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作协召开理事会主持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宗璞写的紫藤萝瀑布时的写作背景、个人资料和他弟弟的资料

参考资料：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宗璞（pú)（1928—）女，原名冯钟璞，笔名有任小哲、丰非等。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1928年7月生于北京，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

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

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

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

“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

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

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

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 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

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

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

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

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

计划中尚有《西征记》、《北归记》，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

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

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

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

读《东藏记》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

　　宗璞的一篇文章《紫藤萝瀑布》。

宗璞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直压在作者的心头。

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5月，当时作者的小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悲痛(1982年10月小弟病逝),徘徊于庭院中,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由花儿自衰到盛,转悲为喜，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于是写成此文。

　　宗璞弟弟的资料　　冯钟越，飞机结构强度专家。

长期从事飞机结构设计与强度研究工作。

在新型歼击机结构强度计算与试验，航空结构分析系统（HAJIF）的开发研制和航空结构静、动、热强度试验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钟越，1931年12月31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市）。

祖籍河南省唐河县。

祖父冯台异是清朝进士，在湖北崇阳当过知县。

父亲冯友兰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是国内外著名学者。

母亲任载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的女儿。

冯钟越先后在昆明、北京完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在大学读书时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的积极分子，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钟越开始参加工作走向生活的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民经济建设的序幕刚刚拉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起步，航空工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开始建设。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放弃了留校和去昆明工作的愿望，毅然报名服从组织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加入了建设航空工业的行列。

　　当时，航空正业按照中央确定的由修理到制造、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发展方针，在完成了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以后，从1955年开始筹建航空科研机构，开展研究设计工作。

1956年，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成立了，从此冯钟越开始了飞机结构强度的研究工作。

　　在冯钟越从事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25年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飞机战术技术性能的提高，飞机结构布局形式不断改变，因而在强度计算方面，传统的理论方法有的已不再适用。

所以，开辟新领域、研究新技术、实现新突破，以满足研制新型飞机的需要，就成为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主要课题。

加之，电子计算机日益广泛使用，应用软件的研究亦成为强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种形势下，冯钟越知难而进，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果，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从而推动了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不断进步，为发展祖国的航空科研事业作出面贡献。

　　冯钟越从事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能把握本专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确定科研工作的主我方向，规划科研铝攻关课题，一旦研究课题确定以后，就亲自组织实施，带头攻关。

他既有战略思想，又有战术目标；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在科研管理工作上，他胸怀全局，指挥若定，一环扣一环，一步一个脚印。

他对科技人员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并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在审查报告时，他对其中的数学公式都要逐一验算，甚至连标点符号、错别字也不放过。

　　冯钟越在科技工作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带出了一批人，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的实干家。

对科技人员压担子、上课题，既大胆放手，又及时给予指导，使他们在科技工作的实践中增长才干。

他很关心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外语水平的提高，给予他们学习进修的机会。

他特别注意技术尖子的发现和培养。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年科技专家刘夏石就是冯钟越当时重点培养的技术尖子之一。

　　冯钟越本人在回顾25年来从事飞机强度工作的实践时写道：“我认为自己有较强的求知精神，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因此能够提出一些带方向性的建议和支持那些有创建性的想法。

由于这些年来接触的技术领域较多，因此知识面也比较开阔，能够解决一些技术难点和组织指导较大的技术项目的研究和实施。

”由于在科技工作中的建树，他成长为祖国第一代飞机结构强度专家，先后被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理事、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委员，1981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冯钟越在科技工作上的建树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专家，而他又有出众的文学素养，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

他去世的时候，冯友兰为儿子写了挽联：　　“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　　泪洒岂只为家痛；　　能娴科技，能娴文艺，全才罕遇，　　招魂也难再归来。

”　　冯钟越为我国的航空科研事业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飞机结构强度工作的开创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1年开始建立航空工业，1956年，我国已经制造出喷气式飞机。

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航空科研事业，独立自主地设计制造自己的航空产品，实现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转变，已经提到航空工业的议事日程。

　　1956年，沈阳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室成立并开始设计我国第一架喷气教练机——歼教1飞机。

冯钟越是飞机设计室的强度组长，主管歼教1飞机的强度工作。

他主持制定了强度计算方案，签发了主要设计图纸，拟定和发出了全机静力试验大纲和试验任务书，协助试验室领导组织了全机静力试验的准备工作。

歼教1飞机全机静力试验顺利通过，强度完全合格，为新机上天试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夏，冯钟越受领导的委托，冒酷暑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参加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初教6飞机的强度复查工作。

经全机静力试验证明，经过复查加强以后的飞机满足了强度要求。

　　1958年以后，冯钟越相继参加两种高空高速歼击机的设计工作。

这两种飞机都是小展弦比机翼，传统的工程梁理论已不能用于这种类型机翼的应力分析。

他采用以梁和抗扭盒为基本元件的矩阵位移法，使用计算机对东风113飞机进行了应力分析。

同时，还进行了矩阵力法的应用探讨。

　　1961年8月航空研究院成立以后，冯钟越任歼击机设计研究所强度室副主任（1962年任主任）。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摸透（消化）从苏联引进的米格－21飞机，为以后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创造条件。

他组织领导了对米格－21飞机强度计算报告的翻译和消化工作，以期掌握该机强度计算的特点。

为了验证其计算方法，组织和指导了一些试验件的试验研究工作。

在摸透米格－21飞机的过程中，他没有满足于只了解该机的一般情况，而要求弄清楚原报告选用的计算参数、载荷类别大小、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材料的选用，以及气动加热问题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这对尚没有掌握超音速飞机设计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在摸透过程中，对原报告中数据不协调和计算数据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了更正，保证了数据和图纸的一致性，使飞机工厂有一套完整的、数据正确的强度报告，作为处理生产问题的依据。

　　为适应自行研制新机的需要，在消化米格21飞机强度计算报告的基础上，他重视引进新技术，亲自参与并组织科技人员抓紧对小展弦比机翼应力分析和影响系数的研究，并以直接刚度法为基础，编制机翼应力变形分析计算程序。

此外，领导了蜂窝结构、整体壁板和新材料的应用研究和优化设计，为设计新型歼击机作技术储备。

　　1964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飞机。

在歼8飞机设计中，冯钟越负责全机的结构强度和试验工作。

他从我国飞机设计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歼8飞机强度计算原则》，确定了飞机各大部件的计算方案。

他强调要在吸收米格－21飞机成功的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所前进”，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使歼8飞机强度计算水平实现新的突破。

机翼的设计计算采用米格－21飞机三次静不定解法，用LCVY位移法给出影响系数，校核计算用有限元法。

机身的强度计算仍采用传统的简化假设。

冯钟越签发了歼8飞机的主要设计图纸。

为确保设计质量和飞机安全上天，他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工作，经全机静力试验证明，歼8飞机的强度工作是成功的。

冯钟越为歼8飞机制定的强度计算原则及做法，后来在其他新机研制中得到借鉴或沿用。

　　歼8飞机在1985年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由于冯钟越是歼8飞机研制的主要参加者，在歼8飞机设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6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发给他特等奖光荣册。

　　1970年以后，冯钟越参加了歼9飞机设计方案的论证工作。

由于歼9飞机的飞行速度已经超过热障，他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热结构问题，特别是热结构的规范和强度计算的标准问题。

　　1973年以后，他组织领导了水轰5飞机、运7飞机、运8飞机、运10飞机的全机静力破坏试验。

所有这些试验项目都做到一次成功，满足了设计生产单位的定型要求。

　　我国有限元法应用研究的开拓者　　有限元法的研究和应用是从飞机设计的实际需要中提出来的。

1958年，我国开始设计两种超音速歼击机——东风107和东风113飞机。

由于这两种飞机都是小展弦比机翼，传统的工程梁理论已不能用于这类飞机机翼的强度刚度计算。

当时摆在冯钟越面前的问题是：必须寻求一种小展弦比机翼的计算方法，以解决飞机设计中所碰到的这一关键技术问题。

　　众所周知，小展弦比机翼在强度与刚度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相对厚度小，应力水平高，对应力分析的精度要求更高，但是又因结构十分复杂，其内部空间小，除提供收放起落架及存放油箱需要外，还要悬挂各种操纵面（襟翼、副翼），所以以平面假设为基础的工程计算方法已不再适用，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结构分析方法；二是小展弦比机翼的颤振分析是设计的一大关键，而颤振分析（当时认识水平上）基于准确的结构柔度影响系数矩阵（而传统的工程计算方法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这就是说，必须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它既能给出准确的应力和变形，同时又能给出结构的柔度影响系数矩阵。

　　冯钟越为解决这一关键技术问题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国际上也在刚刚开始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众说纷纭中，冯钟越认定结构分析的矩阵方法就是出路。

于是他组织人力开展研究工作，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弄清方法原理，试算例题。

当时，设计室只有手摇式计算机，算一个10阶矩阵代数方程，往往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结构分析的矩阵方法初步入了门，掌握了位移法和力法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步骤。

　　1961年，成立航空研究院（国防部六院）。

冯钟越及时向六院提交了他亲自起草的“小展弦比机翼强度刚度研究”课题的立题报告。

六院批准了冯钟越的报告，并作为六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列入科研计划，由他亲自担任课题负责人，从思想上、技术上指导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

课题组成员长驻北京进行技术攻关，并得到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在课题研究中，冯钟越治学态度严谨，不仅高度重视理论研究，而且重视试验验证工作。

在课题研究全面铺开的同时，他克服一切困难又亲自组织力量生产了1：5金属模型，以便进行试验对比分析；接着又进行了难度较大的机翼结构影响系数的实测工作，为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后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小展弦比机翼强度刚度研究”课题经过3年努力，于1965年圆满完成了课题规定的研究任务，并提交了可供型号设计实际使用的小展弦比机翼应力分析和柔度影响系数计算的位移法、力法、直接刚度法、子结构分析法等相应的有限元分析程序，基本上接近于当时的国际水平。

　　从1964年开始，我国自行研制歼8飞机，冯钟越果断地决定把自行研制的有限元法用于歼8机翼的校核计算，使我国飞机设计采用了有自己特色的、先进的、可靠的分析方法，使电子计算机在我国自行设计的飞机上得到实际应用。

该项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结构分析系统——中国计算力学的里程碑　　1975年4月，三机部六院在西安召开了飞机和战术导弹强度研究十年规划会议。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各方面的迫切要求，冯钟越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研制大型通用结构分析系统的条件，建议将通用有限元航空结构分析系统研制作为强度研究的重点课题。

部院同意并批准了冯钟越的建议，将航空结构分析系统的研究课题列入部院的科研工作计划，并先后任命冯钟越为结构分析系统I、Ⅱ、Ⅲ型的主任工程师。

　　航空结构分析系统I型（汉语拼音缩写为：HAJIF1），是用于结构静力分析的软件系统。

从1976年5月开始研制，1979年9月通过部级鉴定。

它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的大型、通用、效率较高的航空静力结构分析应用软件系统。

　　结构分析系统I型，可分析结构在气动载荷、集中载荷和惯性载荷作用下的变形与应力。

系统采用了有独创性的多级子结构和局部对称性分析技术，通用性强，便于分析任何形态的大型复杂结构。

系统建立了面向用户的结构分析专用语言，使用灵活，易于掌握，便于组织专用程序。

系统具有数据自动生成能力，大大减少了人工劳动。

系统提供了自动分块加有效列和超元矩阵两种解法。

系统采用了模块化结构，便于系统的扩充与修改。

系统具有中断与诊断功能。

　　结构分析系统Ⅰ型投入使用后，提高了分析大型航空结构的能力，为飞机强度设计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计算手段，从而提高了飞机的设计质量，缩短了研制周期，是实现航空技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鉴定认为：“用计算机解决大型复杂结构，建立结构分析自动化程序系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实现，填补了国内空白，是航空工业重大科研成果，对新机研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连工学院钱令希指出：“结构分析系统I型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计算力学的里程碑。

”这项成果获1979年三机部和国防工办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结构分析系统Ⅱ型（HAJIF－Ⅱ），是用于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的软件系统。

该系统于1979年11月开始研制，1981年10月通过部级鉴定。

　　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具有结构的固有振动特性计算、主动控制系统的颤振计算和部分突风响应计算等功能。

其规模具有2．8万条FORTRAN语句、27个模块、31条固定流程，结构模型可以有7000自由度，可以计算70个特征向量。

在非定常空气动力计算中，每个翼面的空气动力分块数可达200块，可以计算5个翼面。

在颤振和突风响应计算中使用的形态可达50个。

　　该系统是我国第一个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经过实际使用证明工作可靠，能够满足目前航空结构固有振动和气动弹性分析的迫切需要；在力学、数值计算和程序设计中采用了不少国内外70年代后期的新技术，具有国内的先进水平。

这项成果获1981年三机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结构分析系统Ⅲ型（HAJIF－Ⅲ），是用于航空结构非线性分析的软件系统，1977年开始论证，1981年开始研制，1985年通过部级鉴定。

冯钟越在完成立题论证、组成了研制工作班子、待研制工作开始起步以后，于1982年10月因病逝世。

　　结构分析系统Ⅲ型拥有近8万条FORTRAN语句，具有较齐全的非线性分析功能。

它在自动选取载荷增量步长、自动确定节点自由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该系统填补了我国大型结构非线性分析系统的空白，达到国外80年代初期的先进水平。

该成果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研制HAJIF系统的同时，冯钟越还组织并指导了结构多约束优化设计系统的研制。

这项工作于1979年开始，1981年结束。

该系统的研制成功，把先进的有限元分析和数学规划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飞机结构打样设计提供了有效手段。

该项目获1988年部级成果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致力于航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已经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议事日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时，冯钟越所思考着的问题是如何改变飞机强度工作的落后面貌，尽早实现试验和计算手段的现代化，乃至整个飞机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化。

他认为我们试验室技术装备陈旧，要想把试验研究搞上去，必须更新装备。

　　1979年，冯钟越两次出国考察，参观了美国和联邦德国的科研机构和飞机公司，了解了两国飞机强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水平。

他看了人家的，但更多的则是想到自己如何发展的问题。

他说：“衡量水平的规模和标准最主要的是看计算机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他认为，我们在强度研究工作方面不能等硬件，而要从软件的发展上尽快赶上去，并促进硬件的发展。

要大力加快试验技术计算机化的进程。

应该集中人力、财力，有重点有步骤地逐步实现试验技术的计算机化，改变目前仍停留于人工操作的落后状态。

　　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担负着大型飞机鉴定性试验和疲劳、振动及瞬态热应力试验，而现有的试验设备技术落后、效率低、误差大、试验周期长，很难适应试验工作的要求。

他积极向部院领导建议，从国外引进必需的先进设备，以加速强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经部领导批准以后，冯钟越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对引进项目进行了调查论证，从而使引进的项目在技术上达到先进，在价格上比较合理。

　　为解决瞬态热应力试验设备的落后状态，1977年12月和日本日立公司签订合同，引进日立－80计算机系统，即计算机控制加热加载、瞬态热应力测试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这套设备投入使用以后，瞬态热应力的试验技术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随着航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疲劳试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内研制的模拟式和数模混合式自动协调加载设备与国外通用的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模拟式液压伺服加载系统相比，在性能和安全可靠性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

为改变这一落后状况，部批准从美国MTS公司引进一套100通道数控协调加载系统。

该系统可用于120吨级大型飞机的疲劳试验，兼容静力试验。

这是当时国内技术先进的疲劳试验设备。

　　为了实现飞机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化，在航空结构分析系统的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以后，冯钟越把研究方向转向关于实现飞机设计与制造自动化这一领域，即研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系统。

为了寻找依据，借鉴国外的经验，他把这个课题作为1979年访美时考察的重点之一。

在大量收集国内外信息、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立题论证工作，亲自撰写了《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的途径》论证报告。

1980年，冯钟越正式向部院领导提出“立足国内现有硬件，不失时机地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工作”的建议，很快得到部院领导的支持和赞同。

1980年底，7760CAD／CAM课题组组成，部任命冯钟越为这个课题组的主任工程师。

1981年，他带病冒着盛夏酷暑奔波于北京、沈阳、西安、成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联合攻关事宜。

正当7760CAD／CAM的研制工作开始起步的时候，1982年10月，冯钟越不幸病逝。

7760CAD／CAM系统于1986年研制成功，并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者：张树楫)　　简历　　l931年12月31日 生于北平（今北京市）。

　　1952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任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车间工艺室主任，后任厂设计科强度组长。

　　1956年 任沈阳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室强度组长。

　　1961年 任国防部航空研究院歼击机设计研究所强度室副主任，1962年任主任，1965年调总师办主管结构、强度、试验工作。

　　1970年 任四川成都歼击机设计研究所强度室主任。

　　1973年 任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82年10月 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1 冯钟越．三角机翼的影响系数和结构分析．航空技术参考资料，1960．　　2 冯钟越．小展弦比机翼的气动弹性问题．国际航空，1960．　　3 冯钟越．空气弹性力学引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63．　　4 冯钟越．歼击机疲劳分析的参数方法．国外航空技术，1973．　　5 冯钟越．弹塑性分析方法．固体力学中的有限元素法（译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　　6 冯钟越．计算图象在产品结构分析上的应用．固体力学中的有限元素法（译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　　7 冯钟越．计算控制的伺服液压试验设备在大尺寸结构验证试验上的应用．国外航空技术，1979．　　8 冯钟越．用于静力分析的航空结构分析系统I型．航空学报，1980（1）．　　9 冯钟越．模拟飞机结构坠毁的计算机程序．国际航空，1981（9）．　　10 冯钟越．有限元素法在中国航空结构分析中的应用．英国《FiniteElement News》杂志，1981（2、3）（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