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晴雯简介
1、简介：晴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人物，十二钗又副册之首，贾宝玉房里的四个鬟之一，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丫鬟，红学中普遍评价她有林黛玉之风。
她长得风流灵巧，眉眼儿有点像林黛玉，口齿伶俐，针线活尤好，曾为宝玉病补雀金裘。
深得贾母的喜爱。
可正因为她模样长得稍好一些，经常和宝玉说说笑笑，就被王夫人误以为带坏宝玉。
再加上王善保家的等小人进谗，王夫人在她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情况下，从炕上拉下来，硬给撵了出去。
宝玉偷偷前去探望，晴雯深为感动。
当夜，晴雯悲惨地死去。
听小丫头说晴雯死后做了芙蓉花神，宝玉便作了篇长长的《芙蓉女儿诔》寄托哀思。
2、出处：《红楼梦》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金陵十二钗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歌颂追求光明的叛逆人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
《红楼梦》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
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1] ，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尤其“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激起了后世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各种猜测附会之说愈出愈奇。
性子太直，说话容易得罪人，怎么办
该说的你就说,不该说的你就不要说,这样就可以得罪少些人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这样就不会脾气暴躁，性子太急,该说的时候,说的话要委婉,这样就不会说话太直接.
人物描写的名家美文（全文）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
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老王 杨绛我常坐老王的三轮。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还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
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
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
他也许是从小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
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
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
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
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
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
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到医院门口等待。
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
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
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
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
他说可以凑合。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
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
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yǔ）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
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
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yì），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
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
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
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
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
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
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
我想他是知道的。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zuò）。
胡适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过被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
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
好用来说嘴
”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鲁迅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熳(màn)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fēi)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jì)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gān)，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pōu)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xié)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
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shú)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jié)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wèi)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huì)，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piē)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一九二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