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蒙古族不要称赞主人的孩子和牲畜
古喀尔喀受漠西蒙古准葛尔部进攻，外蒙三部落全面溃败，商量救亡策略。
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俄国，二是归附中国。
外蒙古库伦活佛（喇嘛教，与清王朝信仰相同）作出了影响后世，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迎进了宗喀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
1578年阿拉坦汗和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召开法会，在法会上索南嘉措被阿拉坦汗封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称号由此产生。
此后，在明、清两朝的支持和提倡下，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兴盛起来。
但萨满教在东部地区以祭祀、占卜、治病活动形式不同程度地幸存了下来。
在清政府倡导下，整个蒙古地区大造寺院，雕刻佛像，绘制壁画，铸造神像以及各种金属工艺随之发展起来，宗教气氛，风靡一时，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成了麻痹人民，驯服人民的力量。
祭祀： 祭腾格里 蒙古语音译，意为“天”。
蒙古族萨满教观念之一。
指上层世界，即天上；又指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先主”；还包含“命运”的意思。
祭“腾格里”是蒙古族重要祭典之一。
祭天分以传统奶制品上供的“白祭”和以宰羊血祭的“红祭”两种祭法。
近代东部盟旗的民间祭天活动，多在七月初七或初八进行。
祭火 蒙古族的牧民、猎民十分崇拜火，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笃信具有自然属性和万物有灵观念的萨满教，认为火是天地分开时产生的,于是对“渥德噶赖汗·额赫”更加崇敬。
祭火分年祭、月祭。
年祭在阴历腊月二十三举行，在长者的主持下将黄油、白酒、牛羊肉等祭品投入火堆里，感谢火神爷的庇佑，祈祷来年人畜两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
月祭常在每月初一、初二举行。
此外还有很多有关火的禁忌反映蒙古人对火的崇敬，如不能向火中泼水，不能用刀、棍在火中乱捣，不能向火中吐痰等。
祭敖包 祭敖包是蒙古人自古流传下来的宗教习俗，在每年水草丰美时节举行。
敖包是石堆意思。
即在地面开阔、风景优美的山地高处，用石头堆一座圆形实心塔，顶端立系有经文布条或牲畜毛角的长杆。
届时，供祭熟牛羊肉，主持人致祷告词，男女老少膜拜祈祷，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祭祀仪式结束后，常举行赛马、射箭、摔交等竞技活动。
敖包祭是蒙古人为纪念发祥地额尔古纳山林地带而形成，表示对自己祖地的眷恋和对祖先的无限崇敬。
这一信奉萨满教时最重要的祭扫仪式，现已演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节日活动。
宗教音乐 也叫萨满教歌舞，由蒙古族萨满巫师表演。
使用圆形单鼓伴奏，鼓柄环上套有 铜钱等金属物，摇之沙沙作响。
以鼓鞭敲击鼓面，按鼓点节奏而舞。
祭祀歌曲、巫术歌曲等，则以吟诵及祝辞为主，舞蹈成分较少。
表演形式多为独舞，亦有集体歌舞，可吸收围观群众参加表演。
编辑本段优美服饰 那达慕 蒙古族服饰包括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
但因地区不同在式样上有所差异。
以女子长袍为例，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多穿宽大直筒到脚跟的长袍，两侧开叉，领口和袖口多用各色套花贴边；锡林郭勒草原的蒙古人则穿肥大窄袖镶边不开叉的蒙古袍；布里亚特妇女穿束腰裙式起肩的长袍；鄂尔多斯的妇女袍子分三件，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为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钮扣；而青海地区的蒙古人穿的长袍与藏族的长袍较为相近。
除了青海以外，男子的服饰各地差别不大。
春秋穿夹袍，夏季着单袍，冬季着棉袍或皮袍。
蒙古族平时喜欢穿布料衣服，逢年过节或喜庆一般都穿织锦镶边的绸缎衣服。
男装多为蓝、棕色，女装喜欢用红、粉、绿、天蓝色。
腰带是蒙古族服饰重要的组成部分，用长三四米的绸缎或棉布制成。
男子腰带多挂刀子、火镰、鼻烟盒等饰物。
蒙古族靴子分皮靴和布靴两种，蒙古靴做工精细，靴帮等处都有精美的图案。
佩挂首饰、戴帽是蒙古族习惯。
各地区的帽子也有地方特色。
内蒙古及青海等地的蒙古族的帽子顶高边平，里子用白毡制成，外边饰皮子或将毡子染成紫绿色作装饰，冬厚夏薄。
帽顶缀缨子，帽带为丝质，男女都可以戴。
呼伦贝尔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男带披肩帽，女带翻檐尖顶帽。
玛瑙、翡翠、珊瑚、珍珠、白银等珍贵原料使蒙古族的首饰富丽华贵。
男子的颜色多为蓝、黑褐色，也有的用绸子缠头。
女子多用红、蓝色头帕缠头，冬季和男子一样戴圆锥形帽。
蒙古族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似与族相似。
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 蒙古族传统服装——蒙古袍 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纽扣，格外醒目。
男子腰带多挂刀子、火镰、鼻烟盒等饰物。
喜穿软筒牛皮靴，长到膝盖。
农民多穿布衣，有开衩长袍、棉衣等，冬季多毡靴乌拉，高筒靴少见，保留扎腰习俗。
男子多戴蓝、黑褐色帽，也有的用绸子缠头。
女子多用红、蓝色头帕缠头，冬季和男子一样戴圆锥形帽。
未婚女子把头发从前方中间分开，扎上两个发根，发根上面带两个大圆珠，发稍下垂，并用玛瑙、珊瑚、碧玉等装饰。
还有比较有特色的是蒙古族摔跤服。
蒙古族摔跤服是蒙古族服饰工艺。
摔跤比赛服装包括坎肩、长裤、套裤、彩绸腰带。
坎肩袒露胸部。
长裤宽大。
套裤上图案丰富，一般为云朵纹、植物纹、寿纹等。
图案粗犷有力，色彩对比强烈。
内裤肥大，用10米大布特制而成。
利于散热，避免汗湿贴于体表；也适应摔跤角力运动特点，使对手不易使用缠腿动作。
套裤用坚韧结实的布或绒布缝制。
膝盖处用各色布块拼接组合缝制图案，纹样大方庄重，表示吉祥如意。
服装各部分配搭恰当，浑然一体，具有勇武的民族特色。
编辑本段节日庆典 传统节日有“白节”、祭敖包、那达慕、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打鬃节等。
白月 蒙古族民间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是相当于汉族春节的年节，亦称“白节”，传说与奶食的洁白有关，含有祝福吉祥如意的意思。
节日的时间与春节大致相符。
除夕那天，家家都吃手把肉，也要包饺子、烙饼，初一的早晨，晚辈要向长辈敬“辞岁酒”。
在锡林郭勒盟民间除过年节外，还在每年的夏天过“马奶节”。
节前家家要宰羊做手把羊肉或全羊宴，还要挤马奶酿酒。
节日的当天，每个牧民家都要拿出最好的奶干、奶酪、奶豆腐等奶制品摆上盘子里，用以招待客人。
马奶酒被认为是圣洁的饮料，献给尊贵的客人。
鲁班节 是云南省通海县西城的一带蒙古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四月初二举行，为期一天。
居住在这里的 动漫形象 蒙古族人民从其他兄弟民族那里学会了建筑技术。
他们修建的房屋，不仅造型别致、美观，而且经久耐用，颇受附近各族人民的称赞。
为了纪念和庆祝在土木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就把农历四月初二定为鲁班节。
节日这天，外出修建的泥、木、石匠，无论路途远近都要赶回家里来欢度节日。
各村寨都要杀猪宰羊，搭台唱戏。
人们还把檀香木雕刻的鲁班像拾着，敲锣打鼓，游直各村寨，然后，大家汇集场上，唱歌跳舞。
他们最喜欢的舞蹈叫“跳乐”。
跳时，先由男青年作为先导，他们怀抱龙头四弦琴，边弹边跳，后面的人群群分成两行，有时围成圆圈有时互相穿插，队形多变，且歌且舞，场面十分活跃。
燃灯节 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待夜幕降临，家家点燃酥油灯，以示欢庆。
现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额敏县多数蒙古族已不过燃灯节；乌苏县蒙古族在燃灯节的—天多不燃灯，代之以各种娱乐形式。
节日后，各村寨忙着收小麦、油菜籽，犁田插秧。
干完这些农活后，工匠们又成群结队外出承包建筑。
编辑本段美食佳肴 奶豆腐 蒙古族富有特色的食品很多，例如烤羊、炉烤带皮整羊、手抓羊肉、大炸羊、烤羊腿、奶豆腐、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
民间还有：稀奶油，蒙古族常备奶制品；奶皮子；煺毛整羊宴，是蒙古族传统宴客菜，祭祀活动时也常用；熟烤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风味菜肴；白菜羊肉卷；新苏饼，蒙古族民间传统糕点；烘干大米饭，蒙古族风味小吃。
蒙古族牧民视绵羊为生活的保证、财富的源泉。
日食三餐，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
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乌兰伊得”，意为“红食”。
蒙古族除食用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鹿奶和骆驼奶，其中少部分做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如：酸奶干、奶豆腐、奶皮子、奶油、稀奶油、奶油渣、酪酥、奶粉等十余种，可以在正餐上食用，也是老幼皆宜的零食。
奶制品一向被视为上乘珍品，如有来客，首先要献上，若是小孩来，还要将奶皮子或奶油涂抹其脑门，以示美好的祝福。
蒙古族的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骆驼肉和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也捕猎黄羊肉。
羊肉常见的传统食用方法就有全羊宴、嫩皮整羊宴、煺毛整羊宴、烤羊、烤羊心、炒羊肚、羊脑烩菜等70多种。
最具特色的是蒙古族烤全羊（剥皮烤）、炉烤带皮整羊或称阿拉善烤全羊，最常见的是手抓羊肉。
蒙古族吃羊肉讲究清煮，煮熟后即食用，以保持羊肉的鲜嫩，特别是在做手抓羊肉时，忌煮得过老。
但内蒙东部蒙汉杂居地区的蒙古族也喜食煮时加佐料，并把肉煮成酥烂的手抓羊肉。
有些地区的蒙古族还喜将羊腰窝的肉切成大片，挂糊油炸成炸肉片，民间称为“大炸羊”。
牛肉大都在冬季食用。
有做成全牛肉宴，更多的是清炖、红烧、做汤。
还食用骆驼肉和马肉，油炸驼峰片蘸白糖，视为上肴，有经验的厨师还善于把牛蹄筋、鹿筋、牛鞭牛尾烹制成各种食疗菜肴。
为便于保存，还常把牛、羊肉制成肉干和腊肉。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烧开后，冲入放有茶末的净壶或锅，慢火煮2—3分钟，再将鲜奶和盐对入，烧开即可。
蒙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或奶皮子，或炒米等，其味芳香、咸爽可口，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
有人甚至认为，三天不吃饭菜可以，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
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都用于煮奶茶，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大部分蒙古族都能饮酒，所饮用的酒多是白酒和啤酒，有的地区也饮用奶酒和马奶酒。
蒙古族酿制奶酒时，即先把鲜奶入桶，然后加少量嗜酸奶汁（比一般酸奶更酸）作为引子，每日搅动，3—4日待奶全部变酸后，即可入锅加温，锅上盖一个无底木桶，大口朝下的木桶内侧挂上数个小罐，再在无底木桶上坐上一个装满冷水的铁锅，酸奶经加热后蒸发遇冷铁锅凝成液体，滴入小罐内，即成为头锅奶酒，如度数不浓，还可再蒸二锅。
每逢节日或客人朋友相聚，都有豪饮的习惯。
马奶酒是鲜马奶经发酵制成，不需蒸馏。
『奶酒扒肉』 马奶酒 蒙古族人民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计。
马奶酒、手扒肉、烤羊肉是他们日常生活最喜欢的饮料食品和待客佳肴。
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是酿制马奶酒的季节。
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酒。
随着科学的发达，生活的繁荣，蒙古人酿制马奶酒的工艺日益精湛完善，不仅有简单的发酵法，还出现了酿制烈性奶酒的蒸馏法。
六蒸六酿后的奶酒方为上品。
马奶酒性温，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
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
曾为元朝宫廷和蒙古贵族府第的主要饮料。
忽必烈还常把它盛在珍贵的金碗里，犒赏有功之臣。
手扒肉是蒙古人传统的食品方法之一。
做法是将肥嫩的绵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蹄，再将整羊卸成若干大块，放入白水中清煮，待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各执蒙古刀大块大块地割着吃。
因不用筷子，用手抓食而得名。
编辑本段草原人家 蒙古包 “蒙古包”是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
“包”，是“家”、“屋”的意思。
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
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容纳20多人休息；小者，也能容纳10几个人。
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哈纳”（用2.5米长的柳条交叉编结而成）架好，再架上顶部的“乌尼”（长约3.2米的柳条棍），将“哈纳”和“乌尼”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
一户牧民就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
铺上厚厚的地毡，摆上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
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
搬迁简便。
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
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
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
巴里坤的蒙古族因长期与汉族杂居，所以其服饰与汉族比较接近，只有少数老年人穿蒙古族传统服装，包蓝色头巾、穿蓝色大襟长袍，腰系丝带，脚蹬皮靴。
但在重大节日，蒙古族男女都要穿传统的民族盛装，镶花边的蒙古袍子，配以彩色丝绸腰带，足蹬蒙古式皮靴，英姿飒爽，俊秀威武。
过去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所以住的全是蒙古包。
现在除了游牧，相当多的蒙古族从事农业生产或农牧兼营，他们已定居村镇。
巴里坤蒙古族的传统饮食主要是面食、奶食、肉食以及夏季吃些野韭菜、葱和蘑菇等。
后因长期杂居在汉族中，从事半农半牧生活，现在普遍吃蔬菜。
蒙古族热情豪爽，诚恳待客。
宴请客人时必敬酒并唱“敬酒歌”助兴，营造热烈气氛，以此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祝福和尊重。
蒙古族特别倡导尊敬长者，爱护晚辈，如果家里来了年岁大的长辈，必须要迎上去把马接过来拴好，长辈要走的时候，也要牵马扶其上鞍。
蒙古族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和敖包节，除此还有点灯节（祖鲁节）、麦尔节等。
蒙古族把送冬迎春的第一天，即春节称：“查干萨日”。
蒙古族过春节有自己独特的庆贺方式。
农历五月十三日是敖包节，这是蒙古民族最普遍的一种祭祀活动。
敖包是草原上常见的供人祭祀的山堆，顶上要插柳枝为丛，立竿为柱。
“垒石成山”、“视之为神”，它是山神、地神及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是萨满教原始崇拜的典型。
祭敖包这天，人们欢天喜地云集在敖包前进行祭祀，先由喇嘛焚香诵经，人们则献了供品后，自左向右围着敖包掌心向上，边走边叩首需绕三圈，祈神降福。
祭完敖包后，还要进行赛马、摔跤、射箭和歌舞等娱乐活动。
因此祭敖包不仅是一次宗教活动，也是蒙古族青年男女借此施展才艺、技能、进行情感交流的一次机会。
赛马、摔跤、射箭被称作“男儿三艺”，是草原马背民族的拿手好戏。
蒙古族无论男女，自幼学习骑马，到十来岁就纵马如飞，并能在马奔跑时弯下腰拾起摆放在地上的手帕、鞭子等物。
摔跤也是蒙古族喜爱的竞技活动，摔跤场面龙腾虎跃，扣人心弦。
射箭更是蒙古族的强项，也是流传至今的熟练自如的运动项目。
编辑本段历史巨著 13世纪初，蒙古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
此后，各种形式的历史、文学作品相继问世，有些一直流传至今。
其中，历史著作以《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最为著名，被称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巨著。
蒙古秘史 又称《元朝秘史》、《元秘史》，蒙古语为《忙豁它纽察脱卜察安》，作者不详。
约成书于13世纪中叶，具体年代有戊子（1228年）、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之说，尚无定论。
是蒙古民族第一部用蒙古文写成的历史和文学巨著。
全书共282节，有12卷和15卷两种分法。
这部编年体史书。
根据古代蒙古族人民世代相传的口头故事，生动地记述了十二世纪以前发生在蒙古草原，包括成吉思汗先世的动人传说在内的种种事件，同时如实地叙述了当时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以及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窝阔台时期的史实等。
该书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伟大业绩，歌颂了新兴的蒙古汗国。
是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社会、风俗、语言文学的宝贵资料，一直深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蒙古黄金史 亦译称《蒙古黄金史纲》、《阿勒坦·托卜赤》。
为别于无名氏的《黄金史纲》，俗称《大黄金史》。
蒙古族编年史，蒙古族学者罗卜藏丹津著，成书于明末清初，是一部承上启下较为完整的古代蒙古史，书中记述了蒙古族从古代至明末清初的历史，书的前半部转录了《蒙古秘史》全书282节中的233节，补充了蒙古族兴起前后的一些历史和其他内容。
后半部主要利用了无名氏的《黄金史纲》等书，对窝阔台之后至明末清初的蒙古史作了较为完备的记述和补充。
由于作者笃信佛教，书中充满了浓厚的佛教色彩。
但仍不失为研究蒙古史，特别是明代蒙古史的重要著作。
蒙古源流 原名《哈敦·温教苏努·额尔德尼·托卜赤》，蒙古编年史。
清康熙元年（1662年）鄂尔多斯部蒙古族学者萨囊彻辰用蒙文著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喀尔喀亲王成兖扎布把家传手抄本进献清高宗，次年奉敕译成满文，后又由满文译成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简称《蒙古源流》。
全书共分8卷，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概况，第三至第八卷按时代顺序和蒙古世系记述蒙古的历史。
该书是作者利用了《本义必用经》、《汗统记》《崇高至上转轮圣王敕修法门白史》、《古蒙古汗统大黄史》等7种蒙藏文资料，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
其内容广泛，从世界的形成、佛教的起源与传播，到蒙古族的起源、元明两代蒙古各汗的事迹等等均有涉猎，其中对达延汗和俺答汗的活动记述尤详。
书中关于蒙古族的起源等内容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史事和纪年也有错乱，但仍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学、宗教，特别是明清蒙古族历史的重要贡献。
编辑本段传统乐器 马头琴演奏 马头琴 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又名“胡兀儿”、“胡琴”、“马尾胡琴”、“莫林胡兀儿”等。
为擦弦类弦鸣乐器。
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为饰而得名。
它由共鸣箱、琴杆、琴头、弦轴、马子、琴弦和拉弓等部分组成。
共鸣箱多为梯形，也有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的。
箱框板用硬质木板制作，两面蒙以马皮或牛皮、羊皮，也有正面蒙皮、背面蒙以薄板的。
琴杆用色木、梨木或红木等制作，上部左右各有一个弦轴，顶端为琴头。
拉弓多用藤条或木杆与马尾作成，两条琴弦分别用40根（里弦）和60根（外弦）左右马尾合成，两端用丝弦结住，系于琴上。
马头琴的演奏方法与其它拉弦乐器不同，它的弓不是夹在琴的里外弦之间，而是在两弦外面擦弦拉奏的。
多用作独奏或自拉自唱。
其发音柔和、浑厚而低沉，音色悠扬、醇美，富有草原风味，因而有人形容说：“对于草原的描述，一首马头琴的旋律，远比画家的色彩和诗人的语言更加传神”。
近几十年来，蒙古族民间乐器制作技师、演奏家们对传统马头琴进行了改革，扩大了共鸣箱，改用蟒皮蒙面，增加了拉弓的弹性，用尼龙弦代替了马尾弦，使音量显著增大并将定弦提高了4度，既保持了马头琴原有的柔和、浑厚的音色，又增加了清晰、明亮的特点。
雅托克 即蒙古筝。
蒙古筝与中原流传的古筝在构造和技法上基本相同,只是流行于内蒙古的古筝所奏的乐曲均为蒙古族民歌和器乐曲。
火不思 在明朝文人笔下,火不思有各种译写方法,诸如琥珀槌、胡博词、虎拨思儿之类。
元、明时代的蒙古人,上至可汗大臣,下至普通武士,均能自弹火不思唱歌舞蹈。
正统十四年,“也先每宰马设宴,必先奉上皇(明英宗)酒,自弹虎拨思儿,唱曲,命达区别子齐声合之。
”火不思不仅在蒙古草原上流传,明代的中原地区也很盛行。
不仅北人善弹火不思,内地汉族人民也对此喜闻乐见。
口琴 亦称口弦、口簧,铁制拨奏体鸣乐器。
蒙古语称之为“特木尔·胡尔”。
蒙古人素有弹奏口弦的习俗,尤以妇女为甚。
明代以来,口弦在蒙古音乐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被纳入了宫廷乐队。
除了以上所列几件乐器之外,蒙古族原有许多种民间乐器,诸如胡琴、抄兀儿、筝之类,依旧在草原上流传。
四胡 又名四股子、四弦或提琴。
蒙古族称之为呼日。
是北方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古老的弓弦乐器。
主要流行于内蒙古地区,其它如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及四川等地也见流行。
其四根弦发音是成双的,两匹弓毛分别夹在一二、三四弦之间,张丝弦或金属弦。
四胡不仅能演奏单旋律,同时也能演奏较简单的和声音程与复调旋律。
有高音、中音、低音之分。
按弦法,有指肚按弦与指甲顶弦两种,前者多用于高音四胡,后者多用于中、低音四胡。
弓法技巧有全弓、分弓、快弓、抖弓、顿弓、击弓等；指法技巧有抿音、抹音、连滑、垫指音、打音等。
艺术家孙良、铁钢等人的四胡演奏技巧和理论研究具有一定水平。
科库尔 形状像一只酒壶，琴面上刻了一只酒杯。
琴头上雕刻着牛头。
蒙古族的风俗特色
【禁忌】 蒙古族人骑马、驾车接近蒙古包时忌重骑快行，以免惊动畜群；若门前有火堆或挂有红布条等记号，表示这家有病人或产妇，忌外人进入；客人不能坐西炕，因为西是供佛的方位；忌食自死动物的肉和驴肉、狗肉、白马肉；办丧事时忌红色和白色，办喜事时忌黑色和黄色；忌在火盆上烘烤脚、鞋、袜和裤子等；禁止在参观寺院经堂、供殿时吸烟、吐痰和乱摸法器、经典、佛像以及高声喧哗，也不得在寺院附近打猎。
【习俗】 见面要互致问候，即便是陌生人也要问好；平辈、熟人相见，一般问：“赛拜努”（你好），若是遇见长者或初次见面的人，则要问：“他赛拜努”（您好）。
款待行路人（不论认识与否），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但到蒙古族人家里做客必须敬重主人。
进入蒙古包后，要盘腿围着炉灶坐在地毡上，但炉西面是主人的居处，主人不上坐时不得随便坐。
主人敬上的奶茶，客人通常是要喝的，不喝有失礼貌；主人请吃奶制品，客人不要拒绝，否则会伤主人的心。
如不便多吃，吃一点也行。
献哈达也是蒙古族的一项高贵礼节。
献哈达时，献者躬身双手托着递给对方，受者亦应躬身双手接过或躬身让献者将哈达挂在脖子上，并表示谢意。
蒙古族待客十分讲究礼节和规矩。
例如，吃手把羊肉时，一般是将羊的琵琶骨带肉配四条长肋送给客人。
如果是用牛肉待客，则以一块带肉的脊椎骨加半节肋骨和一段肥肠送给客人。
招待客人最隆重的是全羊宴。
全羊宴包括荐骨、四肢、肋骨、胸椎、羊头，有的地区还要加羊心、羊肝、直肠和羊肚。
制法是将全羊的各部位倒入大锅，水温上升后，再加入一定量的熟嗜酸奶文火煮开，并经常翻动。
肠、肚、心、肝和燎好的羊头另锅煮烂。
另配调料。
开宴时将煮熟的各部位放入大盘子里，尾巴朝外，羊头上要刻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十”上桌。
食用时主人要请客人切羊荐骨，或由长者先动刀切割，然后大家才同吃。
姑娘在出嫁之前，娘家人须煮羊胸脯肉给姑娘吃，以此表示送别。
烤全羊过去多用来进行祭典或祭敖包时才用，现在已成为盛大节庆或迎接贵宾用的一种特殊菜肴。
【宗教】 蒙古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元代以后普遍信仰喇嘛教。
蒙古族富有特色的食品很多，例如烤羊、炉烤带皮整羊、手把羊肉、大炸羊、烤羊腿、奶豆腐、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
民间还有：稀奶油，蒙古族常备奶制品；奶皮子；煺毛整羊宴，是蒙古族传统宴客菜，祭祀活动时也常用；熟烤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风味菜肴；白菜羊肉卷；新苏饼，蒙古族民间传统糕点；烘干大米饭，蒙古族风味小吃。
蒙古族牧民视绵羊为生活的保证、财富的源泉。
日食三餐，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
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乌兰伊得”，意为“红食”。
蒙古族除食用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鹿奶和骆驼奶，其中少部分做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如：酸奶干、奶豆腐、奶皮子、奶油、稀奶油、奶油渣、酪酥、奶粉等十余种，可以在正餐上食用，也是老幼皆宜的零食。
奶制品一向被视为上乘珍品，如有来客，首先要献上，若是小孩来，还要将奶皮子或奶油涂抹其脑门，以示美好的祝福。
蒙古族的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骆驼肉和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也捕猎黄羊肉。
羊肉常见的传统食用方法就有全羊宴、嫩皮整羊宴、煺毛整羊宴、烤羊、烤羊心、炒羊肚、羊脑烩菜等70多种。
最具特色的是蒙古族烤全羊（剥皮烤）、炉烤带皮整羊或称阿拉善烤全羊，最常见的是手把羊肉。
蒙古族吃羊肉讲究清煮，煮熟后即食用，以保持羊肉的鲜嫩，特别是在做手把羊肉时，忌煮得过老。
但内蒙东部蒙汉杂居地区的蒙古族也喜食煮时加佐料，并把肉煮成酥烂的手把羊肉。
有些地区的蒙古族还喜将羊腰窝的肉切成大片，挂糊油炸成炸肉片，民间称为“大炸羊”。
牛肉大都在冬季食用。
有做成全牛肉宴，更多的是清炖、红烧、做汤。
还食用骆驼肉和马肉，油炸驼峰片蘸白糖，视为上肴，有经验的厨师还善于把牛蹄筋、鹿筋、牛鞭牛尾烹制成各种食疗菜肴。
为便于保存，还常把牛、羊肉制成肉干和腊肉。
在日常饮食中与红食、白食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蒙古族特有食品——炒米。
西部地区的蒙古族还有用炒米做“崩”的习俗。
用炒米做“崩”时加羊油、红枣、红、白糖拌匀，捏成小块，就茶当饭。
未经蒸炒的糜子多用来与肉丁煮成粥，糜粉可以烙饼；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蒙古族日常饮食中也日渐增多，最常见的是面条和烙饼，并擅长用面粉加馅制成别具特色的蒙古包子、蒙古馅饼及蒙古糕点新苏饼等。
西部阿拉善、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也有用面粉做成馓子状的“章汝”的习惯。
东部的哲里木盟盛产荞麦，用荞麦粉烙制的煎饼是当地较有特色的一种食品。
蒙古族每天离不开茶，除饮红茶外，几乎都有饮奶茶的习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煮奶茶，煮奶茶最好用新打的净水，烧开后，冲入放有茶末的净壶或锅，慢火煮 2—3分钟，再将鲜奶和盐对入，烧开即可。
蒙古族的奶茶有时还要加黄油，或奶皮子，或炒米等，其味芳香、咸爽可口，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的滋补饮料。
有人甚至认为，三天不吃饭菜可以，但一天不饮奶茶不行。
蒙古族还喜欢将很多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都用于煮奶茶，煮好的奶茶风味各异，有的还能防病治病。
大部分蒙古族都能饮酒，所饮用的酒多是白酒和啤酒，有的地区也饮用奶酒和马奶酒。
蒙古族酿制奶酒时，即先把鲜奶入桶，然后加少量嗜酸奶汁（比一般酸奶更酸）作为引子，每日搅动，3—4日待奶全部变酸后，即可入锅加温，锅上盖一个无底木桶，大口朝下的木桶内侧挂上数个小罐，再在无底木桶上坐上一个装满冷水的铁锅，酸奶经加热后蒸发遇冷铁锅凝成液体，滴入小罐内，即成为头锅奶酒，如度数不浓，还可再蒸二锅。
每逢节日或客人朋友相聚，都有豪饮的习惯。
马奶酒是鲜马奶经发酵制成，不需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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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康熙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及有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学作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
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
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
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
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
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
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
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
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
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
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
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长。
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
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
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
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
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
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
一切都乱了套。
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
什么才更合理
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
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
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
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
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
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
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
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
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
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
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
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
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
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二、关于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
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
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
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
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
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
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
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
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
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
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
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
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
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
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
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
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
孔教却香火独旺，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
这就是康熙式继承的恶果
三、关于康熙经济决策上的错误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
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
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
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
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
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
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
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
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
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
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
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
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
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
良机既逝，再难发展。
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
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
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并非盛世，而是衰世。
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
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
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四、关于康熙是否关心科技进步 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必然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
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富强的关键。
康熙是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
但他对科技并非真感兴趣，只是当成摆设而已。
因为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用来为官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费三十多年测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全国印刷业、测绘业却未趁此而改进；南怀仁造出的西洋火炮虽受到康熙夸奖，却既未推广，也未引起对军火工业的重视；科学著作翻译过来了，而府州县学仍在以八股取土……。
西方科技深藏于内廷，于国计民生何益
人材怎么出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
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本国军事落后的苗头。
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前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一说均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
兵力众寡及远近劳逸之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枪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不待言。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
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
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
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
为了获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
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
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
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更新，持续百年，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五、关于康熙平三藩、续修柳条边与准部之乱 或许可以用康熙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来为其拒绝变革做辩解。
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 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
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处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乱。
吴、耿、尚三藩均封在东南海隅或西南边陲，非腹心之患。
吴三桂、尚可喜均已年迈，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
倘不急于撤藩，先整治内地，暂从尚可喜传子之请；则吴三桂以其子在京师为额驸，既图袭爵，又无词可籍，必不致反。
待大憝既死，旧党凋零，彼袭爵之后辈必无能为，摘过废之易如反掌。
汉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宁不知此
不以政治手段徐图，贸然撤藩，实指望军事手段的速效。
奈内地未治，人心不一，吴氏狗急跳墙则变起难于骤定。
各地汉员纷纷附吴，实因康熙重满轻汉而起。
其所赖平变诸将帅亦多是勒尔锦、尚善、喇布等一班无能满员，以致兵兴8载、祸连10省，刚有恢复的社会经济重遭破坏，岂非康熙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乎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
故现行历史教材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勘定之功归于晋、梁、唐诸帝而大加宣扬；反于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谓之自贻伊戚。
靖难之变亦然，人们不责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宜也。
何于康熙厚爱之甚
倘康熙败于吴氏（吴氏若不拘泥于划地江南，而全师北向，亦有胜望），又将如何评价
故曰三藩之事，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签约受到赞扬。
然而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缘何而起
尼布楚条约得失如何
当初俄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还在顺治前一年。
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
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
俄人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
雅克萨即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
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多次交过手。
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并严申禁令。
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抢占中国版图的借口。
虽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将军的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城，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取用调拨不便，自然顾此失彼疏于防卫。
以至雅克萨得而复失，只好签订《尼布楚条约》。
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
如康熙能以顺治时边警频传为戒，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柳条边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初见成效。
少数俄人远离欧洲腹地，势孤力弱，何敢逞凶
也就不会有雅克萨之拉锯与尼布楚的退让。
然而订约之后，康熙仍未绸缪及此。
乾隆后才渐弛禁令。
因开发较迟，乃复有咸丰对俄之屈辱。
其间，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那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
而康熙对俄无论战与和都无功可以自诩。
准部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
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这后遗症。
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清廷，漠北表示恭顺，漠西与清廷关系较疏。
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
该部首领噶尔丹遂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内迁；并借口追索祸首土谢图汗，跟踪至漠南。
却又声明不敢与天朝为敌，得祸首即回云云。
是为内侵之始(17)。
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
噶尔丹虽刁顽，但实力与清廷相差甚远，所谓俄国援助，也是虚张声势。
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确定。
但康熙匿土谢图汗而不出，动辄用兵。
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诱噶尔丹再犯，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
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
所谓三次亲征，仅乌兰布通堪称一战；且敌军仅二、三万，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军。
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
况既已开衅，又不毕其功于一役，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再设官分治，或可长治久安；然而虽劳师再三，敌巢如故，却从此结怨于准部，以至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
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命兆惠将准部屠戮几尽(18)。
其后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亦是准部事件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
清代民族关系之紧张甚于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
不可否认，康熙曾经禁圈地，召民垦荒，治河，减免灾年租税，平台湾郑氏，比较勤政、节俭等。
然仔细分析，除了其中多是历代君主为恢复被战乱或灾荒破坏的经济所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有些则纯属溢美之辞。
所谓节俭，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圆明园。
至于“盛世之丁，永不加赋” 的恩诏更具欺骗性，因为当时赋税已经够重。
康熙后期的田亩人口数与明中期近似（田600多万顷，人口约6000万。
可能康熙朝人口数还少些），明嘉靖辛亥年全国正赋与各种加派总计才1000万两(19)，而雍正二年除税粮外，光税银即达2600余万两(20)，可见康熙时民生维艰。
也许有人会以“阶级局限”来为之开脱，但是，从秦孝公到宋神宗，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朱拉隆功大帝，古今中外从事大规模甚至根本性变革的君主不胜枚举，谁无阶级局限，唯在有识与否。
石赵、符秦、拓跋魏、辽、金、元多依汉族封建旧章办事，是因那时全世界还没有一点新制度的影子，接受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及典章制度相对于各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是别无选择的进步。
而明末清初时代已变，改弦易辙是顺理成章之事。
再者，清兵入关，既能改变中原的衣冠发式也就能改变中原的典章制度。
衣冠发肤乃汉族封建文化所重，前朝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未敢变易其衣冠，满人却敢做。
尽管江阴嘉定之屠，只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迂执，满人仍然坚持到成功。
惜清廷只把这股蛮劲用在剃发易服上，否则，存其名变其实，改革岂难于剃发
然而发既剃，开“头”之难已过，又不趁势破竹，是以知康熙之于变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即便康熙前半生戎马倥偬，可直至1718年，当陈昂、陈伦炯父子从海外游历5年归来，奏请弛海禁以苏民困，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海防安全，警惕西方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强盗的入侵，康熙仍未予以重视(21)，足以知其无识。
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何以笔者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
因为：第一，嘉靖万历时，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
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
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
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何遑言他
康熙时距萌芽初成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宜其时也。
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不易变矣。
故康熙作为一个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的封建皇帝，实在不值得后世推崇与美誉。
北师大版初一历史总结
不同地区的考试要求不同 若是为中考做准备的话 老师最后会有总结若是初一期末考 自己把关键点看看 也就是主要课题中的黑体字部分
塔尔寺的活佛有哪些
现住塔尔寺的活佛为： 赛赤、赛朵、拉课、西纳、嘉雅、扎西、夏格日、杨嘉、孟嘉、宗康、格嘉、本巴尔、安加斯、卓仓智合仓、香萨活佛等，还有却西活佛、却藏活佛(圆寂，尚未转世)。
康乾盛世中国政治、经济深刻的危机”是什么
提到康熙帝（即清圣新觉•玄烨， 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
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
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
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
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
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
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
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
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
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
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
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长。
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
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
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
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
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
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
一切都乱了套。
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
什么才更合理
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
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
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
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
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
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
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
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
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
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
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
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
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
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二、关于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
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
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
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
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
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
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
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
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
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
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
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
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
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
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
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
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
孔教却香火独旺，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
这就是康熙式继承的恶果
三、关于康熙经济决策上的错误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
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
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
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
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
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
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
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
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
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
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
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
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
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
良机既逝，再难发展。
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
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
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并非盛世，而是衰世。
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
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
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四、关于康熙是否关心科技进步 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必然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
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富强的关键。
康熙是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
但他对科技并非真感兴趣，只是当成摆设而已。
因为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用来为官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费三十多年测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全国印刷业、测绘业却未趁此而改进；南怀仁造出的西洋火炮虽受到康熙夸奖，却既未推广，也未引起对军火工业的重视；科学著作翻译过来了，而府州县学仍在以八股取土……。
西方科技深藏于内廷，于国计民生何益
人材怎么出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
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本国军事落后的苗头。
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前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一说均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
兵力众寡及远近劳逸之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枪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不待言。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
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
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
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
为了获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
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
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
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更新，持续百年，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五、关于康熙平三藩、续修柳条边与准部之乱 或许可以用康熙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来为其拒绝变革做辩解。
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 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
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处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乱。
吴、耿、尚三藩均封在东南海隅或西南边陲，非腹心之患。
吴三桂、尚可喜均已年迈，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
倘不急于撤藩，先整治内地，暂从尚可喜传子之请；则吴三桂以其子在京师为额驸，既图袭爵，又无词可籍，必不致反。
待大憝既死，旧党凋零，彼袭爵之后辈必无能为，摘过废之易如反掌。
汉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宁不知此
不以政治手段徐图，贸然撤藩，实指望军事手段的速效。
奈内地未治，人心不一，吴氏狗急跳墙则变起难于骤定。
各地汉员纷纷附吴，实因康熙重满轻汉而起。
其所赖平变诸将帅亦多是勒尔锦、尚善、喇布等一班无能满员，以致兵兴8载、祸连10省，刚有恢复的社会经济重遭破坏，岂非康熙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乎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
故现行历史教材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勘定之功归于晋、梁、唐诸帝而大加宣扬；反于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谓之自贻伊戚。
靖难之变亦然，人们不责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宜也。
何于康熙厚爱之甚
倘康熙败于吴氏（吴氏若不拘泥于划地江南，而全师北向，亦有胜望），又将如何评价
故曰三藩之事，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签约受到赞扬。
然而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缘何而起
尼布楚条约得失如何
当初俄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还在顺治前一年。
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
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
俄人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
雅克萨即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
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多次交过手。
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并严申禁令。
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抢占中国版图的借口。
虽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将军的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城，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取用调拨不便，自然顾此失彼疏于防卫。
以至雅克萨得而复失，只好签订《尼布楚条约》。
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
如康熙能以顺治时边警频传为戒，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柳条边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初见成效。
少数俄人远离欧洲腹地，势孤力弱，何敢逞凶
也就不会有雅克萨之拉锯与尼布楚的退让。
然而订约之后，康熙仍未绸缪及此。
乾隆后才渐弛禁令。
因开发较迟，乃复有咸丰对俄之屈辱。
其间，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那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
而康熙对俄无论战与和都无功可以自诩。
准部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
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这后遗症。
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清廷，漠北表示恭顺，漠西与清廷关系较疏。
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
该部首领噶尔丹遂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内迁；并借口追索祸首土谢图汗，跟踪至漠南。
却又声明不敢与天朝为敌，得祸首即回云云。
是为内侵之始(17)。
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
噶尔丹虽刁顽，但实力与清廷相差甚远，所谓俄国援助，也是虚张声势。
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确定。
但康熙匿土谢图汗而不出，动辄用兵。
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诱噶尔丹再犯，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
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
所谓三次亲征，仅乌兰布通堪称一战；且敌军仅二、三万，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军。
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
况既已开衅，又不毕其功于一役，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再设官分治，或可长治久安；然而虽劳师再三，敌巢如故，却从此结怨于准部，以至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
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命兆惠将准部屠戮几尽(18)。
其后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亦是准部事件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
清代民族关系之紧张甚于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
不可否认，康熙曾经禁圈地，召民垦荒，治河，减免灾年租税，平台湾郑氏，比较勤政、节俭等。
然仔细分析，除了其中多是历代君主为恢复被战乱或灾荒破坏的经济所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有些则纯属溢美之辞。
所谓节俭，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圆明园。
至于“盛世之丁，永不加赋” 的恩诏更具欺骗性，因为当时赋税已经够重。
康熙后期的田亩人口数与明中期近似（田600多万顷，人口约6000万。
可能康熙朝人口数还少些），明嘉靖辛亥年全国正赋与各种加派总计才1000万两(19)，而雍正二年除税粮外，光税银即达2600余万两(20)，可见康熙时民生维艰。
也许有人会以“阶级局限”来为之开脱，但是，从秦孝公到宋神宗，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朱拉隆功大帝，古今中外从事大规模甚至根本性变革的君主不胜枚举，谁无阶级局限，唯在有识与否。
石赵、符秦、拓跋魏、辽、金、元多依汉族封建旧章办事，是因那时全世界还没有一点新制度的影子，接受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及典章制度相对于各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是别无选择的进步。
而明末清初时代已变，改弦易辙是顺理成章之事。
再者，清兵入关，既能改变中原的衣冠发式也就能改变中原的典章制度。
衣冠发肤乃汉族封建文化所重，前朝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未敢变易其衣冠，满人却敢做。
尽管江阴嘉定之屠，只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迂执，满人仍然坚持到成功。
惜清廷只把这股蛮劲用在剃发易服上，否则，存其名变其实，改革岂难于剃发
然而发既剃，开“头”之难已过，又不趁势破竹，是以知康熙之于变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即便康熙前半生戎马倥偬，可直至1718年，当陈昂、陈伦炯父子从海外游历5年归来，奏请弛海禁以苏民困，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海防安全，警惕西方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强盗的入侵，康熙仍未予以重视(21)，足以知其无识。
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何以笔者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
因为：第一，嘉靖万历时，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
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
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
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何遑言他
康熙时距萌芽初成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宜其时也。
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不易变矣。
故康熙作为一个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的封建皇帝，实在不值得后世
那达慕是什么
是节日还是活动
今年的那达慕是什么时候开始
现住塔尔寺的活佛为： 赛赤、赛朵、拉课、西纳、嘉雅、扎西、夏格日、杨嘉、孟嘉、宗康、格嘉、本巴尔、安加斯、卓仓智合仓、香萨活佛等，还有却西活佛、却藏活佛(圆寂，尚未转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