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什么最终能成为人品超群
欧阳修长得什么样
流传下来的的画像版本较多，不知哪个真实，倒是能从古人的言论中窥得一二。
北宋张耒的《明道杂志》记载有个和尚给欧阳修看相，说欧阳修是个白面书生，龅齿，即“唇不掩齿”。
欧阳修长相不雅，却有非常的雅量。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是欧阳修的名言。
说世上有些书自己肯定还没读过，在图书出版还太发达的时代，对于自小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的欧阳修来说，这应该算是比较谦逊的话。
欧阳修在做主考官的时候，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妙文，发现里面有一段关于尧与下属的对话，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于是找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苏轼，非常虚心地再三向这位年轻人求教。
哪知苏轼回答道：“我也没看到过，想当然尔
”历史岂能想当然
放在别的主考官身上，当时肯定有被戏耍被愚弄的恼怒，一气之下，将苏轼轰出门去也未可知，然而欧阳修欣赏苏轼的才华与坦荡，一笑置之。
爱才之心，必须要有宽广的胸襟垫底，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提拔后进不遗余力，他举荐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尤其对于苏轼，更是袒露出一片赤诚的爱护、容纳之心。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一文中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
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文人相轻，自古使然，如果欧阳修真的要压一压苏轼，苏轼出人头地怕是会走一点弯路。
欧阳修曾和儿子欧阳裴讨论诗文，谈到苏轼时，欧阳修不胜感叹：“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人就只会知道苏轼，再也不会称道我的诗文了
”现在看来，欧阳修是太谦虚了，事实证明，九百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不但记得苏轼的诗文，也记得欧阳修的诗文，还有人品。
对于欧阳修的荐拔和谦虚，苏轼终生不忘，他对欧阳修的诗文评价也相当高，以致有人认为有吹捧之嫌。
苏轼这样表达对欧阳修的景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放在今天，客观来看，其实并不为过。
说一个人谦虚，还意味着他对他人的尊重。
欧阳修与尚书宋祁修《新唐书》时，朝廷让欧阳修定稿，还特别提醒欧阳修要详看宋祁所修的《列传》，能删则删，能改则改。
但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见多识广，字里行间一定有他独特的见地，所以一个字也没改。
书完成之后，在署名的问题上，按照惯例，御史建议只署欧阳修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旧例修书，只列局内官高者一人姓名”，但欧阳修还是在 《列传》上写上了宋祁的姓名。
搞得宋祁有点受宠若惊，说：“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凌），此事前所未闻也
”纵观二十四史，也有多人著史的情况，但在作者的署名上，能加个“等”字就不错了，比如《晋书》，署名是“房玄龄等”，《旧五代史》署名是“薛居正等”，署两位作者名姓的，《新唐书》是惟一一部。
欧阳修为人宽厚可以追溯到小时候母亲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众所周知，欧阳修四岁丧父，是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并教给他做人的道理。
欧阳修的父亲在世时，是一个小官吏，夜里常在烛下一边看案卷，一边叹息。
当欧阳修的母亲问丈夫为何连连叹息时，丈夫说：“这人犯了死罪，我想替他求生却又办不到。
”欧阳修的母亲说：“生路也是可以求到的吗
”丈夫说：“每一个犯人，我都尽量替他求生路，实在无法，那就证明此人该死，我与他也都无憾了!”这个故事，是欧阳修的母亲小时候讲给他听的，他一直不忘，这对他“天性仁恕”的性格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他办案的时候尽量从宽，不是故意杀人的罪犯，都尽量放他们一条生路，并说“此吾先君之志也”。
“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欧阳修认为从政比为文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比如，有一次在河北，因为他的宽恕，就有二千人的性命免了死罪，但欧阳修始终还是更加看重文学对心灵的滋养作用，他认为，写作可以提高人的修养，使人心胸开阔。
欧阳修在清州作官时，宋祁来拜访他，说有一位高官很是仰慕欧阳修的文章，想托他来拿几篇过去看看。
欧阳修就把新写的几篇文章交给了宋祁。
后来，欧阳修担任知制诰的时候，听到那位高官极力称赞一个叫丘良孙的人的文章，欧阳修找来丘良孙的文章一看，不由大笑。
原来，丘良孙的文章正是自己送给高官的文章。
当时，为了不使丘良孙难堪，欧阳修并未点破。
只是后来此人凭这几篇文章当了官，欧阳修才向仁宗皇帝说起此事，仁宗大怒，要免掉丘良孙的官职，欧阳修还帮他说情，大概欧阳修认为他当官还算称职，不在小人之列吧。
欧阳修的雅量让人佩服，对于“文抄公”，都可以放他一马，对自己，却常较真。
晚年的欧阳修对自己平生的作品苦苦修改、精益求精，连夫人也心疼他了，说：“何必自找苦吃，难道你还怕老师批评么
”欧阳修就笑着说：“不怕老师批评，就怕后生笑话啊
”欧阳修曾写有一篇《朋党论》，说“大凡君子与君子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朋”，他欣赏为人正直的范仲淹，引其为同道；他厌恶任人惟亲的奸相吕夷简，一直不放过攻击指责吕夷简的机会。
吕夷简当然也视欧阳修为眼中钉，他诬蔑欧阳修和范仲淹等人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将欧阳修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可以说，吕夷简是欧阳修的死对头，欧阳修虽然不喜欢吕夷简，却能知人任贤，对这位死对头的儿子吕公著青眼有加。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吕夷简有四个儿子，分别叫公绰、公弼、公著、公孺。
吕夷简想试一试谁最有气量，曾经拿出一件稀世之宝与儿子们一起玩赏，玩赏时，假装失手摔破了宝物，其余三个儿子都大惊失色，只有吕公著镇定自如。
吕夷简认定这个儿子有宰相之才，非常看重。
欧阳修当然知道吕公著在吕夷简心中的位置，换了别人，肯定会找个机会整治一下这小子，但是欧阳修在被他老爸贬官之后，还写了一篇《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赞扬他“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专门向仁宗皇帝推荐他。
欧阳修出使契丹时，契丹的首领问到中国有学问的文士时，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人就是吕夷简的宝贝儿子吕公著。
（二）欧阳修的尴尬这种古今罕见的雅量一直贯穿欧阳修的一生，但欧阳修绝不是和稀泥的老好人，《宋史》上评价他时说：“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
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从欧阳修对待吕夷简父子迥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的爱憎分明和刚直不挠，他秉公办事仗义执言，得罪了官场上许多人，自然要吃不少苦头。
欧阳修这一生，很受伤。
轰动一时的两次绯闻案件，就曾将欧阳修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推向人生的最低谷。
第一件，是欧阳修与其“外甥女”的是是非非。
这个“外甥女”，不是他的亲外甥女。
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有个女儿，是前妻所生。
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带着小女孩投奔哥哥，在哥哥家中寄住过一段时间。
这个小女孩长大后，嫁给欧阳修的堂侄，和堂侄家的仆人私通，奸情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张氏突然说自己未嫁时曾和欧阳修有私情。
王铚《默记》上是这样说的：“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
”也就是说当时张氏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说了欧阳修的一些坏话，很难听。
其实张氏这样做，对她减轻罪行也并无帮助，但对欧阳修就影响大了。
在当时，这件事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欧阳修被传讯到开封府，开封府审理数月，也没有头绪，因为原告的诉讼不明确，被告的辩词也无法验证，只好将欧阳修放了。
这事被欧阳修的政敌钱勰知道后，如获至宝，他举出欧阳修诗词中的句子，顺藤摸瓜，对号入座，弄得欧阳修极为狼狈。
欧阳修这首词叫《望江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
人微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
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
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
何况到如今。
“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确实给了那些不怀好意者以极大的暧昧想像空间，欧阳修虽然一再上书，说妹妹带着张氏投奔到他时，仅仅十岁(一说七岁)。
但钱勰正好拿他的诗句嘲笑他，十岁，不正是学“簸钱”的时候吗(簸钱，古时掷钱赌博的游戏)
也有人认为《望江南》不是欧阳修所作，是一个叫刘辉的人栽的赃，因欧阳修当主考官时，没有录取刘辉，使刘辉怀恨在心。
如果真是这样，欧阳修为何不对这首词作出辩解呢
看来，这首词，是欧阳修自己写的可能性很大。
这事越闹越大，欧阳修的老对头吕夷简趁机打压欧阳修，将他贬至滁州，当了“醉翁”。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起绯闻案件，也就没有《醉翁亭记》的流传千古了。
第二件，是欧阳修与其媳有染的所谓“故事”。
按民间通常的说法，公公与儿媳妇有一腿，叫“扒灰”。
无论古今，这种关系都属不伦之恋，所以，打击敌人的一个最阴险的手段，就是玷污他的私生活。
在民间传说中，王安石、苏轼都曾对美丽的儿媳表示好感。
他们把儿媳比作琵琶，自己想在上面“弹一曲”，儿媳也风流大胆开放，作诗回应：假如公公弹一曲，肥水不流外人田。
好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正在翁媳作诗传情的时候，儿子回来了，情急之中，公公只好将写在墙上或者桌上的诗仓惶抹掉。
这样荷尔蒙战胜道德的故事，既放在王安石身上，又套在苏轼身上，可见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
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本来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及时处理。
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春燕有染。
由于薛宗孺与欧阳修的亲威关系，外人当然认为他的话可信度高，以为是“家丑”暴光，这种隐私谣言的传播速度当然是最快的。
当时有位御史蒋之奇，本来，欧阳修对他有推荐之恩，但此人为了变法党争中的个人利益，逮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上书弹劾欧阳修有违人伦、道德败坏。
那时候有个很“文雅”的说法，叫“帷簿不修”。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并不亚于前一场绯闻案，但当时不满二十岁的神宗皇帝很有主见，他是相信欧阳修的，亲自过问此事，主持公道，将诬告欧阳修的蒋之奇贬为监道州酒税。
欧阳修再有雅量，也不能忍受别人肆无忌惮对他泼脏水。
然而他从未就上述两事专门撰文辩解，也未对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进行任何报复。
他只是很受伤，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写道：“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他的孤独和寄情山水的短暂欢乐就这么矛盾地纠缠在一起。
这两件“绯闻案”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请求辞职，但未被允许。
这之后，不过几年时间，欧阳修就去世了。
回过头来看，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艳情绯闻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杀伤力，但为何能一下子将欧阳修击跨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会相信欧阳修的绯闻呢
这与欧阳修平时的风流不羁有关。
欧阳修喜欢与妓女玩乐，他曾发明一种传花喝酒的游戏，就是让一位妓女拿一枝花，传给酒宴上的客人，每传到一位客人手中，这位客人就摘掉花上的一片叶子，谁摘光了这枝花的最后一片叶子，就罚谁喝酒。
客人们玩得很高兴，往往夜半尽兴才归。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酒会上，没有了美丽妖娆的妓女，摘叶传花的游戏是不会玩得热火朝天的。
而宋朝邢居实的《拊掌录》则记载了欧阳修喝酒时另一件佚事。
有一次欧阳修与人行酒令的时候，规定每人各作两句诗，表述自己想做的事，必须达到犯罪判刑的程度。
也就是众人喝高了之后，放纵一下心中做坏事的欲望，假如让你犯罪，你会犯什么罪
有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有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却说：“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偏。
”这文诌诌的酒令让酒客们大惑不解，问他的这两句诗与犯罪行为哪点沾边，他笑着解释说：“酒喝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欧阳修不虚伪，也不回避。
人性中的“黑洞”，谁也无法避免，连“一代文宗”欧阳修，间或都有犯罪的想法，虽然，那只是刹那。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复杂的人生。
欧阳修的为人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
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
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
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
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
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
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
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
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
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
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
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
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
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
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
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
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
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
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
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
”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
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
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
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
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
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
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
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
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以文为诗”。
通俗流畅。
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
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
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
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
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
”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
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
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
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
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
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
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
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
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
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
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所著将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
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较全。
欧阳修为什么会成为人品超群的文学家
欧阳修之所以最终能成为人品超群的文学家，是因为;1母亲以身垂范，谆谆教导。
2幼年丧父，家贫艰难度日，磨练坚强的意志。
3聪慧过人，勤奋苦读。
4锲而不舍，知难而进。
画地学书中欧阳修的为人有何特点
母亲的教诲,自身的勤勉好学和天资聪明,生性刚直、见义勇为、临危不惧都是构成欧阳修最终成为人品超群文学家的重要因素.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
四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郑氏下决心不改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
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用荻杆在地上练习写字。
欧阳修幼年时天资聪颖，悟性超过常人，读过的书当即就能背诵。
等到成年时，人品超群而享有声誉。
在那以后，就以文章闻名天下了。
欧阳修在滁州任职，自号为醉翁，晚年更改为六一居士。
他生性刚直，见义勇为，即使有陷害人的圈套在前面，都一直前往即使身受伤害都不回头。
即使多次被贬官放逐，他的志向也没有改变。
欧阳修的故事、
【生平概述】修四岁，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地，教以识字。
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
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
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五年，拜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知政事。
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
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
居颍州（今属安徽省）。
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
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
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欧阳修与滁州】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诗文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
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醉翁亭风景图片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
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
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
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
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
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
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
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
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
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
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
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
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
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
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
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
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
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
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
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
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
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
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
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
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
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
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
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
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
”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
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
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
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
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
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
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
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
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
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
”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
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
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
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
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
[编辑本段]【欧阳修与阜阳】 位于阜阳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两岸，西湖又称汝阴西湖、颍州西湖。
长5公里，宽1．5公里。
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汇流处。
因阜阳地北魏以后称颍州而得名，为唐、宋、明、清历代名胜。
有会老堂、清涟阁、画舫斋、湖心亭、宜远桥等十数处建筑，并有菱荷十里，杨柳盈岸，久为游人憩游胜境。
唐、宋以来，即与扬州瘦西湖、杭州西湖并称。
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尤喜此湖，有诗赞曰：“菡萏香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
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后欧阳修终老于此。
清嘉庆后，湖面逐渐淤塞。
今存有会老堂并欧阳修石刻像等遗物。
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
《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
”颍州西湖景色之美，四时俱佳，招徕不少文人志士出守颍州，更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之旅游胜地。
从宋代起有北宋词人、宰相晏殊，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苏轼、宋代中书侍郎吕公著等七大名人知颍州，为古颍州西湖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留下了113首著名诗篇，加之71名古代和近代诗人的诗篇共259首。
其中唐宋八大家占四人，还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
苏轼曾在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可见，颍州西湖在古代确为天下西湖之冠。
但后来由于黄河泛滥，西湖被泥沙填平，昔日美景，已不复存在。
今天阜阳西湖的半岛之上，还建有颍州西碑林。
此处碑林占地30余亩，共有树碑2000多块，碑林、碑亭、百米碑廊、陈列馆所兼而有之。
另有1000余块2米的石碑组成的八卦阵林，堪称国内园林之独创，尤为别具一格。
[编辑本段]【醉翁逸事】 六一由来 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
在滁州时，自号醉翁。
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
（《三朝言行录》） 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
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
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
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
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
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
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对于欧阳修的评价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地僻事简，又值年岁丰稔，作者为政以宽，遂放情山水之间，本文为次年所作。
文中描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景色，以及作者和滁人的游乐，表现出他“乐民之乐”的胸怀，充满了士大夫悠闲自适的情调，并从侧面显示了作者自己治理滁州的政绩.时年40岁。
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七里。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用荻秆画地教他识字读书。
后来他考取进土，在朝廷作官，位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官位和范仲淹一样。
他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范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的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
《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
<醉翁亭记>有这样一段话：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作亭者谁
山之僧智仙也。
名之者谁
太守（指欧阳修）自谓也” “太守（指欧阳修）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 “醉翁”是欧阳修自己给自己的号称，因为他“饮少辄醉”，说明他容易醉，突出一个“醉”字。
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年又最高”，欧阳修年纪最大，所以得到一个“翁”字。
而欧阳修醉的目的，又似乎是醉在迷人的山水之中。
因此，“醉翁”就这样成为欧阳修的号称了。
《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被录为第二名，是因为欧阳修认为那是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
如果把学生录为第一，恐朝野非议，于是录为第二名。
此说不合情理，未必当真。
如果考官不作弊，并不能确认考卷属谁。
这是文人“为尊者讳”的老毛病，替名人——“六一居士”文过饰非。
倒是上面的故事符合情理，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学生委屈，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但是，因为上面的对话使老师无地自容，当然也就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而且这负面效应，很快就立竿见影。
皇帝想起用苏轼，给他的官也不小——政治局第一秘书，不但列席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负责起草政治局重大决策文件。
但是，时任政府行政长官的韩琦不同意。
韩琦说：“苏轼这个人啊，是个奇才，志存高远，前途无可限量。
但是现在就提拔他坐这样高的位置，恐怕大家不服气，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大好。
”皇帝想，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低一点的位置，当个机要秘书，给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吧。
韩琦仍然不同意，说：“那也有问题，机要秘书与第一秘书，属于同一类，只是级别和分工不同，都能够参与政治局的活动，还是提拔太快。
应该让他在下面多多锻炼。
如是者三，皇帝只好妥协，让苏轼远离最高权利中心，到直史馆做个“清官”——清闲之官。
这就是苏轼自找的，谁让你有那么高的才干
有就不行。
你苏轼能唱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壮志，又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山林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抱负。
皇帝喜欢，可同僚们不喜欢。
不但不喜欢，而且还讨厌。
所谓“是龙你得趴着，是虎你得卧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所以，非得让你那个书生意气，见识见识什么叫攻于心计。
于是，苏轼第一次在官场上亮相，就败在了老谋深算的韩琦手里。
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把韩琦打入坏人的堆里。
看《宋史•韩琦传》上的记录，韩琦还是一个不坏的宰相。
出身世家，“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而且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
只是久居相位，无甚作为，也不希望别人有所作为罢了。
韩琦当年也是以第二名考取进士，算是文人当官，自然就有文人的通病——相轻。
整治苏轼，只是文人相轻的惯性手段。
这种手段，在苏轼也是有的。
苏轼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
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诗“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 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苏轼的书生意气能成事吗
不能
对此有更精到的解释，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
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 所以说，苏轼晦气缠身，不如意事常八九，一生都在官场搏杀——宋朝的“朋党之争”中坎坷度过。
但是，苏东坡的晦气，似乎不能说是皇帝故意强加给他的，因为几任皇帝对他的印象都一直不错。
《宋史•苏轼传》对此有记录：“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 皇帝这样抬爱他，还能主动出击，整治他这样一介书生吗
当然不会。
可是，皇帝不想整治他，不等于同僚们不想整治他。
于是，才华横溢，又常常锋芒毕露的苏轼，就要在同僚手上栽跟头，倒大霉。
开始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如果只是“腹议”，大概还不至于惹恼了掌权的“改革派”，但他是公开上书反对变法。
最让“改革派”难以接受的是，他公开说皇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是直接指责改革派，想断了“改革派”晋升的来路。
以今天看，就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改革开放，攻击“坚持改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然为“改革派”所不容。
于是，“改革派”开始给苏轼罗织罪名——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国家卫队，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甚至说他有诱奸外甥女之嫌。
所以，中央不能不派人到苏轼运灵途经之地调查，从船夫、士兵、一般干部嘴里搜集资料。
可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苏轼给自己的小舅子写信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
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
不烦远忧。
” 苏轼以为雨过天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但是，皇上却由此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疑问。
尽管有司马光出面解释，但还是没有打消皇帝的疑问。
这时苏轼才知道，官场上不见血的搏杀，比战场上见血的撕杀还厉害。
你看不见，说不清，也找不到对手的来去路。
这就叫“明枪好躲，暗箭难防”。
但是，心里不设防的苏轼，也有自己的套路。
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一看在中央机关的日子不好混，干脆主动要求下放锻炼。
于是，就坡下驴的皇帝和“改革派”，也就借此把他下放到杭州。
对宋朝官吏来说，下放锻炼，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奖赏。
大家不必误会，以为下放，当时叫做“贬谪”，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情。
其实不然，那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安逸修养。
而且自己还由此换取一个好名声——为民请命，直言抗争。
宋朝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言境宽松，所以，因“朋党之争”而上书言事，得到下放处理的干部，早已成为朝政的寻常风景。
许多人，也乐得借此到外地转一转。
这是日后的做官资本。
前面提到的“元佑党人碑”，虽然是所谓的“黑名单”，但当对手一派失利后，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以自己或父兄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引为自豪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