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小说
从小说创作来看,王小波主要的作品都收入到了花城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时代三部曲》中,即:《青铜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
这三部小说集的作品各有不同的叙事指向。
《青铜时代》演绎的是《太平广记》中的几则有关唐人的传奇故事;《白银时代》则讲述的是几个将来时态的故事;而《黄金时代》中的作品大多是指向文革的,在目前有关王小波小说的评论中,被人们所经常提到的也正是这部分作品,主要包括有《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中篇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有率真、质朴的一面,也有其荒诞、戏谑的一面。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很多故事情节的展开都与性爱有关,可以说性成为他多数小说叙事的一个基点,但这却不是他作品的旨归,他以此所要表达的,是对生命与人性的健康、健全的存在方式的张扬。
另外,王小波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历史反思意识,他以自己的创作不断激起人们对文革岁月的记忆,以此来引发对现实生活的沉思。
可以说,性与文革是王小波小说创作中两个十分重要的开掘方向,剖析这两大命题在其作品中的深层内涵,是解读王小波小说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一直对性持有一种极不正常的态度,以对性的诋毁来实现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抑制,人性受到了束缚,人自身也便成为某种观念与思想学说的奴仆。
所以阿Q想要找女人的原因是“不肖有三,无后为大”,而他真正面对吴妈时,口中说出的却是“我想与你困觉”。
“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倡导人的文学,而在人的文学的旗帜下,性观念的觉醒与解放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郁达夫在《沉沦》中借留日学生“他”之口大胆地提出:“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 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夫’,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新时期文学发展以来,在关涉到性这一建国后文学禁区领域的大胆突破,是表现其创造繁荣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王小波之前的作家笔下的性,都没有表现出真正本体意义上的性的内涵与原貌。
最早揭开性的神秘面纱的是张贤亮,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人的自然之性的角度,对特定时期政治观念与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带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
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揭示了本能的性与道德观念和环境的冲突。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中的性描写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与发展。
女性作家铁凝的《玫瑰门》、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深入而细腻地抒写出了女性独到的性心理与性体验;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米》,在历史的层面上展现了人的本能欲望与挣扎;贾平凹的《废都》更是从性的角度审视了当代文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与沉沦。
但没有一个作家如王小波这样将性还原为了性本身,而不再附着其他诸如道德、理性、男权、罪恶、欲望、文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
性在王小波作品中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
可以说在他的《时代三部曲》中的所有作品中,性都被置于一个非常醒目的层面。
从《万寿寺》到《黄金时代》,从《革命时期的爱情》到《未来世界》,关涉性的叙述开卷即见,而且充斥全篇。
性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历来极为避讳的话题,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却变得十分随意与平常,与描写穿衣、吃饭没有什么两样。
也许正因如此,对性历来抱有高度警惕心理的中国人,对王小波的作品也产生了高度的戒备,这恐怕也是王小波的作品长久地滞留于各大出版社编辑的案头而迟迟难以与读者见面的一个原因。
但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今天这个十分崇尚用性来包装文学作品以期引起读者阅读欲望的出版环境里,当王小波的这些坦诚、直率地描写性的作品出现以后,却没有见到一定出版单位借此来作大肆宣传,以此来促销王小波的作品。
究其原因,正在于王小波给人们展示出了本真、健康的性的一面,没有欲望、没有挑逗,只有生命的激情在飞扬。
有人说,作家中写性的有两类:一流作家与三流作家。
二流作家不写性,因为担心把握不好。
三流作家写性,完全是色情的描写。
王小波写了性,应属于哪一类,读过作品的人,自有公论。
面对性,王小波是坦然的,他有意识地通过对性的真率讲述,以使人们用常态的目光来看待性。
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
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
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在他看来,人的性欲与动植物的自然生命力没有区别。
它就是存在之本身,没有任何需要去掩饰、谴责、奇怪、炫耀的理由。
性与人的存在是直接相连的,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以回避、攻击、含蓄、窥探的态度来对待它,都是一种不正常心理的表现。
所以王小波在作品中能够这样去描写知青王二的心理:“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
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
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
”这是对一个极正常、极健康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
对这样的心理进行描写,是文学作品中极自然的一种存在现象,不是大胆,更不是下流。
王小波以此来破除人们面对性扭曲了的阴暗心理。
王小波意欲树立起世人的一种健康的性心态,同时他还努力地向世人展现性之于人生、之于生命美的一面,所以他会在《黄金时代》里这样地描写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场面:“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
这时好像不那么冷了,四下里传来牛铃声。
这地方的老傣不关牛,天一亮水牛就自己跑出来。
那些牛身上拴着木制的铃铛,走起来发出闷闷的响声。
一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耳边的毛上挂着水珠。
那是一条白水牛,它侧过头来,用一只眼睛看我们。
”王小波通过对性的毫不掩饰甚至是极富诗意的描写,对某个时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禁欲主义气氛和假道学的虚伪气氛进行尖刻的反讽。
正如李银河所说:“看王小波小说所写的性,对国人长期以来被扭曲的心态有矫正作用。
无论是对性变得冷漠、以无性为品质高尚的人,还是热衷于性却对它持有一种鬼鬼祟祟的态度,以为自己在干坏事的人,王小波笔下的性都是解毒剂。
他对性的描写显得极其自然、干净”。
“他总是使用最精确、最直白的语汇写性、写性器官,写性活动。
如果说艺术追求的是美,科学追求的是真,那么王小波的性语汇总是更偏向于科学而非艺术,这一偏向好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杀向重肉体快乐的煽情的性描写;另一方面也拒绝了重精神美感的艺术的性语言。
他的性语言带有科学的客观、冷静,甚至是一种近似残酷的、切近而令观察对象纤毫必露的冷漠观察。
因此,人们透过他的性话语来看性这件事时,与其说是透过一副桃色眼镜,不如说是透过一架显微镜。
这种写法据我看是作者为性心态极为扭曲的人特意配制的一付解毒剂。
” 作为一位精神启蒙者,王小波对历史的、现实的非理性、反科学、伪道德的话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以及杂文中对文革进行了深层而独到的反思。
“在王小波看来,‘文革’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历史中,是一个最基本、影响力最为巨大的负面坐标,而他近年对理性、宽容、独立的思维、健全的人格、健全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等等的努力提倡,也只是由于‘文革’这个巨大阴影曾经的统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才具有了非常现实和迫切的意义。
”文革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着巨大的牵制作用。
如何面对文革与怎样正视今天的现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文革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一个存在,反思文革成为衡量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但是,事实的状况却让人无法满意,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闪烁其词的表达与美化自我的表白,我们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与深邃的现实批判精神。
有幸我们看到了王小波,虽然短暂,但毕竟他出现了。
王小波在其杂文中谈到一些现象或话题时,经常以文革的记忆作为论理的事实依据,他能够引发我们作双重的反思,现实的与历史的。
面对国学热衷出现的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王小波回顾了文革中的解放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世情结”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谈到作家创作与体验生活,他联想到了文革中的忆苦思甜的荒谬作法(《体验生活》);谈到特异功能与生命科学,他想到了大跃进时期所搞的“超声波”之类的伪科学、假发明(《生命科学与骗术》)。
王小波之所以有着如此充满智慧的思索,来自于他对理性与科学精神立场的坚守,这也是他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王小波的工作已经初步向人们说明:真正和深刻地认识‘文革’,应该成为今天国人思考许许多多重要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时无可争议的前提,应该是我们面向未来时一种需要预设的‘启动程序’。
”在反思文革荒谬性、非理性的同时,王小波对文革中的大众盲从心态以及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心理进行了冷静的批判,这为我们认识文革掀开了一个新的层面,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王小波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另一方面,他又谈到,这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棒子、迫害别人的工具。
”这种反思,真正体现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立场与精神价值立场。
性与文革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被王小波十分牢固地组接在了一起。
王小波的几篇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都十分醒目地突出了关于性的展现与讲述。
《黄金时代》中在云南插队的“我”与陈清扬的性爱经历;《似水流年》中被称为“龟头血肿” 的李先生及其与线条的情爱故事;《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我”与姓颜的女大学生以及与X海鹰的性爱游戏。
性成为王小波重现那段特定历史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具有个性特点的有关文革岁月的回顾。
文革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政治生活充斥着人们每一个生存的角落,人被政治所统领、所异化。
人的正常情感的表达被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存在的只有革命的、同志的、阶级兄弟的感情。
王小波正是以对性的真率的描写与张扬,高扬起了人的精神价值与存在价值,以对生命激情的展现来反衬文革岁月的荒谬性与非理性。
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里,王二与陈清杨以对情爱的真实追求,体现着平凡小人物对那种摧残人性的、粗粝的生存环境的反抗,王小波也通过性达到了对文革的深层理性反思。
性爱成为王小波笔下人物张扬个性、展现其叛逆性的一个生活空间。
这是个人对一整个非理性时代的对抗,是个体在一个病态的年代里对自我健全人格的坚守,是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对强权政治的蔑视。
正因如此,王小波笔下的王二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魅力,在他玩世不恭的言行背后,渗透着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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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作文孙宇晨 的《一道论证题》
论证题：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很遗憾，我不是那些某调查机构，有强大的财团支持。
我无法做广泛的调查，只能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勉强说明问题。
高一的时候，我是一个理科生。
众所周知，学理科在中学阶段总比学文科要耗些脑子。
做理科的题目也不如看小说轻松。
这理所当然导致了一种倾向，在不在乎考试成绩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小说，而不是选择做题。
当然，很多高中的学生还不知道除了做题还有何物，更不知道这世界上竟有小说可看。
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
别人的引诱者我不知道，也没兴趣打听，因为我已经被引诱过一次了，而且下场不太好，我不想再被引诱了。
而且我还未满十八岁，在这个年龄之前，极容易再被引诱。
顺便说一句，我的引诱者是。
下列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会产生共鸣。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呆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除了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三千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十分（六十分制）；考历史的时候，遇到填空题，凡是要填反动派的，一律写上班主任的名字，凡是要填英雄一级的，类似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等等，一律填上自己的名字就交卷；英语考试用中文答题；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喜欢历史，但是绝不听历史课；喜欢政治，但绝不看政治书；如果发现了全科挂红灯，自己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比他们还高；喜欢旁征博引，把和的事例记下来到处卖弄，因此作品没读多少，书名和作者记了不少；关心不了等人的学说（实在读不懂），就关心他们的轶事，再与朋友谈论的时候，俨然专家；和班上的其他差同学一样，敌视优等生但是却与他们除了这点毫无共同语言，当他们请我逃课，一起去上网的时候，拒绝，然后去图书馆；为了自己仅有的尊严，拼命读书，但也经常是简介书评，然后不懂装懂，到处与人谈论自己并没有读过的书。
上面的现象，并不是所有都是我做过的事情，只是某一种人的特征罢了。
可以说我的高一就这样无可挽回的过去了。
高二到了，你可以猜到，一个物理二十多分的理科生，一定会选择文科。
情况的确如此，而且我的高二在继续毫无挽回的流逝。
文科班的危机感没有那么强烈，除了数学仍然不懂以外，其他科考试的时候都是可以写一点的。
如果说高一的我从来没有任何功利性，只是为了看书而看书的话，高二的我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别人的承认。
再加上父母的劝告，我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参加高考，在我看来，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对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
我积极准备，参加了第八届的新概念大赛。
聪明的读者你肯定也猜到了，我落选了。
当时我有一种很自负的感觉，我一直感到自己应该拥有两个荣誉。
一个是新概念的一等奖，一个是。
因为我毫不羞愧的认为自己配的上这两个荣誉。
而毫无疑问是痴人说梦，连去上海的资格都没有，四百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高二新概念的落选对我的打击是相当的大，我原先的自欺欺人完全的破灭了，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走一条不是高考的路。
而如今这条路被明明白白的堵死了。
，我要思索自己的出路。
我未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未来要干什么样的事，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理想。
这些问题被摆上了桌面，现实开始逼着我解剖自己。
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我一直相信这个观点。
因为他们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
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四溢的才华为根本。
尽管如此，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我开始现实起来，我认识到理想主义，起码在高中根本不会给我出路。
我打算试试这条路，这条高考的路。
我可以给一组数据，我努力前的基本成绩，皆为150分制。
语文91，数学79，英语65，政治106，综合118，总分是459.而起码可以确定的是，的录取分数估计不会低于630分。
既然下定决心，就要开始。
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高二到高三的上半学期。
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我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件事是绝对不进图书馆了，所有课一堂都不能缺；第三件事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求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件事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三小时积极的进行应试训练；第五件事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完成。
一开始的成效是不明显的，英语的阻力尤其巨大，单词和语法是我最欠缺的两个方面，而且众所周知这年头的老师都不怎么喜欢帮助后进生。
但是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方法在我来看，也许是次要的关键是这种态度。
数学经过我的亲身实践，可以得出的方法就是做题，没做题就像文学不读书一样，说什么都是白费。
理解了理论之后，再做题来付诸实践，加强理论理解。
其实高中数学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套。
要说努力之后效果最明显的是语文和综合，因为我以前考试的态度不够好，综合都是很简单的基础知识，也没有认真复习。
如果这个阶段要有个小结，我只能说态度和坚持是最重要的。
还要有努力之后没有回报的准备。
这个阶段结束以后，成绩我可以给一组数据。
语文115，数学127，英语97，政治117，综合138，总分594，可以说有了些进步，可众说周知，分数越到后面进步越难，我在这个590到600的成绩阶段徘徊了很久。
我开始遇到了瓶颈。
按照这个成绩来看，重点大学在广东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我获得了参加第九届新概念的复赛资格。
老师和父母都劝我不要参加，因为还有6个月就要高考了。
而我的成绩正在瓶颈期需要突破，经不起这两个星期缺课的后果，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个理由，他们并不相信我的才华，他们不相信我可以拿到一等奖，这时候只有我自己相信自己。
我的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我只是渴望别人的承认，我打算不计代价的参加这次比赛。
到了上海之后，一切都已计划进行。
复赛的题目《从这里出发的旅程最远》很合我的胃口。
因为我一直认为理想主义者，尤其是一个文科理想主义者，本来就在走一条从这里出发路程最远的路。
他们在人类的智慧路上前行，吃力不讨好。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理想主义者倒下了，可是这并不能吓倒剩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依旧在前赴后继。
我当然想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的复赛文章大体在讲这一件事情。
也许评委老师被我的理想主义所感动，我侥幸拿到了一等奖。
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程郁缀老师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老师也许是看中了我的理想主义和一点点才华，给予了我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
当我把高校回执交到李其纲老师手上，确认了自主招生资格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支持，一种承认，我感到拥有理想，坚持理想不再是一件难事。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理解，支持着理想主义者。
我永远感谢他们。
回到惠州的我，成绩理所当然还是差得很远，尽管自主招生资格可以下调二十到三十分录取，就凭我现在的成绩，这是绝对不够的。
寒假结束的时候，离高考恰恰只有一百天。
我重新制定了复习计划，一百天满打满算的计划，一百天不回家。
为了更好的突破成绩，我将X科换成了我更擅长的历史。
在今后的学习中，集中突破英语。
也许是换了种心情的缘故，我的英语进步神速，从新概念回来的第一次英语考试，我从97分进步到了122分，名次进步了452名。
在自信和努力的陪伴下，随后通往高考的路是充实紧张而又愉快的我已经锁定了目标——北京大学，不用再为报志愿而徘徊。
当时的我是豁达的，我打算好大学只上北京大学，考不上就复读。
（广东高考为先填志愿后考试）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才知道这样豁达的人很多。
接下来的考试，我的成绩真的如芝麻开花一般，节节上涨。
606，615.5，630，646，656，等到广州二模，我的历史考出了142分，一个相当高的成绩。
在我前进的脚步声中，高考如期而至。
眼见着梦想即将实现，我高兴的一夜未眠。
6月28日是公布成绩的日子，我语文115，数学132，英语130，综合146，历史127，总分650.我很高兴自己实现了一次完完全全的飞跃。
以上的数据证明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刚才的论证题，起码在我身上，算是成立了。
到这里论证进入了尾声。
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
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
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如果它在你身上成立，非常希望你能写信告诉我。
我的地址是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45乙栋328室，邮编100871。
让我们一起完成这道题目，如果人数足够多，就可以使它成为一般性的结论。
经典笑话为什么小鸡要过马路?是什么意思?
因为小鸡要到马路对面去事实上这个冷笑话，“为什么鸡过马” 是一个常见的谜语笑话，答案是“ 因为小鸡要到马路对面去”。
这是反幽默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笑话的奇怪设置引导听众期待一个传统的妙语，但他们却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陈述。
拓展资料：由这句话引申出了一丝丝哲学的意义，被网友恶搞。
1、老子：马路者道之动。
2、孔子：鸡所不欲，勿施于鸡。
3、孙武：不过马路而屈人之鸡，善之善者也。
4、赫拉克利特：鸡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马路。
5、巴门尼德：鸡过马路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
6、德谟克利特：一切过马路的本原是小鸡和母鸡。
上下五千年里的故事名字
《中华上下五千年》目录： 盘古开天地 女娲补天 神农尝百草 黄帝战蚩尤 尧舜禅让 大禹治水 商汤灭夏 武丁和傅说 文王访贤 武王伐纣 烽火戏诸侯 齐桓公重用管仲 曹刿智败齐军 一鸣惊人 孙武练兵 勾践卧薪尝胆 孔子周游列国 商鞅变法 胡服骑射 完璧归赵 屈原投江 纸上谈兵的赵括 毛遂自荐 荆轲刺秦王 秦始皇统一六国 孟姜女哭长城 指鹿为马 项羽破釜沉舟 胯下之辱 鸿门宴 四面楚歌 飞将军李广 苏武牧羊 司马迁著《史记》 昭君出塞 马援老当益壮 张衡发明地动仪 黄巾起义 曹操起兵 三顾茅庐 赤壁之战 关羽水淹七军 曹植七步成诗 陆逊火烧连营 诸葛亮七擒孟获 周处除“三害” 王羲之书成换鹅 淝水之战 “三绝”画家顾恺之 乘风破浪 花木兰从军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李春巧建赵州桥 直言敢谏的魏征 文成公主入藏 玄奘取经 “诗仙”李白 安史之乱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段秀实不畏强暴 黄巢起义 “儿皇帝”石敬瑭 黄袍加身 杯酒释兵权 包青天 画家米芾 大败金兀术 留取丹心照汗青 “头鱼宴”上的阿骨打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马可·波罗来华 纺织家黄道婆 郭守敬与《授时历》 王冕学画 大脚马皇后 郑和下西洋 商辂连中三元 戚继光抗倭 海瑞备棺上疏 梃击案 皇太极巧用反间计 闯王李自成 郑成功收复台湾 康熙智擒鳌拜 郑板桥当县令 大贪官和珅 林则徐虎门硝烟 第一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起义 火烧圆明园 垂帘听政 甲午海战 武昌起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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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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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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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这让我情何以堪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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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勉强推荐几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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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德米安 堤锲诺之歌（黑塞的）第十三个故事沉思录客厅里的绅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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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对待佛老之学的态度导致宋代儒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
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
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
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
”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
”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
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
”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
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
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
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
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
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
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
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
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
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
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
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
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谁能给我说说为什么说于丹讲的庄子不好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时代宣扬犬儒主义，无疑是一种倒退行为，等于给广大读者注射了强剂量的含毒麻醉剂。
如今我国贫富差别日益拉大，弱势人口不断在增加，大量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并不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在大众的疾苦面前无动于衷。
其结果是造成一个人格真空的时代，对我们的民族形成严重的精神毒害。
于丹若只是不关注弱势群体，危害也还不算太大。
她是在麻醉和毒化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读者。
让他们安于苦行，退回内心，不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与腐败群体做斗争，不去抨击假、恶、丑现象，不必搞什么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成为一群在黄连树下苦中作乐的快乐猪狗。
这是用心灵的自我安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象；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
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侏儒化和动物化。
遗憾的是各个报纸没有注意我的这一宗旨
我不是一个挑错者，而是一个批判者
这次批评《于丹〈庄子〉心得》就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先批评于丹教授的主要错误，那就是对庄子思想的严重阉割与曲解，随后我再指出她的修辞错误与讲错《庄子》的地方。
我从初一到初十先听了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上的演讲，随后才看了《于丹〈庄子〉心得》一书。
这本书3月3日在北京首发，10天后 我才在塞外看到，当夜读罢，开始写这篇文章，估计全文要写一个星期，听说在于丹教授签售这本书的现场，有一条好汉身穿白色T恤，上写“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
其实我也很着急，急于向听了于丹教授讲庄子心得的观众和《于丹〈庄子〉心得》的读者揭露于丹教授的严重错误。
《于丹〈庄子〉心得》的第一章：于丹〈庄子〉心得之一：庄子何其人。
（这句话修辞错了，后面我要专门讲于丹教授的修辞错误与错白字。
）用了将近万字，来介绍庄子。
应该说这第一章是全书10章文字的灵魂所在，只有讲明庄子这个人和《庄子》这本书才有后来的9章，才有后来的9种心得。
于丹教授在这本书一开头这样讲庄子：“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嬉笑怒骂，说尽天下英雄，但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激烈。
”“他曾经做过漆园小吏，相当于现在一个保管员。
他一辈子就生活在战国纷争、战乱频繁，而到处求贤若渴的一个时代里。
他隐居不仕，终老天年，没有什么社会的名分。
” 在这本书第2页，于丹教授写道：“庄子虽然幽默而有涵养，但并不是一个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
他还需处处求人，等米下锅。
”“他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
在第7页上于丹教授写道：“庄子生活贫穷，但他不在乎利；庄子思精才富，但他不在乎名。
” 于丹教授在同一页接着写道：“庄子从来就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
他不惧怕的方式就是乐生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活的好比怕死要强得多。
” 于丹教授嘴中笔下的庄子就是一个贫穷，能够超越名利、言破生死，幽默而有涵养的隐者。
于丹教授随后的9种心得只不过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述以上观点。
正因为有了这种观点，所以于丹教授认为“《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
但是在所有的先秦经典中，它也许是最不带有经典意味的，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奇思异想。
”“在《庄子》这本书中，都是一些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 据史料记载，庄子生活在动荡、战乱不断的战国时代，是一位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了城乡小生产者的利益和需求。
由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与学术思想，他一直关注着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地位和命运，出于对他们深切同情理解，产生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意识。
他对于统治者与社会上层名流深恶痛绝，在《胠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在《在宥》中指出，由于统治者的的倒行逆施，才造成了“今世殊化者相枕也，桁扬者相推也，刑戮者想望也”的悲惨景象；他在《徐无鬼》中揭露出统治者是发动战争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魁祸首，所谓“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
”在同一文章中庄子还抨击了各国统治者相互征战不惜给百姓带来祸殃，所谓“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因此，庄子反对统治者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认为他们违反人性，是造成社会混乱与纷争的主要原因，庄子当然也痛斥为统治者所用的儒家的仁义之道，揭露其学说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庄子反对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不满现实，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
《秋水》篇中讲到楚王派专人请庄子到楚国担任大官，掌管国家政事，但被庄子拒绝了，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
”也就是说宁可拖着尾巴在泥浆中爬，也不愿为统治者服务。
庄子向往的是“至德之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显然有着乌托邦的性质，但仍是对封建经济、政治关系的坚决否定，是对现实世界精神枷锁的解脱，是对自由自在的美好人生的热切追求。
总之，庄子及《庄子》的最独特的思想就是不与统治者合作，追求精神自由。
不与统治者合作是因，追求精神自由是果，二者缺一不可
于丹教授在《于丹〈庄子〉心得》一书中没有谈到一句“因”，对“果”也谈得很少，甚至避而不谈。
于丹教授在回应我对她的《论语》心得的批评时说：“千心有千得”。
这一次于丹教授又该说对《庄子》也是千心有千得了。
有千得原本是可以的，于丹教授当然可以回你家中品味自己的心得，但在“百家讲坛”上讲，并且出书几百万册，也宣扬这种心得是不可以的。
况且于丹教授已经因讲《论语》而获得了2006年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称号，她在回答记者时自称“我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普及者”（见 “于丹官方网站”） 于丹若是要普及传统文化，就不能谈出阉割与曲解《庄子》的心得。
《庄子》明明主要是讲不与统治者合作，而于丹却一字不谈。
不谈这一点，就讲不清楚庄子何以追求精神自由，不谈这一点，讲的就不是《庄子》心得，而只能是于丹自己凭空想象的心得。
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和数以几百万计的读者都会因此被误导，错以为庄子真的是因“贫困”与“超越”而遨游呢
贫困对于庄子来说并不是遨游之因，不于统治者合作的傲骨才是遨游的原因，这正如墨子所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于丹教授如果真的不知庄子有着不与统治者合作的独立精神，那于丹教授就真的不懂《庄子》，那就真的没资格演讲与著书。
于丹教授如果明知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而有意避而不谈，那说明她在讲假话。
假话也同样是误导观众和读者。
于丹教授为什么要讲假话呢
是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吗
大可不必
因为从1949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历史与政治教育课本一直是反对和抨击封建统治者的，一直 是歌颂农民起义的。
所以讲出或写出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是完全符合我们的教育与宣传规范。
我想起《于丹〈论语〉心得》一书谈到贫富问题时，于丹教授写道：“我们的物资生活虽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
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于是于丹教授劝这些人应该“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她还埋怨这些人“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 对于于丹教授这些高论，我在《〈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一文中写道：“并不是因为出现乍富的阶层，使我们大众越来越不满。
我们的不满是因为看到有许多的乍富来得不公正，他们不是靠辛勤的劳动正当获利，而是靠腐败，靠权利，靠权钱交易而暴富起来。
对于这些丑恶现象也不能抱怨吗
……由于于丹教授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合理与公正的概念，所以即使对分配不合理的质疑也是于丹教授不想听到的。
” 我认为于丹教授知识结构再恶劣，也还是懂得社会要有公平和正义的，但她就是避而不谈公平与正义，她以为谈了“公平与正义”就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了。
这是她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误解，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次谈到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于丹教授应该好好学习这个工作报告。
于丹教授4岁学《论语》是在1969年，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号召学《毛主席语录》，于丹及其父母敢于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如今怎么处处却怕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呢
《于丹〈论语〉心得》阉割了孔子，于丹的错误是严重的。
《于丹〈庄子〉心得》又阉割了庄子，于丹的错误仍然很严重。
如果真的为普及传统文化，为什么要用阉割与曲解传统文化的方式呢
这问题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我在 “于丹官方网站”上看了2007年2期《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文章，我才略明白了一些。
于丹教授在这一期刊物上介绍了她演讲《论语》的方式与方法。
她说：“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着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小故事，鼓捣到一起。
我就知道好多人会骂，但我对这本书没什么期待。
有人批评百家讲坛带来不好的风气，没看《论语》先被你说了，没看《三国》先被易中天品了，没看《红楼》先被刘心武误导了。
其实《李双双》那电影里有句话叫先结婚后恋爱， 你有功夫慢慢恋爱去。
” 原来如此
我原本对媒体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没什么好感，但也从没用最大的恶意揣度他们。
如今我知道我还是过于老实过于善良了。
原来《于丹〈论语〉心得》就是如此泡制出来，当然《于丹〈庄子〉心得》所出笼的方式也大同小异了!那些抱着鲜花与坐轮椅去找于丹签名售书的人就更为诚实更为善良了
那些始作俑者，利用的正是大众的诚实与善良。
就这么“鼓捣”出“百家讲坛”的演讲与图书，“慢慢恋爱去”
太平庸了
太愚弄民众了
还有什么学术道德底线可言
打着“普及传统文化”的旗号，实行功利贩卖之实
文化的快餐式商业推销
原来如此
可怜的是受骗上当的观众与读者
他们只好“先中毒后解毒了”，“你有功夫慢慢解毒去。
”如果这时没有批评及时跟上，那毒如何解得
可怜的是我这样认真的批评家，只好认真为于丹教授的不认真消毒。
为了做好消毒工作，我除了要认真拜读于丹教授的“早知道好多人会骂”的大作，还要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来写批评文章——写慢了不行
要救救孩子，为了母亲而救孩子，不能让孩子们被于丹教授毒害。
好在还有天涯论坛，否则我写了消毒文章，孩子们也读不到呀
比起“百家讲坛”和几百万册书的出笼，我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这是多么悲哀的呐喊呀
这就是文化的报应，文化的宿命
迪格尔印地安人有句箴言说得好
那箴言说：“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人了他们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