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中学组织生活会主持稿
XX中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组织生活会主持词（2017年3月14日）各位领导、同志们：经XX乡党委同意，今天我们召开XX中学党支部领导班子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次会议应到会X人，实到会X人，X人因事（学业水平考试研讨会）请假，符合规定，可以开会。
今天的会议，上级党委极为重视，XX乡党委书记XX同志、乡党委XXX同志、乡人民政府XXX同志亲临会议进行全程指导。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会议共有五项议程：一是由联系学校支部的领导XX同志作动员讲话；二是由我代表学校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三是学校班子成员作对照检查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是由乡联系领导XXX同志（党员领导）作点评；五是由我作表态发言。
六是进行党员民主评议；七是分组继续进行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校党支部高度重视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会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开展了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并组织班子成员深入开展交心谈心，认真撰写个人简要对照检查材料，查找四讲四合格方面存在的问题。
今天的会议，希望各位党员干部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相互批评时，被批评的同志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接受其他同志的批评意见。
大家的发言要以简要对照检查材料为主，但不要照着念，主要讲存在的问题、表现和例子，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
发言时间在5分钟左右，每位同志对照检查进行完后，其他同志一一对他提出批评意见，
团支书自荐信怎么写
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事： 大
首先感谢委政府给予我这次展示自己会
中层干部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上岗，我一是坚决拥护、二是积极参与。
本着锻炼自己，为大家服务的宗旨我站在了这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 我叫XX，现年X岁，2002年毕业于XX，同年十月分配到 今天，我竞争的职位是镇团委书记。
理由有三点：第一点，我认为这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自己。
我觉得越是新的工作新的环境越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越是能够学到新知识，开拓新视野，挖掘新潜力。
挑战与机遇同在，压力与动力并存，这次竞争新的岗位，目的在于锻炼自己，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从而在今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第二点，我认为自己具备担当该职务所必须的政治素养和个人品质。
首先，我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
尤其是一年多来的农村基层工作经历，培养了我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相信这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其二，我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工作中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具备一种勇于接受挑战的信念。
锐意进取精神的十足，这将有利于开拓工作新局面。
第三，我办事稳妥，处世严谨，信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工作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懂得及时征求他人意见，相信集体的力量，而不会盲目的独断专行。
; 第三点，我认为自己具备担当该职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
首先，我认为自己具有较好的的理解判断能力。
自参加工作以来，通过不断学习政治理论、业务知识、文化知识……对上级指示的理解能力、对偶发因素的应变能力不断加强。
其次，具有较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
学校里所学的专业知识加上参加工作以来，几次上台演说的机会及一年多来联村工作的实践锻炼，使我懂得了一些与人交谈、演讲演说、主持会议的语言艺术。
不断增强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其三，我信奉诚实、正派的做人宗旨，善于将心比心，善于联络感情，能够与人团结共处，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相信这将有助于我更好的深入青年，听取青年的呼声，表达青年的愿望，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赢得他们的拥护。
综上所述，我自认为已具备了担任镇团委书记的条件，如有幸竞职成功，我将迅速找准自己的位置，在党委政府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坚持一个“原则”，实现“两个转变”，抓好“五项工作”。
具体的讲： （一）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坚持“紧密联系党组织、紧密联系青年，扎扎实实开展工作“的办事原则。
（二）要实现“两个转变”; 首先是实现角色的转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所有团员青年们，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事业上同干。
发挥整体优势，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
; 其次是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坚持以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工作方式上不仅要学习前辈的经验，更要结合实际，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把工作做细致，做全面，保证工作落到实处。
（三）要抓好“ 六项工作”包括： 1、抓好队伍建设，打造极聚向心力、战斗力的团组织。
; 首先根据我镇特点，按照抓好两头、发展中间的方法，狠抓整个镇的团组织工作。
其次，解决好团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问题，强学习强培训，狠抓团干队伍建设。
其三，通过推优入党、树典型示模范、强管理狠抓团员队伍建设。
; 2，选准载体，大力营造宣传氛围。
依托简报、宣传窗、互联网等载体，结合重大节日，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我镇团工作的宣传力度。
3、推进阵地建设，创新活动，切实增强团员青年的凝聚力。
切实做好服务青少年的工作。
着力推进爱心助学行动，加大对困难 学生的救助和服务力度；维护青少年权益，积极推进青少年自我保护教育工作的开展；努力服务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培养青年兴业领头人。
、深入推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切实帮助困难青少年群体，开展送钱物、送技能和送信息等活动，助困难青年群体解决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5、抓好非公有制企业团建工作。
通过党建带团，使各企业团建工作上水平、上档次。
最后，协助、配合党委政府做好各项党政重点工作，切实当好助手的角色。
各位领导、评委、同事们，古人说：“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而自坠其志。
”竞争上岗，有上有下，无论上、下，我都将以这句话自勉，一如既往的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给我一次机会，我将还您一个满意
谢谢大家
小学班级特色介绍
在蔚蓝的天空中，一群勇敢的小雏鹰正迎着阳光自由地飞翔。
这群小雏鹰正是我们勒流中心小学三年（2）班的同学。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我们的做人原则；学会学习，学会休闲是我们的班级特色；遇难不退，遇苦不怕，绝不向困难低头是我们的行动口号；“努力学习，超越自我”是我们的班级格言；创建一个具有浓厚学习氛围的和谐集体则是我们的目标。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挺好的成绩。
如曾获表扬班级，班级墙报获得好评等。
瞧
生活在我们这个班集体里的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你看我们生活在一起，有多么的快乐
多么的团结友爱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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