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少先队建队节的班会主持稿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跌倒在血泊之中。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和复兴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发动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组织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等省的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观点，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加领导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湘东、赣西地区的工农武装发动起义；同时成立了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长沙的城市暴动。
9月初，来到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安源、崇阳、通城等地的工农武装，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
9月9日，起义开始发动，工农革命军各部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分路向长沙推进，准备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各部先后遭受严重挫折。
及时改变原定部署，命起义军各部转向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在文家市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按照的意见，迅速撤离现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次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转移的伟大战略进军。
从形式上看，这一转移是从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城市的退却；实际上，又是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展开的新的进攻，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3日，当部队行至江西萍乡的芦溪时，突然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仅余不足千人，组织上和思想上出现了严重混乱。
29日，在永新县三湾村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其主要措施是：（1）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
（2）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有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3）部队内部建立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管理。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部队从三湾出发后，于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
当天下午，即召集部队干部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在奎联书院的文昌宫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
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对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部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实际作出了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27日，率工农革命军一部，历经艰难曲折，抵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以为书记的前委，迅速恢复或发展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级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分别建立了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武装于1928年2月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为加强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于1927年底为部队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并于1928年春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相继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建立了县、区、乡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割据，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到宁冈，批评井冈山前委“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行动太右”，不积极地向外发展。
因而，要求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击，支援当地农民暴动，结果使井冈山地区被江西敌军占领一个多月，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
二、朱、毛会师和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因遭到强大敌人围攻陷于失败。
朱德、陈毅率领一支约2500人的余部，沿闽粤赣边界地区向西转移。
11月中旬，当朱德等人在赣南得知井冈山的割据情况时，即派毛泽覃（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宣传科长）上山与联络。
12月，井冈山前委派出的何长工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向他们介绍了领导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翌年1月，朱德所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5个县的革命政权。
不久，由于湖南、广东两省敌人的联合进攻，起义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宁冈砻市，与部胜利会师。
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间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总兵力约万余人（不久，由湘南农军编成的5个团即奉命返回湘南；第四军遂取消师的建制，直辖4个团，共6000余人）。
5月4日，第四军在砻市隆重举行了庆祝两军会师暨第四军成立大会。
朱、毛两部的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
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军队建设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等项任务，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为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
红四军军委书记一职改由陈毅担任。
随后，又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4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3个委员会。
边界地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的完善，为井冈山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928年5月下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
在5月至7月之间，三次深入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前后住了40多天，在贺子珍等人的协助下，调查研究，指导分田。
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给偏僻贫困的农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使他们从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为民众利益奋斗的，激发了他们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斗争，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湖南、江西两省的敌人派遣重兵，连续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少时有八九个团，多时达到十八个团。
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后击破了敌人四次“进剿”。
特别是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红四军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军事胜利。
、朱德在总结红军和赤卫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成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色彩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还有吉安、安福各一部，割据地区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多万，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三、“八月失败”和根据地的恢复 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受盲动主义的影响，连续派代表（袁德生、杜修经、杨开明）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
6月30日，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反对远离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出击湘南，决定“继续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会后，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报告，陈述了永新联席会议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并请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
7月初，湘、赣两省的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企图东西对攻，两面夹击。
红四军为挫败敌人的企图，将部队分为两部：朱德率第28、29团袭击酃县和茶陵，威胁和牵制湖南敌人的后方；率第31团在永新相机破敌，阻止湘、赣之敌两路会合，袁文才率第32团坚守井冈山。
7月12日，第28、29团顺利攻克湖南酃县。
这时，随该部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特委书记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宛希先等远在永新的机会，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关于不去湘南的决议，附和第29团官兵（多数是湖南宜章的农民）欲回老家的情绪，鼓动部队向湘南开进。
尽管朱德、陈毅和军委一再做工作，但第29团官兵回乡心切，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第28团也不得不跟着冒进湘南。
进抵湘南之后，第29团便自由行动，散回家乡。
由于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第31团难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得不退入永新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
这就是惨痛的“八月失败”。
不久，江西的国民党军发生内讧，进占边界地区的敌人相继退走。
8月中旬，率领第31团第3营离开井冈山前往桂东，去接应从湘南撤回的第28团；以第31团第1营和第32团袁文才、王佐部留守井冈山。
8月下旬，湘、赣敌军出动8个团，乘红四军主力尚未返回，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
30日，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要隘黄洋界发动猛攻。
红军少量留守部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援下，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这次战斗，被称为“边界名战之一”，并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9月上旬，、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回到边界地区，先后取得遂川、茅坪、新城三次战斗的胜利。
这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收复了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在此期间，原湘军第八军营长毕占云和原赣军第十八师营长张威，先后各率一部兵力起义，参加红军，分别被编为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撤销了以为书记的前委），由、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5人组成，为书记。
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加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统一领导。
11月14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新的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
到11月底，井冈山根据地恢复到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形成一块南北狭长的割据地区；此外，还有未与大块地区连接的莲花县上西区、永新县天龙山区和万年山区等。
根据地面积恢复到近4000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
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一部700余人来到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当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原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第1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建立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11月，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地区靠拢，以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另一部由黄公略等率领，继续在平江、浏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后，于翌年初被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团长。
红五军的到来，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四、“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革命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
相反，如果脱离根据地，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冒进，革命力量就会招致无谓的损失。
经过向湘南冒进的“八月失败”之后，红四军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根据井冈山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于1928年10月至11月，在宁冈茅坪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认真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小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科学阐明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一部分，在会上获得通过，使文中的思想实际成为井冈山斗争的理论指南。
在两篇文章中着重阐述了以下问题： 首先，深刻分析了农村红色政权在反动统治的包围中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由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又是地方性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中国的地方性农业经济，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小块红色区域能够在白色政权统治的间隙、裂缝中生存和坚持下来；第二，南方的一些省份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使红色政权的存在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引起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第四，建立了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
因此，深刻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这一深刻分析使得共产党人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决心和信念，建立在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科学认识基础上。
其次，科学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正式提出了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基本依托，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坚持武装斗争，才能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围剿”，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势；建设农村根据地，才能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生存和发展下去，逐渐积蓄起强大的革命力量。
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系统地阐明了党在农村中发展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策略。
再次，正确规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系列具体政策。
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党和红军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也经历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两次深刻教训。
对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了系统总结，阐明了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正确政策。
主要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
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扩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坚持了这些正确的政策。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具体解决了如何在农村中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凝聚了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的集体经验与集体智慧，也反映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性。
五、红四军主力撤离后的井冈山 1928年12月，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队，出动18个团3万余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会剿”。
翌年1月4日，由主持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井冈山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亦称柏露会议。
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决定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一则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二则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以彭德怀之红五军和第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并与外线部队互相配合，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1月14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28、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共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程。
这时，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仅有千人左右，红五军指战员“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
”1月16日，敌军兵分三路逼近井冈山腹地，守山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做好了迎战准备。
26日，敌人向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和黄洋界五大哨口发动猛烈进攻，而尤以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的湖南敌军最为凶猛。
红五军官兵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昼夜鏖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29日晚，黄洋界方面的敌人收买了一个在山里捉石蛙的游民当向导（此人后被王佐处决），抄小路插到黄洋界侧后的小井。
残暴的敌人野蛮地杀害了小井红军医院的100多名重伤员，随后侧击黄洋界，夺占了这一重要哨口。
30日，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部分敌军插入井冈山中心地区。
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彭德怀于当晚收拢部队，由荆竹山向赣南突围，井冈山沦于敌手。
第32团王佐部散入深山密林，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红四军主力下山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迅速向赣南挺进。
敌军急忙抽调重兵，进行尾追和堵截。
1月28日，红四军在大余同敌军三个团作战失利，部队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红军每日急行军90华里以上，且行军路线都是崎岖坎坷的山岭小道，情况极为困苦。
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然而，红四军依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和官兵的紧密团结，奇迹般地战胜了这些困难。
2月11日，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布设战场，将紧追而来的敌军刘士毅旅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800多人，缴枪200余支。
大柏地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随后，红四军挥师北上，进抵东固，与李文林、段月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进行了短暂休整，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但是，由于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原定的“围魏救赵”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四军遂决定乘福建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转向闽西进军。
此后，红四军会同赣南、闽西的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井冈山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
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
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带，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
这些弱点在初创时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
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后来谈到：“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的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之后，经过艰苦转战，于1929年4月初在赣南瑞金与红四军再度会合。
5月，彭德怀根据前委的决定，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割据，以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相配合。
1930年2月，因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同时湘赣边界特委与赣南、赣西特委合并组成赣西南特委，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以后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寝室文化节主持稿特急
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8月，湘赣敌军乘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欲归末归之际，大兵进犯，侵占了平原地区，最后又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企图一举侵占。
听到敌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一营营长陈毅安率一营的一、三两个连急行军回到黄洋界下的小井，召开会议，布置战斗，并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
后方医院的轻伤病员纷纷要求重返前线，儿童团、少先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也全部动员起来，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准备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和地方武袋还建造了竹钉阵、铁丝网、篱笆、滚木擂石、掩体工事，在黄洋界哨口筑起五道防线。
整个井冈山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敌。
8月30日，云雾散后，湘军吴尚部和赣敌王均部共四个团开始进攻黄洋界。
红军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凭借黄洋界天险，利用石块、滚木擂石、竹钉和手中的武器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
下午四时许，敌人不甘心失败，重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进攻。
就在这时，红军战士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红四军军械处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安放在红军指挥阵地附近。
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由于受潮，前两发炮弹成了哑炮，这时，第三发炮弹出膛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炸响了。
这时，埋伏在各个山头的少先队、儿童团纷纷点燃了煤油桶里的鞭炮，在树梢上挂起红旗。
一时，黄洋界上枪炮齐鸣，红旗招展。
敌人原先得到情报，是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这时，看到这种阵势，以为我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连夜逃回酃县境内去了。
事后，红军战士套用京剧中诸葛亮的唱腔填词，编了一段唱词：“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脸，二来是，红军主力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新城多侥幸，为何敢来侵占大小五井?你既来把山来进，为何在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计不定。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请到山上来谈谈革命。
”在黄洋界上唱起了。
在率领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途中，行至黄坳，闻听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委员多谋善断 曾有位拉美国家的司令官在参观井冈山后，意味深长地称赞：“井冈山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他选择的这个地方，是一块藏龙卧虎之地---藏中国共产党之龙，卧工农革命军之虎。
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联在一起。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只有潜入大海才能翻腾波涛；猛虎，不能呆在平阳，必须依靠山林才能威震峰峦。
1927年10月，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藏龙卧虎”的井冈山，经历四个多月的斗争。
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8年5月，朱德和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
这段时期的形势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些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进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 多谋善断，正确选择井冈山作为深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并非他有诸葛亮式的“观察天象”之异才和“锦囊妙计”，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对井冈山的政治、经济、地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认为，井冈山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优势：一是有大革命以来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二是有袁文才、王佐这批“绿林朋友”，三是有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四是这里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五是有比较好的经济给养条件，六是这里的一举一动对湘赣两省有较大的影响。
因此，确认井冈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发展革命的好地方。
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是在受到高压和处分的情况下也是这样。
当时说他率领部队举行秋收起义之后不去攻打长沙，把部队拉上井冈山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了他的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而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又走了样，说是开除了他的党籍，只能当师长，不得任党代表等，仍无所畏惧。
他不灰心、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是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人。
他在井冈山提出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的具体内容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准确地说，他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基石，创造性地开辟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从而写下了马列主义的续篇----中国篇。
1928年6月，正当边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的时候，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杜修经的人，他说湘南的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代表省委，强行把红军拉往湘南去攻打郴州。
向他了解有关湘南工农群众的发动、地方武装的组织、敌军力量的布防等情况，结果是一问三不知。
连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怎能轻易出师呢
对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6月底在永新县城召开的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上，指出：“这时候把队伍调往湘南，远离根据地，有可能造成‘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危险。
”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继续在井冈山开展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并写报告建议省委重新考虑。
可是，省委代表不顾会议决定，不听军委的劝阻，乘在永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将驻扎在酃县的两个主力团拉往湘南，攻打郴州。
结果，两个团损失一半，边界各县全被敌军占领，被杀的人数和被烧的房屋不计其数，造成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于8月底在桂东县召开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会，检查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指出“敌情不明”、“盛暑远征”、“脱离红色区域”、“单纯军事冒险”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1929年底，在总结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
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 自1920年起就孜孜不倦地阅读等马列主义著作。
来到井冈山后，反复研究一些古典军事典籍。
那时候，他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书篓，无论是转战边界各县，或是回到根据地“老家”，都不忘带上这对“伙伴”。
尽管他过的是戎马倥偬的生活，依然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报。
他给警卫排的战土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凡打下一个地方之后，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
1928年5月，红军攻打下茶陵县的高陇圩，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恰好有一本渴望许久的。
见后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 遍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但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现实斗争服务。
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雄里出不来的人，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中国国情一点不懂的人完全不同，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准靶子放箭”。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胆略和气魄坚决抵制湖南省委要红军冒进湘南的决定，就是由于对湘赣两省的敌军力量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比较。
当时，常驻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有六个军，另外还有六个师，不仅数量多，且战斗力强。
红军曾与湘敌吴尚第八军有过四次交锋，结果只伤其一小部分，敌主力毫无损失。
江西敌人虽然也有三个军，而参加“会剿”井冈山的只有三个师。
其中除独立师第七师师长刘士毅是江西都昌县人之外，其余全是蒋介石从云南调来的军队。
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他面对这个现实，制定和实行了“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政策。
也就是说，对湖南敌军只能防守，不宜主攻；对江西敌军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实践证明的分析是正确的。
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红军先后在遂川、宁冈、永新与江西敌军较量多次，连战皆捷，累计歼灭和击溃敌军八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把江西敌军打得乱毫无还手的能力。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对敌我力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
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井冈山的具体情况，以敏锐的政治跟光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井冈山的革命斗争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委员送棉衣 从一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
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
好在苦惯了。
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
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
在生活上，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钱，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没油盐的南瓜汤，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
毛委员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
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
一天，部队发下新棉衣，毛委员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委员身上只穿了三件单衣，想起毛委员寒冬的晚上只披着一件线毯，还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
在毛委员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
毛委员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严寒的冬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爱戴，取得了井冈山斗争的胜利。
1937年11月，徐肖冰那时刚参加革命，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任摄影干事。
有一天，组织上对徐肖冰说，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拍摄，具体情况到飞机场就知道了。
徐肖冰赶到飞机场时，人还很少。
等了一会儿，、周恩来、朱德、博古、肖劲光等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都到机场来了，飞机一到，徐肖冰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下来很多人。
原来是苏联派专机把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送回延安，陈云也从新疆上了这架飞机，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
那时徐肖冰到延安不久，很多人他并不熟悉，只好想办法让主席的镜头多一点。
看到徐肖冰拿着照相机比划，主席就说：“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然后他们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见第132页，徐肖冰摄）。
那时徐肖冰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装置，也没有广角镜。
他只好离得远一些，以主席为中心拍照。
因为不熟悉，这次拍照险些把站在边上的王明圈在镜头外面。
刚拍完一张，突然有个外国人把徐肖冰拉到旁边，问：“你是哪里来的
”徐肖冰说：“我是后方政治科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
”但这人半信半疑，恰好一旁有人认识徐肖冰，向他证明了徐肖冰的身分。
后来，徐肖冰才知道这人叫马海德，是个大夫，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一起到延安的。
但当时被他这么一搅，拍照的机会错过了。
当徐肖冰与马海德熟悉之后，就总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时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怀疑我，这事是你该管的吗
”马海德自己也觉得好笑。
)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多次于日军血战,曾取得过喜封口,临沂,随枣的战役的胜利.后在枣宜会战中殉国. (2),为了掩护群众和大部队撤退阻击树倍与己的日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跳下山崖. (3)林则徐,禁烟运动,壮我中华. (4)李宗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徐州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取得过台儿庄大捷.有效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
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
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 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
”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
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佟麟阁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
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
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一级英雄”王海大队长 人物小传：王海，山东人，1925年生，1945年入党，1946年入伍。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的王海带领战友们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他本人因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王海和战友们平均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
但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王海和他的战友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强敌。
1951年11月18日下午，180余架美机分头飞至我方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我机奉命起飞迎战。
王海大队出动6架战机，向指定战区飞去。
“跟我进攻
”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后，王海发出命令。
随之，编队从 6000米的高度直捣而下，瞬间就冲到了1500米处的敌机群中。
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乱作一团，丢掉炸弹，仓促应战。
见敌机采用“圆圈战术”，8 架飞机首尾相连，互相掩护，与我机兜起圈子，王海一声令下：“爬高占位
”我6架战机一起昂头，急速跃上高空。
紧接着，他们又一压机头，猛冲下去。
几次冲击，硬是冲破了敌机的“圆阵”。
王海抓住时机，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直到距敌机500米处才开火，打得敌机翻滚着坠向地面。
剩下的敌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散逃窜。
战斗结束后，王海和战友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基地。
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掉了5架敌机。
王海大队一举成名。
南宋末年，元兵南逼。
宋皇从杭州败移福州。
景炎帝二年(即公元一二七七年)的春天。
文天祥为了抗击元兵，率师从闽西进军漳州，所闻福州失守，宋帝败逃海上，他只好西撤，翻越闽南与闽西交界的坂寮岭，退到险要的倒岭赶筑营垒，沉着应急。
元兵来势凶猛，紧迫在后，文天祥的兵马渡过下畲溪的木桥，仰望天空，说了声“天助我!”立即，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咆哮的山洪把元兵阻隔在崎岖的对岸。
那拆掉的虽是木桥，却系交通要道。
文天祥考虑到战后百姓过往的需要，特地为当地留下不少金银，以备复建之用。
当他带兵马要经过倒岭下的梅子坑村，老百姓闻讯接应，纷纷主动把家里的门板桌面都搬来铺架临时便桥。
文天祥万分感激，当场为此桥取名为“大义桥”，后人也有传说为“待御桥”。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间，在大畲溪建起了坚固的石拱桥，并在桥头建立了壮观的碑亭，以纪念信国公文天祥举义驻师。
树立的三块石碑，均有秀丽的碑文。
传说后来当地著名的文人林希严(林泰)为了悼念“耿光垂北斗”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感慨满怀地写了《题国公桥》一诗： 当年丞相过桥东， 战马啸啸满路风。
万古人间留壮烈。
百年溪水泣英雄。
伤心荒涧碑犹在， 放目寒山事已空。
吊古不堪回首望， 冷烟萎草夕阳红。
这首凄凉，悲壮的诗篇，表达了后人对文天祥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
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
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
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
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
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
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
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
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我们要开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主题班会请大家帮我写一份主持稿啦，我自己会修改的，帮帮我
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1949年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
创立者和领导者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主要有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
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