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庆主持词
酒店生日活动主持词【女】：各位尊敬的领导，【男】：各位亲爱的同仁，【合】：下午好
【女】：首先借此机会向大家作一下自我介绍，我是xx，今天能有机会和xx同台主持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
【男】：今天是你们的生日，是属于我们xx大家庭在座每一位员工共同的生日。
在向大家表示生日祝福的同时，我谨代表我个人和酒店向你们真挚地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
xx酒店从开业至今，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全力支持和不懈努力，才取得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成绩
在此，我代表酒店对大家的无私奉献，由衷地说声：“谢谢
” 【女\\\/男】：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是：xxxx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女】：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xx大酒店总经理xx先生为今天过生日的员工致生日贺词
【男】：谢谢x总热情洋溢的致辞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寿星代表，来自 部的 代表今天过生日的全体员工发言。
【女】：谢谢 的发言
接下来言归正传，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首先我们将进行的第一个游戏是击鼓传花，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全体参加，游戏规则很简单，当鼓声停止的时候，红花传到谁的手上，谁就得表演一个节目，如果拒绝表演或者不会表演，就要接受惩罚。
准备好了吗
开始
游戏进行中……注：1、每个游戏均可邀请一位部门经理或酒店领导参加。
2、惩罚方法：a.喝3大杯白开水；b.喝1杯醋；c.吹熄放置在面粉中的蜡烛■ 游戏规则抢椅子：游戏人数：6人一组，场地上放置5把椅子，鼓声开始的时候，6人围绕椅子快步走，当鼓声停止的时候，没有坐到座位的1人被淘汰出局，然后开始下一轮的淘汰，每轮都将减少一把椅子，直到最后剩下1个优胜者。
比比划划游戏人数：5人一组，我们给出一个只有现场观众和参加游戏者中一人知道的题目，然后由知道题目的这个人把题目内容以肢体语言传递给下一位，最后请这组的第5个人说出这个题目是什么，答对者为过关。
注意：1、参加游戏者在游戏过程中不能说话，否则将受到惩罚。
2、现场观众不能泄露题目内容。
反向思维游戏人数：6人一组，由主持人快速发出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等指令，参加游戏者必须按照主持人发出指令相反的方向行动，动作做错者淘汰出局，直到最后剩下1个优胜者。
你说我猜游戏人数：2人一组，我们给出一个只有现场观众和参加游戏者中一人知道的题目，然后由知道题目的这个人把题目内容用语言和动作告诉他的搭档请他的搭档说出这个题目是什么，3分钟以内答对5题为过关。
注意：1、参加游戏者说出的话中不能有我们给出题目中的字，否则该题作废。
2、现场观众不能泄露题目内容。
下边这个是开业庆典，改改就可以做9周年庆典了，呵呵店开业庆典主持词后台播放背景打击鼓乐《欢庆锣鼓》〕〔在音乐和锣鼓唢呐声中，男女主持人激情上台，向嘉宾挥手致意、鞠躬后声音大气、宏亮地〕〔男主持人〕唢呐吹响，锣鼓敲起。
“XX市XX酒店开业庆典”现在隆重开始。
〔女主持人〕太阳出来喽吼，喜洋洋喽吼吼。
我们用热诚架起彼此之间的友谊桥梁。
〔男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朋友、女士们、先生们：〔男女主持人合〕大家中午好
〔男主持人〕XX酒店正在充分展现着自我，用缤纷色彩展现XX酒店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女主持人〕今天，是XX市XX酒店开业庆典，我们衷心祝愿XX酒店步步高升、步步红。
〔男主持人〕我们也希望XX酒店在今后经营的日子里，财源似水源。
在今天这个隆重日子里，我们也邀请了政府及各界知名人士来临开业现场。
〔名单酌情一一予以介绍〕〔女主持人〕今天，还要感谢XX区委、XX区政府、XX市人民政府、XX市旅游局、XX市工商局、XX市国土局、XX市监察局、XX省旅游协会、XX市XX实业股份有限公司、XX市XX能源集团、XX特区报、XX有限公司、XX市金融与企业家联谊会、XX水产公司、XXXX区经贸局、XX省XX市人民政府驻XX办事处、XX商业银行、招商银行、XX日报、XX报、XX移动通信有限公司XX分公司、XX公司XX分公司、XX集团、XX集团，同时，还要感谢XX广告有限公司、XX网、XX友邦保险、XX工商银行、XX旅游社、XX药业股份有限公司、XX市地铁有限公司、XX集团有限公司、XX技术有限公司。
〔男主持人〕同时，也感谢XX网现场直播今天的庆典仪式，我们向以上到场的领导、还有祝贺单位感谢、感谢、再感谢。
〔女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恕不能一一介绍的100多家企业，再次用掌声表示感谢，谢谢
〔男主持人〕在这里，有一份特别的贺信，是来自XX省旅游局局长XXX的贺信，在这里我宣读一下：今闻XX酒店隆重开业，我代表XX省旅游局表示热烈的祝贺，XX酒店是一家X星级标准酒店，总投资XX亿人民币，拥有XXX间客房。
XX酒店坐落于XXCBD国际商务会议酒店，我相信XX酒店，必将对XXXX经济旅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为XX省旅游业发展增光添彩。
最后，祝愿XX酒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祝愿各位朋友中秋快乐、身体健康，XX省旅游局长XXX。
在这里，我们向XXX局长表示感谢，谢谢
〔女主持人〕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领导致词，首先，有请XX公司集团及XX酒店董事长XXX先生致词。
〔主持人退场，XX公司集团XX酒店董事长XXX先生致词上场〕尊敬的XXX书记、XXX区长以及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上午好
XX酒店今天迎来了大喜的日子，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贺XX开业典礼，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不由感慨万分，为建设XX国际化城市的需要，我公司XXXX年以来投资XX亿人民币建设XX酒店。
这是一间五星级会议商务酒店，不仅提供五星级高级客房，还提供五星级商务会议和宴会服务。
去年底，先后接待了XX部安排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一系列等XX个国家驻华大使。
在此期间，酒店接待了XX、XX、XX等知名企业以及XX电信、XX、XX保险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商务活动。
包括省部长会议、招商会议、商务洽谈会议，业务培训会议、工作培训会议等共计XXXXX人次。
另外，XX电子商会、X国企业协会等商务机构，已经与XX酒店签订了长期入住协议。
XX、XX、XX等国际500强企业高级总裁，也签订了长期入住协议。
总之，XX酒店的商务气氛越来越浓，国际气愤越来越浓，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鞭策与鼓舞。
XX酒店座落在具有XX标志性意义的XX大道，座落在XX商务中心区，符合XX市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以及XX区建设总部经济的需要。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XX酒店建设好、管理好、经营好，XX酒店楼高XX层、建筑面积X万平方米，拥有总统套房、大使套房、行政高级套房、豪华套房等XXX间会议商务客房，可容纳近千人入住，并配备有先进的音响视听设备和专业的照明器材、同声翻译系统。
还配有中西餐、酒吧、康体中心、恒温游泳池等各项设施。
总之，从规划到配套，XX酒店充分展示出21世纪现代国际酒店的风采。
对酒店业来说，管理服务至关重要，为了将投XX亿人民币的五星级酒店经营成一流的国际水准，XX酒店董事会聘请了在国际酒店业享有很高盛誉的资深酒店管理专家，带来了一流的管理理念、服务水准。
在XX酒店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将一如既往，进取开拓，我们相信前进的道路上只要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的努力，XX酒店一定会更好，祝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
〔XX公司集团XX酒店董事长XXX先生致词完毕退场，主持人上场〕好运
谁知道对于包装印刷行业的周年庆典怎么主持啊!
现在有专业的“庆典公司”，去请专业人士就不用你自己操心了
开业致辞简短精辟，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请允许我代表XXXX全体员工，向出席今天开业庆典活动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身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同见证XXXX发展历程中又一个辉煌的历史时刻，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份努力成果、这份喜悦，迎接又一片全新事业的诞生。
谢谢大家
XXXX经过6年多的不懈努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长为XX市主流汽车经销商、服务商。
今天，我们能在这里隆重举行“XXXX4S店”开业剪彩仪式，首先，要感谢XXXX领导的重视、各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同行的扶持、各界朋友的无私的帮助。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奋斗在一线的全体员工，因为你们的努力，公司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希望以后你们能继续奋斗，与XXXX一起成长。
XXXX4S店，集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于一体。
是国内首家标准化XXXX销服一体的4S店。
它拥有国际水准的标准功能、形象和硬件配套设施。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5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终于落成开业
这个4S店，将彻底结束XXXX老用户在XX市售后服务的烦恼；将使XX用户同步享受国际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掀开XXX的全新篇章
这么多年的市场磨练，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真诚、实实在在地回报用户、回报社会才能获得社会大众认可、信赖和支持，这也是XXX长久发展的驱动力。
我们将一直遵从XXXX“用人品打造精品，用精品奉献社会”的企业价值观，向广大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畅享幸福生活每一天。
谢谢大家
开业致辞简短精辟
您好这里是XXX4S店，我是客服专员XXX，请问是X先生\\\/女士吗
X先生\\\/女士您好，这次给您打电话是想邀请您参加我们周年庆的活动，我们本次活动定在了X月X日X点，届时我们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还有新车型的上市活动，更有美味的点心水果和饮品。
希望到时候您有时间就过来好吗感谢您的支持，当天到店还将会得到我们4S店送出的精美小礼品一份，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再见
【高分】公司一周年店庆晚会的主持人词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杜正胜，1990) 换言之，传统中国社会（此“社会”乃广义言之，不同于滕尼斯所言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既
优秀员工上台颁奖求一份感谢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各位同事晚上好: 首先我很.也很荣幸此刻能够站里给诸位汇报我一年来作,在此我衷心的感谢公司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以及各位同仁给予我的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某某某(指的是你的直接上司或者是间接上司)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是与您当初于我的鼓励和关怀分是不开的. 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本着一丝不苟工作态度,同事之间真诚的互帮互助.赢得了公司领导及同事的赞赏.才使我有机会能站在这里.至此再次感谢. 2006年,一切的成绩和荣誉都已成过去,在这暂新的一年里我必定克尽职守,为我们公司明天的宏伟蓝图添一份色,我一定再接再励,奋发向上,不辜负公司及诸位与我的信任.有理由相信2006年某某公司在某某领导下又将是辉煌的一年. 最后祝诸位新年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