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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执法不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
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职能性因素 即政府经济职能不清。
就经济职能而言，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承担着经济人与执法人的双重职能。
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利益的代表者与企业经济利益相混同。
政府与企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为了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政府必然要干预或参与企业的经营，并从这种干预和经营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又以经济执法人的身份参与对市场、企业的管理与监督，保证企业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这种经济人与执法人的双重职能使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时，犹如运动场上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一样，往往因利益的驱动而疏于经济监督，因而对法律、法规的实施带来了许多问题。
首先，经济利益的混同，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违法的庇护。
从纵向分析，财政分配上的“分税制”即按比例上缴与留存的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利益的维护。
这种维护往往是通过对中央的挤兑来实现的。
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作为执法者会对这种挤兑依法进行严厉制裁，因为法的实施首先是以其对自身的经济利益的维护为首要条件的。
地方对中央财政的挤兑是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的：一种是，政府通过制定本来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符合甚至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来实现。
如许多公益性事业名目繁多的收费相当一部分就是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的。
另一种是，政府通过庇护地方企业的违法行为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如震惊上下的相关省市土地违法等案件就是如此。
从横向分析，政府作为执法者，本应严格依法办事，而应从全局出发，不应区分经济违法行为是损害本地区利益还是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乃至整个国家利益。
但是在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相混同的情况下，这点则难以做到。
地区执法者往往因维护本地的利益而默认本地区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保护主义。
如贵州省大龙工业园长期超标排污得不到根本治理，既损害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权也损害了周边邻近省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其次，经济利益的混同，导致对经营责任人的处罚不力。
我国管理的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让法人及其经营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形式来达到使企业合法经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执法部门“以罚代法”的现象使违法行为得不到严惩，进而使违法成为常态，守法反而得不到利益。
在政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相混同的情况下，这种约束方式亦被软化了。
企业与政府的经济利益相混同，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既可以说是为企业谋利，也可以说是为政府谋利。
当企业经营责任人违法时，则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他是为了当地的利益作想，而不是谋一己私利，基于这一逻辑，政府作为执法者当然难以严格依法处置为政府谋利益的人。
于是，在经济违法中，经营责任人的责任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调一个单位又重新任职。
显然以经营责任人的处罚不力，使法律在经济领域的威慑力量减弱，从而使其一般预防的功能失去作用，导致更多的经营者违法，进而形成一种执法不严的恶性循环。
2、体制性因素 即执法体制不顺。
严格执法依赖于一个疏密有度、分工合理、职责分明的执法体制和能公正地代表国家行使权力、高质量的执法主体。
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着种种弊端：①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备，法规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不配套、不衔接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适应市场经济关系的法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②执法的利益趋向，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
本来，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执法权应是相关部门的基本职能，国家应保证其相应的执法经费，但是，我们现行的行政执法主体既有行政部门，也有社会团体，甚至还有企业。
这些相关机构的运行经费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执法中的各种收费收入。
在执法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这些部门能够执法公正。
③管理多头。
对某一法律、法规的实施，我们往往是许多执法队伍都可插手。
有利可图的都争着管，无利可图则谁也不管，以致形成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如一些城市的城市管理部门既有城管和市政、规划、环卫、建管、园林、工商、交通、交警等专业管理部门，又有创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办公室、城市文明管理办公室等综合管理部门。
这几大队伍齐上阵，互相扯皮又互相推诿，其执行效果很难想象。
④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我们现行的行政执法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第一学历是初、高中毕业又未经过严格的岗位培训，有的甚至是聘请离退休人员。
在他们自己对有关法律、法规就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又怎么能严格执法
⑤执法队伍缺乏独立性。
分散于各行政主管部门中的执法队伍在执法中受制于各主管部门，使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当部门的利益与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往往因主管部门的干预而牺牲了法律、法规的尊严。
3、政策性因素 即政策对法的冲击。
在我国，法与政策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
法是社会的最高权威，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行为规范，当政策与法律相抵触时，应严格依法办事。
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依政策办事。
各种改革措施大多都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现，于是政策一来，法的实施遭受冲击的现象不可避免。
因为谁也不敢反对“改革”。
政策对法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以中央的导向性的政策规定冲击法律。
如全国高考录取线都不在同一条分数线上统一录取，北京的录取分数线远低于湖南等省，理所当然冲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之大法、宪法的规定。
②部门政策对法的冲击。
当政策与法律相抵触时，随意解释法律，使法律规范适应政策实施的需要。
由于政策对法的冲击，在我国政府法制工作中，立法和执法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
法制观念还未渗透到全体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之中。
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政府行政机关不仅是多种法律关系的参加者，而且又依法负有监督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及时纠正偏离法制轨道行为的义务，这一认识问题还未被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所完全接受。
因此，许多行政机关不仅怠于履行法律、法规的监督职责，甚至执法违法。
行政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以权代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目前某些行业不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随意抬价，变相涨价；一些纳税人不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甚至严重偷税、漏税，都与行政执法不严有关。
4、机构性因素 即法律监督机构监督不力。
政府法制机构不健全，干部数量和业务素质与所承担的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不相适应。
众所周知，法律的有效实施靠两种完备的监督体系：一种是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监督，即监督行为者；另一种是对执法者的监督，即监督监督者。
在我国，后一种监督显得较为软弱无力。
我国宪法规定了三种法律监督实施的形式，即：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司法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
但，现在这三种监督处于一种乏力状态。
即，权力机关的监督有的在走形式。
权力机关的监督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简称人大的监督)。
目前人大的监督由于党委和人大、人大同 “一府两院 (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未十分理顺、人大机构人员的配备力量不足或不够专业化，使人大的监督权仅仅局限于听听汇报、组织一些视察、开展一些执法检查等形式的活动，许多问题难以触及实质。
其二，审判机关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制约。
首先，人们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行政纠纷，大量的行政纠纷集中信访、调纠等部门解决；其次，各地习惯于以出台快、容易改的行政规章代替地方性法规来规范许多社会行为。
这些行政规章由行政部门一手制订，一手监督实施，审判机关往往基于各种原因，也是不愿触及。
检察机关监督范围太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
这种监督，应该是对国家所有法律实施的监督。
但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除应付讼诉和对其自行侦查的案件进行侦查外，基本上未开展对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监督工作。
其三，人民群众的监督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往往各种举报石沉大海，有些甚至会受到打击报复。
到年底冲业绩，工作有变，健身计划打乱了怎么办
天啊……这个时间就不能去健身了……也不能跑步（别人把你当坏人）……所以只有在家里做做器械了，举哑铃，一天50个一组，支持不了可以从轻的开始，每天3~5组，按自己体能来判断，千万不能为了达到数目而拉伤到，要不然会浪费更多的时间来养伤的，当然不用哑铃也可以选择用俯卧撑、仰卧起坐来代替，俯卧撑一组20个，也是3到5组之内的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