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比赛主持词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依法办事的司法机关是什么
公安局 检察院 法院 这三个部门都是依法办事的司法机关至于实际工作中是否依法,看人品.
论司法独立
论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义。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 制度重构。
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 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 善对司法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构建司法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 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 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
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 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 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 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 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 设立的下级法院。
”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
”[1]正因为如此，司法 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 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 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 还包括公安机关。
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 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 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
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 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
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 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 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 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 与激情。
[2]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 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也认为： “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 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3]宪法从审判权 （狭义的司法权）运行的角度确定司法独立原则，而亨利?米斯则精 辟地表述了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重要性。
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 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 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 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 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 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 独立的最高形态。
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 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 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
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 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 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
[4]正因为如此， 绝大部分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这两个方面，据对世界142部成 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
[5]如德 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 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 法律的拘束”。
保障法官独立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 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换 制、高薪制、专职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实保障；四严格的弹劾惩戒 程序。
[6]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 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7]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
不论是从法院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审 判方式来看，包括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及法官个人和法院的关系，中国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 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 （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 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
所谓本 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
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 内才能进行区别。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块。
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 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
这些不同的特点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 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
耶林说： “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 要及主张。
”[8]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 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 [9]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 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
”[10]为保证具有 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 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 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
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 “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
不过裁判的正义总 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
”[11]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 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
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 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
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 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 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
[12]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 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 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 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 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 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
[13]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 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14]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 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 荡不安可想而知。
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 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 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 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 的价值。
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个重要因素。
”[15]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 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 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 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
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 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
显然，愈接 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 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 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 立的精神。
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
在 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
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 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
权大 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 以容忍的。
党和国家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鉴于我 国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尚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推 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独立制度的宏伟目标。
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点环节,不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要引导包 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
虽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而言,毕竟容易得多,况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推广和普及。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 司法活动对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
法院 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
“行政部门不仅具 有荣誉,地位的支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 政，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
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
故 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 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16]司法部门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门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却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
正 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 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
”[17]如果不具备切实可行、 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司法部门不受非法干扰,司法活动处于无法“自 保”的尴尬境地,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社会将一片 混乱,就无法克服朱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国危矣” 的危险局面。
因此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就显得尤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 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 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 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
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 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 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
司法人 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 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
要消除这些弊 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
章武生，吴泽勇 两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认为全国各 级法院可以这样设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 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 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
2.高级法院 的改革，一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 案件的审理上；二是完全打乱现行的司法区与行政区重合的法院设置 模式，按照经济、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从方便公民诉讼的角度出 发，重新划分，全国可以设10个左右的高级法院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 院。
高级法院之下可设两个左右分院，这样现有的高级法院机构实际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3.中级法院的改 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 派出机构。
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 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 通庭起诉，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起诉。
5，对于人民法庭，应当是 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治宣传。
[18]这种构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体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
前述方案 虽然能够较大程度的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要大面积 地重构法院体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19]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我国的审判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财物方面受 制于地方的体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 为可行的方案。
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 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 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 鉴这样的制度。
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 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 之忧。
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 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 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
二是建立 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 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 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 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 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
我国宪法 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 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 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
现 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 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 为的直接指导，[20]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
其 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 约束。
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 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
尤为重要的是，上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 提的，如果上级法院经常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则下级法院的判 决体现的就是上级法院法官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能 实现纠错的功能。
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诉失去了信任和兴趣。
因 此，必须从制度上消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可能性，实现 各级法院之间的真正独立，让审级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
审 委会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保证 案件的审判质量发挥过重要作用。
鉴于目前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确实难以作出决断，在杜绝向上级 法院请示汇报时，难免会在如何裁判上犹豫不决，特别是新形势下， 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院又必须作出处理，调解也常达不成一致 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 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 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
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外 行，了解案情的内行――该案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其讨论决定案 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换言之，其是通过剥夺原 告、被告与其他当事者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运行 的；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 在任意扩张的可能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单个案件讨论所花费的时 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 意。
[21]成员们不参加庭审，只依赖承审法官的汇报就对重大复杂的 疑难案件作出决断，确有武断之嫌，如果承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官 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浪费了诉 讼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
更严重的是，由于 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长、庭长，常过问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独立办案。
所以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 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 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 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 报就随意作出判决。
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 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 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
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 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
我 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 这是不争事实。
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第二，经验 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养的人多，正规院校培 养的人少。
[22]这样的整体构成使众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难以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 习惯，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继续学习的氛围，缺乏敬业精神。
也许正是 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 官之间无法平等。
在同一审判中，由于等级不同，对案件的意见得不 到同等的对待等奇怪现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寻了。
出现这些情况确 实不足为怪，却使合议庭在较大程度上变相成为独任审判。
等级有别 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 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 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
正如贺卫方所言，等级的划分过 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 意识，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 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 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
[23]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 的经验和智慧。
“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 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24]法官要胜任这样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质不可。
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
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 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败可想而知。
我们的一些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素质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体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他们自己无法 意识到独立的价值，根本不能、不愿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制 约法官独立的存在于法官群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 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引 导、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报道干扰了司法独立，制 定科学的规则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都有积极意义。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上，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一对矛盾，矛 盾并不只意味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而是对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确实，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既具有正相关关系，又具有负相关关系； 其正相关关系，是指负责任的报刊媒体应当是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转所 必不可少的辅助机构；其负相关关系，是指新闻自由在追求自由报道 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公平审判构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机构为避免因相关 报道使自身的运作陷于瘫痪而设计并采取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与新闻自由的冲突。
[25]新闻自由发挥推 进公平审判的作用，还是造成妨碍司法独立的影响，其实不在于新闻 自由本身，对新闻报道司法的活动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学的举措。
提高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制定可行的规范，使新闻自由按章运行，完全可 以发扬新闻对司法的促进功能，避免其与司法的负相关关系。
只要使 这样的负面作用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条件和基础，新闻自由能够达到对 司法有利而无害的境地。
新闻讲究真实、及时,真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事实真相,而及时 性的特点对调查的时间作了较大限制,两者可谓此消彼长，不可兼 得。
优秀的新闻记者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对两 者的关系作不同的处理和协调。
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的轻微失实无 法避免，这也可以谅解，但如果是关于庄严的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不能 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更多地关怀真实。
在当代信息社会，报纸的 法律专栏、电视的庭审直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意识也相应提 高，是件大好事。
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报道不真实，将对当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损害，甚而影响社会稳定。
而在法律报 道过程中，有些记者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采访专家、发表评论，甚至 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专家的专业化表述，由于新闻的影响范围广、程 度深，已给司法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少障碍。
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应的规范使新闻和司法两全其美，对涉及法律问题的报道各新闻单位 应该严格把关，设立合法性审查制度，以确保其真实有据、合理合 法。
鉴于我国部分记者的法律素养对于司法报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处，可以尝试建立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让一些素质高的记者专门 或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记者不得进行这方 面的报道，这既有利于对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可以尽可能的不影 响司法独立。
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司法记者队伍，应开设 司法记者专业的大学课程，使这些学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闻知识， 由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担任司法记者，将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 下发挥巨大的监督作用。
宋朝司法
资料一： 宋朝的司法机构 宋朝的司构，也是按照中央集权建立的。
宋朝把全国分为诸路，每路都设有转运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级常设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转运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审判事官。
宋制地方原则上只分两级，一般由各级行政长官即地方政府首脑兼理司法。
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县长官知县事全权职掌，并且以亲自参与审判案件为原则。
县以下的镇岩官员，无权审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县官员的监督下，处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
可见，县为宋朝司法机构的基层单位。
州级（与州同级的机构还有府、军）司法审判事务由州的长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军监掌管。
进行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
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须经过通判，才得施行。
同时，朝廷还选派幕职官员，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处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务。
其掌管检法议罪的，有司法参军；掌管调查审讯的，有司理参军。
因开封府在京师，在司法官员的设置上有些特殊的规定，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州、府。
开封府除设府尹一人外，还设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另设左右军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审讯；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分管检查侦讯和处理轻微事件。
此外还设有司录参军一人，处理户口婚姻等纠纷。
（原来开封府有这么多官，可怜的包、策、昭三个人要干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设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共掌司法。
大理寺长官不设专职，以判寺一人为首，兼少卿事一人为副，均由其他官员兼任。
下设详断官和法直官等，办理具体司法事务。
寺不设监狱，所有人犯都寄禁在开封府狱（怪不得开封府的监狱很拥挤）。
真到神宗时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长官，才开始设置专职官吏，并恢复大理寺狱。
（这就是后话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中，还设有御史台。
以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以知杂待御史一人为副，主持台务。
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检法、主薄等官，办理对违法失职官吏的侦讯，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行使监察职务。
与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监所，称为台狱，监禁它所主办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是三级三审制。
宋朝的基层司法审判机关设在县一级，由其知县负责。
但县级司法机关只能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称叫“结解”。
县知事对于刑事案件，原则上应亲自审理。
县属镇岩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
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
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
（想起很多单元里的县令，都在法场监斩呢，真可怕
） 州一级司法机构，包括府、军，在宋朝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别重视。
除知州事外还特设有通判作为各州的副长官。
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须经过通判签署（当时叫签议连书），方得施行；否则，无效。
同时，朝廷又直接选派幕职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处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务。
凡属处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处理，州可以判决执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审判程序，大致分为推鞫，检断和勘结三个阶段： 所谓推鞫，就是巡检、捕获犯人，或者由县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搜集证据。
（昭的活儿） 所谓检断，即检法议罪的简称，就是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得到和查证落实的犯罪事实，检出适当适用的相应法规，评议确定应当判处的罪名和刑罚。
（策的活儿） 所谓勘结，就是由朝廷选派的幕职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据审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实际和检出备齐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视需重新直接审讯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报请行政长官知州签发。
最后，由知州根据判稿决定判词，并签署判决，对外发布公告周知，有所趋避。
（包的活儿） 案件的判决虽然是以知州的名议发布的，但是参与判决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要负边带责任。
因此，上述有关官员对判决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纳此议，可另写反对意见的文书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见，这称作议状。
倘若以后发现判决有重大错误时，有议状在先的官员，可以得到免除连事处罚；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议状而发现原判决的重大错误，并借以得到及时纠正者，而持有议状在先者，还可以得到庆有的奖赏。
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此奖惩办法来提高司法官吏责任心，保证办案质量。
（要照这么说，包包每惩办一次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着连带一批官员才是呀
看来和包包同一时期做地方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规定。
因而，知州在审判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案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特殊情事时，知州就应将全部案卷送请朝廷裁判，这叫奏谳。
凡奏谳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详断。
当然，犯罪事实明白，证据充分，定案准确，适用法律也没有疑义，罪犯本人又已经认罪的，当然就没有奏谳的必要了。
（审不清楚的案件没看几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这里来呀
）《宋会要》“刑法四”的规定：凡应奏谳而不奏谳，或者不应奏谳而奏谳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处分。
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办案上的专断或者推诿。
宋朝对死刑案件还规定有“翻异”制度，即准许呼冤。
凡已经判决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可以鸣冤，这在当时称作“翻异”。
刑律规定，案件一经翻异，司法机关便需再审理一次，这称为“复推”。
（这种情况“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凡在提刑司录问时，即因复核而审讯时翻异的，提刑司应当差遣原审官以外的法官审理，称叫“别推”。
这在宋时叫不干碍官司，类似现代的回避制度。
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详复后核准执行时翻异的，则应由该路其他监司审理。
假如本路监司都有干碍，比如同犯人有亲友关系等，那就应当由邻路提刑司审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单元里的大理寺官员，他的女儿就是被怀疑被狄青所杀，老人家一点也不避嫌）再审后，仍有鸣冤的，那就要直接请示朝廷，这称为奏裁，由皇帝决定。
宋朝还规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复审，同时朝廷也经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
就是说，一切死罪案犯都须先经过刑部详细复核。
（那为虾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铡人呢
答：因为包包的铡刀是御铡
）而由各州奏谳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复审后，最终还要交到刑部详复，然后自送审刑院详议。
由此可见，大理寺的职权是相当有限的。
大理寺的审判事务，具体分工还是严格的，其左部负责断刑，掌管全国官员、将校被检举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报请复审的案件；其右部负责治狱，即掌管京师各机关职官的犯罪案件。
案件在大理寺经过详断作出定判，经刑部详复后，还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案件处理不当，则得依法驳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详断；刑部还须再行详复，或者由门下省直接予以纠正。
门下省通过，中书省仍得评议，如果评议结果认为原判不当，中书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异议。
假如皇帝也认为案件有疑义时，则发交两制（即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的中书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台谏（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谏官——知谏院）共同评议（这当时称杂议），再行决定。
（麻烦死了，还不如直接交给包包方便些
最可气的是，刑事案件这样层层把关，可还是冤狱丛生。
） 总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宋朝的司法机关，分工制约统统对皇帝负责；其司法制度也体现着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精神。
资料二 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也表现在司法制度方面。
司法权统归中央，皇帝直接控制司法，诉讼审判制度进一步发展，使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显著特色。
一、司法机关体系 （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
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
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
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
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
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诉讼时效与审判时限 宋朝对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已有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诉讼时限。
1．民事诉讼时限与时效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宋朝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时限的“务限法”。
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指农闲时期。
根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官府不得受理民间田宅、婚姻、债负等民事诉讼案件；如有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官府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理结案；逾期不能结案，必须上报原因。
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补充规定：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许官司受理”。
对于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中央户部。
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规定了审理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
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
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
[14]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规定，因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
《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过超三十年，不再受理。
南宋高宗时规定，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
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依法形成的民事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2．刑事案件的听狱之限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类规定了“听狱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内结案。
如太宗时规定，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
哲宗时，按案卷纸张多少，明确划分大、中、小事的三类标准：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
同时规定：大理寺、刑部复审案件，大、中、小事分别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师及八路地区复审案件，分别为十日、五日和三日。
[15] 对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审判的特殊案件，两宋规定有特殊的断狱时限，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
（二）皇帝躬亲狱讼 宋朝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首先表现为直接介入司法审判活动。
太祖、太宗等都曾亲自决断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笔手诏”断罪。
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书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承受此类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拦延误”执行；否则，延误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论处，罪止流三千里。
[16] 其次，皇帝还经常亲自录囚。
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两京和诸州长吏督促狱掾，每五日一录囚。
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闻一次，后又将十日一录囚定为常制。
太祖、太宗还亲录开封在押囚犯，使数十人获得赦免。
南宋孝宗、理宗不仅每年大暑审录决遣，而且实行“大寒虑囚”[17]。
（三）重视勘验证据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
官府设有专门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
《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
宋朝法医学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
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宋慈（1186—1249年）总结历代法医检验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经验，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成为官员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
该书选定官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吸取民间医药学知识，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内容。
明朝以后，它还被译成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鞫谳分司制度 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
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断司）负责审讯，详议官（议司）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
各州府设司理院，由司理参军（鞫司）负责审讯及调查事实等，司法参军（谳司）依据事实检法用条，最后由知州、知府亲自决断。
鞫谳分司强调两司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通信息或协商办案，有利于互相制约，防止舞弊行为。
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复杂多样，条文内容繁多，设立专职官员检详法条，也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
但是，鞫谳分司制度并不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办法，而且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五）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
宋朝录问是对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前的例行程序，受审者可借此获得申诉机会。
在行刑前的“过堂”或行刑时，被执行人也可提出申诉。
对于这种申诉称冤案件，官府必须重新审理，称为翻异别勘。
宋朝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内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指定重审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
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门重审，又称“别推”。
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部门，如刑部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即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别推。
后者是对移司别推后仍翻异者，由上级机关差派司法官员前往原审机关主持重审，或指定另一司法机构重审。
哲宗以后，翻异别勘制度有所变化。
凡在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要申报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为了防止囚犯反复翻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超过三次仍翻异者，便不再别推。
南宋以后，将其放宽到五推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