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为改变混乱的社会状况，推出了哪些经济政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为了改变晚晴至北洋军阀以来的税制混乱、货币紊杂、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不清等财税方面的混乱局面，为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收入，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稳固统治，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1927-1937年）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
主要政策有：统一财政；改革盐税、关税，创立统税；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发行法币。
这些政策的实行改善了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稳固了其统治；也对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经济生活有一定了积极作用。
但是某些政策则带来了加重人民负担，加强官僚资本对金融的垄断，引发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财税改革 统一财政 关税自主 盐税 统税 废两改元 法币政策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着从晚清至北洋政府等历届前政权所留下来的巨额债务，面对着内支外绌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加强其政权统治，就必须首先强化其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在国内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在这里我们探 讨一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前期（1927-1937年）对财政体制、税务制度和货币制度进行的重大调整。
财政金融制度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利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和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衡量当时中国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下面我主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几大财经政策方面来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说改革。
一、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巨额的内战军费支出、行政开支以及左支右绌、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各地方军阀肆意设卡征税，与中央政府争夺税源甚至于武力攫夺中央财税的严峻现实，于1927年6月和1928年7月两次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于1927年7月19日制定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划分国家地方支出标准案》（因其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主持制订，故简称“古氏划分案”），于1935年7月24日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等。
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烟、酒、盐等专卖品税收，厘金、矿产等特赋收入，关税，惩罚及赔偿收入等19项课税（亦有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11项课税项目），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田赋、土地税、工商税及其他杂税杂捐等10种税收。
⑴企图通过这些法规，厘清并确定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建立起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制度，把民国以来中央与地方长期争夺、混乱不堪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进行了名曰“统税裁厘”的财政改革。
所谓“统税”，即对工业品实行一物一税的原则，在征收了统一的一次性捐税后，将原有之中央二五税、出厂税及沿途之厘金、各省之特税等一概废除⑵。
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928年7月专门成立了“裁厘委员会”，宣布于1929年6月内裁厘完毕（实际上，裁厘与统税是于1931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
1932年又设立了“统税署”（后改名为“税务署”）⑶。
这样通过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对于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势。
提高中央的权威与打压地方势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这些努力，它既有利于缓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1）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为中央政府，但其当时所能实际控制之地区，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而其所提出的统一财政及“统税裁厘”等诸政策，又属于中央集权型财政体制，一旦实行，必将损害到各地方势力的利益而受到强烈抵制或者明奉暗拒,j其结果必然是推行起来举步维艰，不尽人意（2）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财税收入还是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
如1936年，三税即占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近65%。
而各地方军阀则因为其财源主要靠田赋及土地税、营业税和执照税，因其税种减少而加重了对田赋附加税的征收力度。
如据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调查，1930年田赋附加税的种类，江苏省为26种，河北省21种，湖北省20种，云南省18种，浙江省10种。
至1930——1931年度，一般省份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有的地区甚至达到30倍之多。
此外，各地方还实行田赋预征且预征时间越来越长，如四川一些地区的田赋预征超过了30年。
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导致农村经济更快地走向凋敝。
⑷（3）关于“统税裁厘”,从总体上看，虽然“统税”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裁厘”有利于改变以前那种“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端，但“统税”的税率高达50%，在客观上又加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负担。
二、税制改革税收由于其所独有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使其成为公认的财政收入分配的最佳 经济杠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整顿财政的中心环节必然是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的在中心环节亦必然是增加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一） 盐税改革 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财政部盐务署稽核总所章程》，重新建立盐务稽核机构，并在上海成立盐务稽核总所，整合了征管机构，强化了征管能力，提高了征管效率，同时经过与英、法、日等国的协商，原北京政府所失去的盐税主权得以完全收回。
另外还颁布了新的盐法，与北京政府的旧盐税条例相比减轻了税负，比如规定每百公斤一律征收国币五元，不得重征或附加，渔业用盐每百公斤征 收三角，农业用盐一律免征，在减 轻税负同时用扩大税基与加强征管的实现了盐税收入的增长，据统计1936年盐税收入达17014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三。
（二） 关税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关税政策的最大变革便是关税自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该年5月、8月两次发表取消不平等条约宣言，制定了《国定进口关税条例》，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开始与英美等诸列强驻华公使展开了以“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外交谈判。
从1928—192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美、英、西、荷、德、意、法等11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或者《友好通商条约》。
在新条约中，欧美列强在保留其“最惠国待遇”和继续把持对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同意取消各列强在华关税特权，实行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所议定的七级附加税税率标准（其中，最高一级进口商品税率至1932年增到50%，1933年增至80%）⑸。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实施《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了中国的关税自主。
至1934年先后公布了四个国定进出口税则，税率实行十四级，最低百分之五，最高达百分之八十，平均税率为百分之二五，改变了过去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值百抽五的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关税体制。
⑹同时还统一了海陆关关税，由于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少纳三分之一，因此改订新约后将增加陆海关关税。
为了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国民政府还减免了出口关税。
通过实施“关税自主”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既取得了形式上的关税自主权，也在实际上提高了关税税率，它还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关税制度上的均一税和海陆关税不统一这两种不合理规定。
“关税自主”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外交政策，其主观目的固然是为了扩大税源，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内战所急需的军事费用和其他庞大开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实行“关税自主”，中国政府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进口税和减免出口税，这对于鼓励和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和支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2）通过“关税自主”和独立自主地制定关税税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时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
在这其中，最明显的改变是各类棉布进口数量的大大减少。
（3）关税自主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税收入。
据有关统计资料记载：通过关税自主，中国关税收入从1913年的1697万元，至1928年增长到17914万元和1929年的27554万元。
关税收入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从1913年的21%，至1928年上升到41%和1929年的51%，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稳定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 创立统税 由于国民政府裁撤厘金，以及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
因此经财政部决定开办统税以弥补此项损失。
先后选择了生产比较集中、设厂并以机器大规模生产、人民消费量较大、税收富有弹性的卷烟、棉纱、水泥、火柴、麦粉、薰烟叶、洋酒、啤酒、火油作为征税对象。
由于将统税划为中央收入、课征对象是大宗消费品、规定了一物一税不对同一货物重复征收、全国统一税率、地方不得征收附加、中外产品同等纳税等原因，统税收入大幅度上升，到1936年收入达16157万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二点二五。
三、币制改革币制改革：自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都极其混乱，货币种类极多。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流通的本位币即有银两、银元，其中银两又有规元、库平、关平等，银元有鹰洋、墨洋、龙洋、袁头等。
辅币则有铜毫、铜元、制钱和各种各样的纸币。
币制混乱，造成了国内商品流通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严重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征收。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实行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
(一)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确定银本位币的货币措施。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废两改元”的建议。
同年6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废两改元”、“统一国币”的议案，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但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实施。
直到1932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实行“废两改元”，并制定了“废两改元”的原则。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
在确立银本位政策，使银两的成色、形状和重量均规范化和统一化的基础上，使银元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废两改元”在客观上起到了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政府纸币的推行，为以后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实行法币政策。
。
财政部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办理法币发行收换及保管准备金事宜。
此次币制改革办法出台前夕，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召集金融界领袖会谈两小时，旋即公布改革方案。
当日，上海市面投机活跃，物价狂涨。
上海钱业公会特召集紧急执委会议论补救办法，决定所有现金银缴存中央银行，并发行纸币⑺。
主要内容 1）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
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
⑻ 2）实行白银国有。
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3）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
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
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
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
法币政策的实行，使得自晚清以来全国混乱不堪、花样繁多的货币得以统一和规范，这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国内金融业、工商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币制混乱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币制改革后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了与外币的关系，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但是，1935年的“币制改革”又具有明显的掠夺性和垄断性，正是通过这次“币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了14亿法币，总共集中了5亿左右的白银在自己手中，形成对金融的强烈垄断，导致中国近代官僚资本最后形成；国民政府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客观的说，从货币形态的发展上看，国民党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已进入了现代型的行列，但因整个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制度腐败，没有充分发挥现代货币的作用，发展到后来，流弊丛生，逐渐变成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⑼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1927-1937年），面对常年战乱破坏、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残酷压榨的国民经济，混乱的财税体制和货币制度，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财政政策和税制、币制改革。
这些改革大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当时中国的实际，对国民政府财政的改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方便人民经济生活有很大积极作用。
也正是通过统治前十年的财政经济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充实了财政实力，南京国民政府才能在九一八至抗战爆发大规模整顿陆军、加强陆军武装建设；才能在抗战中组织较为有效的抵抗；才能为日后抗战的胜利创造可能。
外蒙古是什么时候分裂出去的
1921年脱离中华民国后独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制，国号改为蒙古国。
清朝政府根据其对蒙古地区统治政策的需要，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
内属蒙古，是指不设世袭札萨克，直接任命官员治理的蒙古各旗，与外藩蒙古相对。
外藩蒙古指以世袭札萨克为旗长的蒙古各旗，与内属蒙古相对。
内札萨克蒙古又称内札萨克或内蒙古，内札萨克各旗后来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外札萨克蒙古又称外札萨克，狭义的外札萨克蒙古即外蒙古，包括喀尔喀四部；广义的外札萨克蒙古还包括西套蒙古、科布多蒙古、青海蒙古、新疆蒙古。
作为特指的名词，一般以乌里雅苏台统部指称外蒙古，但实际上乌里雅苏台统部还有一些旗属于内属蒙古，故此称并不准确。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由于模仿西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无视中国仍存在各系军阀的国情，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没有着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议会选举制被军阀利用，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内战内斗的军阀割据时代。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出使俄国，后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1年外蒙古叛军，在沙皇俄罗斯鼓动下，驱逐清政府官员，侵入内蒙古，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出兵经过三年收复内蒙古，但没有收复外蒙古。
国民政府正式承认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
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
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
外蒙古实行自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
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19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俄国领导人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中国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中国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自然回归中国。
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声明》。
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
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
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
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宣布独立1919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
1920年在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
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下台，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
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
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
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逐走了中国驻军。
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独立。
苏联红军于是应邀在蒙古人民党军队的支援下于5月25日进入外蒙古，7月6日侵入库伦，抓获恩琴。
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
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发表严厉声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由于当时中国陷于内战中，北洋政府没有派军队收复外蒙古。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包括内蒙古王公在内的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内战，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
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
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忙于内战，国力不张，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古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政府的一致抗议。
鉴于此，苏联一方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古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古。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
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
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
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
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外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
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
不久，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
在苏联第三国际以及蒙古人民党的支持与行动下，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
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
1924年5月31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
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
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抗战期间从北伐、中原大战、国共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
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并责令外蒙古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古进行血腥镇压，整个外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古，1928年中苏军队在外蒙古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
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古。
此后，由于战乱不断南京政府没有精力顾及外蒙古之事，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再一次失去收复外蒙古的机会。
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古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至此，外蒙古在中国内战期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分离。
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
与此同时，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
1939年，苏、蒙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
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岗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岗，是纯礼貌问题。
”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岗是照例接待。
”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的德王试图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随着日本的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该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占领，1947年成了中共治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
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说：我在1943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
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宋子文斯大林1945.8.14中苏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於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达密约”）。
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
”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
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中国具有对外蒙古之宗主权。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
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是中国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理要求。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
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根据条约允许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2] 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在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的中国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在1950年代后又不承认。
在台湾陈水扁当局时期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9年10月，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
8月8日在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
一百五十万苏军在外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
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
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
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
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斯大林回答：“倘使你该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
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
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其中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节选如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於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於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
”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7）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
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18）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但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
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
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
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中华民国政府曾於1947年8月27日於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
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中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关于蒋中正的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宗主权，顾维钧这样写道：“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
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
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
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
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1949年经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败走台湾。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3年“中华民国”政府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
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
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蒋还称，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蒋中正还表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
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
是为“控苏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22）但苏联却屡次背信，不但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还劫掠工业设施，价值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23）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24）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苏联屡次违约，但“中华民国”政府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25），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存在，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加入联合国1946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
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1955年，台湾当局在安理会上弃权，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
屈原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