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词，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个社会阶层.骑士的身份往往并不是继承而来的，也与贵族身份不同。
中世纪时，骑士在领主军队中服役并获得封地。
需要自备武器、马匹.在骑士文学中，骑士往往是勇敢、忠诚的象征，每一个骑士都以骑士精神作为守则，是英雄的化身（实际情况不一定是如此）。
欧洲的骑士制度和日本的武士制度亦有许多的相似性。
古罗马独裁制：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后，罗马社会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形成了所谓的贵族派和民主派。
贵族派以保守的元老贵族为主体，民主派则是指那些凭借平民运动打击元老贵族、建立个人独裁统治。
马略的军事改革结束了罗马公民兵制度为军事独裁政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苏拉掌权之后，取消了平民会议，限制保民官权力，元老院被宣布为最高权力机关，不经元老院批准，公民会议不得通过任何法案。
使元老院成为他个人权力的工具。
苏拉从此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他被“选举”为终身独裁官，开始 古罗马独裁 。
这种黑暗僵死的局面直到斯巴达克起义时才被打破。
欧洲封建制 是 欧洲中世纪政治制度。
在 5～17世纪中叶，欧洲各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封建君主制为主体,11世纪以后,少数自治城市采用城市共和制。
同时，作为欧洲封建社会主要支柱之一的基督教教会的神学统治体系也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欧洲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封建君主制先后出现过封建割据君主制( 9～13世纪)、等级(议会)君主制(13～15世纪)、君主专制制(16～17世纪中叶)等形式。
500人议事会： 是在公元前508年古代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对雅典的政治机构进行了改革，他首先撤销了四个传统部落，因为它们产生於家庭关系，容易导致独裁统治。
他将全邦分为10个部族以取代原先的4个，意欲使不同部族的成员充分混杂，如此可使更多的人参与政体；接着他将议事会由400 人增设为500人，每一部族各出50人，而先时曾是各出100人。
他没有编排成12个部族的缘故是这样使他可以不沿袭既存的三分部划分(因为从4个部族可分出12个三分部)，导致出现民众不能够混杂的结果。
500人议会的职责是向选民大会提供法案，后者在每年约集结四十次以履行其职责。
被提议的法案可能被通过、驳回或者发回议会进行修订。
，，五百人会议由10个选区各选出50人组成 每个公民一生中都有机会当选为五百人会议成员，会议分为10组，每组54人，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称为“会议主席团”，每个会议成员都有一次机会成为主持政务的主席团成员之一。
中世纪贵族的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方面：衣服的颜色、款式均以法律规定，非贵族者不得穿金戴银，不能穿丝绒、毛皮衣服。
农民只能穿黑、灰两色，贵族可以追求华美，是当时服装改革的推动者；但当时的服装上仍然有不少缺陷，如无衬衣、睡衣，且男女衣服样式区别不大。
在饮食上，有限制和经济实力两种区别。
如野味：孔雀、鹿肉、天鹅属于限制方面；而因为野味气味大，当时的储藏技术的落后，令得从东方而来的长途运输香料可与黄金等值，成为当时贵族的专利。
在居住方面，中世纪贵族为土地贵族，他们依附土地而生，在庄园中心地带有贵族的住宅，但主人不会长住；另一处则为代表权势之地的城堡，起初是皇家特权，一般建立在山上，是易守难攻之地，一防卫性为主且代表权势，不追求舒适，内部潮湿、阴暗；城堡的作用众多，不仅是贵族家族的居住地和社交场所，也是在战乱时周围居民的避难场所。
古罗马衰落的原因和启示 原因有 1，古罗马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和古罗马的分裂 2，古罗马统治者残暴和疯狂的独裁统治 3，古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仍连续不断，贵族生活腐化堕落。
4，古罗马军队制度的腐败。
5，不断受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匈奴的袭击使国力衰退。
最后在公元476年被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灭了。
启示有1 什么国家都有兴衰,不存在千年的帝国,变和改革是主题2 腐败和奢侈是所有帝国兴盛后最危险的诅咒3 军队制度和质量很重要,是保卫国家的基础。
4 国家统一和人民利益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基督教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关系： 基督教作为一个组织体系，他的内部的具有宪政的一些制衡因素和民主因素的一些原因。
就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用于保障人权。
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
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
从教会里面发展出来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是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第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召开教会议会管理制度等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建立有着深刻影响 。
基督教与现代政治制度又相互依存。
最早实现议会民主的现代国家，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国家。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
国中是
民国五十六年，国民政府於台实施土地改革已经颇有成效。
基於为了根本消除恶性补习的病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教育建设，保证「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的成果能长久保留 ；因此，於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在总统府的国父纪念月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加速推动九年国民教育的训示。
而除了以上的目的，实施九年国教亦有其战略目的，在阎振兴的回忆中，他指出：「蒋公欲求富国强兵，非从教育著手不为功。
时值以阿战争之后，其胜负之数，完全系於国民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低，能不令人警惕。
因之，我国国民教育年限之延长，几有刻不容缓之势…」 ；而在黄杰的回忆中，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是为了要让「恶性补习」成为历史名词，让国小毕业学生一律免试进入国中就学，按社区分发就读。
蒋介石於〈教育革新的注意事项演讲稿〉上指出：「此次国民教育的延长，不仅须视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与扩充，而尤应视为整个教育重建与革新之起点…」 ，因此。
九年国教的推行就是要使教育成为生动活泼的教育，使此际遇成为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
以抿除旧有教育政策被人讥为「静态的教育」的观念。
而教育部制定九年国民教育所依据的为国父孙中山所 制定的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目的为实现国父民生主义的理想大计。
在隔年，九年国教实施的第一年，蒋介石在〈对国民教育九年至开始实施及国民中学开学典礼训词〉中提到：「此一国民教育之延长，不徒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实亦为整个教育教育革新的开端，特别是复兴中华文化的起点…」。
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求提高知识，而是要提高公德，已造成现代国民的品格；故其先著，乃在求公德的实践，知能的发挥，群己的辨别。
三、 九年国教政策的实施准则： 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分为国民小学以及国民中学两个阶段 ，将原本的国民学校改称为国民小学；原本的初中，改称为国民中学 ...... 主旨: 战后教育政策的制定--以九年国民教育政策为例 姓名: 善弘 日期: 14:49:45 6\\\/11\\\/103 内容: 国立东华大学 历史学系 指导老师：陈进金 题目：战后教育政策之形成—以「九年国民教育政策」为例 一、 前言： 战后国民政府迁台后，基於地方自治制度的成功推行，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皆大有成长。
因此当时实施的六年义务教育已经有感不足；在民国五十六年的国父纪念月会上，已故总统蒋介石就提出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计画。
所谓：「教育为百年大计」，透过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不但能稳定国民政府迁台以来的政治情势，更能透过教育进一步教育人民，以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近年来教育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可视为对旧有教育制度的重新审查及调整，尤其「九年一贯教育政策」更是打破九年国教施行逾三十四年来「六三」学制的年级区隔；教科书开放以审定制取代国编本后，对於国民教育的教育内容多有所改变。
基於此，研究九年国民教育便是对当前的教育制度推行的加以回顾，并可藉此归纳出教育政策沿革的方向，掌握台湾教育实施的来龙去脉。
本文仅就一、前言，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形成的时空背景，三、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准则，四、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以及五、结语五个部分来探讨此影响台湾逾三十数载教育政策的形成。
二、 九年国教政策推行的时空背景： 台湾光复后，大陆地区沦陷，为适应社会环境之实际需要，教育上已经有所调整。
然而施行已久的学制都没有改变，流弊所及，已经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有识之士分提出了要改革学制的主张。
对於国民义务教育亦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蒋建白便主张延长受教年限，他认为：「我国义务教育年限六年，目前已落人后，故准备延长九年，实为必要…」 。
陈果夫则认为：「国民教育是建立国民基础的教育，人人必受，时间四年或六年」， 蒋梦麟则认为：「当时的中小学教育多侧重升学，事实上不能升学的学生反而居多」，因此主张改革学制。
常道直认为：「…中等教育开始之年龄较欧洲多数国家要晚二年，故毕业程度不能与之相比…」，因此主张改革学制。
而朱绘森则是以(一)世界潮流的趋势。
(二)我国国情的需要。
(三)蒋中正先生的高瞻远瞩。
三个方面来分析实施九年国民教育的背景，於第一点，他指出二战后，世界各国竞相延长国民义务教育年限。
各国之所以相继延长国民义务教育之年限，乃欲藉由国民教育之实施，达成国民之民族化、生活化、政治化、经济化、社会化之教育目标。
第二点方面，他指出至民国五十六年，我国国民小学学龄儿童之就学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二。
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议定原则，凡是学龄儿童就学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国家，即须考虑延长义务年限，因此，我国延长义务教育之年限是相当成熟的。
第三点方面，由於金门地区於民国五十二年接受蒋总统的指示试行九年至国民教育成效颇佳 。
遂之，全国起而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施行。
再者，民国五十六年，国民政府於台实施土地改革已经颇有成效。
基於为了根本消除恶性补习的病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教育建设，保证「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的成果能长久保留 ；因此，於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在总统府的国父纪念月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加速推动九年国民教育的训示。
而除了以上的目的，实施九年国教亦有其战略目的，在阎振兴的回忆中，他指出：「蒋公欲求富国强兵，非从教育著手不为功。
时值以阿战争之后，其胜负之数，完全系於国民所受教育程度之高低，能不令人警惕。
因之，我国国民教育年限之延长，几有刻不容缓之势…」 ；而在黄杰的回忆中，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是为了要让「恶性补习」成为历史名词，让国小毕业学生一律免试进入国中就学，按社区分发就读。
蒋介石於〈教育革新的注意事项演讲稿〉上指出：「此次国民教育的延长，不仅须视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与扩充，而尤应视为整个教育重建与革新之起点…」 ，因此。
九年国教的推行就是要使教育成为生动活泼的教育，使此际遇成为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
以抿除旧有教育政策被人讥为「静态的教育」的观念。
而教育部制定九年国民教育所依据的为国父孙中山所 制定的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目的为实现国父民生主义的理想大计。
在隔年，九年国教实施的第一年，蒋介石在〈对国民教育九年至开始实施及国民中学开学典礼训词〉中提到：「此一国民教育之延长，不徒为国民教育水准之提高，实亦为整个教育教育革新的开端，特别是复兴中华文化的起点…」。
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求提高知识，而是要提高公德，已造成现代国民的品格；故其先著，乃在求公德的实践，知能的发挥，群己的辨别。
三、 九年国教政策的实施准则： 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分为国民小学以及国民中学两个阶段 ，将原本的国民学校改称为国民小学；原本的初中，改称为国民中学 ；而其课程是采取九年一贯的精神 。
两个阶段所重视的教育准则、目标并不相同，兹於下概述： (一) 国民小学教育： 国民小学教育应以伦理教育、生活教育为主，使其知食、衣、住、行如何合於礼义廉耻，以培养国民的良好礼仪；并以培育身心为第一，以维护学生之身心正常与健康。
国民小学的主要职能，在於统一民族文化，使全国国民具备共同的语言、文字、道德标准、建国理想，以期能一心一德，共同致力於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国民小学的课程编订，采六年一贯制，不再分为初级四年，以免重复。
国民小学的教育目标，在於「国民道德的培养，身心健康的训练，并授以生活必须的基本知识技能，而以发展健全人格，培育健全国民为实施中心」。
(二) 国民中学教育： 国民中学接受国民小学毕业生，其教育目标在於「继续国民小学之基本教育，发展青年身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输民族文化，培育科学精神，实施职业陶冶，充实生活技能，以奠定其学习专业技能或继续升学之基础，并养成中拥爱国之健全国民」。
国民中学教育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为主，以启发其立志向上、爱国自强之精神，并强调对国民之基本知识、民族文化之渊源，以及自由及法治、处世与接物之分际，职业技能与一般事务管理之学习，使其认识责任与义务，并能实践不欺不妄之准则。
而对於国民教育后半段的恶性补习，应该事先预防，不再使补习恶风再次复燃。
由上可见，国民中学之教育其实是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育。
早在民国十七年〈中国教育之改造报告书〉即认为：「我国之中等教育应重视职业教育…」。
当时由於初中的容量不足，助长国校的恶性补习风气。
普通中学课程专为升学而设，缺乏实用知识，不能升学者无一技之长，就业困难；而工职教育毕业生人数过少，根本无法适应工业发展的需求。
例如：黄杰在其回忆中便曾以民国五十五年美国雷士顿将军来台创立电子公司，却苦於员工知识水准不足，招不齐员工的窘境为例，说明当时职业教育训练实为相当缺乏，阻碍到台湾的工业发展。
而国民中学的课程则是以民主化、生活化、综合化、活动化、个别化为目标 。
四、 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
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经过蒋总统於国父纪念月会上的唱议后，随即昭见教育部长阎振兴、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及台北市教育局长刘先云，指示筹办九年国民教育的有关事宜 。
以下就从中央、省市两方面的来探讨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规划实施过程。
(一) 中央方面： 民国五十六年七月六日，教育部部长潘振球，在行政院第一零二六次会议中，报告奉蒋总统指示自五十七年度起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
经政务委员陈雪屏研议后，成立了九年义务教育义务小组，负责筹画一切。
教育部也成立策划小组，由次长邓传凯负责主持，积极进行实施方案的草拟工作 。
七月十四日，教育部策划小组即提出了「九年义务教育实施纲要草案」。
七月十五日，行政院第一次小组会议，决议由教育部提出工作进度表，由财政部著急审核经费预算。
此工作进度表共分(一)行政工作。
(二)修订法令。
(三)修订学制课程。
(四)师资培养及供应。
(五)督导工作。
(六)研究工作。
六个部分来进行九年国民教育工作的推行。
同年八月三日，行政院第一零三零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草案」，决定制定「九年国民教育实施条例」。
八月十五日行政院颁布了「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作为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法源依据。
至此，中央方面对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已经掌握初步的方向。
(二) 省市分面： 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在省市方面的实施筹画可以分台湾省以及台北市两部分来探讨。
首先，於台湾省的规划工作部分。
省政府主席在接奉蒋总统的指示后，即命教育厅、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著手筹画，并与中央专案小组密切联系。
随后省政府将为实施志愿就学方案所设的「策划委员会」改为「台湾省九年国民教育推行委员会」，由黄杰任主任委员，另聘省政府委员谭岳泉、秘书长徐鼐、主计处长刘绍志、省议会长谢东闵等十五人为委员，而以教育厅长潘振球为执行秘书 。
此外，各县市并成立推行委员会，负责各县市九年国民教育教育的筹画准备事宜。
五十六年九月四日，省政府转颁中央所订的「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同时颁布台湾省各项实施要点。
随后订颁「各县市拟订九年国民教育计画内容大纲」、「各县市拟定九年国民教育计画疑义之说明事项」等，以利各县市推动作业。
在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台湾省国民教育推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审议、核定各县市所拟定的各项计画。
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五十七年七月二日，又召开第三次会议。
在此三次会议中，已经将台湾省地区实施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各项工作，做了严密的规划。
省政府并颁布「办理九年教育准备工作进度表」，计分(一)划分学区。
(二)增设班级及增设学校。
(三)辅导私立学校。
(四)省办公中，县市办初中。
(五)省接办县市立职业学校。
(六)师资训练。
(七)齐一初中水准。
(八)初中校长甄选储训。
(九)调整县市教育行政机构及增加编制。
(十)技艺训练计画。
(十一)行政人员训练。
(十二)经费筹措计画…等部份，来进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筹画。
在台北市部分。
台北市由於在民国五十六年七月改制为直辖市，因此在推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的工作上与省政府是分开的，其中推行的困难度亦相对的提高。
在当时出任第一任台北市教育局长刘先云的回忆中，他指出当时市府推行九年国民教育的困难处，他说：「它(台北市)既要秉承中央的指示负责规划之责，同时也要负执行之责，这就比较困难了…，好在台北市的幅员不大…」 。
北市改制后，便由刘先云出任了直辖市教育局的首任局长，并奉命於五十七年度开始，筹备九年国民教育。
刘先云到职后随即成立「台北市九年国民教育推行委员会」，由市长高玉树兼任主任委员。
而市教育局为了使办理九年国民教育的准备工作能够尽善尽美，特别成立「实施国民九年教育研究辅导委员会」，以便集思广益 。
台北市亦订定九年民教育的准备工作进度表，分(一)组织及计画。
(二)划分学区。
(三)增班级级及增设学校。
(四)辅导私立学校。
(五)国民中学入学人数调查及实施。
(六)国民中学校长、教员之储备及任用。
(七)师资训练。
(八)其一国民中学水准…等八个部分， 依次堆行九年国民教育政策。
五、 结语。
九年国民教育施行至今已逾三十周年，三十几年来的实施奠定了台湾国民教育的发展。
而此政策可说是战后国民政府撤台后所实施影响规模最大的教育政策。
在阅读过相关的书籍及资料后，得到几点感想。
第一、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行，皆是以服膺国父所订定的三民主义为依据，而以反攻复国为实施此政策的最高目标，可见当时台湾与中国所处的局势是相当敌对的；如今，两岸关系以不复过去紧张，然而国民教育所依据的法源及政策却如同三十年前一样，多已不合时宜，早日加以调整、革新实为今日推行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
第二、很难想像一个影响全国的百年大计政策，能够在蒋总统的面命指示下，迅速的在提出计画后的第二年即施行於全国。
或许一方面是基於全国皆有感於义务教育年限太短因而众志成城积极推动此教育政策的产生。
但一方面却使我不禁会将此迅速之成效将目前所推行的「九年一贯教育政策」加以比较；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反对的声浪鲜少出现，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工良好，效率亦高。
民众之间的支持声不疑於耳；然而，现今的九年一贯政策却是被批评的一文不值，地方上民怨不断，似乎没有达到教育革新、改良旧有教育制度的目标。
每当一遇问题，中央与地方便互相推卸责任，撇清关系；实是令人汗颜之处。
九年国民教育带给人民的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愿景，人民知道经过九年的义务延长教育，将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实用知识、技能。
因此，在全民的共识下，九年国民教育政策很快的就付诸实行。
反观今日的教育改革，教育当局并没有提出任何美好的愿景给人民，朝令夕改的现象不断出现，令人质疑教育当局是将「教育」视为儿戏，决策太过草率了，此点是值得深思之处。
这个题目这么解释
周恩来 一、组建队伍，开创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外交部首席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重视的。
在开国建部伊始，中央只能请周恩来总理把外交部的重任兼任起来。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从南京飞回延安后，在转战陕北期间，他一面协助毛主席歼击胡宗南大军并指挥全面解放战争，一面在戎马倥偬中，充满必胜的信心，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将面临建国的问题。
在当时，组织军、政、工、农、商、学的机关已各有一定基础。
但在外交方面，还是个新课题，并且需要大量人才。
当时，首先考虑的是把在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其他地方做过外事工作的一批干部列出名单来；已在晋西北中央外事组的一批干部就先集中起来，有的进行学习；有的积累资料（当时因国际上对立面主要是美国，便开始编辑“美国手册”）；也有的干部到农村去参加一段土改。
总之，不让这支外事干部、翻译人才队伍散掉，好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准备一个初步的班底。
建国后，周总理又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党、政、军、民、学组织中抽调了可观的一批干部，一个初具规模的外交队伍逐步集中起来。
首先建立起部领导，党、团组织，划分了地区司、业务司、办公厅和各局处，宣布并讲授了中央和部领导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外事纪律，规定了工作制度、各项外交任务，讲解了各种外交文书、礼仪；讲授了国际知识，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如何树立新中国外交人员应有的崭新风貌等等。
随即又请专家讲授外交业务，并组织干部进行学习。
制订了外交部与其他外事部门之间的合作和相互间的关系，驻外代表及驻外机构组织的建立等等，也都随之逐步开辟起来。
通过实践又形成各种内部和涉外的规章制度，于是一支全新的外事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建国初期，虽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但是，包括人民外交的各种国际交往则逐年增多。
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会议，加上国与国的互相访问，要派代表团参加。
总理总是利用自己率代表团出国活动的机会，从外交部的地区司、业务司和有关部门选出一些同志随行工作，亲自带队练兵。
二、以身垂范，开创无产阶级外交新风 50年代初期，国家正展开工农业建设，又有土改、抗美援朝，政务繁多，加上商谈建交等外事活动、交涉谈判，接连不断。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要统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工作。
中央各部委会、各专业部门、地方各省、市遇到重大问题也都向国务院报告、请示。
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又要亲自主持外事口的工作，每周至少要开一、两次会研究外交部的工作。
虽然助手中有几位水平高的副部长主持日常部务，部长也还要出席部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等必要的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司长回去传达。
部长日常要接见外宾，参加会谈以及宴会、招待会等对外活动。
遇有涉及几个部、委、会有关的问题，周总理多半在西华厅召集有关人员逗情况，研讨对策，制定方案，取得较成熟的意见再上报中央。
这种讨论本身就是培养干部，使参与讨论的同志收获极大，逐渐提高了外交业务水平。
总理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问得相当详细、具体。
对于总理的刨根问底每个与会同志都心里打鼓，大家给起了个名字叫“考试”。
我们有时也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去谈某项具体工作。
经常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待批案卷，有时秘书拣出几件特急件，拿到总理面前，先请总理批发。
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在接待外宾的紧张日子里，急着要汇报、请示工作。
有时由于时间太紧，就被总理叫上他的汽车，在从钓鱼台到人大会堂或中南海这一段仅仅十分、八分钟的路上，边赶路边汇报请示了工作。
对于一些重要并且时间性很强的涉外问题，常常是总理派秘书分别联系（几位秘书各有分工）。
50年代后期经常和我联系工作的是马列同志。
有一段时间，马列同志经常在凌晨两点多钟打电话给我。
我拿起耳机，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先说一句“哎呀，对不起，又把你吵起来啦
”我问他总理还没休息
答称：“还得一会儿哪
”然后他把总理刚刚对我们呈报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示和口头嘱咐及要求通知我。
有时还向我打招呼，总理说：汉夫同志血压高，已经是深夜，就不要惊动他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连夜赶办，早晨上班前就可办好，再请主管的章汉夫副部长过目发出。
总理要求地区司、业务司上呈的案卷要将报告缮写清楚，并将有关来文、报告附上，重要的还要把有关档案附呈。
总理阅批文件、电报总是高度负责，十分细心。
特别对重要公报、声明、照会和其他要公开发表的文件，不仅从方针、政策上反复考虑，就连用语分寸，用辞的审度也要一一斟酌得体，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改得准确。
他总是用墨笔把有错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误，以保证文件的质量。
总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大家不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
他修改过的文稿送到中央传阅时，毛主席、刘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删改动。
遇有要对外发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马上把总理审定稿抄回，先进行翻译、打字，以争取时间。
待中央传阅完毕，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准备对外发出。
主办起草文稿的地区司在总理改过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后，大家照例要认真传阅学习，以便提高水平、改进工作。
这就给对外工作建立了一种严肃认真细致负责的作风。
大家都为总理的工作太繁重、睡眠休息太少，影响他的健康而担心。
记得有一次，薄一波副总理看到总理工作太忙太累就对我们说，应该配备几个象我这样的干部给总理当秘书，以尽量减轻总理的负担，来保证总理的健康。
偌大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内外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接管下来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摊子，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物资财力严重不足，各种人才，特别是科技力量极为缺乏，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包围封锁。
台湾在美国支持下还叫嚷随时准备“反攻大陆”。
在国内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的周总理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掌管着国家政务，组织全国人民救灾渡荒，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
他不仅要领导我们从头创建全国的政法、财经、工农业生产、军事、国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等等，还要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承担大量的工作，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为了减轻具体外事活动方面的负担，集中精力考虑方针政策问题，50年代中期，周总理向中央提出不再兼外长的请求，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为了选择一位最合适的同志接任外长职务，党中央经过认真慎重地考虑和反复遂选，最后选中了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
周总理对外长继任人选是很满意的。
陈老总在继任外长时提出，请允许他跟随总理学习一段时间，总理同意了。
1958年2月，毛主席签发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任命书，陈总将外交工作的担子挑起来了。
在我的记忆里，一些重大的问题陈老总仍然报请总理审批。
1960年周总理出访亚洲六国，陈毅同志作为总理的主要助手随行。
陈总常常同我们谈到要好好向总理学习，特别是对外工作，总理掌握政策明确，运用策略灵活，国际知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谈问题总是以理服人，这都是不容易学到的。
总理在访问中，非常重视发挥陈总的作用，有些场合总理常请陈老总代表他出席讲话。
陈总的讲话总是博得阵阵热烈掌声。
陈总有时为了整个讲话放得开，讲得透，难免有说得过头的地方。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总理总是笑着对我们说，不要只看到陈总讲话个别地方有点过头，要看到陈总通篇讲话讲得深，讲得透彻，能抓住听众的思想感情，产生深远的效果，这是主要的，也是我所不及的。
总理的话不仅使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谦逊好学，看问题全面深刻，高人一筹，更感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
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知人善任，使陈总这位元帅外交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
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正是中柬友好关系良好发展的时期。
那几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频繁，我每次回国述职和返任前都要先向总理办公室和陈毅同志的外事办公室打招呼，听候安排召见。
总理、陈总在百忙中总是抽出时间来接见我。
两位领导也有时候在一起接见，垂询使馆工作，并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交代具体任务，予以指示。
因此，我切实地感受到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的党，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但又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关系中，有了周恩来总理这样卓越的外交家，在国际上呈现的形象确实是光荣而伟大的。
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特色 四、修睦四邻，以利国家建设 五、对弱小国家平等相待，真诚援助 六、对外交干部提出的十六字守则 周总理有一次对回国开会的驻外大使们说：你们都是特命全权大使，说老实话，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有限。
大使在外一切重要行动、正式讲话，事先必须请示，事后必须报告。
没有中央授权，不准在外滥发议论，特别是同中央原则相悻的言行，绝对严禁。
因为对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
外交行动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所有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都要统一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指挥下进行有规律的合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优美和谐的乐章来。
在我的记忆中，总理在国外参加会议或出访，每夭不管多晚，都要写电报向中央报告请示。
凡重大问题的请示，要一直等到中央复电后才执行。
总理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大家的表率。
总之，“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这十六个字的外交守则，总理自己都是身体力行的。
二十多年来，周恩来总理同外交部的广大干部在工作、生活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作风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铭刻在心，不可磨灭。
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在我心中永存。
为了让后代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我对总理不尽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