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餐饮业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且具有现代气息的行业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象征了自古人的生活离不开以“吃”为代表的行业。
而也在不断的将这个行业发展光大，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各种各样的食材层出不穷，人们不断追求吃的花样，吃的翻新，一代又一代的厨类大师，翻新着人们味觉的体验，这种活力在一个和平，安逸的年代生生不息。
现如今，餐饮也不是单单是以吃为主了，加入了更多元化的体验，显得与这个时代紧密相关，现代化的烹饪方式，优雅舒心的环境，令人在古老与现代的结合中完全没有不协调感。
餐饮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又有了现代化气息的融合，更加体现出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形容新加坡的句子
在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度，吃既是民生之是一种文化，伴随着华夏文明几千经久不衰。
火锅不仅是美食，而且蕴含着饮食文化的内涵，为人们品尝倍添雅趣。
吃火锅时，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把臂共话，举箸大啖，温情荡漾，泮溢着热烈融洽的气氛，适合了大团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火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中国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那时的“铜鼎”，就是火锅的前身；另一种说是火锅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火锅。
可见火锅在中国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
重庆火锅早在左思的《三都赋》中有记录。
可见其历史在1700年以上火锅不仅是一种吃的方式传承下来，更多的是它也蕴含了很多文化象征意义。
首先，火锅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民众基础，上到帝王，下到普通百姓，是一种大众化的烹饪方式，另外，火锅采用“煮”这一单一的烹饪手段来处理不同的食物原料，在具有食物多样性的同时，吃货还可以选择重口味和清淡口味，常吃火锅的人基本是围着桌子一起，每个人均可平等参与和分享，吃火锅意味着彼此的认同、亲近，因而具有包容性。
2010年的考研英语大作文，类型为画图作文，图画中间是一个火锅，火锅(hotpot)里面写满了很多汉字(Chinese characters)，比如佛，功夫，解构，礼，后现代，老舍，莎士比亚，爱因斯坦，道，仁，京剧等许多代表中国和外国文化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意味着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特别是下面的文字提示：文化“火锅”，既美味又营养。
火锅是我们平时经常吃到的，它可以装下很多吃的，百吃不厌，可以说是冬天聚餐闲聊首选。
小编认为，这个题目出的非常新颖，利用千百年来一直传承过来的火锅吃法，通过图画构想填入各种文化代表词，充分的体现了它的包容性。
画家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文化融合并未过时或失去价值，相反还应鼓励和保持。
一方面，多元文化作为全体人类遗产的一部分，是将不同人群和社会群体融合的有力方式。
因此，文化融合作为促进文化发展和保护的一种方式，已经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中国跟世界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一样，年久的习俗和传统面临着消失在现代化阴影里的危险。
如果京剧、功夫或天鹅湖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不可估量的悲剧。
其次，火锅具有地域性，属于地域文化特色的一部分，而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当属四川盆地。
目前，我国火锅主要分为北派、川系、粤系、云贵系、江浙系等。
可能大多数地方火锅出现最多的还是川系，不管是家里还是街上的火锅店，重庆火锅和成都火锅往往是最火爆的。
四川火锅，以麻，辣，鲜，香著称，他来源于民间，升华于庙堂，无论是贩夫走卒、达官显宦、文人骚客、商贾农工，还是红男绿女、黄发垂髫，其消费群体涵盖之广泛、人均消费次数之大，都是他地望尘莫及的。
作为一种美食，火锅已成为四川和重庆两地的代表美食。
去过成都的人可能会觉得那边生活很悠闲，节奏很慢，然后满大街的火锅店，大家都围着在吃火锅，慢慢涮慢慢聊，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火锅生活文化。
然后这种文也渐渐的在影响着全国各地。
近来，各地也有很多火锅文化节，2016年 10月23日，第八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落幕。
本届火锅节规模为历届之最，共集结60余家火锅品牌、300余家火锅食材商家，以及近1000名中国火锅产业链商家、美食专家、文化学者、火锅从业人员参与，累计实现交易额超3.2亿元，其中线下交易额达2.74亿元、线上销售额达4800余万元。
总体来说，火锅代表了一种饮食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千百年来，传承下来。
吃每一种火锅，都不是简单的火锅，而是历史，是文化，是传承。
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味道各异，但是吃火锅的母的，都是为了让各奔东西的人能有理由聚到一起，在寒冷孤独的冬日，在久别重逢的夜里，无论回家，还是下馆子，只要一口锅，一盆火，一群好友，一家人聚在一起，蒸腾的热气，翻滚的汤底，千言万语，都在锅里。
初一社会简答题 旧时代与现代如何结合融合
一、政治方面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但排斥与拒绝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作为保证,这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他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已经开始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藩篱,萌芽了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但由于洋务运动创办者们严重的封建政治特性,他们顽固的拒绝除生产技术以外其他任何的社会改革.因此他们牢牢的将洋务运动限制在封建生产关系内.这样,洋务运动一开始事实上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所说的那样：“李鸿章在兴办洋务过程中一直受到经费问题的严重困扰,所需经费全靠政府投入,所造枪炮都由行政调拨而不能进入市场,这就是使得洋务运动被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所消解.它在文化的痼疾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在矛盾.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们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但某一单一因素的发展失去了各社会因素的配合.”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继洋务派人物后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需将革命从物质技术层面引入政治思想文化层面.因此在由于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甲午战争而引发的戊戌维新中,维新派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又由稍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结束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洋务运动中暴露出的对西方列强的依附、畏惧、崇拜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落后心理却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性的严重影响直到“五四运动”才部分清除,又到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激发了国民的自主自立自爱,掀起了现代化建设的热潮.所以,洋务运动的真正历史作用不在于它的正面作用,即洋务派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的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批评各种陈腐观念,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已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建立了中国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开端；而在于它的反面作用,即这种反面作用折射出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时要进行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同时提高国民素质,树立国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进取,勇于吸收外国一切先进的文明为我服务的思想.二、经济方面洋务派兴办近代新式工矿企业不是偶然的,无计划的举动.他们曾想学习西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首先,洋务派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开设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等大小十数个企业用以巩固军事,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其次,又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尽量鼓励私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并加以种种保护,以资提倡.其原因主要是在当时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民风未开,重农抑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一般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富商要想兴办规模较大的企业,大都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或多或少与官家保持着联系,从而站住了脚跟.因而采用这种形式较为恰当的.没有这个开端,私人资本要向工业领域转化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不用说形成以后的民用企业了当然,“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暴露出不少弊端.如任人唯亲,封建把头式的管理,损公肥私等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正是由于官办企业的弊病,使得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力企业的号召力顿减,于是商办的呼声越来越强,所以在70年代,单纯商办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出现了.虽然开始时道路坎坷,但经过民族资本家的不屈奋斗,终于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大地上逐渐立稳,慢慢发展起来了.它的存在和发展打破了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经济的一统天下,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客观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1）洋务运动直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工业,交通运输中机器开始逐渐代替手工生产,这是带有产业革命性质的划时代的变革,使千年不变的旧生产力有可能发生突破性的进展.（2）洋务运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书籍大批译成中文,军用民用企业中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成批派出的赴欧学习科学技术的留学生,推进科举制度改革,兴建新式学堂而培养新型人才等等,开始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现代化.（3）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科技队伍,他们的宇宙观哲学观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影响,对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甚至辛亥革命都有推进作用.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蒙运动.以上并不是洋务运动客观影响的全部,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局部的,刚刚开始的,有种种缺陷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洋务运动时期对科学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引进,是中国科技发展史重要的一环,对中国由古代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的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军事方面兴办洋务,在19世纪60年代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思想上看,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师夷长技”思想的根源是爱国思想.虽然当时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的主要目的是继续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和镇压太平国革命运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局面,但保全家园免遭沦陷则是主要的.为此,他们希望中华帝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落后于西方列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创办军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起到1894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下洋务派共创办了大小21个军工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大都采用机械生产,尽管当时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在生产中仍然大量采用手工生产方式；尽管这些企业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性,落后性和保守性,但它们毕竟是中国大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批近代企业,开了中国近现代化之先河,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这些军工企业的创办,生产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改变了以前清朝军队的刀矛弓箭,土枪土炮的落后状态,这对于维护清王朝统治和抵抗外国侵略者起了一定的作用,增强了清王朝的国防力量,为中国军队走向近现代化迈下了可喜的一步.2）建设新式军队洋务派在建立军工企业的同时,也注意到军队的建设,并将其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军事工业的目的之所在.1862年在天津成立洋枪队；1866年总理衙门组建“练军”15000人,李鸿章在上海将其淮军按近代化军队进行装备；左宗棠在宁波也成立了洋枪队,这样淮军和左宗棠的湘军便成了新式陆军.1888年李鸿章又筹建北岸海军,1894年又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船只六七千艘,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样,我国军事史上首次出现了近代海军这一新的兵种.虽然当时海军的装备、军事素质、军事力量较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但在洋务派的努力下终于成为清政府一支重要的国防力量,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新式陆海军的建立固然是为清王朝统治服务的,但它的存在不能不说对西方侵略者构成一定的威胁.历史明确的告诉我们：镇南关大捷,清军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在爱国将领的率领下重创日军五艘并迫使日舰首次退出黄海,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因而我们在肯定洋务运动有镇压人民的一面,也不可否认它有“自强”的目的有卫国反侵略的一面.虽然南、北海军在李鸿章等人投降思想的操纵下,未能起到真正保卫祖国的作用而于1894年全遭覆灭,但不能同此而断定洋务运动中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而认为洋务运动完全失败了.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是经济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军事失利包括多用因素,如政治体制、政府态度、军队素质、中外力量悬殊程度、经济实力、国内权力斗争等等,所以,不能简单把这复杂的失败过程归咎于洋务派的工业活动.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在当时的情况下,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以“自强”为口号,制造枪炮战舰武装军队,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的军队近代化借与西方侵略者抗衡,以图自保,免遭沦陷,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洋务运动倡导办近代实业,追求进步,不甘落后挨打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四、思想方面1、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尤其是“中体西用”出现之初的60年代,中国刚刚打破了封闭状态.面对一个敞开的世界而惊魂未定时,就以“中体西用”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确实难能可贵.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思想,于是就有了“西学”的合法化,有了中国30年的洋务实践带来的800家工矿企业,三大海军舰队以及现代先进技术的大规模传入,甚至还有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西方先进政治文化的传入.中国的现代化从“中体西用”开始也确实带有主观的阶级局限和客观的历史局限,但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项明智之举,是古老的中国面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作出的最初的唯可能的选择.洋务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开端就已经说明了它的历史价值.2、近代化思想兴起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和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潜意识的近代化思想也逐步兴起了.1）由“变法自强”到“求富”思想的转变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敌西方已成为事实.如何改变这种状态,洋务论者提出了“变法自强”的思想.这种“变法自强”的思想究其源是魏源“师夷长技”爱国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它的扩展,更是对几千年来“无道不变”思想的反判.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自强”思想开始向“求富”思想转变.这种“振兴商务”求富的思想无疑是对几千年来“民本商末思想的否定.”在世界历史上,它同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2）由“工商救国”思想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转变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起步,使与之相适应的“商本”思想也于洋务运动时期逐渐形成并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洋务派的那些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只是当时不能付诸于实践而流于空谈.但它却在封建笼罩的气氛中给中国人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洋务运动期间,这些思想主张的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表明要求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已初见倪端.五、文化方面1、教育1）近代人才的培养要兴办洋务,就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内容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新人才,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①开办新式学堂从1862年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创办烟台海军学堂,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主要培养为洋务运动服务的翻译、工程、兵器、轮船驾驶、电报通讯、矿务、军医等各类人才.虽然这些学堂规模不大,学员较少,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化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②派遣留学生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洋务派还直接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起,洋务派通过清政府先后大规模向美、英、法派遣七批留学生,总人数达201人,其中包括日后成为工程师的詹天佑和著名学者的严复.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一方面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2、办刊译著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洋务派在大力办学兴教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除了大量翻译西方的著作之外,当时还出现了大量报刊上和一些有名的出版机构.我国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大的当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局.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设于上海,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书籍,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教科书和儿童读物是中华书局的出书重点.这两个出版社,至今仍为我国著名的出版机构.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总之,短短35年的洋务运动,在带给人们酸涩,苦痛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在文化教育上的积极影响更可视为我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为什么说世界各种文明形态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
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不同的文化及文明的差异是引起冲突的根源。
虽然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和民族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目前世界上还存在着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还不明确的非洲文明。
世界上一切冲突都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基本价值的差异导致了军事、政治的冲突。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阶段，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的竞争与整合。
全球化的深刻社会意义在于，它既是不同社会文明的对抗，又是不同社会文明的交融。
文明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最大共同体,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以及中国儒家文明等。
人类最初的这5个文明基本上形成了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南边是一些刚刚萌芽的、弱小的文明国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文化水平比较高；北边则是许多游徙不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水平很低，基本上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
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而游牧世界对于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其结果都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巨大变化：游牧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
旧的文明形态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则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的冲击和融合之下，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而且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造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通把以前属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到农耕文明的范围内。
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人类的农耕文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空间地域上不断地扩展。
乃至于到了公元15世纪、16世纪以后，亚欧大陆上几乎到处都是农耕文明了，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
到了今天，世界上残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成为我们旅游观赏的对象了。
公元15世纪、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在近2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
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明体系之间的分野就被日益突出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冲突所掩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世界各国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地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
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
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
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帮忙看一句英文名子。
Honolulu offers a sweet, sun-soaked mixture of modern life, old memories and natural beauty. Honolulu 提供美丽并充满阳光的现代生活，古老的回忆和自然地美。
sun-soaked mixture of modern life。
融合了美丽和阳光的现代生活。
mixture可以翻 融合，包含 英文主要还是理解他的意思，具体怎么翻译部重要毕竟他们说话用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不是中文。
而且你最好是融合上下2句来理解，单句不容易理解。
为什么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 3 000多年的太学史，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中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这种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直接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的。
中国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
伴随着19世纪末西方大学制度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始，中国高等教育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近代化征程。
近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高等教育近代化也一样。
中国高等教育，从清末到民国结束，在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一代代学人和政治家的努力，已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内容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却相对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少有专门而系统的论述。
事实上，理念层面作为大学发展中的“灵魂层面”，其近代化的实现对大学的发展尤为重要。
原因在于：其一，就学理而言，一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与否，标志着该国整个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否最终完成；其二，就大学发展的实践而言，理念的近代化是大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超越的阶段，只有完全实现了内容、制度、理念各个层面的近代化，大学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发展，这一点已为各国大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的梦想，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
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处理好传统与移植的关系，使移植的现代化根植于广阔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这一过程将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
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要义 今天重提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近代化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只有最终完成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
从现实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
因为中国目前所采用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西方的“大学”，而其理念却不是西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样一来，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就受到了天然的限制。
借用文化上“体”与“用”两个范畴，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困境在于“体用不合”，改革的出路便在于通过理念的近代化最终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体用不二”。
“近代化”在西文原意中是一个含义比较固定的概念，它有着具体的时限，所以，在西文文本中会有“前近代”与“后近代”之说。
而在中文语境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近代化在通常意义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它可以泛指社会从一种低级形态向另一种有着质的区别的社会形态的过渡。
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已完成了一次近代化，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正在向另一次近代化迈进，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我们从这种定义出发，世界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两次近代化，即从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转变，以及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产物。
它萌生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朝末年，而在民国以后获得迅速发展。
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所直接起源的是西方的“大学制度”，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和科举。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近代化”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
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对传统高等教育的一种背离，其所继承与发展的是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要想使这种外来的大学制度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发展，近代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过程；其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阴影一直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有经历近代化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纯粹”的高等教育形式。
自清末至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在这不平凡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与世界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总进程相比，有起点高、起步迟、过程曲折的特点。
说其起点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没有经历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过渡，而是直接以近代大学为发展基点；说其起步迟是因为中国引入西方近代大学之时，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成了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说其过程曲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在清末、民国社会极为动荡时期完成的。
二、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比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即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
因此，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1．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渐变与突变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渐变与突变。
在总体上，欧美国家（除法国以外）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渐进的，几乎不存在明显的“飞跃”。
而在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飞跃”。
从这个意义上讲，渐变是发达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突变则是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演进的主要特点。
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的。
尽管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全部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近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废弃，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而得到发扬光大。
例如，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自治权、大学内部在学术上自由平等的风气等。
简言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的过程。
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应当被认为是中世纪大学或者说是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逻辑产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只是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量变过程。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以中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采取了突变的发展模式。
这些国家之所以比先发展国家更为迅速地达到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采用突变的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后发展国家的突变模式，主要包括两重含义。
第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并不是这些国家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先后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并不是本土文化和教育演进的产物。
在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的传统形态与近代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换言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明显的断层，高等教育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这条界线不仅阻挡了古代高等教育向近代的延伸，而且也限制着近代高等教育向古代接受传统的遗产。
第二，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近代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基本的制度方面，还是具体的方法上，大多是移植的结果，因而仿佛都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缺少、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欧美国家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后发展国家则成了一个“新生儿”。
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看，这种突变的情形是异常清晰的。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
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
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基本上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联系。
无论是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产物。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历史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行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
无论是渐变模式还是突变模式，都是近代高等教育演变历史中出现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必然性的发展模式。
它们分别产生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自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因此，决不能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也难以对它们区分优劣高下。
应当说，这两种模式是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必然反映，既不能要求后发展国家重新经历先发展国家花费几百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也难以设想先发展国家能以后发展国家那样的速度进行探索。
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是国际政治环境、国内政治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发展策略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2．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内源与外源 所谓内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该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
所谓外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来源于其他国家对该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力。
从总体上讲，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施加的压力。
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即使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也并非总是内在的。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就不是完全来自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来自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对法国所施加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有关。
同样，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则与法国的入侵直接相关。
但与后发展国家相比，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多、更主要地来自于内部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主要地来自外部所施加的压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并不是、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
促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
洋务学堂的兴起和后来大学堂的建立，无一不与中国人当时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直接相关。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入侵的外来列强“强迫”进行的，甚至于其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也与这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有关。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屡遭挫折有关，而各地方创办的洋务学堂从最初的以兵器制造和军事学堂为主，到后来以工业制造学堂为主，以及从洋务学堂到大学堂，这中间的每一次变化，都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即“西学”）的认识变化相关。
而这实际上又主要与中国人对造成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之原因的认识相关。
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动力模式，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国家所能选择的。
但这种差别对于一个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
欧美国家与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差异，与发展的动力来源都是密切联系的。
在内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较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开始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因而，这种发展本身便很少具有紧迫性或危机感，相对地说显得从容一些，发展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计划性和连续性也更强一些。
而在外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且所发展的又是与本国原有高等教育几乎完全不同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因而，所能选择的余地和时机极为有限，发展的紧迫性取代了计划性，由此便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和挫折。
3．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下位和上位 与社会变革一样，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自下而上的路线，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路线。
所谓自下而上，是指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主要是由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人士和机构发动、推进的，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国家和政府才加入其中并发挥作用。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也是如此。
所谓自上而下，则是指在一些国家中，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并主要是由国家和政府发动、推进的，政治和行政的力量对这些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和人士在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从属性的，也就是说，来自社会的和教育界的各种力量主要是根据国家和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法律、政策而发挥作用的。
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
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自下而上”事实上也并不是唯一的路线，法国就是非常典型的采取“自上而下”路线的国家。
即使在那些比较典型的采取“自下而上”路线的国家中，“自下而上”也并不是唯一采取的路线，例如美国便是如此。
而在中国、俄国以及日本等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来自中央政府（在个别情况下，也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推动始终是主要的作用因素。
从俄国和日本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始终是推进本国高等教育近代发展的唯一动力，中央政府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而在近代中国，情况则要复杂一些。
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绝对君主制，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着全国的一切权力，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中央政府并未像俄国和日本那样始终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洋务学堂和大学堂的最初建立，确实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但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真正发展却主要是由掌握了巨大权力的封疆大吏直接推动的。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先后建立的大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中，绝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兴办、并设在各省的中心城市的。
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采取的“自上而下”路线这个性质。
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有所削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央政府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事实上，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变化总是首先由中央政府发动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所设立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事实上往往发挥着一种重要的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由教育界或社会机构和人士所主动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往往难以为政府所接受，并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的参照。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决策的路线往往是“单行道”，“自上而下”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而“自下而上”的渠道则是关闭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现实的超越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特点。
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模仿“泰西”、“以日为师”、“仿德国制”和仿美热潮，在建国后又经历了一段全面仿苏的过程。
1．传统与移植 中国高等教育在起步阶段就向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学习，非常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
通过这种学习，中国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确立了相对完备的高教体系，这种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
也正是在这种飞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移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表面繁荣之下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
最大之一莫过于缺少自己民族的特色，缺少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只有把“外发型”模式转变为“内承型”模式，使教育根植于中国宽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根据本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取舍地借鉴别国先进经验，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具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进而成为世界一流。
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热门话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
不可否认，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仍处于发展劣势的阶段，如果不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国际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某国化”。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警戒之言，深刻地指出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所在。
2．大学的理念 从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中可以明晰地看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将大学的理念放在首位，十分强调权力和学术的自由。
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但正是这种相对的自由带来了西方高等教育质的飞跃。
具体地讲，权力和学术的自由指的是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
大学自治，在西方通常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应当独力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
也就是说，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法人机构的控制或干预。
这是西方国家一种古老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
布鲁贝克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
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哈钦斯也认为“失去了大学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前近代时期，由于当时统治者忙于“争城掠地”而无暇顾及对大学的控制，使得中国的大学自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实践证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从后近代时期直到现代，中央及各级政府却将对大学的引导异变为一种间接的政治控制。
中国社会历来有政教合一的传统。
回观百年教育史，教育的政治功能仍然极为突出。
从一百多年的维新派创办的万木草堂、时务学堂，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延安时期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等，皆是政治教育机关，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的领导人才。
国民党执政时期实行“党化教育”，我们党执政后也一度确定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教育宗旨。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为经典、最为核心的部分。
布鲁贝克认为：“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
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
”在论及西方高等教育的特点时，西方的学者和管理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学术自由。
我们天天在提学术自由，但其更能表达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呼吁和期待，也许更是一种无奈。
展望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
由于“高校自主办学”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有着质的区别，从而造成了中国大学在发展中，大学制度与理念其相适性会较差，进而会影响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然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并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但是，教育并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物，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对于教育领导部门来说，它不能忽视教育发展的独立性，而对于高等教育自身来说则要加强教育的批判功能，“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
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应该着重发展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后续历程中，我们衷心希望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能出现回归，能重新回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轨道上来。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相匹配；只有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达到了相匹配，中国大学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发展和对现实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