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中用什么主持词把领导请上台
领导讲话是领导参与公务活动的一种方式，是实施领导职能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高级领导还是基层领导，无论是机关领导还是企业领导，只要做领导工作，就离不开讲话。
在某些场合，领导即兴讲话，不需要讲话稿；但在正式场合，为了提高讲话质量，需要事先拟写好讲话稿或讲话提纲。
由于领导公务繁忙，一般需由秘书人员代拟讲话稿。
所以，掌握领导讲话稿的写作方法，是每个秘书人员应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
这里就领导讲话稿的起草工作，试论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领导讲话稿的类别领导讲话稿依据不同的场合、对象和用途，可以分为3类22种。
（一）会议类讲话稿这是领导讲话稿中数量最多、占比重最大的一“族”。
我们平时所说的“领导讲话稿”，主要是指这一类。
1.党代会、人代会等代表大会的报告。
内容一般是对上一届或上一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的回顾总结和对今后工作的部署。
要求内容全面，表述严谨、庄重。
2.会议开幕词。
一般在比较隆重的大型会议上使用。
内容主要是讲明会议的目的、意义及用法，要富有启示性、鼓舞性。
3.会议闭幕词或会议总结讲话稿。
主要是总结会议的收获，要求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要富有号召性。
4.工作会议讲话稿。
根据既定的会议内容讲对某一项或几项工作的要求。
要讲得鲜明、透彻、实在。
5.动员会议讲话稿。
主要讲进行某项工作的意义和方法。
要讲得入情入理，振奋人心，鼓舞斗志。
6.庆功会、表彰会讲话稿。
主要是概括、总结、肯定受表彰单位或个人的成绩和经验，对其进行表彰、鼓励，对面上提出学习、推广的要求。
要富有激情和感召力。
7.庆祝会、纪念会讲话稿。
根据庆祝、纪念的主题，立足现实，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要讲得客观、准确、实际。
8.专题报告会的报告。
如学习理论心得报告，外出考察报告等。
内容要有厚度、深度，给人以启示和借鉴。
9.碰头会、汇报会讲话稿。
根据碰头、汇报的情况，肯定成绩，针对存在的问题或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强调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工作。
要有具体要求，有力度。
10.现场会、经验交流会讲话稿。
充分运用与会人员看到和听到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要求学习、推广，促进工作。
要有较强的说服力、号召力。
11.研讨会、座谈会总结讲话稿。
根据与会人员发言情况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工作或进一步研讨的意见、要求。
要有较强的概括力和条理性。
12.综合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稿。
主要是分管某一条战线、某一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在综合性会议上就自己分管的战线或工作讲情况和意见。
要主题突出，富有资料性、参考性，并注意不过分强调自己分管工作的重要。
要讲“实”，不要讲“虚”；要讲“适”，不要讲“过”。
13.在新旧领导工作交接会议上的讲话稿。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会议讲话稿。
在这种会议上往往有三个讲话，一是卸任领导的讲话，一是接任领导的讲话，一是上级领导的讲话。
卸任和接任领导的讲话，都要讲得谦虚、诚恳，并有表态的意思。
上级领导讲话，则要对双方都给予肯定，并对该级领导班子及下属提出一些要求和希望。
14.在各种邀请会、协作会、联席会上的讲话稿。
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会议，这种会议面对的不是下级，而是外地、外部门的客人。
作为东道主发表讲话，要对客人表示欢迎，对本地、本部门的情况作一简介，还要讲会议的目的和议程。
要讲得诚挚、热情、实在。
（二）宣传类讲话稿这是出于宣传某种主张、某项工作、某件事情的目的，在非会议场合的讲话稿。
1.通过广播发表讲话。
这种讲话形式在战争时期经常运用，、朱德等都曾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解放区军民，对全国同胞，也对敌军发表过多次广播讲话。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也经常采用这种讲话方式。
广播讲话要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2.通过电视发表讲话。
这是电视普及以来不少领导同志经常采用的一种讲话方式，主要是用于纪念和庆祝某个节日。
有时也由领导同志搞电视讲座，讲授某一方面的知识。
除讲座可以稍长一些外，电视讲话也要求简短、通俗。
3.通过报纸发表书面讲话。
这也往往是为了纪念和庆祝某个节日而发表。
要篇幅简短，措词严谨，富有文采。
4.通过现场散发书面讲话。
如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在机场散发书面讲话。
主要是阐明对某项行动、某件事情的观点，要求简明、准确、适当。
（三）礼仪类讲话稿即出于感谢、答谢、慰问、庆贺等目的，在各种非会议仪式、场合的讲话稿。
1.签约仪式上的讲话稿。
这种讲话主要是对所签合作契约予以积极评价，对合作方表示感谢，对合作事项充满信心、寄予厚望。
要简短、礼貌。
2.接见、会见讲话稿。
接见下级单位的代表并发表讲话，主要是表示某种褒奖、慰问和鼓励；会见客人，主要是表示友好和友谊。
要简短、亲切。
3.文艺演出、文艺界联欢前的讲话稿。
主要是为了庆祝节日和表示友谊。
要简短、富于激情。
4.致辞。
包括欢迎词、感谢词、答谢词、慰问词、祝贺词等，用于专门的仪式或宴会等场合。
作为“致辞”，必须有别于一般的讲话，要措词严谨，具有文采，形成书面。
以上分类，主要是从讲话的场合、对象、用途的不同而划分的。
对于领导讲稿的种类，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划分。
比如，可以讲话方向的角度来划分，分为下行、平行、上行三类。
下行讲话即指对下级的讲话；平行讲话即指那些礼仪性的讲话，向兄弟单位介绍情况和经验的讲话，在邀请会、协作会上的讲话等；上行讲话即某一级领导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发言，这对于上级来说显然不能算领导讲话，但对于本级秘书人员来讲，则是需要自己帮助起草和整理的“领导讲话稿”。
从讲话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总结性讲话稿、部署性讲话稿、号召性讲话稿、辅导性讲话稿、应酬性讲话稿等多种。
从讲话稿的规范与否来划分，还可以分为规范性讲话稿、（如党代会、人代会的报告）、非规范性讲话稿（其他讲话）或正式讲话稿、非正式讲话稿等等。
怎样分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针对不同讲话的内在需求，把握住它们的基本风格和特点，使自己写出的讲话稿具有强烈的“文体感”，起到“以文辅政”的作用。
二、领导讲话稿的效用各种不同种类的领导讲话稿有共同的普遍效用，又有其各不相同的特殊效用。
起草领导讲话稿，首先要摸清领导要讲什么，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作用。
搞清楚了这一点，文稿的起草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在起草工作中才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针对性、主动性和科学性，减少和避免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总的来讲，领导讲话稿的基本效用应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推动改革开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及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
具体来讲，各种领导讲话稿应当分别产生以下效用：1.宣传真理。
在当前主要就是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宣讲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重要政策。
领导同志所作的理论辅导性讲话稿要专门发挥这一作用，其他讲话稿也要体现这一作用。
如，江泽民1998年11月2日《在学习〈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高度概括了《邓选》三卷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起到了最权威、最有力的宣传作用。
2.部署工作。
即对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工作进行部署，讲清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和方法，讲话成为该项工作开展的起点。
如1975年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军队整顿的内容和方法。
3.提高认识。
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事物，因高层次的领导同志站得高、看得远，进行深刻阐述和分析后，能使下级提高认识。
如1992年初南巡讲话中讲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才是硬道理”，“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文选》第三卷第370－383页）等，这些十分重要而深刻的论断，提高了全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
4.解放思想。
如1977年5月24日关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同年7月1日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讲话，指导和推动全党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确定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5.鼓舞士气。
如1978年3月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首先讲：“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表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还了。
”（《文选》第二卷82页）并在讲话中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真理，对建国28年来的科技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给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
这篇讲话稿宣告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6.申明观点。
如在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和9月12日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两次谈话，提出和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7.褒扬正气。
如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借追悼张思德，提倡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篇讲话成了教育和激励后人的不朽名篇。
8.抨击歪风。
如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演讲《反对党八股》，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鞭辟入里，发人猛醒，对当时正在蔓延的党八股歪风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
“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上联是什么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事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1816－1887）出生于巴黎一个制作木器的手工业工人家庭，他在艰难的环境里刻苦自学，从他所能够找到的书籍中吸取 知识的营养。
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的诗，在他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1830年爆发时，年仅14岁的他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歌。
从此，他开始用诗作为武器，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并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并于1870年加入了，成为巴黎支部联合会的委员。
1871年，法国革命爆发了。
英勇的巴黎工人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3月28日，公社成立了。
鲍狄埃先后担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委员。
他在担任公社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时，被人们称誉为“最热情的公社委员之一”。
失败后，他在群众的掩护下，躲进了蒙马特尔我人基特家的阁楼，幸免于难。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无法平静，5月30日，他用战斗的笔，写了了震撼寰宇的宏伟诗篇－－，正式宣告向敌人“开火”。
1887年，他在贫困中与世长辞，巴黎的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尔狄盖特以满腔的激情为谱写了曲子。
从此，它便成了世界无产者最喜爱的歌，从法国越过千山万水，传遍全球，1890年出现了西班牙译文的，1899年被译成了挪威文，1901年出现了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1906年正式传入了俄国，为了便于传唱，翻译这首歌的俄国党员柯茨只选择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段，1923年将它从俄文翻译成了中文，因此我国所唱的也只有三段。
如今，《国际歌》早已响遍全球，它将永远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奋勇前进。
法国工人作曲家。
生于比利时的根特城，后入法国籍，定居里尔。
年轻时曾在里尔教堂唱歌，后一直当工人（家具制作工、雕花工、制模工），参加过工人运动。
1887年起任里尔“工人之声“合唱团指挥。
业余创作歌曲，作有工人歌曲20余首，代表作是1888年6月为工人诗人欧仁 .鲍狄埃所作”全世界无产者之歌“-《国际歌》的普曲。
其它还有狄盖特作词的《起义歌》、《前进，工人阶级》；自己作词的《共产党之歌》、《儿童支部》、《红色圣女》等。
文学史上的近代，现代，当代有何区别
各年代是怎样的
先秦:顾名思义,就是在秦朝之前的年代 古代:鸦片战争以前 近代: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现代:新中国成立前 当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结束,是中国历史上的近代.近代社会是古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前夜.而近代文学不仅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还下启现代文学的新生,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 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让我们分别列举并进行简评.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中国租界历史
中国第一界是怎么形成的 提起租界们不禁会想到旧中国的那段屈辱历史。
在长达的时间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
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
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
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
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
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
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
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6名助手来到上海。
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
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
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
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
“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
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
”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宫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自己可担待不起。
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
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
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
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
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
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
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 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
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
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
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
“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
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
”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
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
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
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
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
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
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
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
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
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
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
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
”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英国领事也在酝酿着扩大租界面积，并谋求更多权力。
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
11月，中英双方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
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避难华人涌进租界，这给洋行商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
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很多从事贸易的洋行生意清淡，他们正好利用闲散的资金在洋泾浜沿岸造了800多幢简易住宅，供中国难民居住，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人口和大笔资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租界内土地、房屋价格暴涨。
其中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间，平均涨幅高达200倍。
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机，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
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
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
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参考资料：
陕西安康有什么民俗风情和人文景观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