为画, 从心所欲, 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 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 遮阴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离隙, 时有心生戚戚之感. 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 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 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 无论从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哪一方面来说, 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 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 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 艳压群芳.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唐代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

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

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

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

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 国画: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

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

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

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

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

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

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

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

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

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

”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

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

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明清小说 明代和清代的小说。

明清两代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

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可分为文言短篇和白话短篇。

长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类:①历史演义小说。

它是由宋元说话艺术中的讲史一类发展而来的。

历史演义以一朝一代的历史事实作基础,吸取野史杂说和民间传说的内容,敷演扩大而成。

“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是其特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

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大量出现,内容差不多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晋唐宋都有所作。

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其中以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 。

②英雄传奇小说。

它也是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与历史演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以描写理想化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主,虚构的成分较多。

明初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是它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

明中叶以后,产生了不少英雄传奇小说,较著名的是万历年间熊大木所著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

此外,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也是明后期影响较大的英雄传奇作品。

③神魔小说。

这类小说受到宗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内容涉及鬼神魔怪,充满奇异的幻想。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

《西游记》也是在宋元说话艺术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创作而成的。

此外,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

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等也流传较广。

④世情小说。

它是以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为题材 ,刻画种种世态人情的小说。

以《金瓶梅》为代表。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开始摆脱了历史故事、历史传说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开始对日常生活作细致的描写,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成书于明末西周生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等。

另一种则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如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等。

⑤公案小说。

明后期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兴起,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反映。

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

这类小说在歌颂清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公案小说一般都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忽视人物性格的着力刻画,艺术上显得粗糙。

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往往夹杂着鬼神迷信和封建说教。

明代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话短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明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摹拟学习宋元话本的产物,故被称为“拟话本”。

现存最早的明人辑印的话本集是《清平山堂话本》。

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三书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两部分。

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均为拟话本。

“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 ,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 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

部分作品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黑暗政治,写出了人民的苦难。

另有些拟话本描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拟话本承袭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情节生动曲折,感情色彩鲜明。

它艺术手法更加成熟,特别是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更加趋于丰富细腻。

比较优秀的作品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

除“三言”、“二拍”之外,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

明代的文言小说,是沿着唐宋传奇的线索发展而来的。

较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

明人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写法上模仿唐宋传奇,缺乏创作新意,因而成就不高,其影响远不及白话短篇小说。

清代小说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给予小说深刻的影响。

从清初到乾隆时期,是小说的全盛时期,代表民主倾向的、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主流,《红楼梦》是它的最高代表。

乾隆时期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即嘉庆、道光时期,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出现,小说创作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

清初至乾隆末年(1644~1795),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等方面,比前代均有较大发展。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

重要的作品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等,写的是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的是当时社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意识。

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

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汲取了古代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 ,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

长篇小说《红楼梦》,描写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封建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此外长篇小说《绿野仙踪》,话本小说《照世杯》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

嘉庆至道光二十年(1796~1840),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有《说唐演义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等,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及前期同类作品。

续《红楼梦》成风,这类作品都是想改变《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让贾林大团圆,反映了封建传统文艺思潮对《红楼梦》的反拨,是一种倒退。

《荡寇志》以续《水浒传》为招牌,而立意与《水浒传》正相反,表现了作者痛恨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立场。

这时期较好或有新意的作品,有《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等。

清代小说的面貌和明代小说有显著的不同。

明代小说大都有一个从民间传说、戏剧、话本到文人编定的演化过程。

清代小说则不同,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选材、构思和描写,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作者个人的意愿和理想。

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都臻于成熟。

一般的作品都有独创之处。

《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这时期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

《三国英雄志传》书影(清嘉庆年间刊本)清代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 。

不仅数量空前,风格流派多样,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不再只是描写逝去的英雄时代和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常的人们。

明代《金瓶梅》开辟的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的新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发扬。

《儒林外史》、《歧路灯》、《绿野仙踪》、《红楼梦》都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充分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能力和容量。

在清代,小说在文学领域成为主流,其成就超过了传统诗文和其他文学样式。

各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及繁荣都离不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离骚(二)赏析

宋代著名史学家、宋祁说:“《离骚》为词祖,为之,如至方不能加至圆不能过规。

”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

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

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

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

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

《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

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伤灵修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

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

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汤汤,不见端绪。

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

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

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

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

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

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

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

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

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

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

《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

《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

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

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

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

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

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

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

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

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

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

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

然后是巡行天上。

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

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

“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

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

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

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

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长顑颔亦何伤。

”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届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

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

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

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

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

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

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

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

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第四句中的 “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

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

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

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 “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回答者:俄木果果0408 - 助理 二级 4-10 21:27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远在众星之前,它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

他的不朽之作——《离骚》,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

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

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

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是司马迁对《离骚》题义的解释。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是他对诗篇创作动力的说明,也是对长诗《离骚》感情基调的诠释。

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远逝。

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己却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

这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

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蕴藏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撼人心魄。

《离骚》一诗素称难读,这除了南楚的方言、历史、神话、风物带来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碍之外,主要由于全诗感情回环激荡,反反复复,脉络不易掌握。

诚然,《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诗,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叙传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而又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和事件叙写以及情节因素。

因此,对于《离骚》一诗,我们只有首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艺术深处,发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创造。

长诗《离骚》,叙写了诗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经历,从而说它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现实的描写,在自我形象中渗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

诗中的构思,具有某些情节性,但也并非是客观的、真实生活经历的叙写,而完全是主观想像的飞腾。

这一切都说明长诗《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

也就是说我们读长诗《离骚》,特别应该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开的全部丰富性和贯穿于全诗的艺术特质。

贯穿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

诗人身处战国时期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热爱的祖国,原本是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

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

至屈原所生活的怀王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

他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满怀忠贞之志,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

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

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左徒要职,推行新政;谁料正当他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之际,却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谣诼蜂起。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谗见疏。

他怨忿楚王之“数化”,“不寤”;怨忿“党人”之“贪婪”、“工巧”,怨忿“众芳”之“芜秽”、变节、堕落。

最使他感到哀伤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祖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有怎样的一种激怨之情啊!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这篇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忠怨之情是长诗《离骚》的一条主线,而从全诗结构上看,则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可以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择。

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像,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掌握了长诗《离骚》这一结构层次,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内在逻辑,亦即诗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轨迹,以及起伏于全诗中的细微的心理描写。

长诗《离骚》的开端就是很奇特的。

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

前人分析说:“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

”(清顾天成《离骚解》)诚然,开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

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

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正则,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灵均,禀赋良善,公平均一。

这是亲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条。

总之,这起始的八句,就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定下了基调。

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这是对自己的。

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

因此他不满足于先天的“内美”,还“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实、提高自己,以便奉献于祖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是对楚王(“美人”)。

他担心楚王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

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

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

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

诗篇展现了楚国社会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愤慨的图景。

楚王昏庸不察,信谗多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随风转舵,堕落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廷群小“贪婪”、“嫉妒”,蔽美称恶,无所不为。

黑暗的现实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诗人的爱国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

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

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长诗并未就此结束,黑暗的现实,巨大的苦闷,迫使诗人由现实进入幻境。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而全诗转入了第二部分。

坚贞的灵魂需要战胜诱惑。

与常人一样,在失败的极端痛苦中,诗人的内心矛盾也是激烈的。

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惨遭迫害的情况下,还应不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永无反悔的态度

在不被自己的祖国所容的情况下,应不应出走远逝,到他国寻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负

诗人通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一颗经过炼狱的考验,而更加洁白无疵的伟大的灵魂。

女媭用“婞直以亡身”的历史悲剧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

这与诗人“依前圣以执中”的坚持真理的态度是矛盾的,实际也是对诗人既往斗争生活的否定。

这一内心冲突是激烈的。

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

他需要历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

于是他借“就重华而陈词”,重温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并以壮烈的心情回顾了前朝那些为正义而斗争者的命运。

这种再认识不仅增强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时更激发起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宁死不悔的壮烈胸怀:“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

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的“求索”。

这样,诗篇又展现了一个再生的灵魂为实现理想而顽强追求的动人情境。

诗中写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

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

但楚国的现实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戏弄,结果以困顿、失望而告终:“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诗人完全陷入到绝望的悲哀之中:“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诗人本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祖国贴在一起的,他赤忠为国,但却“方正而不容”,那么他还有什么出路呢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国远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

这无论从当时“楚材晋用”的风习上看,还是从诗人主观的才能和现实处境上看,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于是出现了第二、第三个诱惑。

“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占之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己的前途。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但做出这样抉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而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

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通过这种种诱惑。

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己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

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

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希望的祖国呢,抑是仍无希望地留下来

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终于还是留了下来。

他明知道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

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入现实,悲剧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悲剧性的结局。

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

最后,只能用死来殉他的理想了:“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理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

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

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

”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可以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诗人是孤独的、甚至是寂寞的。

但他是圣洁的、高贵的,也是傲岸的。

长诗《离骚》正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格美的崇高典型形象。

“余读《离骚》……悲其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刘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对于屈原《离骚》一诗所具有的崇高美这一特色,古今人正有着不二之词,同一感受。

其次,慷慨激昂的悲壮之美,是长诗《离骚》的另一鲜明美学特色。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他既有“存君兴国”之志,又有治国理乱之能。

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胸怀“美政”理想,企图改善楚国的处境,振国兴邦。

但却为黑暗势力所围困,从而引发出悲剧性的冲突。

而最为感人的是,屈原始终是自己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

所谓自觉地承担,是指他对坚持斗争下去的个人后果本有足够的估计,但他义无反顾,仍去自觉承担:“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明知坚持下去会惨遭不幸,但他为了深刻的原则性,仍然选择了斗争以及把斗争坚持到底的道路,从而忍受了极大痛苦,罹得了人生的极大悲剧。

“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车尔尼雪夫斯基)。

诗人屈原高标着“美政”的理想,怀着“九死不悔”的壮烈献身精神,经受着严酷的政治斗争和自我斗争的磨练。

屈原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他蒙冤受屈,赴告无门,而最终以自沉结束了生命。

但洋溢在长诗《离骚》中的整个感情却不是悲观,甚至也不单纯是悲哀。

它表现的是正义压倒邪恶,庄严压倒恐怖,美压倒丑;它所表现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刚毅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地追求。

我们读着《离骚》中那些发自肺腑的昂扬诗句,就会感受到一股不能自已的激越、崇高的感情和悲壮的英雄气概,这也正是长诗《离骚》的又一鲜明的美学特征。

与长诗《离骚》上述美学特征相联系的,是它的高超的、独创性的艺术表现手段。

诗人艾青在其《诗论》中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

”长诗《离骚》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完成其抒情主体的造型美和雕塑出一颗美的心灵的呢

诗人把炽烈的感情与奇丽的超现实想像相结合,把对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反思相结合,熔宇宙大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经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一炉,结构出一个无比恢宏壮丽的抒情体系,这是诗人屈原在中国诗史上的奇异贡献,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园地的伟大开拓。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的创作,特别是长诗《离骚》为我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成为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

这是就长诗《离骚》总的创作方法和宏观结构而言的。

而就其诸多的具体表现手法来看,长诗《离骚》也有着多方面的新颖创造。

如他发展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之义”,以香花美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情志节操的象征,令读者如睹其崇高圣洁之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

长诗《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却不时借用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希望与失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

屈原的悲剧是政治悲剧,但他对君国的忠诚哀怨眷恋之情,用爱情来比喻,用爱情心理来刻画,就更为曲折尽致,深微动人。

诗人抓住香花异草、佳木美林、男女情爱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美学内涵,来美化抒情主体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也使全诗的风格更为绚美奇丽,光彩照人了。

赋是一种什么文学体裁

赋是我国的一种有韵文体,诗和散文之间,类似于后散文诗。

赋的特点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句式错落有致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四:内容上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

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

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

像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其中汉赋最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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