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 代沟的主要责任在于父母还是孩子
网上这个辩题的资料很多推荐给你-争鸣口才网上的关于这个辩题的资料另附结论词一篇一、从生理上讲：父母比我们年龄大，所以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要比我们成熟。
父母的经历和经验也比我们丰富，做事也比我们谨慎、周密。
所以他们有能力采取适当的措施同子女进行沟通。
如果父母 没有做到这些而使自己与子女之间产生“代沟”，那么主要的责任在于父母。
二、从思想上讲：父母不理解子女，不知道子女想什么、要什么
父母只是以自己特有的家长地位，强制性的要求子女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从而压制了子女心中的各种想法。
认为自己说的话或是做的事都是合乎常理的，都是对的，这就会使父母与子女产生“代沟”。
三、从家庭地位上讲：父母是一家之主，他们掌握着经济大权。
作为子女学习的榜样，而他们又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和面子，从而不能同子女平等地交流。
为了维护父母的威信和尊严，他们不愿意接受子女的各种建议，总是喜欢子女唯命是从。
父母的这种“”的地位，就会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代沟”。
四、从现代教育上讲：子女所要接受的教育很多，而家庭教育则是子女接受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
在谈及家庭教育必然要谈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必然会形成一个和睦而又温暖的家庭。
如果家庭中各成员之间产生隔阂，必然会对子女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父母的各种言行和品德对子女都会有耳濡目染的作用。
从子女一出生，父母就成了子女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们就担负着培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
而父母的失职就可能给家庭蒙上一层阴影，造成家庭冷漠不和，以及子女的悲观、消极思想。
五、从时代发展上讲：父母的生活经历大多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历。
过去的经历让他们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他们不想让子女重蹈覆辙，所以一再要求子女接受他们的思想观念。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世纪的子女已经形成了与父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代沟”，而父母又不积极主动与子女进行沟通。
江 泽 民同志曾说过：我们的思想要与时俱进。
而他们恰恰又没有做到这一点。
求 中学生应不应该早恋 辩论会的主持词
我认为如果你会限制的话，谈不谈都一样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有个男生他的功课非常好，读第一班。
但是她的女友就读最后第三班（那间学校总共有十七班，很多哦）然后，他的女友什么都敢做，比如：逃学，打架等等。
起初那男生的朋友都问他：为什么会喜欢上这样的女生
她有什么好
但他们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喜欢没有为什么，我只是造着我的感觉走罢了。
”但是渐渐地，“奇迹”出现了，他的女友很少逃学了，甚至有时还留校叫她帮她补习。
初次那女的朋友都感到很惊奇，于是问她：你怎么了
她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再逃学，就更少的时间可以看他了。
我宁愿换节的时候趁机去看他，也不要白白逃学让自己失去这样的机会。
。
虽然只是见面做个样子的补习，但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把原本她对课本里写什么东西都不懂，却在补习后对课本讲的东西略有一二。
就这样，常常考试不及格的她，变成每科都及格了。
然后她慢慢对自己有要求了……因为她本来就聪明，所以在几年后的她，已经和她的男友读同一班了--第一班。
而现在，听说他们已经一起到国外深造去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中学生谈恋爱不一定100%不好，但也不一定好。
只是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的路了。
有人说：将来的路是靠自己一手造成的。
交到好的男\\\/女友，对自己都有帮助。
也许早恋会使你得到许多经验，但是早恋也容易给我们造成心里障碍
早恋中会产生许多问题，如果你能巧妙的解决，表示你在不断的学习人生的经验；反之，早恋中也容易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恋爱可以，但应该给自己一个最低的限度
否则容易走火入魔～
但总体来说弊大于利,社会也不提倡早恋.肯定的说是好的首先是青春期在感情上有种神秘的探索感为今后的婚姻实战积累相当重要的经验再就是可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加速了人民币的流通其次就是增加了责任感和爱心这个社会现在很缺少爱心就是因为家长对早恋的反对再加上高考的压力中学生恋爱可以减轻来自学业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不提倡过早的性行为答案补充 我补充下哦对于分手呢相信基本是个人的都经历过，没经历过的真的是中奖的好命恭喜恭喜什么事情都是慢慢积累经验才能做好的么人也是一天天长大的么不是生下来就白胡子一大把的么要是怕这怕那的那就啥也别做啥也别想了从生到死都躺着别动当个植物人有句话说的好么失败是成功的娘亲么呵呵再说了现实是要去接受的而不是躲避和反干的现在早恋已经不是一种现象了而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要去反对那根本就无法阻止的必然呢应该正确去对待这个事情正确去理解早恋没什么不好的只是不要过早的性行为对女孩子的心理上会造成很大压力和影响的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7.2526分钟时的一首歌
今天，在座的都是博士生，在日本，你们被称作博士候选人。
这就是说，你们迈过了通往博士道路的第一步。
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焦虑，我也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博士，来让我们的老师满意。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同时结合我们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遭遇来谈谈我们如何应对。
\ 一、遭遇后现代\ 在最近三年时间，社会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这种变革正在冲击我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个变化。
在我们的专业领域，这个变化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我们发现，我们习惯的方法、话语，它的解释力已经被消解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如何去适应变革了的社会。
所以我说，我们遭遇后现代。
根据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下乡，一直到我来北师大学习，我学了5遍哲学，但内容大致类似。
以至于我的女儿问我：爸爸，什么是哲学
我只能回答说哲学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是的，我们不能摆脱这些哲学的束缚。
在中国教育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常非常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教育本质的争论，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参与了这场讨论，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这方面主题。
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是如何去讨论教育问题的呢
我们讨论教育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生产力呢，这种分析思路，源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哲学方法。
我学过5遍哲学，归纳起来，这些哲学告诉我，大致上，我们把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
经济基础之上，就是上层建筑，比如政治、思想、宗教、教育、法律、监狱等等。
我们也很熟知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我们见到的教育学课本，都是把教育放到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当中进行分析，这样一种二分法，导致了我们会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教育或者是上层建筑，或者是经济基础。
应该说，这样一种哲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很有解释力，可以解释我们社会的很多现象，就是说他是管用的。
人们在一段时间，把哲学看成一种显学，打乒乓球和卖大白菜都要讲哲学。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遭遇了挑战，那么我们90年代发生了什么，使得这种思维方式不得不发生变化
\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终于承认我们社会需要市场，开始建构市场经济体系。
对这一点，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讨论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时我自己作为教育法起草人员，参与了这样的教育与市场关系的讨论。
但是，在那时，人们反对把教育与市场联系起来，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个公益性的事物，市场是不能介入到公益性的领域。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了5年之久，以至于到了1995年，大多数人认为，教育仍旧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和市场发生关系。
所以教育法第2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
这样一个规定可以反映当时整个教育界对教育的一个基本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
我认为，这个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向多元化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中，整个社会是一个一元化社会，我的一位博士生把它成为“总体性社会”，或者是“一体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承认个体的利益，强调利益的一致性、共同性，比如我们通常说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句话，在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表明不同利益、不同追求的表达是我们计划经济否定的。
但是，市场经济中，多元化是最基本的需求，买家卖家有多个，它们的追求是不同的，而且可能存在冲突，也可能发生激烈的对抗。
一个好的政府，可能不能同时代表买方和卖方，否则就是强买强卖。
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可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使得社会主体达成和谐。
\ 所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
比如在教育领域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人们从来没有对教育出现这样强烈的表达，比如我们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设计，这种迹象非常普遍，这里面其实也暗含了家长的利益追求。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在培养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逼迫他去学各种各样的特长，我们难道能说这种要求是错的吗
不能，所以这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新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的社会哲学开始失去他的解释力。
传统社会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了我们社会是由一个不同主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
如果说这个哲学承认有不同利益追求的话，那它就把它解释成为一种阶级斗争，他导致我们遭遇了一系列问题。
\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教育领域里的这些现象，我们普遍遇到了困难，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失语。
教育领域目前有很多话语，比如经济学的话语，如教育产业化等等，还有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当然也有我们独特的教育学话语，如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多元化的话语愈演愈烈，那么教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
这些问题的提出，我觉得，反映了教育学领域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焦虑，即文化焦虑。
何以见得
大家可以查查瞿保奎先生的《元教育学研究》，这本书反映的是80年代末人们展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
非常有意思，在南方的上海，华东师大展开的是一场元教育学的讨论，企图通过教育学本身的反思来寻求教育学的科学性存在；而在北方的北京师大，我们则希望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来寻找教育学的新的生长点，来提高它自身的生长点。
其实，无论是那种探索，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教育是不是一门科学，能否科学化，科学化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人们也不断讨论新的问题，比如知识问题，人力资本开发问题，全球化问题，终身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似乎也在冲击我们头脑中传统的观念，我们很多原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新的问题。
比如全球化问题，最初提出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似乎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契机，把它看成一个新生事物。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没有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前年哈贝马斯来中国做报告，一共做了三场，我听了两场。
在中央党校，哈贝马斯专门讨论全球化问题，尽管哈贝马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但他它基本上对全球化持否定的态度。
同样，1997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千年大会，提出了一个口号：差别同在。
我们的时代，不但要承认差别，而且差别应该是共同存在的。
这是一种与全球化相反的声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全球化正在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均值化问题，同一性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使得我们社会成为单向度发展的社会。
我们今天的教育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我们正在遭遇这样一个挑战，遭遇后现代的挑战，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是我们的责任。
\ 二、用阅读谈提升我们的智慧\ 我在这里简要谈谈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书运动，第一次发生在秦朝，焚书坑儒，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我是参与了这次焚书运动的，我把好多书烧了，然后就上山下乡，清楚的记得，我们在北大荒看到的只是革命导师的选集和欧阳海之歌，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要能读书是很罕见的。
但这样的环境恰恰培育了我们读书的冒险精神，包括手钞本禁书，比如《第二次握手》，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是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看得泪流满面，但接着就受到了批判。
在北大荒，我们的一个住处，在横梁上有一个很大的皮箱，据说这是一个被枪毙的红军上校的遗物。
平时在白天，我们谁都不敢去打开。
在一个黑夜，虽然那个横梁很高，然而我们还是爬了上去，把皮箱字打开，我们发现了一件大衣，同时发现了两本书。
一本是《九三年》，雨果写的；一本是《白痴》，托思妥耶夫斯基写的。
后来我们关上门去读这两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两本书没有，看过以后有什么感受。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反复听样板戏的过程中去看完这本书的。
我们看后印象很深。
比如《九三年》里的人物，个个是那么有鲜明个性。
第二本书大致是说我们社会正在扼杀我们的个性。
后来我的女儿问我要读什么名著，我给她推荐了这两本书。
我结合这个故事是说，阅读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性诉求的境界。
虽然我自己还有一些很独特的书，曾经也被北京市评过藏书的什么奖，但是现在，年轻时候的那种读书的冒险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我想，焚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种悲哀，带来的是知识分子无书可读。
但是，今天不一样，你们今天能读的书太多了。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出版了大量的书，但大多数是名著，不像今天，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学者，包括水平不高的学者，比如像我这种学者，许多书也充斥其中。
读大学的时候，有时我也与你们一样，老师讲课，我私下读书。
但是我当时读的是名著，是大家写的书，而你们现在面临的境况不一样，因为出书的可能性增大了。
所以我想，阅读需要精选。
“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生活的边界”。
这句话是说，你的生活领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语言。
有时一种文化你理解不了。
但是，现在我要把他延伸一下，其实你的阅读的边界就是你的生活的边界。
阅读一本好书，就是觉得遇到了一位知己。
当然也有一些书，你会在经过若干年后，才会发现他的价值。
比如《代沟》，我读了一遍以后，没有读懂作者对于代沟的理解是什么。
后来我在90年代末期，当我开始作青少年研究的时候，脑海里翻腾起来的就是这本《代沟》，这时候我才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作为一代巨人，作者对代际之间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余响。
所以我说阅读能提升人的智慧，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 三、学术研究的三大意识\ 我自己做了20多年的学术研究，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在发生一个变化，这个轮廓至今逐步清晰起来。
最早我的老师说：教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规律，指导实践。
一直以来，我遵循教师的教诲，去寻找教育现象背后的规律。
这是我多年来的追求目标。
但是，20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过去所说的规律，其实并不是规律。
我们曾经的规律今天都被否定了。
所以我们要去讨论规律是否存在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主体对世界本身的理解去把握外部世界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说“科学”这个词的时候，大致可以看成法国实证主义大师孔德的话，这词诞生至今大约150年历史。
诞生以后，接着就和民主一起风靡世界，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就有德先生和赛先生。
那么什么是科学
诞生的时候，概念很清楚，科学的概念是与信仰对立的。
孔德说，科学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性质：自然一致性、因果联系性和可重复性。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可称为科学的认识，必须符合这样三个特征。
因此，人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划分我们认知的财富。
它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来划分的。
那么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努力于科学自我求证的追求。
我们曾经也一直试图使教育学去屈从自然科学的要求，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有科学家说自然科学也是不确定的，这让我们大失所望。
普里高津写了一本书，叫做《确定性的终结》，讲的九十自然科学中过去以为是确定的东西，现代已经变得不确定了。
社会科学中同样有很多确定性，但它们大多数是强制性的结果，我们通常把一种发展趋势当成一种规律。
趋势是人们选择的一种结果，选择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趋势。
就如同鲁迅所说：“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但是这个路并不是唯一的，趋势不是规律。
\ 在关于社会和人的认识当中，传统的社会哲学束缚了我们很多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哲学不是一门显学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在追求方法论，可以说方法论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社会科学家，为了能够消除社会科学的不良形象，如思辨等，开始追求定量研究的方法，那时定量研究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研究方法，以为定量的东西一定就是确定的东西，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东西。
所以，从90年代开始，我一直就在反思，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去工作
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规律，如果没有，我们的价值又存在何处
我自己最终认为，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本来不存在的所谓规律，在研究过程中，我为自己规定了三大意识：\ 一是问题意识。
\ 第一是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起点。
如何发现，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外界有时候对我说，劳老师，你做的工作，总是能够走在别人前面，轰动比较大，我只能说，这并不是说我比比人聪明，只能说我能更善于发现问题。
其实我完全可以说，社会科学当中80％都是假问题，没有意义。
有一次我我参与教育部的职称评定，就是评价一篇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哲学家对自然科学家的引导》，当时我们一批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是平行工作的，它们不存在谁引导谁的关系。
所以我说，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提出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就是有意义的问题。
我看到很多心理学的论文，相当多心理学的论文我不敢恭维，比如论六岁儿童的运算能力等等，我说，这个凭借感性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这就是一个假问题。
所以，发现问题很不简单。
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两位老师对我的评价是，倾向思辨，但我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实证题目。
当时开题，共有五位先生，王焕勋、成有信、孙喜亭、黄济、顾明远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其中有四个人反对我的选题，只有我的第一导师坚决主张我选的题目，导师说我不能完全指导你，但你可以去跟法律界的老师去学习。
我后来是到中国政法大学选修了法理学的课程，到中国人民大学跟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高铭喧先生学习了刑法的课程。
我博士论文就是高先生作为主席主持的答辩。
现在有人说，哎呀劳老师，你怎么就那么有眼光选了这么好一个题目，实际上我选这个方向的时候，教育法是一个很冷门的领域，人们都问我，你是研究什么的，我回答说研究教育法的。
对方马上反应说，哦，是研究教育方法的。
那时人们普遍把教育法当成教育方法，还很冷门。
所以，我说发现问题是问题意识的起点，第一步，非常重要。
\ 第二是界定问题。
所有的研究首先是从界定问题开始的。
就是说我们要给研究领域规定预限，即问题域，问题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比如我们要研究学校事故，即在中小学校发生的人身伤害事件。
很显然，我不可能对所有伤害事件进行研究。
我们要区分意外事故与过错事故，这些都是法律上比较有严格的定义，就是过错事故，也可以分为故意导致的和过失导致的。
所以我后来主要研究的是：过错事故当中的由过失导致的事故。
那么别人可能会问我，意外事故难道不是学校事故
我说，是，但是没有进入我的研究领域。
这就是问题的界定。
以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很多研究生没有一种自觉的界定问题的意识。
所以很多问题都很大。
你没有清醒的界定问题的边界。
我的一位博士生，刚刚答辩完，他开始想做青少年犯罪和犯罪侵害的研究，我说你的问题研究过大，这是两个问题，必须缩小，后来他说只研究青少年被害这个领域，我认为很好，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研究很多了，但是青少年被犯罪侵害的研究还没有完整的文献。
但是后来我又说，青少年这个概念很模糊，现在很难界定什么是青少年，是青年加少年呢，还是要不要包括儿童呢
后来他把问题界定在中小学生当中。
所以最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小学生犯罪侵害研究。
现在论文已经出版。
\ 第三是对问题进行综合。
综合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归纳整理。
我把这样的工作叫做学术史的研究。
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必须首先对进入我们研究领域的问题做学术史的研究。
因为我不知道在你之前，是否有人提出这个观点。
这也是说我们每个研究者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现。
我们过去出现了浅层次的研究。
所以，我说必须要做学术史的研究。
很多开题报告，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比较差，没有进行严格训练。
这种学术历史的整理，包括中文和外文的资料。
严格的学术应该包含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位博士生，后来论文评价的清华大学教授说，我没有看到一本外文文献，在座的学生，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出现。
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须进行文献的归纳、整理，否则你不能说你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
综合问题，是我们问题意识的一个必要环节。
\ 第四是解决问题。
问题的解决我们后面结合实际课题讨论，在这里略去。
\ 第五是验证问题。
验证问题就是要去证实或者证伪。
有时候，很多人向我说，劳老师，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假设是相异的，这个怎么办
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候研究者的确感到很痛苦。
就是最后的结果验证自己提出的是一个假问题。
我的一个学生，在做学术史的时候，跑了北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甚至北大图书馆和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发现相关文献。
他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一个学者研究过，于是自己感到非常不自信。
我说，这里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你提出的是假问题，不值得去研究；二是你提出的是新问题，别人没有碰到。
现在就是你要去论证，他是假问题还是新问题，他所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去控制他，然后再去验证他。
\ 问题的意识需要不断在课题研究、对话和讨论中培植，不断的贯穿其中。
我是这样经常与学生讨论，来培养他们问题意识的。
\ 二是学理意识。
\ 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界定为教育原理下的教育政治学和教育法学方向。
我认为，教育学的问题包括两个元问题：一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比如教育政策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等；一个是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这是两大元问题。
我自己在做政策和法律问题当中，经常要接触各级官员，因为这是一个很实证性质的学问。
在这过程中我不断要确证，我不是一个官员，我和他们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的研究始终趋同于官员，他会看不起你。
我所做的是学理性的研究，不是一种工作性的研究，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重视。
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自身自己是教育部的打工者，几乎给各个司局都打工，师范司当时的金副司长说，劳凯声你们学者要和我们保持一致。
我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你们官员也应该和我们保持一致。
我们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寻求共识。
就是我作为一位学者没有独立性，你们还要我干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清楚的定位。
这种定位可以从四个向度进行分析：\ 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这个象限理论把我们研究的立场划分得很清楚。
当我们说到研究的时候，没有纯客观的立场。
因为政策的研究，总是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做出准确的定位，否则你会遭遇被动。
那么什么叫做学理意识
我通常做这样的解释，首先学理研究是一种范式的研究，这是我描述学理的一个概念；第二，学理研究是一个创造性的反映，而不是一种解释学、图解学；第三，学理研究是与实践保持一定距离的研究。
我用范式、创造性、距离三个概念来理解学理意识。
比方说，研究教育问题，在教育部，有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有教育政策与法制建设司，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也有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社会发展司（部），我们的研究与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无意于去贬低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分清楚我们与他们研究的差别所在。
\ 三是方法意识。
\ 方法是从已知达到未知的桥梁。
方法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同。
就是说这个桥如何搭，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多差异。
我们现在很多人尝试用质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教育问题的，记得咱们国内第一本质的研究方法专著出版之前，编辑给我看，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翻译行不行
这不就是一个定性研究方法吗
他们没有把握。
我说这个翻译，不是大陆人创造的，这是香港和台湾人的翻译，之所以要这样翻译，是试图与定性研究加以区别。
过去我们往往重视思辨性研究、反思性研究，缺少必要的规范，使得人们怀疑这些研究的可信度。
比如80年代，我们老师的论述就很成问题的，他们往往说，因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怎么能从一个命题得出一个命题呢
它们之间没有包含关系，逻辑上不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随意得出结论。
对于质的质的研究方法，外行人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内行人已经很清楚了。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从开始作研究，方法论就一直困扰着我。
从读研究生开始，我一直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我导师的课题就是马克思的教育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共是64卷，我老师当时买来送给我，这是当时很贵重的礼物，其中最主要的论文我都看过，其中第23卷看过3遍，由于老师要经常与我讨论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必须仔细阅读，现在我并不要求我的学生去进行这样的读书。
后来我记得我写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文章，我说孔子很伟大，在2000年前提出了教育平等的观点，我的老师后来就批评了我，他说教育平等的观点孔子怎么可能提出来，然后搬出《论语》来给我讲了三个小时。
所以方法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关于质的研究，我后来归纳了两句话，我说，质的研究，如果就其方法而言，是法无定法，只要能达到，都应该是好方法；但就其人文关怀，价值追思而言，是道有常道。
这两句话得到了作者陈向明的认同。
\ 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下面我讲讲自己的研究，供大家参考。
我总结自己的一个优点，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可能总是比别人快半步。
有人说，当别人没有想到时，你已经想到了；当别人已经想到时，你已经开始做了；当别人开始做时，你已经做得较好了；当别人做的较好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别人做得和你一样时，你已经改换其他道路了。
我自己从80年代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与到教育立法活动，是顾明远和成有信两位先生选中了我参与这个活动。
从此我与教育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逐步深入进去。
要是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今天可能与大家在这里讨论其他问题。
当时一开始进去研究教育法的人，也有很多，当时北师大教育系就有五六个，但是坚持到最后就是我。
当别人放弃的时候，我还在坚持。
我们最近几年，我们这个研究团队，应该说在我们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有很大影响。
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想到了。
比如说，我们开始讨论一些教育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比如，三年以前我们就讨论第三部门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民营化的问题等等，都是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别人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持之以恒使我们总是比别人快了半截。
比如民营化的问题，我关注很早了。
尽管我和我老师经常讨论教育和市场的关系，但当时我并没有写文章，但是当我后来理解了第三部门的时候，我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有把握了。
所以我说，做学问是积累的过程，然后你才有一家之言。
我们的政策分析，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当中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的讨论，也同样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 关于教育法律的研究，有人说，劳老师，你是中国教育法学的开创者，我说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共同发展这个学科。
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发出的声音会受到很大的反响。
比如《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这本书的一篇书评，受到新华文摘的刊登。
青少年研究方面，最近几年，我们做了全国高中生的调查，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的调查，北京市6个区网络文化和德育问题的调查，我的博士生还做了学校安全方面的研究，青少年被害的研究，我们现在做了大概三到四年的研究。
已经受到一些影响，团中央已经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博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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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开发与经营过程中保持生态与文化的多样性,促进社区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景区;体验;可持续发展。
全国旅游主题公园近80%已倒闭,给中国旅游业已造成3000多亿元的损失。
其中的代表是亚洲投资最大(10多亿元)的科幻公园福禄贝尔乐园于1998年1月宣布破产清资,投资上亿的通什海南中华民族文化村开业不到8个月就倒闭。
武陵源为了保住“世界自然遗产”这一金牌,不得不拆除违规建筑,耗资3 45亿元,相当于1990年到2001年底武陵源所有门票收入的总和!忽视游客体验与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是造成这两大问题的根源。
一、关注游客体验是旅游景区生存的条件忽视游客体验是旅游景区倒闭的最重要原因,景区为什么不能吸引游客,关键是景区的产品不能够让游客产生“舒畅”的旅游体验。
没有游客,景区就失去了生存条件。
(一)体验经济的特征PineⅡ和Gilmore(1998)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了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
提出体验是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
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消费者是这一过程的“产品”,因为当过程结束的时候,记忆将长久保存对过程的“体验”。
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它的每一瞬间都是一个“唯一”。
体验经济所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
对旅游景区来说终极的体验就是“快乐”。
他们将体验分为4大类:消遣、教育、逃避和审美。
让人感觉最丰富的体验必须同时涵盖四个方面,即处于四个方面的交叉的“甜蜜地带”(SweetSpot)的体验。
到迪士尼乐园、赌城拉斯维加斯就属于最丰富的体验。
PineⅡ和Gilmore还提出了塑造体验的5种方法:体验主题化、以正面线索强化主题印象、淘汰消极印象、提供纪念品与重视对游客的感官刺激。
(二)游客需求:快乐“三感” 游客希望在旅游景区实现他们“求补偿、求解脱”的目的,在旅游过程中补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游客希望得到的体验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快乐。
过去的游客是向往大自然的(Sunlust)、缺乏经验的大众消费者。
标准化的旅游产品就能够满足它们的要求。
而体验经济时代的旅游者寻求个性化的服务、灵活性、更多的冒险与多种选择。
他们追求真实与差异,从逃避走向自我实现。
体验经济时代的游客特征是: 1、更愿选择散客而非团队;2.选择个性化定制的旅游产品而非标准化产品;3.不是购买整体产品而是购买零件自己组装;跟随他人去名胜古迹到发现旅游胜地;4.从“走马看花”式的巡游到“下马赏花”式的游览;5.从“旁观”到“参与”,从“领受”到“奉献”;6.从只重视“到此一游”的结果到同时重视“结果”与“过程”,从“被组织”、“被安排”到“自己组织”、“自己安排”。
从游客的旅游终极目标来说是为了追求快乐的体验。
快乐是由新鲜感、亲切感与自豪感三要素构成的。
新鲜感来自于差异,亲切感来自于交流,自豪感来自于赞美。
新鲜感,即新奇与鲜活。
亲切感是从接触中,特别是人与人接触中,得到的一种满足感,他的主要功能是消除孤独,只有那些欢迎、关心与理解的接触才能够产生亲切感。
自豪感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一种对自己满足的感觉。
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值得尊重的人,值得自己也值得别人爱的人。
一个成功的景区应该通过各种场景设施与服务来明确游客的这三种感受。
(三)最优体验标准:畅什么是最优体验呢?心理学家克珍特米哈依在其名著《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中提出了最优的体验标准是“畅”(flow),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这些思想将对现行的景区开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适当的”挑战指活动的难度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相适应,太难的活动会让人感到紧张和焦虑,而太容易的活动则会让人感到厌烦,都不能让人获得快乐体验。
二、均衡利用是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战以来,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理念经历了从经济至上到均衡发展,从经济增长主义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演变历程。
经济增长主义早期的旅游景区开发方法的重点是产品开发、土地规划与市场促销,主要目标是景区经济利益最大化。
这种理念导致的结果是环境恶化、犯罪增加、游客与社区居民关系紧张、广告引导的游客畸形消费等。
中国旅游景区开发在过去的2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国内的旅游开发长期受经济产业思想主宰,把旅游收入超过地方GDP的5%(或8%)成为地方支柱产业作为旅游开发的核心目标。
而且指导中国旅游业发展的2条重要假定是:旅游业是无烟工业;旅游业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
这两条假设加剧了中国旅游景区的过度开发与环境破坏。
资源保护主义随着过度开发负面影响的扩大,人们对资源保护的关注逐步加强。
以Gunn为代表的空间与资源主导的旅游景区开发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分区(Zoning),他将旅游景区分为吸引物、景区路网、社区与交通干线。
上述属于空间分区,还有时间分区,比如许多景区在候鸟鱼类繁殖时间限制游客进入。
分区管理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环境与提供娱乐机会。
这种开发理念注意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但并没有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和谐共存的方法,仍然把这两者看成是对立关系。
可持续发展观 19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居民是旅游产品的核心。
社区方法(CommunityApproach)是这一思想的代表。
Murphy倡导从社区利益出发,由社区确定发展目标、控制开发过程,追求景区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平衡。
其核心概念是社区发展与社会承载力。
后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旅游理念引入,旅游景区开发开始重视资源环境利用的永续性与社会的代内代际公平。
可持续旅游旅游是“在满足现有旅游者与地方社区居民需求的同时,保护与增强未来的发展机会。
”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环境完整的统一。
经济效率指既要维护现在的经济生产力又要给未来下一代的经济机会。
社会公正指保护人类与文化遗产。
环境完整指保护基本的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
指导可持续旅游的4个重要工具是:娱乐机会谱、可接受的变化极限、游客影响管理和旅游最优管理模型。
三、“快乐剧场”:体验经济时代的景区管理模式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成功的旅游景区必须要为游客生产快乐的体验,同时要实现景区的资源、环境与文化的完整统一。
正如地中海俱乐部提出的经营信条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创造快乐!”地中海俱乐部的“完全无忧无虑的度假、全包的假期与一次性付费”经营理念就是要让游客真正享受快乐。
从本质上说,旅游景区就是一个快乐剧场,游客与居民、员工共同演出一场欢乐剧。
(一)总体管理旅游景区要长期规划、总体控制;实行从家门到景区大门的全程空间管理。
政府方面要鼓励公众参与规划,严格监管企业开发行为,制定行业规范,评估与监控旅游影响。
对游客进行教育与沟通,培养负责任的旅游者。
推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以粮代赈”等政策。
(二)项目配置原则差异性:差异性表现为唯一、第一与多样。
要体现新鲜感,首先景区产品要有特色,具有唯一性,即独特性;其次景区产品具有第一的特征;最后要给顾客多种选择。
特色要求景区要有主题,要让游客对景区有地方感。
它必须提供游客某种独特的旅游体验。
就象你在黄山与在泰山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一样。
由于任何项目都要衰老,维持独特性或新鲜感的根本是项目持续创新。
西方国家对主题公园衰老问题的对策是每3年进行一次产品更新,而节庆表演节目则每年有30%的更新率。
参与性:游客不仅是体验的主体也是体验的成分。
参与性体现在两方面,项目本身需要游客参与以及游客参与项目的设计与组合。
必须要游客来参与产品的设计,或者是提建议或者是自己组装,才能够提供游客真正需要的个性化产品。
工业社会之后,技术的隔离和社会忧伤与焦虑创造了对社会互动经历的需求。
比如电话导致面对面沟通的减少,但技术不能替代真实的互动,当顾客的口味与偏好转向老式价值时,景区必须提供社会互动的体验。
挑战性:项目的设计还要考虑对游客有一定的挑战性,给游客突破自己生命极限证明自己生命价值的旅游项目,这些项目为游客培养自豪感。
当游客爬上一座高峰、跳一次蹦极、飞跃某一峡谷等征服某种艰难险阻,成功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或自己以前无法完成的事件时,自豪感就产生了。
比如极限运动需要冒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使人在跨越心理承受极限时获得极大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当然景区配置项目一定要掌握好项目的难度,要让游客有选择,大多数项目的难度要适度,即只要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够成功,否则反而会产生挫折感。
（三）资源与环境管理方式:梯度开发或循环利用,“减”人数“增”植被资源与环境的多样性是独特游客体验的必要条件,也是新鲜感的基础。
没有了生态多样性,自然就不能给游客带来新鲜感。
生态环境成为了景区的重要吸引物。
在满足经济、社会和审美需要的同时,保证文化统一、基本的生态进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支持系统。
对文物保护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指导方针,以及因地制宜,采用分区、容量控制、轮休等方法保证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防止“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恶性开发。
景区资源采用梯度开发模式:比如在温泉度假区,50 63℃温泉水用于供热采暖;37 50℃用于洗浴;30 35℃用于养殖(鱼、虾、蛇)与景观用水;20 25℃用于农业(浸种、育秧、种菜、养花)、泳池用水、湿地用水;10 20℃农田灌溉。
或循环利用模式,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休闲度假村,其基本循环是:塘基植桑,塘内养鱼,桑叶喂蚕,蚕桑废弃物和蚕蛹喂猪,蚕沙喂鱼,鱼池中的塘泥肥桑,蚕茧加工后销售市场。
猪肉、鱼、蚕等可供游客食用、垂钓、或作为旅游商品购买。
基塘之间一环扣一环,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正是:“桑茂蚕壮猪肥鱼大,塘肥基好茧多丝优。
” 保护生态可以做“加法”,如碧峰峡,有意塑造红、黄、绿、蓝等五彩的森林景观,种植一批红叶,精心营造良好的生态旅游环境,同时配套种植黄芪、虫草、贝母、当归等特产药材,以及沙棘、蔷蔽、花椒、红豆杉等经济植物,变单一林种为综合资源。
另一种资源管理方式是“减法”,就是对开发的限制措施。
世界遗产管理中常见的减法包括:限制总体游客数量,不让游客数量超过承载力;暂时的景点关闭;提供复制品对顾客开放,而将真品保护起来;实行分区:在重点文物区与游览区之间设立缓冲区,减少游客对珍稀文物的破坏;设置固定参观路线;价格限制:对有些景点免费,而有些易受破坏的景点采用高价限流;移走人工制品:对一些易风化的文物,如摩崖石刻,采用搬迁的方法在博物馆中保存起来,而不暴露在外。
在我国的敦煌和九寨沟已经实行了定时定量方法来限制旅游人数,莫高窟每日限定数百游客进窟参观,九寨沟每日限定2000游客进区旅游,对国外游客如日本游客实行预约参观。
黄山则实行轮休制度。
苏州开始通过政策杠杆与价值杠杆来达到保护园林的目的。
在碧峰峡,为保证统一规划,万贯集团斥资1000多万搬迁了景区内的数十户农产,其房屋除一部分改作竹制别墅外,其余部分全部拆除,恢复自然状态。
（四）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社区是塑造游客体验的重要道具,社区参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的影响感受最深:二是社区居民本身是构成游客体验中“友好气氛”的必要成分。
促进社区发展实质上是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
社区为游客的新鲜感以及亲切感提供必要的基础。
景区开发要带动社区发展,增加地方就业、社会收入与人民生活水平。
在老少边穷地区,旅游扶贫是中国特色的景区开发的必要使命,2000年8月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开工,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区。
广东、贵州与海南纷纷仿效并且在通过旅游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
(五)景区服务:亲切感的源泉员工服务是游客亲切感与自豪感的重要来源。
在地中海俱乐部,导游是地中海俱乐部的灵魂。
像朋友一样与游客同吃同住同娱乐,与游客打成一片。
又像一个节目主持人,风趣幽默、恭谦勤快、对游客有求必应。
在共同营造景区氛围中,员工起着主导作用。
这表现在对游客的服务行为上,包括微笑、眼神交流、令人愉悦的行为、特定角色的表演,以及与游客接触的每一细节。
现在的服务业特别重视服务情景中的员工与游客面对面接触的真实时刻管理,这一切都为了给游客一个快乐体验。
由于本人参加辩论赛，急需一个精彩的自我介绍
本人叫黄诗权，还望个位兄弟姐妹帮帮忙
一般辩论的自我介绍不需要太出彩，有时候还是主持人负责介绍参赛选手，还是在自己的发言稿上多下工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