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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亭 晚亭（湖南长沙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湖心亭（杭湖）安徽滁县醉翁亭坐落在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世之作《醉翁亭记》心的就是此亭。
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
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
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一)欧阳修与醉翁亭——琅邪山我们的滁州之行，完全是为了凭吊欧阳修的醉翁亭。
欧公在《醉翁亭记》中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环滁皆山也。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把我们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高论，更使我们对醉翁亭的仰慕不断升温。
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东距六朝古都南京48公里，西去省会合肥130公里，因其与城西南的琅琊山诸峰相连，城山一体，蔚然而深秀，是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一。
琅琊山古称摩陀岭，相传西晋时琅琊王司马佩率兵伐吴驻跸于此，故后人改名为“琅琊山”。
琅琊山山不甚高，但清幽秀美，四季皆景。
山中沟壑幽深，林木葱郁，花草遍野，鸟鸣不绝，琅琊榆亭亭如盖，醉翁榆全国特有，琅琊溪、玻璃沼、曲水流觞溪流淙淙；让泉、濯缨泉、紫薇泉等山泉泉泉甘冽，归云洞、雪鸿洞、重熙洞、桃源洞等岩洞洞洞神奇。
更有唐建琅琊寺、宋建醉翁亭和丰乐亭等古建筑群，以及唐、宋以来摩崖碑刻几百处，其中唐代吴道子绘《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和宋代苏东坡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碑刻，被人们视为稀世珍宝。
古人称之为兼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的“皖东八名胜境”，蔚然深秀的琅琊山历来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之美誉。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
据史书记载，琅琊名胜，自唐刺史李幼卿始开于大历年间。
他在南山“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名为琅琊溪。
在溪岸“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
继李幼卿之后，唐、宋著名文士如韦应物、独孤及、李绅、李德裕、欧阳修、辛弃疾等，相继出守滁州，修筑城池楼馆，开发山川名胜，传下众多名篇佳句。
尤其是宋代欧阳修谪知滁州期间，修建了醉翁亭、丰乐亭，写下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
文以山丽，山以文传，琅琊山声名日隆，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纷前来探幽访古，题诗刻石，王安石、曾巩、宋濂、文征明、李梦阳、王世贞等著名诗人、文学家也都在此留下了足迹，唐、宋以来的摩崖、碑刻约有数百处之多。
历代书法名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真、草、隶、篆”碑刻与山中古道、古亭、古建筑相得益彰。
琅琊山的美妙，在于她悠然于喧嚣之外；琅琊山的雅致，在于她融合自然山水与建筑为一体的深幽意境，令人意趣盎然，流连忘返。
(孙明皋)（二）欧阳修与醉翁亭——醉翁亭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的琅琊古道旁，是上琅琊寺的必经之地。
据《琅琊山志》记载，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感怀时世，寄情山水。
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亭饮酒赋诗，欧阳修自号“醉翁”，并以此名亭，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
醉翁亭因此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
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公。
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间也”，把欧阳修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挥发得淋漓尽致。
亭内有联对此亦作了点评：“饮既不多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
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
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南园林特色。
现在的醉翁亭，已不再是一座孤单的凉亭。
总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四面环山的亭园却内有九院七亭：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览余台，风格各异，互不雷同，人称“醉翁九景”。
醉翁亭依山傍水，幽雅而宁静。
这里古树婆娑，亭台错落，青山如画，碧水潺流，环境十分优美。
整个布局严谨小巧，曲折幽深，富有诗情画意。
亭中新塑的欧阳修立像，神态安详。
亭旁有一巨石，上刻圆底篆体“醉翁亭”三字。
离亭不远，有泉水从地下溢出，泉眼旁用石块砌成方池，水入池中，然后汇入山溪。
水池三尺见方，池深二尺左右。
池上有清康熙四十年知州王赐魁立的“让泉”二字碑刻。
让泉水温度终年变化不大，保持在十七八摄氏度。
泉水“甘如醍醐，莹如玻璃”，所以又被称为“玻璃泉”。
醉翁亭北有二贤堂，初建于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系当地人士为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
原堂已毁，现堂为建国后重建。
堂内有二联，一曰：“谪往黄冈执周易焚香默坐岂消遣乎，贬来滁上辟丰山酌酒述文非独乐也”，二曰：“醒来欲少胸无累，醉后心闲梦亦清”对两任太守皆因关心国事而贬谪滁州愤愤不平，又为两位太守诗文教化与民同乐深表钦敬。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江西吉安市）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
他出身贫寒，资性敏悟，勤奋苦学。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谏官，又任翰林学土、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而遭贬，当过滁州太守。
在文学上欧阳修以韩愈为宗，力扫晚唐五代文学的奢靡之风，提掖了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精英。
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北宋就占了六家。
且除欧阳修本人以外，其余五家都出自欧门。
欧阳修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早令我辈景仰不已。
醉翁亭西侧有宝宋斋，建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是明人为保护苏轼手书《醉翁亭记》而建。
斋内有两块石碑，正反两面镌刻着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全文，《醉翁亭记》初刻于庆历八年，因其字小刻浅难以久传，又于元佑六年（1091年）由欧阳修门生、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改书大字重刻，文章与书法相当益彰，后人称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视为宋代留下的稀世珍品，与琅琊寺中吴道子所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同为难得的古代文化瑰宝。
宝宋斋南面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庭院，院内有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怡亭等亭台建筑。
泉水从墙外流入，曲折蜿蜒，如回肠九转。
传说当年欧阳修常在这里与友人共饮，曾仿晋人作“曲水流觞”，为后世引为趣谈。
后人在“九曲流觞“处建意在亭，并仿欧阳修戏水饮酒作乐，亭似苏州园林建筑，十分古雅。
古梅亭在醉翁亭院的北面，因亭前有一株古梅而得名，又称赏梅亭。
相传此梅系欧阳修所手植，世称“欧梅”。
原梅早已枯死，此株为明人所补植。
古梅高7米，离地面六七十厘米便开始分成四枝。
四枝干粗70多厘米，苍颜多瘢。
虽经几百年风霜雨雪，仍然枝茁叶茂，清香不绝。
这株古梅品种稀有，花期不抢腊梅之先，也不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开放，故名曰“杏梅”。
古梅北有古梅亭，南面有影香亭，建于一方池上，原名见梅亭，后来有人在壁上题了“寒流疏影”、“翠积清香”两块碑刻，遂改为今名。
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季，“佳木秀而繁荫”；秋天，天高云淡，“风霜高洁”；冬季赏溪中石景“水落石出”，四季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三）欧阳修与醉翁亭——丰乐亭丰乐亭建于琅琊山风景名胜区丰山东北麓的幽谷中，是丰山风景最佳之处。
距滁州城约1公里。
这里面对峰峦峡谷，傍倚涧水潺流，古木参天，山花遍地，风景十分佳丽。
关于丰乐亭的兴建，欧阳修在《与韩忠献王书》中告诉友人：“偶得一泉于（滁）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换，构小亭于泉侧。
”而民间传说却略有不同：据说欧阳修在家中宴客，遣仆去醉翁亭前酿泉取水沏茶。
不意仆在归途中跌倒，水尽流失，遂就近在丰山取来泉水。
可是欧阳修一尝便知不是酿泉之水，仆从只好以实相告。
欧阳修当即偕客去丰山，见这里不但泉好，风景也美，于是在此疏泉筑池，辟地建亭。
泉名“丰乐泉”，亭名“丰乐亭”，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欧阳修为此还写下了《醉翁亭记》的姐妹篇——《丰乐亭记》，还以《丰乐亭游春》一诗记载与民同乐之盛况：“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知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后来苏东坡又把《丰乐亭记》全文书刻于亭中石碑上，供人阅读和欣赏，一样地留下了“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的稀世瑰宝。
丰乐亭亭前有山门，亭后有厅堂，还有九贤祠（又名危楼，内供与滁州有关的九位贤人画像）、保丰堂等，四周筑以围墙。
丰乐亭内有苏东坡书刻的《丰乐亭记》石碑、吴道子画的《观自在（即观音）菩萨》石雕像，保丰堂内有明滁州判官尹梦璧所作的《滁州十二景诗》碑刻，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珍品。
丰乐亭以北原有一条“西涧”，与丰乐亭一山之隔。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任滁州刺史时，曾为这里优美的山水景色所吸引，吟咏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之后，人们依韦氏诗意在这里建起了野渡桥、野渡庵、飞泉览胜亭等建筑。
建国以后，政府为治理水患，开发水利，在西涧上建造了拦河大坝，形成了一个山间水库，称为“城西湖”，使许多景点沉没湖底，但出现了另一种自然景象，四周青山环抱，中间碧水涟漪，山明水秀，鱼跃鸟飞，风光无限，生机盎然。
（四）醉翁系沧浪 欧苏共风流亭子本是一种有顶无墙的建筑物，自古以来，凡有些名气的亭子多与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素有四大名亭之称的醉翁亭、沧浪亭、陶然亭和爱晚亭，无一不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蕴涵。
亭以人名。
陶然亭、爱晚亭建于清代，亭名分别出自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和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诗句。
爱晚亭还以早年读书处闻名当代。
而最具历史文化盛名的醉翁亭、沧浪亭则以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苏舜钦之名传誉千载。
醉翁亭、沧浪亭同建于庆历六年，分别位于当时的淮南滁州和吴中苏州。
两亭虽隔江相望，遥距数百里，却紧密联系着欧、苏二位文学巨擘的不朽友谊，并进而成为后人景仰和神往的胜迹。
人们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他的身边，苏舜钦以卓越的文才、诗才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和中坚。
苏舜钦还是欧阳修一生中最推崇的二位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梅尧臣）。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欧、苏同受牵连。
欧阳修被以莫须有的“张甥案”贬知滁州；苏舜钦则被所谓“奏邸之狱”所陷，放废为民，流寓苏州。
欧公居滁，是政治上的挫折，但他能坦然面对，怡然乐观，为政之余，陶醉于“环滁皆山”的秀美景色，常偕僚属留连于琅琊山中，与州民同乐而成为历史佳话。
山僧智仙敬重仰慕欧公的学术文章和道德人品，特于山中建亭为他的游山助兴。
欧公以“醉翁”作为亭名，并由此创作出了千古名文《醉翁亭记》。
当时他正值中年，“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四十犹未老，醉翁偶题篇”，从中可见他心境之一斑。
而报国无门的苏舜钦，索寞一人踯躅苏州，他常出城闲游。
一天，他在郡学东侧看到一片三面环水的空阔废地，此处草木蓊郁，有杂花修竹环绕，尚存园囿遗意。
经访旧老，知是前人池馆，便毅然购下，重置水石，理水叠石，建楼阁亭台，以咀嚼自己的寂寞。
他以《楚辞》“渔父”篇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句命名为沧浪亭，寓意自己与世浮沉，幽闲独放的怀抱。
欧、苏两人政治上的不幸却带来了文学上的收获。
《醉翁亭记》、《沧浪亭记》均成为文学史上璀璨的不朽篇章。
《醉翁亭记》以情写景，不仅精彩地描绘了琅琊山中四时不同、朝暮变幻的景色，还以“乐”为文眼，抒写出作者与宾从僚属的游赏、吟咏、宴饮、弈射之乐，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欧公仁民宽政的风范和潇洒风神。
全篇共用二十一个“也”，风格独特，一唱三叹，韵味无穷，历来有绝唱之称。
苏舜钦《沧浪亭记》却是另一种情形：作者“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
”苏舜钦善处逆境，生活恬淡自适，在虚僻、莹净的沧浪亭畔，他感受到脱去仕籍，并非个人的不幸。
他在记文中写道：“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诗人长于议论，这里以激切的语言，直抒胸臆，体现出他对官场生活的鄙夷。
从欧、苏两人的文集中，还可获知当时他们友好的交往。
苏诗记录欧阳修在滁州建丰乐亭并与民众往游其间的生动情形，“构亭于其间，四面开轩墉。
名之丰乐者，此意实在农。
”他还用“百人拥持大车载，城市观走风涛翻”的诗句，描写欧阳修用三头牛拖着二轮大车运送菱溪大石穿城而过，万人空巷争相观看的趣事。
欧阳修也写了题寄沧浪亭的诗：“子美（苏舜钦字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
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
……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
”字里行间包含着对友人的无限关怀和不尽的思念，流露出挚友真情。
如今，沧浪亭有一幅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远水近山皆有情。
”此联为欧、苏诗句的集句联，诗意相谐，对仗工整，如出一人。
这一组合正巧妙地把二位历史名人的友谊永远留在一个亭子中了，令人遐思，促人回味。
（摘自《苏州杂志》）（五）醉翁亭名联赏并未成翁，到处也须杖履；不能一醉，此来辜负山林。
人生百年，把几多风光琴尊等闲抛却；是翁千古，问尔许英雄豪杰那个醒来。
翁去八百年，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在滁县琅琊山下，北宋琅琊寺僧智仙所建。
醉翁，欧阳修自称。
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为宋初文坛领袖。
所谓“醉”，乃是“饮少辄醉”；所谓“翁”，即其《赠沈蓬》诗所谓“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尔”。
其所作《醉翁亭记》，犹为有名。
“翁去八百年”，欧阳修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至清同治末年，约历八百年。
“醉乡”，原指醉中境介，借指醉翁亭。
“山行六七里”，系《醉翁亭记》原状旬，指由酿泉至尊亭影不孤。
从有形的方面说，建亭以来，游人甚多。
周围还陆续增添了许多建筑物，如二言堂、隐香亭、醒园等；从无形的方面说，他领导了北宋古文运动，散文、诗、词皆所擅长，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全联18字，不但嵌入了“醉翁亭”三个字，而且把写联时间、亭的位置，历史与现状，以及亭主人生前活动及其身后对社会的影响概括无遗，“醉翁犹在”、“亭影不孤”，既写景，又饱含对前哲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追怀与感念，十分巧妙，且字字精炼，耐人回味。
北京陶然亭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
全园总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
1952年建园。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
其地为燕京名胜，素有“都门胜地”之誉，年代久远，史迹斑驳。
名闻遐迩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座落在这里。
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光辉的革命史迹，使她成为旅游观光胜地。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他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了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
这座小亭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更被全国各地来京的文人视为必游之地。
清代200余年间，此亭享誉经久，长盛不衰，成为都中一胜。
陶然亭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历史胜迹。
西北有龙树寺，寺内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名流常于此游憩，其知名度在清道光之后，堪与陶然亭相匹。
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西南有风氏园；正北有窑台；东北有香冢、鹦鹉冢，以及近代的醉郭墓、赛金花墓等。
这些历史胜迹产生年代多早于陶然亭，有的甚至早于慈悲庵。
它们都有文人墨客觞咏的历史，曾现过各领风骚的辉煌时期。
近代的陶然亭，有着光辉的历史篇章。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周恩来曾先后来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
1920年1月18日，与“辅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北厅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
1921年7、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夫人墓为名，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在此进行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参加会议。
园内林木葱茏，花草繁茂，楼阁参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
湖心岛上，有锦秋墩、燕头山，与陶然亭成鼎足之势。
锦秋墩顶有锦秋亭，其地为花仙祠遗址。
亭南山麓有“玫瑰山”，其地为原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
亭北山麓静谧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评梅墓。
燕头山顶有览翠亭，与锦秋亭对景，亭西南山下建澄光亭，于此望湖观山，最为相宜。
亭北山下为常青轩。
1985年修建的华夏名亭园是陶然亭公园的“园中之园”。
采用集中旅游资源的方法，精选国内名亭仿建而成。
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
这些名亭都是以1：1的比例仿建而成，亭景结合，相得益彰。
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邃。
今昔陶然亭亭，是我国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样式。
北京的名亭不少，如颐和园的知春亭，北海公园的五龙亭，景山公园的万春亭，香山公园的阆风亭等，都广为人知。
但以亭命名的公园却不多，最为著名的要数位于城南的陶然亭公园。
最早的陶然亭，其实无亭，而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的三间敞厅，供临时休息之用。
因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
习惯上又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
这里的“亭”，用古代“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原义，“亭”与“停”同，是供行人歇息的房舍，并非作为园林景观的“亭”。
故有“江亭无亭”之说。
江亭位于紫禁城外的远郊区，地势低洼，积水成湖，芦苇丛生，草木丰茂，空旷清悠，富于田园风味和山村野趣。
清代的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诗、流连山水。
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
“五四”运动前后，革命先驱李大钊、、周恩来、邓中夏等曾在此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北京地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高君宇烈士与他的女友、作家石评梅的墓地，至今仍坐落在湖心岛上的苍松翠柏之中，他俩的墓碑，如两柄宝剑，指向苍穹。
早年，在这荒郊野地上，还有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墓地，其旁不远，又有醉郭之墓。
醉郭名瑞，因不满清朝和北洋军阀时代的黑暗腐败，佯狂装疯，谩骂当局，歌哭于市，在京城有一定影响。
此外，还有鹦鹉冢、香冢……1924年，文学家俞平伯所写的《陶然亭的雪》一文，详细地追忆昔年跟朋友一道在雪天游览陶然亭的所见所闻所感。
他们在“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不免“黯然寡色”。
可见那时的陶然亭已是残破不堪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人民政府在整顿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52年即将陶然亭辟为公园，清除淤泥，迁除坟地，广植花木，修建亭舍，使原来破旧的面貌焕然一新，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场所。
1954年周恩来总理和梁思成先生亲临选址，将原来中南海内乾隆时代的宫廷建筑云绘楼、清音阁迁来此处，与慈悲庵内的陶然亭比邻而居、隔水相对，成为亮丽的风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中国戏曲学校，相继在陶然亭公园附近建校。
这几所艺术学校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个个如龙似虎、如花似玉，经常在公园内喊嗓练功，优美的旋律和舞姿，回荡在湖光山色之间，为寂静的园林平添几多生机和活力。
白淑湘、陈爱莲、刘长瑜、李维康、张学津、李崇善……这些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大概不会忘记在陶然亭畔走过的花季。
六七十年代，在西湖边的坡地上还有露天电影院，夏天的晚上，沐浴着习习凉风，花上几分钱，就可以看到你中意的电影。
《英雄儿女》、《青年鲁班》、《锦上添花》、《甲午风云》、《早春二月》……一部部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影片，看得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以致久久不愿离开这块空旷之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湖心亭上还不时举办水上音乐会，一些著名歌唱家和乐团轮流到此演出。
如今，上述几所艺校早已升格为学院，国家投资另选新址兴建了漂亮的新校舍。
原来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也盖起了壮观的电影院，因观众稀少，又已改成了娱乐城。
水上音乐会也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陶然亭公园为了突出亭文化的特色，于1985年开始，在公园西南一角，占地十公顷，修建华夏名亭园。
这座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园中之园，本着“名亭求其真，环境写其神，重在陶然之意，妙在荟萃人文”的宗旨，从全国各地选择和仿建十余座名亭，如位于湖南汨罗纪念诗人屈原的独醒亭，浙江绍兴纪念“书圣”王羲之的兰亭碑亭和鹅池碑亭，四川成都纪念“诗圣”杜甫的少陵草堂碑亭，江苏无锡纪念“茶神”陆羽的二泉亭，江西九江纪念诗人白居易的浸月亭，安徽滁州纪念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四川眉山纪念文豪苏轼的百坡亭，江苏苏州纪念诗人苏舜钦的沧浪亭，以及由园林设计院设计的纪念“诗仙”李白的谪仙亭，等等，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精美建筑，或依山崖，或临流水，或傍茂林，或倚修竹，峰回路转，错落有致，各呈异彩，互为映带，为整个园林，增添了无限风光。
由古今书法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以及《琵琶行》、《赤壁赋》、《醉翁亭记》等经典之作，镌刻在相应的亭畔，向游人诉说着一个个文物典故和佳话传说，极大地提高了审美内涵和文化品位。
加上原来遍布各个角落的瑞像亭、望瑞亭、锦秋亭、南屏晚眺亭、览翠亭、风雨同舟亭等大小不同的、有名无名的亭子，约数十处之多，如朵朵奇葩，四处绽放，如颗颗珍珠，撒落满园，这方宝地简直称得上展示亭文化的博物馆和大观园。
漫步在华夏名亭园中，我忽发奇想：这些历代先贤、诗圣诗仙，如今跨越时空、比邻而居，在“菊黄佳酿熟”之际，聚会一堂，联袂唱和，把酒吟诗，举杯邀月，该是何等壮美的画面，何等浪漫的情怀，何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啊
这几年来，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陶然亭公园更滚动着银发浪潮。
大批离退休老人盘旋于此，各找其乐，各得其所。
你看，棋迷们围在石桌旁，楚河汉界，杀得正猛；戏迷们聚集在柳荫下，锣鼓铿锵，丝竹悠扬，京戏、评戏，唱得正欢；湖心岛上，爷爷奶奶们学着年轻的舞伴，翩翩起舞，仿佛减去了几十岁；月季园边，一群群、一队队歌唱爱好者，引吭高歌，随着《敖包相会》、《红莓花儿开》的旋律，重温逝去的青春年华；而在幽静的垂钓区，一个个垂钓者，气定神闲，怡然自在，静等鱼儿上钩；爱好武术的小伙子更在广场上一展矫健的身手，……如今这座城市园林，真正成了老小咸宜的休闲场所，普通百姓的欢乐海洋。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我在陶然亭旁边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退休之后，同老伴一起，每天必来此溜达一圈，健身强体，放飞心情，更对它充满眷念和感激之情。
我收藏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时光，我为它的发展变化感到欣慰，更为它的美好明天深深祝福。
(陈培仲)陶然亭名联赏窗前绿树分禅榻；城外青山到酒杯。
万荷倒影月痕绿；一雨洗秋山骨青。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凭高喜见诸天日；入座微闻百合香。
破除相思鹅儿酒；妆点新闻燕子钱。
喜得故园桑落酒；陶然共醉菊花杯。
载酒重来，问旧游几辈青云、几辈黄土；拈花一笑，看今日满城风雨、满城江湖。
十朝名士闲中老；一角西山恨里青。
（稚辛题）四面时常对屏嶂；众仙同日咏霓裳。
（赵曾望题）珠帘暮卷西山雨；阁道回看上苑花。
(王以敏集句题)穿狄小车疑泛艇；山林高阁当登山。
（曹学闵题）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
（沈朝初题）客醉共陶然，四面凉风吹酒醒；人生行乐耳，百年几日得身闲。
（蔡锦泉题）爽气抱城来，拄笏香山宜此地；绿荫生昼静，凭栏觅句几闲人。
（卢禅普题）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
（张照珏题）长戈满地，一亭独幽，客子河梁携手去；把酒问天，陶然共醉，西山秋
中国古代妇女的宗教生活（3000字）
对不起哦，好像有点跑题了啊 宗教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类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性生活，无论是禁欲和纵欲，都能找到一定的宗教渊源。
一、宗教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宗教生活中的一种十分普遍而且重要的现象。
古今中外的各种宗教，除了极少数宗教具有纵欲主义特征以外，几乎都有禁欲主义倾向，一些极端的宗教和教派甚至在教义规定上奉行极其严厉的苦行主义。
宗教禁欲主义主要表现为性的宗教禁忌，即由于宗教原因，在许多情况下，不允许男子接触女子并进行性交。
如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述，性的禁忌有许多原因，有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保证生产、战争或其它集体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有的则是由于某种信仰和崇拜。
当人们把支配自己生活的异己力量幻想为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或神圣事物，就会对此产生一种敬畏、爱戴或恐惧的宗教感情，不愿也不敢有丝毫玷污的表现。
父权制氏族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原始时代，这时，歧视妇女的观念已经产生，那时，人们认为妇女和性关系在某些特殊的时间和场合出现，意味着不洁净以至污秽，是为神灵所厌恶的，因此，是不允许的。
这样，就把性禁忌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性的宗教禁忌、宗教禁欲主义。
我国学者吕大吉指出，宗教禁忌可分为语言禁忌、作业禁忌、食物禁忌与性禁忌等许多形式，其中食物禁忌与性禁忌所禁制的对象是“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之大欲”，所以这两大禁忌具有禁欲主义性质，是原始宗教禁忌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于世的。
食物禁忌后来演变为各种宗教中的“斋戒制度”，而性禁忌则演变为各种宗教中的“洁身仪式”。
当然，由于不同的宗教体系有不同的教义、信条和神学理论，它们对斋戒、洁身之类的禁忌规定的性质和意义有不同的说明。
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人都会主张去恶从善，宗教当然不例外，而且，宗教还以其特有的神圣权威来强化社会对罪恶的反对态度。
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罪恶的表现、性质和根源，以及如何清除它。
一般说来，较大的宗教或教派多是用精神——物质、灵魂——肉体的二元论来解释个人在道德上之所以善或恶的原因，一般都认为灵魂本来是纯净的，物质和肉体才是不洁的、污秽的，道德罪恶是由于肉体的物质的欲求对灵魂的污染，所以物质追求和肉体情欲乃是万恶之源，只有否定物质生活并禁绝情欲，才是灵魂得救之道。
同时，许多宗教都把妇女看成是诱发人的肉体情欲、造成道德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定出歧视妇女的教义和性禁忌方面的禁律规定，反对男女性生活，并进而反对婚姻和家庭。
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是第一大宗教，佛教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诸行无常，人生极苦。
它认为，只要是生命，其整个生活历程总是苦的，即使今世大富大贵，也难免生老病死之苦。
因此，佛教要求其信仰者放弃一切尘世生活，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那超自然的“极乐净土”，从而享受一种“涅盘之乐”。
佛教对现世幸福是根本否定的，认为众生只能放弃任何享受现世幸福的欲求，在禁制情欲的宗教修行生活中度过苦难的人生。
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禁忌中，佛教对人的性本能更是严格地予以禁制，这是因为，性本能引起的冲动和欲望，最能引致佛徒们感情上的骚动和烦恼，所以规定其弟子最好抛妻别子，出家修行，修习禅定。
佛教认为，凡修习禅定达到阿罗果位者，应已断尽一切烦恼，禁绝性方面的生理欲望，不仅要断绝男女性生活，甚至连梦中遗精、性幻想之类的事情也不许出现。
从根本上说，宗教禁欲主义是消极的，因为它扼杀了人性。
宗教学家吕大吉说： 人性乃是人类社会生命力的内在基础，创造性的内在源泉。
禁制人性欲求，势必萎缩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不利于文明的创造和社会的进步。
宗教禁欲主义用神的名义禁制人的自然情欲，把人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视为道德上的恶，把人的注意中心从人引向神，从现实社会引向虚无缥缈的来世，其社会效果显然是消极的。
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宗教禁欲主义愈是盛行，人性情欲被禁制得愈是严苛，那个民族便愈是愚昧无知，那个社会便丧失生机，陷于停滞、落后、僵化、直至死亡。
要想使那个民族恢复其生命力和创造性，便必须重新夺回丧失了的人性，使之重新回归到人的自身，而这就需要有否定宗教禁欲主义的启蒙思潮。
二、僧、尼、冠的禁欲和纵欲 既然宗教从本质上看是禁欲主义的，那么一般说来，僧、尼、冠等人一般都要舍弃情欲，否则就是玷污佛门，有辱教规。
可是，性是每一个正常人的自然需要，是很难彻底消除的，这些人常常处于性压抑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中国古代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老和尚拣了一个弃婴，在深山古寺中长大，从未下过山，不了解尘世是什么模样。
到15岁，师傅带他下山，他看到一切事情都感到新鲜，问师傅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迎面走过来一个姑娘，小和尚从未见过女人，就问师傅：“这是什么
”师傅怕他动了凡心，就说：“这是吃人的老虎
”回山以后，师傅问他下山后看到那么多东西，对什么最喜欢
小和尚不假思索地说，对“吃人的老虎” 最喜欢。
过去有僧人咏猫叫春的诗：“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也典型地反映出其性压抑心理。
卜迦丘的《十日谈》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可见性的自然属性是不可磨灭的，对性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的自然需要，一般人是如此，皈依佛门、道门的人也难例外，可以说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规律。
在古今中外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常常描绘和尚、尼姑、教徒、神父这方面的矛盾情况，例如至今还保存在嘉峪关城搂内戏台上的明代壁画“老僧窥女”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一个老和尚经常从徒弟手持的铜镜中偷看对楼的少妇，有个小和尚也要偷看，却被老和尚按着头制止了。
而对楼的那个少妇由于长期被老和尚窥视，竟生了一个怪胎。
——生怪胎固然是神话，而和尚动春心却不是个别的。
这方面的记述与描绘在明朝以前已有很多。
再以壁画而言，在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南后部中层，有一幅《小沙弥守戒自杀因缘》的北魏壁画，内容是：有一长者，笃信佛教，送其子到一高僧门下为沙弥。
有一居士，每日供养寺庙高僧。
有一天，居士外出赴宴，留其女在家看守门户，忘了给寺庙僧人送食物。
高僧派小沙弥到居士家取食，少女一见沙弥，心生爱慕之情，求与沙弥婚配。
可是沙弥守戒志坚，不舍佛法，当即反锁门户，自杀殉戒。
少女破门而入，见沙弥身亡，悲呼哀泣。
居士回家后问明原因，呈报国王，依法缴纳罚金赎过。
国王为了表彰沙弥守戒的高行，以香木火化其尸，起塔供养。
这个小沙弥似乎是坚守佛戒的典型，但是，如果他不为少女所动，坚决拒绝、掉头离去就可以了，何必自杀呢
自杀，正是难熬的欲火和难违的佛规在内心剧烈斗争而又无法解脱所产生的后果。
同时，国王对这个自杀的沙弥如此大肆表彰，正说明了僧徒守戒之不易，如果普遍不为女色所动，那么突出地表彰也无必要了。
实际情况是，在历史上有不少僧、尼、冠仍旧在不同程度地享受性的欢乐，甚至纵欲，这说明了人的情欲是很难被清规戒律所压抑以至消灭的。
当然，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人的素质不同，皈依佛门、道门的目的和动机不同，对情欲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有些人为僧或为尼、为冠是为了诚挚的信仰，他们遵守教规一般就比较自觉。
但多数人是为各种境遇所迫或饱经世态炎凉而进入寺观寻求归宿的，例如有人是寄身寺观寻口饭吃；有些妓女年老色衰以后出家：宫人、宫妓入道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她们年老出宫后无依无靠，大多以寺观为最后安身之地，如唐代长安政平坊安国观中的女道士大多是上阳宫人。
诗人曾有“萧萧白发出宫门，羽服星冠道意存” ，“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之叹。
敦煌莫高窟唐445窟壁画《弥勒经变》中所描绘的王室伎妃剃度图，就反映了早期妓女出家为尼的历史真实。
画上有一大群伎妃被圈在帐中等待剃度，有二伎正在剃发，另有二伎已经剃完正跪在地上向佛礼拜。
至于有些怀着特殊目的而入教门的就更难说了，有些贵族妇女正是为了寻求一块自由、开放的土地而入道的。
最著名的唐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和同时出家的金仙公主就是这样，她们当了女道士不失公主的一切荣华富贵，朝廷照例供给她们资财，然而生活却比做公主更自由，更不受约束。
也正因为女道士生活更自由一些，所以公主们多半不入佛寺而入道观。
至于杨贵妃之作女道士，不过是唐玄宗为将儿媳变为妃子而玩弄的把戏，以此掩天下人的耳目罢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少女道士似乎是风流人物的代名词。
那位入道的玉真公主在唐玄宗时代是有名的“交际花”，她常常出入宫廷，和哥哥唐玄宗以及达官贵幸们一起游玩，唐诗中有当时近臣们专写与玉真公主同游的唱和之作。
当时的女冠、女尼们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李白曾送他的朋友女道士褚三清出游南岳，赋诗赠别说：“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
”看来这些女道士是很自由浪漫的。
女道士有时在道观中公开讲经，惹得一些纨袴子弟前来争相观看：“华山女儿家奉道……洗妆试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讲真经。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迎脚不停。
……仙梯难攀俗缘垂，浪凭青鸟通丁宁。
”韩愈的这首诗把女道士的容貌风姿，以及招蜂引蝶的情况描述得很清楚了。
这些女道士的交游很广，行迹放诞风流，她们广交达官名士，与他们诗词酬酢，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谈笑戏谑，可谓无所不至。
当时有名的才女道士鱼玄机、李季兰等都可谓是“社交名星”。
“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李季兰在开元寺与诸文士聚会，席上她巧妙地借“山气日夕佳”的诗句来讥诮刘长卿的疝气病，惹得举座大笑。
女道士竟和男子开这种玩笑，其自由、开放可见一般。
在这些男女交往活动中，她们当然不会那么清心寡欲，而是无拘无束地追求着爱情。
鱼玄机和温庭筠、李郢等名士都有爱情关系；李季兰与文士阎伯均、朱放等相恋至深；女道士宋华阳三姐妹与李商隐也有缱绻之情。
这样的风流韵事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唐代为数不少。
有一次唐宣宗微服私访，见到女道士们一个个浓妆艳抹，十分恼怒，命令把她们全部赶出道观。
在唐诗中，诗人与女冠、女尼们赠答的情诗或戏谑调笑的诗比比皆是。
刘言史《赠童尼》云：“旧时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料得襄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
”这样的艳诗竟是送给尼姑的。
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诗中有“此时空床难独守，此日别离卿可久”之句，男女道士竟成了双栖鸳鸯。
还有一些女冠、女尼与男子产生爱情，因而还俗成家，缔结姻缘。
如周宝的妻子崔氏本来是个女道士，后来被周宝越墙偷走，做了夫妻。
在唐代，宗教与性的联系决不止于民间和女道士。
当时，宫廷修佛释道场，纵容僧道跋扈。
佛寺壁画所绘的金碧裸女佛像，诱惑世人以彼岸乐土的梦幻世界，并非宋人以后托钵苦行尊者的形象。
唐时的僧尼不仅娶亲食肉，而且有不少人纵欲淫乐。
武则天执政时期，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蓄弟子百余人，淫秽无所不为。
由于武后荒淫放纵，耽内习，至宜都内人有“阴事主天”之论，而武后的男宠薛怀义在宫中建明堂，夹伫大像，作无遮大会，都是以佛门作为享乐的殿堂。
以上这些情况，从今日的宗教观点来看，实在是玷污教门，违反教规。
但是从性学的观点来看，以上某些情况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某些情况是作为对性压抑的反动而出现的性放纵。
而且，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耽溺于美和感官的享受，一般人的宗教信仰，丝毫没有顾虑死后世界的不安，而只有追求现世的物欲，他们把追求物欲、情欲的满足和炽热的宗教热忱结合在一起，这往往是后人所很难理解的。
这种情况，当然不仅唐代这么广泛和严重，就如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尔朱龙攻入洛阳，当时就有数十名英武的骑兵进入瑶光寺，和尼姑奸宿。
此后有人讥讽此事云：“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北魏王文同曾在巡察河北诸郡时对寺院进行检查，“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
萧梁时郭祖深也曾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蓄养女，僧尼多非法，养女服罗纨。
” 以上某些情况，直至明、清之际，也未完全断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性禁锢的一个高峰，但仍有女道士与名士们的交游以至发生暧昧关系。
龚旷《耕余琐闻》云： （王）韵香住东门内双修庵，亦已削发，自号清微道人，貌不甚美，而举止大方，吐属闲雅，小楷仿灵飞经，兼善画兰。
其所居三面玻璃窗，陈设精洁，凡往来达官贵人路过必相访，籍为游息燕饮之所。
倘留酒饭，只旁坐不共席，最为顾某所眷，题画诗每为代作。
因为顾子屡次借钱，用过千串，又借两金钏，诸徒啧有烦言，遂致气愤自缢死，时年四十九，正在料理开正做寿诸事，礼物已收不少，乃一旦遽轻其生。
林少穆制军曾赠以素心书屋匾额。
从以上叙述看来，这似乎是一家高级妓院，“凡达官贵人路过必相访”，“倘留酒饭，只旁坐不共席，最为顾某所眷”，也可见其交游之广，并和某些名士有特殊关系。
到了清代，还有这样“交际花”式的女道士，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佛教密宗与“欢喜天” 宗教从本质上看是禁欲的，但是并非每一种宗教都是如此，并非同一种宗教每个时期都是如此，也非同一种宗教的各个教派都是如此。
如前所述，在唐代，宗教并不那么禁欲；在各种宗教中，道家主张采补之术，研究房中养生，在性方面相对地是最开放的；而佛教在这方面就要保守得多。
但是我国的佛教又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许多教派，其中佛教密宗在性方面最为开放，在经典、佛教的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的性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欢喜天”。
“欢喜天”大多是佛教密宗中作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即密宗佛像，俗称欢喜佛，由于天神省称为“天”，所以也称“欢喜天”，又称“大圣欢喜天”。
佛教本来戒淫， 但《大日经》 云：“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
这 “究竟”可理解为彻底和极尽，是目的之所在；而“方便”可理解为便通和善巧，是手段的运用，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受某些佛教戒律的约束。
如佛教密宗则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通称“明妃”）。
“欢喜天” 的形象多变，常见的有金刚、明王、观世音菩萨等，大都拥抱明妃”作交欢状。
“欢喜天”有单身、双身两种。
除了表示大愤怒、大胜利、大欢喜之外，单体、双体都是裸体，象征脱离尘垢界。
双体拥抱，男天代表方法，女天代表智慧，即所谓方法与智慧双成之意。
还有一种含义，说“欢喜天”是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双体拥抱是男女通过性交以“合炼”、“双修”。
有人认为“欢喜天”有鼓励生殖的含义。
如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云： “欢喜天”相传出自蒙古。
某喇嘛因佛教盛行男人多持独身主义，而不欲结婚，于是人种日衰，一部落仅数人，见而大悲，恐人类之灭绝也，遂幻其说，谓交媾本佛所有事，制为各种雄雌交媾状，名之曰欢喜佛，独身之俗渐消。
但是，一部分佛教徒把“欢喜天”的男像当作佛的化身，把女像作为妖魔与俘虏的化身。
另一部分佛教徒则不承认这种解释，他们说女像是佛的化身，男像原先是异教的魔王，后来投降佛教，充当了佛教的“护法金刚”——这种说法不仅为西密和台密中的一部分佛教徒所坚持，更在东密的日本所流传。
对此，经典上也有记述，《四部毗那夜迦法》中说： 观世音菩萨大悲熏心，以慈善根力化为毗那夜迦身，往欢喜王所，于时彼王见此妇女，欲心炽盛，欲触彼那夜迦女，而抱其身。
于是，障女形不肯受之，彼那王即忧作敬，于是彼女言，我虽似障女，自昔以来，能忧佛教，得袈裟，汝若实欲触我身者，可随我教，即如我至尽未来世，能为护法不
可从我护诸行人，莫作障碍不
又依我已后莫作毒心不耶
汝受如如敬者，为我亲友。
时毗那夜王（即欢喜王）言，我依缘今值汝等，从今已后，随汝等语，守护法。
于是毗那夜迦女含笑，而相抱时彼作欢喜言，善哉，善哉，我等今者依汝敕语，至于未来护持佛法，不作障碍而已。
乃可知女，观自在菩萨也。
是则如经所说，应以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以上也是佛教密宗时“欢喜天”来历的附会之说。
西密和台密的传说是：本尊（即指那个凶恶的男佛像）为大自在天神，即有权势的婆罗门教徒，久恼害教（危害佛教），杀业重重，众生多苦。
佛（指释迦牟尼）派十一面观世音收服，遂列入佛教护法天神之一为佛教捍卫。
上述传说还比较隐讳，而东密（日本密宗）的传说则更为明显地包含了性成分。
他们认为双体“欢喜天”中那个男像名叫“毗那夜迦”，是崇信婆罗门教的国王，手下兵多势大，常常残害佛教徒，释迦牟尼派观世音化成美女，去和毗那夜迦结为夫妻，后来这个毗那夜迦因醉于女色而投降佛教，充当了佛坛（即曼荼罗）上众金刚中的主尊（领袖）。
后世主持男女恋爱之神，就是这个毗那夜迦。
当然，也有不少佛教徒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施用“美人计”，实在太违反佛教的教规，太荒唐了。
在我国，佛教密宗古已有之。
密宗在唐朝盛行时，密宗佛像较多地供奉于中国各地的寺庙之内。
日本传入这种佛像，就是始自中国的唐朝。
可是唐末大乱，密宗教门遭受破坏，密宗佛像也几乎被摧毁无遗。
到了元朝，喇嘛教兴起。
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我国的藏族、蒙古族等地区。
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
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尼泊尔公主墀尊和唐文成公主的影响下，信奉了佛教。
公元8世纪时，天竺僧人寂护、莲华生等到吐蕃来传播显、密两系佛教。
可是到了公元9世纪，赞普朗达玛却禁止佛教流传。
到了公元10世纪后期，在吐蕃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扶植下，佛教以喇嘛教的形式得到复兴。
到了13世纪中期，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出征西藏，大力提倡佛教密宗，密宗佛像也就随之而传入蒙古。
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佛教密宗又随之传入华北各地，以山西五台山为佛教密宗总禅林。
明、清两朝，全都利用喇嘛以怀柔蒙、藏，于是密宗佛像也就普遍地供奉于许多喇嘛寺庙之中。
目前我国还保存着的“欢喜天”大都是元代及元代以后的遗留。
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所保存的许多“欢喜天”壁画（都是元代遗留下来的。
“欢喜天”在清朝的前期，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是改建雍和宫。
雍和宫修建于康熙三十三年，原是雍正帝胤祯即位前的府邸。
雍正即位后将此邸一半改为黄喇嘛的上院，一半改为行宫，在黄喇嘛的上院里，放置了许多“欢喜天”。
民国初年，燕北老人在《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一书里，提到了“雍和宫之诲淫”。
作者描述道：“北京的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
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女。
是等不可思议之佛像，属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杀二字而已，然内廷供奉，喊声不绝”。
乾隆时，宫中曾铸造了两套铜佛，一存热河宫，一存北京故宫，每套都有八千尊，差不多包括了喇嘛教的一切佛像。
这八千尊铜佛每尊高不足一尺，镂制工细，座上刻有佛名。
民国初年时，热河的一套铜佛已流散民间。
“欢喜天”的雕像与壁画，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如著名的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甘肃的敦煌和拉卜楞寺、四川甘孜的一些藏族寺庙等。
“欢喜天”除铜铸外还有牙雕。
清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二曾提到一种奇特的“欢喜天”：“（彭）躬庵于燕都曾见一箧，中藏乌思藏（西藏）欢喜佛象二躯，作男女交媾状，非金非石非木，俨然血肉也，须发皆真，不知其为何物。
”这种情况诡谲神秘，但目前很难考证了。
一些封建帝王之所以设置“欢喜天”，一则是由于宗教信仰，但与性生活也有密切关系。
《雍乾异人传》里有一段记载，把清朝宫廷中设置欢喜佛，皇帝借欢喜佛为媒与妃嫔交欢，宫中喇嘛僧推波助澜，以房术固宠并分一杯羹的情形都作了生动的描述。
至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等等，就更明显了。
佛教和性的关系当然不仅是“欢喜天”。
在一些佛教经典中，有时也有性交文字，相对地说，密宗经典中更多一些。
例如在《佛说秘密相经》中，有这样一段： 作是观想时，即同一体性自身金刚杵，住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
作是敬爱时，得成无上佛菩提果，或成刚手等，或莲华部大菩萨，或余一切逾始多众。
当作和合相应法时，此菩萨悉离一切罪垢染着。
如是，当知彼金刚部大菩萨入莲华部时，要如来部而作敬爱。
如是诸大菩萨等，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
然于所作法中无所欲想，何以故
金刚手菩萨摩诃萨：以金刚杵被诸欲故。
是故获得一切逾始多无上秘密莲花成就。
在《佛说秘密相经》中还说： 尔时世尊大毘卢遮那如来，钻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
金刚手，汝今当知彼金刚杵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
是故于彼清净莲花之中，而金刚杵住于其上，乃入彼中，发起金刚真实持诵，然后金刚及彼莲华二事相击，成就二种清净乳相。
一谓金刚乳相，二谓莲华乳相。
于二相中出生一大菩萨妙善之相，复次出生一大菩萨猛恶之相。
菩萨所现二种相者，但为调伏利益一切众生，由此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
以上这两段佛经似乎很晦涩，读起来也拗口，但是，经文中的“金刚杵”是指男根，“莲华”、“莲花”即指女阴，这样一解释，经文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原来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论性交。
“同一体性自身金刚杵，住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原来是指性交。
性交是十分快乐的，“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
性交又是十分神圣的，”汝今当知彼金刚杵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
”性交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能“调伏一切众生，由此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
”真是善哉，善哉
看来，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经，并不搞性禁锢、性压迫那一套，而是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符合人性的发展需要。
性交本来就是高尚的、必要的、快乐的、自然的事情，只是后人把它说得污秽与下流了。
故宫祭祀
桂林山水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著称，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美誉。
桂林市现有总人口476万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壮、回、苗、瑶、侗等28个少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8.5%左右，共有少数民族68万人。
它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东经109'45'-104'40'，北纬24'18'-25'41'，市辖秀峰、象山、七星、叠彩、雁山五城区和灵川、兴安、全州、临桂、阳朔、平乐、荔浦、龙胜、永福、、资源、灌阳十二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7809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565平方公里。
1982年国务院公布桂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桂林市区宝积山和甑皮岩洞穴发现多种距今约一万年前的人类遗物。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漓水系，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这是“桂林”名称的最早起源，但郡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市。
两千多年来，桂林先后成为郡、州、府、县治的所在地。
1940年始设桂林市，曾长期为广西省府。
解放后，桂林为省辖市。
1998年9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和桂林地区合并，组建成新的桂林市。
桂林是一座以山水秀丽和文物古迹众多为主要特征的风景游览城市。
桂林岩溶地貌最为发育，最为典型，辖区内洞穴、石峰数以千计，大小湖塘数百个，其间河谷开阔平缓，山多平地拔起，孤峰、流泉、峰丛、峰林环布，漓江依山势流转，江中为洲，间有险滩、流泉、飞瀑，是桂林山水精华之所在，形成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山水”。
百里漓江水绕青山山绕水，山浮绿水水浮山”。
芦笛岩、、莲花洞、冠岩等洞穴形态奇异，堪称“洞穴瑰宝”。
市区千峰环立，一水抱城，景中建城，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独秀峰、塔山等，城中见景，城景交融，世所罕见。
桂林人文资源十分丰富，纳文物古迹、民族风情、村寨风光于一体，并与山水景观有机结合、相互交辉。
甑皮岩洞穴遗址、兴安灵渠、明靖江王府和靖江王墓群、桂海碑林、花桥、八路军办事处、李宗仁故居等文物古迹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全市聚居的壮、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保持着古朴、奇特、多彩的民俗风情，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达努节，苗族芦笙节、拉鼓节，侗族花炮节、冬节对中外旅游者具有极大吸引力。
桂林旅游资源数量多、景区广、地域组合好，整个桂林旅游区以桂林市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呈圈层分布，方圆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
根据景区特色，大致可划分为六大景区：即桂林——漓江——阳朔山水景区、兴安灵渠景区、猫儿山高山景区、龙胜花坪原始森林景区、海洋——高尚银杏林景区、青狮潭水库景区。
1979年桂林被国务院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七·五”期间全国七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
桂林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三冬少雪，四季常花”之说。
每年4月至10月是最佳旅游季节。
战国时期赵国的官职级别及大小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所谓职官，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这里面有职官的名称、职权范围和品级地位等方面的内容。
科举是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一种选官制度，与职官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我国古代国家制度中的一项重大发明。
职官 我国国家的产生，开始于夏代，而职官的设置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出现的，所以讲职官，也只能从夏代开始。
我国古代的职官，历代建置不同，其间因袭变革、增加减少，情况十分复杂。
我国古代职官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夏、商两代，前后大约一千年。
（商）国君称“后”称“王”，手下主要官员称“史”、“巫”。
商后期王族长老称“父师”、“少师”，对王负有辅佐之责，如箕子、比干。
管理家务的臣仆称“臣”、“宰”、“尹”等。
（殷纣王在位，昏庸无道，倒行逆施，他的哥哥微子辞职隐去；他的叔叔箕子多次力谏，被罚作奴隶；纣王的另一叔叔比干，则因进谏被剖心致死。
孔子说，“殷有三仁焉”。
）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到春秋，大约六、七百年。
国君称“天子”、“天王”。
王位继承人称“太子”、“东宫”。
王妻称“后”。
（曰：溥（p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王室是中央政府，而国和邑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中除王以外，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职务最高，王年幼或缺位时他们可以代王行事。
以卿士为首的政务部门管理军事、行政、司法、外事等职，以太史为首的教育文化部门管理神事、教育、秘书、历法等职，金文并称之为“卿士寮”、“太史寮”。
卿士之下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大夫，司徒掌管土地和役徒，司马掌管军赋和车马，司空掌管筑城修路等重大工程。
太史之下有内史、御史、太卜、宗伯、乐师等职，内史掌管策命卿大夫之事，御史掌管档案，太卜掌管占卜，宗伯掌管祭祀礼仪，乐师掌管音乐与教育。
临时设置的辅导君主礼仪的称“相”，总管王家事务的称“宰”或“太宰”、“冢宰”，负责王宫警卫并教习武艺的称“师氏”或“师”，王宫的卫士称“虎贲（bēn）”，王的近臣称“小臣”。
地方政府设置大约与中央政府相同，不过，执政的卿由周天子任命，并世代相袭，只能称“卿”或“政卿”、“正卿”，不能称“卿士”。
第三个时期从战国开始，一直延续地清末，时间长达两千三百多年。
此时期的特点是：①君主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权力高度集中；②在国家机构中，巫史和宗室贵族不占重要地位，而君主的臣仆和侍从上升的主要地位；③统治的地区越来越辽阔，机构也越来越庞大，职务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变化复杂。
1、国君 夏、商、周称“后”、“王”、“天子”、“天王”。
战国开始称“皇”、“帝”。
（帝本是至上神的称号，皇原本是形容帝的。
）秦开始称“皇帝”，直至辛亥革命才结束。
匈奴称“单（chán）于”、单于妻称“阏氏（yānzhī）”，乌孙称“昆莫”，高车称“候娄訇（fú）勒”，鲜卑、柔然、突厥、回纥（hé）、契丹、蒙古等称“可汗（kèhán）”，简称“汗”；土蕃称“赞普”。
2、宰相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
夏商是巫史，西周春秋是公卿，战国以后是宰相。
宰相是从国君的家臣发展起来的，宰本是君主的总管家的称呼，相是辅助的意思，用家臣的头目管理国事，这就是宰相的实质。
宰相的称呼最早见于：“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宰相的官职起源要更早，楚国设置“令尹”，齐国、秦国设置“相”，宋国设置“大尹”，吴国设置“太宰”即是。
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宰相。
秦统一后，宰相之职称作“丞相”。
汉武帝后，宰相的职权转到尚书台（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其长官叫尚书令（宦官担任称中书令）。
，权臣董卓、曹操等回复丞相或相国之职，但是他们自任此职，实权在皇帝之上。
魏晋以后，尚书台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
尚书台的长官、副长官都是宰相之职。
尚书台由内廷文书机关变为外廷的行政机构以后，为收发文书、起草和传达诏令的需要，另设中书省为文书处理机关，其长官为中书监和中书令，中书监和中书令也是宰相之职。
中书省因掌管机要，接近皇帝，其地位比尚书省更为重要，古时有“凤凰池”和“凤池”之称。
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所以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
隋唐两代，宰相名称有所改变。
中书令隋代称内史令、内书令，唐代称右相、凤阁令、紫微令等。
尚书令因为秦王时曾任此职，后来不置，所以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只有左右仆射（yè）。
北宋另设中书内省于禁中，为宰相的办事机构，称“政事堂”、“中书门下”、“中书”等。
宋代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其长官枢密使、副使与福相称执政官，与宰相一起合称“宰执”。
明代废除中书省及宰相等职，设立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格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
后来这些入阁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大学士称“元辅”、“首辅”，职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
清初仿明制。
实际任宰相职务的，是康熙时的“南书房行走”，雍正以后的“军机大臣”。
在各种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这是由君主专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
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3、中央各部门长官 政府机构的划分，大约是从西周开始的。
西周分管部门共有六个：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宗伯。
这六个官职代表了六个部门。
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一般都是大夫。
秦汉时期有“九卿”之说，“九卿”是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敬的称号。
君主家事与国事不分，政治事务与宫廷事务混杂在一起，是秦汉九卿的重要特点。
①太常（奉常）掌宗庙礼仪，其属下有太史令掌天象历法，太医令掌医疗，博士掌经学传授；②郎中令掌宫殿门户的守卫，其属下有大夫掌议论，有谒者掌引见传达；③卫尉掌宫门警卫；④太仆掌皇帝车马，兼管全国的马政；⑤廷尉为全国最高司法官；⑥典客掌接待少数民族事；⑦宗正掌皇族事务；⑧治粟内史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⑨少府掌皇家钱财、皇室用品供应及各项宫廷服务事宜。
九卿之外，有执金吾掌京师治安，将作大匠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大长秋掌宣达皇后旨意与管理宫中事务。
九卿加上此三卿即为十二卿。
魏晋以后，尚书机构得到迅速发展。
尚书台的总人数由秦时的七人猛增到六十多人，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
以后尚书各曹逐渐变为部，到隋唐时确定为六部，唐代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此后一直沿用到清代。
六部是隋唐以后主要的政务部门。
①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②户部掌管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事； ③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等事；④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及军事行政；⑤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⑥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事。
六部取代的秦汉九卿的大部分职权，九卿名称虽还存在，但内容有很大变化，有的甚至完全不同了，如：①太常称太常寺卿；②光禄勋称光禄寺卿；③卫尉称卫尉寺卿；④太仆称太仆寺卿；⑤廷尉称大理寺卿；⑥宗正称宗正寺卿；⑦大鸿胪称鸿胪寺卿；⑧大司农称司农寺卿；⑨太府称太府寺卿。
九寺到清代只剩下五个：即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
北魏、北齐设置的昭玄寺，以大统、统为长官，是我国第一个掌管佛教的专门机构。
隋唐开始设五监。
唐代的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
①国子监是主管学校教育的机构；②少府监是掌皇家钱财、皇室用品供应及各项宫廷服务事宜的机构；③将作监是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的机构；④军器监是掌管军器制造、保管、发放的机构；⑤都水监是掌河渠、津梁、堤堰等事的机构。
五监到清代只剩下国子监，而另四监都先后归并工部。
在明清时新设钦天监，掌天文历法。
除此外，隋唐至清代还先后设立太医院，宗人府等。
清代的中央行政部门可以归结为六部、五寺、二监、二院、一府，共十六个机构。
4、武官 西周军政不分，统治者既管行政，也管军事，作战时军队分左中右三军。
春秋时分上中下三军，三军将领称将上军、将中军（又称元帅）、将下军，此是武职设置之始。
秦汉以后，武官的设置可分为三个方面：①警卫皇宫和京师的将领；②掌管军事行政的武职；③领兵作战的将帅。
太尉（汉武帝时称大司马）掌全国军事行政。
高级武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
魏晋以后，权位最高的大臣出征时往往加以“假黄钺”的称号，有代表皇帝亲征之意；地方军政长官加以“使持节”的称号，给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的权力。
武职的幕僚称参军或参军事。
唐朝时，都督带使持节的，称节度使。
中唐以后，朝廷组成新的中央禁军共十个：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策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威军（势力最强，中设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为禁军统帅），各置大将军、将军、龙武、神策、神武等为统军。
宋代正规军都称为禁兵，仁宗时达八十多万人。
禁兵由三衙统领，三衙长官分别称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
教练武艺的军官称都教头、教头，单称教头的地位很低。
（如林冲）禁兵的调动权在枢密院，由皇帝直接控制。
枢密院是军事行政机关，长官为枢密使。
在地方路、府、州，设兵马总管或兵马都监（简称都监），或提辖兵甲（简称提辖）。
（如张都监、鲁提辖）元朝时的卫队叫“怯薛”，首长称怯薛长。
忽必烈时，成立左、右、中、前、后五卫亲军，作为拱卫京师的常备军，每卫设都指挥使统领。
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
卫是基本的军事编制，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
其长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旗下还有总旗、小旗。
皇帝的亲军从十二卫增至二十六卫，就是其中之一。
清代的军队分为八旗与绿营两个系统。
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绿营兵也称绿旗兵，是清入关后招募汉人组成的。
管辖绿营兵的称。
驻防各地将军的职衔都冠以所驻地名，如盛京将军、伊犁将军等。
清代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在地方临时招募的兵卒称为“勇”，其军队称为“勇营”。
和建立的湘军和淮军就是清政府镇压起义军的主要武装。
5、监官与谏官 监官是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的官吏（耳目）。
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
监官和谏官，古代并称台谏，也通称言官。
监官最早设于战国，当时由君主的秘书——御史兼任。
秦与西汉设立御史府，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辅佐。
在内廷保管档案并督促百官的，称侍御史；出外监察郡县的称监御史。
遇有特别紧急情况的，皇帝临时派遣有诛杀之权的御史，称为绣衣御史，或称绣衣直指。
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御史中丞为长官，转属少府，成为专门的监察机关，别称宪台。
从此之后，御史为监察官的专称。
魏晋以后，御史台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全国性的监察机构。
唐代御史台分为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
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
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为长官，掌司法与监察，有监司之称。
清代都察院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长官。
谏官的设置比监官早。
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之始。
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属于谏官性质。
秦汉时有谏官之设，但是没有专门的谏官机构。
汉代置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中散大夫、议郎等官职，都属光禄勋，掌议论，侍从皇帝，顾问应付。
东汉侍中、中常侍成为正式官称，属少府。
隋朝改侍中为纳言，武则天时增置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
宋改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并置谏院，作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司谏、正言为其所属。
辽以后，谏官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
6、君主的秘书与文学侍从 秘书是指在君主左右从事文字图书等工作的官员。
君主的秘书是从史官的职务分化、发展出来的。
战国时期君主的秘书有御史、主书、掌书、御书、尚书等不同的称呼；为备君主随时咨询的文学之士称为学士、博士、博闻师等。
秦汉时的御史大夫为秘书之长，属兰台。
兰台是宫内收藏图书和档案的地方。
西汉的麒麟阁、东汉的东观（guàn）都是禁中藏书之所，皇帝命别的官员入掌其事。
东汉置秘书监，太史令仅掌天文历法，无修史之职。
史书的修撰，由皇帝临时指定文学之士在东观进行，称为著作东观。
汉宣帝召集名儒讲经于石渠阁，汉章帝召集名儒讲经于白虎观，此时为侍讲之始，有讲郎之称。
记载皇帝的言行，（修起居注）多由宫内女史担任，也有皇后亲自撰写。
隋唐时以中书省之中书舍人掌制诰（撰拟诏旨）之职。
中书舍人的职称，有多次的改变，隋至唐初称内史舍人、内书舍人，武则天时称凤阁舍人，简称舍人。
翰林院之设，始于唐代，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文学之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唐玄宗初置翰林待诏，又改为翰林供奉，后改为学士，置学士院，入院的称翰林学士。
唐代的秘书省曾改称兰台、麟台。
北齐始设史馆，唐太宗以史馆为宰相兼领职所，称为监修国史。
唐又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掌修起居注之事。
唐初置弘文馆，掌四部书及其他图籍。
开元年间，又设集贤殿书院，以宰相一人为学士，掌刊辑经籍、撰集文章，缮写御本等。
弘文馆、集贤殿书院的学士也受命参与机密，草拟诏旨。
中唐以后，皇帝对学士的礼遇，常超过宰相。
宋代对学士尤为重视，学士院改称翰林学士院，或称翰苑、禁林，因地在宫禁，待遇优异，号称玉署、玉堂。
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
后又在此中建秘阁，设龙图阁、天章阁等十一阁，分藏太宗等皇帝的御书和御制文集。
三馆和诸阁，通称馆阁。
馆阁之选，皆天下俊杰，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
明代将制诰、著作、修史、图籍等职都合并于翰林院，别称词林，从此翰林才成为文学之士的专称，翰林院也正式成为外朝官署。
清初置文馆，处文学侍从之臣，称为文馆大学士。
后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
内国史院掌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内秘书院掌撰拟对外文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注释古今政事得失，为皇帝进讲，为皇子侍讲。
7、学官 学官又称教官，是指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
传说夏代就有学校。
最早的学校叫庠（xiáng）、序、校，以教武艺为主。
西周的学校有大学、小学之分。
天子的大学叫辟（bì）雍，诸侯的大学叫頖（泮pàn）宫，以师氏掌教武艺，以乐正掌教诗书礼乐，以司成为掌学之官。
秦及汉初有博士官。
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设五经博士，从此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成为一种教职。
西汉有博士仆射为其首领，东汉改称博士祭酒。
博士讲学的地方称太学，博士弟子称太学生，博士就是当时的大学教师之称。
郡县也普遍设立学校，郡国曰学，县邑曰校，乡曰庠，聚曰序。
北齐始立中央专门的教育机构，称为国子寺，主官为祭酒。
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所属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各置博士。
藏书与讲学相结合的书院，出现在五代，兴盛于宋代，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受业者称创办者为山长。
明国子监与国子学合一，清代国子监沿袭明制。
光绪年间改设学部，各省设提督学政，简称学政，也称督学使者，别称学台。
学政为一省教育事业的最高长官。
8、宫廷事务官 宫廷事务馆是指为君主及其家室服务的职官。
这类职官起源于君主的家臣，夏商已有臣、尹、宰等家臣之称。
明代无总管宫廷事务的机构，宫廷事务由宦官和女官分掌。
宦官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等共二十四衙门，各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等官。
清代设内务府为总管宫廷事务的机关。
内务府管辖的机构有七司三院。
除七司三院外，还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处、织染局、御茶膳房、御药房、养心殿造办等处。
9、地方长官 西周实行分封制，地方长官为诸侯与大夫两级，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
战国时期，郡的长官称守（或太守），县的长官称令。
秦统一后，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
汉代列侯所食县叫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叫邑。
侯国的行政长官称相。
汉武帝初置十三州，为监察区，每州设刺史（有时称牧）。
北齐县分九等，长官都称令。
郡长官仍称太守。
州长官称刺史。
唐初置十道，玄宗时增至十五道，为监察区，每道设观察使（按察使、采访使）。
唐代的军区置都督府，都督加使持节称节度使。
节度使初设于边镇，后遍设于内地。
节度使一身兼军事、行政、督察三种职务，成为权力很大的地方军政长官。
宋代的地方行政，又有新的变化。
朝廷派朝官知（主持）某县事，简称知县；州的行政长官称权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
辽代州的长官为节度使，或观察使、或团练使、或防御史、或刺史等。
县的长官为令。
明代省的下一级政区为府，府的地位相当于汉代的郡、唐代的州。
府的长官称知府，京府则称府尹。
州有两种：一种是直隶州，与府同级；一种是散州，与县同级。
州的长官称知州，县的长官称知县。
清代的地方行政大体沿袭明制而略有不同。
在省一级，正式以总督或巡抚为最高长官。
总督、巡抚并称封疆大吏，或称疆臣、疆吏、岳伯。
乾隆时，管辖府、州的高级行政长官通称道员，别称道台、观察。
清代在新开发地区又创设厅的建置，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
10、佐官、属官与胥吏 协助长官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官员为佐吏、属吏或胥吏。
秦汉从中央到地方的官署大都设置丞，为最重要的佐官。
魏晋南北朝时，尚书省、门下省、秘书省等部门的佐官或属官多称郎、侍郎、郎中、员外郎等。
秘书省有秘书郎、著作郎、校书郎等。
宋代在州、府衙门里设置通判，即共同处置政务之意。
宋宫廷中有一种供奔走使令的吏役，称为快行，也叫快行家。
在内外衙署，又有叫做孔目、押司的吏职。
（如宋江）明清地方官府衙门的吏役有所谓“三班六房”。
三班指快、壮、皂，为杂役，快专管缉捕；六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理具体事务的书吏。
从督、抚到州、县，还要聘请若干有学识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各种事务，称为幕僚，也称为幕客、幕友、幕宾、师爷等。
11.试官、加官与赠官 汉代职官制度有规定：职官初任都要试用一年，称守。
以职位低的人暂代较高的职务称行。
一个人同时担任两种职务叫兼。
以较高职务的人兼管较低职务的事叫领或平。
在本官之外加特定官号和增加新的职务的叫加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奉命征讨的军政长官，加“假黄钺”、“使持节”、“持节”、“假节”等称号的，权任更重。
驸马都尉原是侍从官的一种，魏晋以后，皇帝的女婿照例加此称号，简称驸马。
唐代加官、加职、加衔等制度运用得更加普遍。
唐代无固定的加官称号，凡在正式官职之前加“检校”二字的，一般都是加官。
唐见习、试用之职称里行使（或称里行）。
以官阶低的人任较高职务的称“守某官”，以官阶高的人任较低职务的称“行某官”。
宋代的职是指殿、阁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荣衔，通称为侍从官。
官员以加学士等衔号为荣。
如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
龙图阁的学士等衔当时各有俗称：学士称老龙，直学士称大龙，待制称小龙，直龙图阁为假龙。
宋代的官场风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相反：重文抑武。
12.爵、勋、品、阶 爵、勋、品、阶表示职官的等级。
爵一般称爵位，是表示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的一种尊号，多根据血缘亲疏或功劳大小来授给，长期不变，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世袭。
西周的爵位有诸侯、大夫、士三级。
战国时期各国的爵位有君、侯、卿、大夫等。
执圭是楚国特殊的爵称。
战国时的爵称大都与官职分开，有的只有爵称而无官职。
汉代宗室封爵有王、侯二等，功臣封爵有二十等。
魏晋以后，历代宗室和功臣的封爵大多以王、公、侯、伯、子、男为号。
王有亲王、嗣王、郡王之分。
亲王只分给皇子和皇帝的兄弟，嗣王指亲王嫡子继承者，郡王次亲王一等。
汉时，皇帝之女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
唐代诸王之女称郡主。
清代皇后生女称固伦公主，妃嫔生女称和硕公主，皇族女儿称格格，亲王之女称和硕格格，即郡主。
公主的丈夫，魏晋以后皆加驸马称号，清代则称额驸。
勋通称勋官，是为奖赏有功人员而定的称号。
其制始于北周，本以奖励作战有功的战士，后渐及朝官。
到唐时定制，共有十二转，转多为贵，受勋者即称勋官。
明代有文勋十级，武勋十二级。
清代勋官合并于爵位。
品是指官的等级。
西周时官有九命之别，九命最高，一命最低。
汉代以禄秩的多少来表示官的等级，如万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等级别。
每一种官职都有固定的俸禄级别，所以有时以俸禄级别指官职，如郡守俸禄为二千石，二千石遂为郡守的通称。
魏晋开始，官分九品，以一品为高。
隋代自九品至一品官，称为流内，不入九品的称为流外。
流外也有品级，用以安排胥吏，明清则总称为不入流。
阶即阶官，又称散官，宋朝称寄禄官，是表示官员实际等级的阶位和称号。
有些官称并无实际职务，只是授予年老有病的旧臣或有一定勋劳的人，只作为领取俸禄和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而不负实际责任，这样的官叫做散官。
介绍一下有关阆中的风土人情
风土人情 阆中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阆中历史源远流长，从公元前314年秦惠王置县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
这里文化遗存灿若群星，极具开发潜质。
主要表现为： 风水文化 阆中古城三面水绕，四边山环，尽得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要旨，山水城相依，自然、人文景观相融，是中国著名的“风水古城”。
三国文化 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曾镇守阆中7年之久，转战驰骋，最后魂归阆州，留下战场遗址，传说佳话无数。
天文文化 西汉落下闳创制《太初历》，发明浑天仪，举世瞩目。
东汉任氏父子，周氏祖孙三代，醉心天文，成果丰硕，辉耀一时。
―--科举文化。
清朝初年，阆中代行省会17年，四川乡试（“省试”）在此共举行四科，康熙二年才移至成都举行。
现存清代考棚，是全国仅存的两处之一，是封建社会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珍贵历史见证。
宗教文化 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早在阆中传经布道，共生共存，繁衍出斑斓的宗教文化。
民俗文化 保存完好的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街院、古民居朴素典雅，各种窗雕、饰物、器具精美绝伦，巴渝舞、皮影、灯戏等民俗活动让人叹为观止。
在四川省阆中市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醋城里，到醋澡堂子用醋沐浴已经成为人们招待客人、消除疲劳的又一个好去处。
来到醋澡堂里，看到的还是熟悉的大木桶和普通清水，跟人们平常洗澡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醋澡堂使用的是由阆中特别推出的一种保健醋，专门用于泡澡，可以降低人的血压，治疗皮肤病，还有益于减肥。
一个大木桶装着满满一桶热水，看着紫红色的醋徐徐注入水中，闻着一丝丝酸酸的醋香，让皮肤沉浸在惬意和懒散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泡上10分钟后，服务员会给撒上一些玫瑰花，让人真正领略到醋香和花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难言的味道。
在四川，一向有“少盐多醋”的养生名言。
古城阆中更是有400多年生产醋的历史，这里不光生产家庭常备的食用醋，还生产火锅醋、保健醋、宴会醋、饮料醋。
醋在这儿既是调味品，也是保健品，酸酸的醋香已经在古城留下了悠久的醋文化。
[编辑本段]文化名城 阆中，因阆山四合，阆水纡曲，城在阆山、阆水之中得名。
新石器时代，阆中已有先民生息。
夏代为梁州之域，殷商时代为巴方，周代属巴国。
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置县，除隋朝改为阆内县外，历代均名阆中。
汉代，阆中城在今城北郊一带。
其后，因江水啮城，城市逐渐南移，唐宋时稳定于今城区位置。
古代，阆中做为由秦入蜀的交通孔道和陕、甘、鄂、广等地的商品集散地，以其险要的地形，便捷的交通、丰饶的物产而成为川北经济、军事重镇和历代军政大员驻节之所、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后期，阆中城为巴国别都。
东汉建安六年（201）至民国初，先后为郡、州、府、道治地。
三国时，蜀将张飞镇守阆中七年，死葬于此。
唐代，鲁王灵夔、滕王元婴先后出镇阆中。
五代唐天成四年于阆中置保宁军，北宋时置安德军。
明弘治年间，曾封寿王于阆。
清代，川北镇总兵署设于阆中。
清顺治年间，四川临时省会设阆中十余年，四川巡抚、监察御史均驻节阆中，并在此举行了乡试四科。
1933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阆中转战三年，曾在县城设立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33军军部。
抗日战争时期，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和巴山警备司令部均设于阆中。
近现代，随着宝城铁路、公路的开通，川北主要交通孔道西移，阆中遂被冷落。
八十年代以来，阆中城市建设逐渐发展。
1991年，阆中撤县建市，1992年列为全开放市，1993年被列为省直辖市，2005年被授予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阆中建县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
阆中城的历史还可追溯到公元前330年巴国迁都阆中以前。
古城阆中千百年来的经营发展，创造出绚丽、奇绝的“阆苑仙境”，积淀了丰厚、深邃的历史文化。
1984年6月，阆中被列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古城。
1986年12月，国务院批准阆中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阆中古城处于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交汇聚结处，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形成山水紧密契合的形胜之地。
古城地理位置、城市选址和建筑布局，深契传统风水理论，山、水、城融为一体，具有典型的古代城市建设风格和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
城区文物名胜众多，自然风景如诗如画。
古往今来，古城阆中以其独特的魅力，使得无数墨客骚人流连忘返，并为之折腰。
杜甫、元稹、李淳风、袁天罡、吕洞宾、司马光、苏轼、陆游、张善子、丰子恺等先后来阆旅居观光，留下不少著名诗篇和珍贵墨宝。
在八十年代初，城建部门根据“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原则，制定了古城保护规划。
其后，又投资对风景名胜进行修复和扩建，保护了城区一批重要文物古迹和有价值的古街道及民居，保护和恢复了城南嘉陵江沿岸的风景名胜带和城北滕王阁、巴巴寺两个风景名胜片。
政府还将乡村一批文物古迹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阆中形成了以古城为中心，城南一条带，城北两个片，城外苦干点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1987年11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在阆中召开，会议对阆中文化名城的价值和名城保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9年4月，国家文物局专家在北京国际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交流会上，以《阆中的名城保护模式》为题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近年来，古城的保护、改造、打造已初见成效。
现在，阆中城区还保留着主要的历史街区和传统风貌。
境内地面文物点有200余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0余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均居四川省县级政区之首。
馆藏文物有3000余件，其中国家等级文物2000余件。
主要风景名胜区有殿宇宏伟、布局严谨、古朴典雅的张飞庙；有由唐代大佛、大象精舍、黄家亭子、状元洞、紫薇亭、将相堂、明代白塔（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被毁，原本12层，高32米，现仅余6层） 组成的东山园林；有松苍竹翠、境幽林静的伊斯兰教圣地巴巴寺；有集楼、台、亭、阁于一山，融古、雅、奇、秀于一体的“嘉陵第一江山”锦屏山公园等等。
灿烂的多元文化 一、本源文化 阆中是中华民族本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路史》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得名，乃阆中渝水（即阆中嘉陵江段）之地。
”华胥是伏羲的母亲，伏羲的母亲在阆中，由是阆中与甘肃成纪、河南陈州就构成了伏羲文化的链条。
二、巴人文化 阆中在古代是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巴文化。
巴国的最后一个国都定于阆中，秦末，阆中巴人领袖范目率七姓巴人组成汉军前锋，助刘邦“还定三秦”。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巴文化活化石”巴人舞以及川北灯戏、傩戏、牛灯竹马等流传于阆中民间的民俗艺术中，看到饶有特色的巴人遗风。
三、风水文化 阆中风水文化独具特色。
阆中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的中游，其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严密缰绕合护的形胜之地。
“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
”其山川形势独特，山水城融为一体。
其城市选址是按照我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选择的，非常符合“地理四科”即“龙”、“砂”、“穴”、“水”的意象。
在四川省旅游局制定的旅游总体规划中，已将其列为“中国风水文化旅游观光目的地”。
四、三国文化 阆中是三国文化旅游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时蜀汉大将张飞，任巴西太守，驻阆中达7年之久（公元214—221），在这里他率精卒万人，打败了曹操的上将张郃带领的三万人的进攻，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胜利。
刘备伐吴前夕，他被部下范强、张达所杀，身葬于阆中，后人为其建的“桓侯祠”，今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三国蜀汉名仕周群、谯周、程畿，镇北将军黄权，镇南大将军马忠等都是阆中人。
五、科举文化 阆中科举文化底蕴深厚。
阆中在唐代出了尹枢、尹极二状元，宋代出了陈尧叟、陈尧咨二状元，是四川出状元最多的地方。
建于清代的贡院，现仍完好地坐落于阆中古城的学道街，顺治九年（1652年）全川未靖，四川临时省会设于阆中，在此举行四川省乡试四科。
据《保宁府志》、《阆中县志》列名，阆中出进士116人，举人404人，被誉为四川的状元、举人之乡。
六、天文文化 阆中是我国古代民间天文研究中心，西汉著名历算天文学家落下闳就是阆中人，他创造的《太初历》是我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完整的历法。
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
浑天说是我园古代先进的宇宙结构学说。
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
东汉末年的周群、周舒、周巨，祖孙三代天文学家也是阆中人，他们在阆中城内自己的府院中建楼观测天象，积累了大量资料，他们给风测向定级定向，预测旱涝灾害，很有成就。
东汉的张道陵在阆中“云台山”、“文成山”的“元台”观测天象，后来“飞升”于此。
唐代的袁天罡、李淳风，二位阴阳风水学家在阆中观测天象，后来同葬于阆中的天宫院，在当地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传说。
七、宗教文化 阆中宗教文化源远流长。
自汉唐以来，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阆中，稍后，基督教、天主教又相继而来，教徒们在这里建寺庙、修教堂，构成了阆中多元文化中一道风景线。
伊斯兰教的圣地清真寺、巴巴寺，天主教遗迹天主堂，西南最大的基督教堂——阆中福音堂，以及道教的云台观、吕祖祠、八仙洞，佛教的大佛寺、观音寺、永安寺、五龙庙、圆觉寺、千佛寺、长青寺、净圣庵等，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以一县之地，汇聚了如此多的宗教文化遗迹，全国罕见。
八、民俗文化 阆中民俗文化多姿多彩。
动人心魄的打钱棍，朴实酣畅的花灯戏、太平牛灯，风情万种的剪纸、川北皮影，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阆中傩戏，深情优美的山歌调、打夯歌，耐人寻味的川剧座唱，抑扬顿挫的茶馆评书等等，构成了民俗文化的瑰丽长廊。
九、饮食文化 阆中饮食文化远近闻名。
久负盛名的保宁醋、白糖蒸馍、张飞牛肉、保宁压酒、松花皮蛋、酸菜豆花面、锭子锅盔、酥锅盔、热凉面（牛肉凉面）、牛羊杂碎面、吊汤扯面、川北凉粉、热凉粉等充满古城民俗民风的饮食小吃，足以使人们一饱口福。
十、红色文化 阆中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廖承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挥下，转战阆中三年之久。
全县共有19000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组织，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有11000多人随队长征，其中女红军500余人。
解放后，他们有的成为共和国将军，有的在党政军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据统计，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的阆中籍红军战士共7500多人，其中红军女战士200多人。
至今仍留有中共阆南县委旧址、阆南县苏维埃旧址、保宁镇红军石刻标语群、阆中红军纪念馆等众多红色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