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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整合主持词

时间:2017-12-03 12:48

人体内脏工作时间

人体内脏生物钟工作时间提供给朋友,对养生保健很有益。

1. 卯时( 5点至7点 )大肠经旺,此时段由于人体血液精华较集中于大肠,因此大肠的蠕动能力以这时段最有利于排泄。

2. 辰时( 7点至9点 )胃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全力支援胃腑来帮助消化,把人体于卯时所吃下的食物加以加工制造,是人体一天中最有利于消化。

(不原吃早餐的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劝君一定要吃早餐,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

)3. 巳时(9点至11点 )脾经旺,人体血液精华较集中于脾脏,以利脾脏将已消化过的食物机转为离子,才能透过小肠壁进入血液,所以有利于吸收营养、生血。

4. 午时(11点至13点)心经旺,这时段人体血液精华较集中于心脏,来强化心脏功能,因此在这时段有利于周身血液循环,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

5. 未时(13点至15点)小肠经旺,此时段人体血液将较全力来支援小肠,以增强小肠的吸收功能,以利将脾胃所消化的食物并机转成为离子化的营养素透过小肠壁进入血液,再经由血管输送给全身的细胞,所以有利于吸收营养。

6. 申时(15点至17点)膀胱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膀胱,以强化膀胱机能,有利于泻掉小肠下注的水液及周身的火气。

7. 酉时(17点至19点)肾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肾脏,来增强肾脏功能以滤除血液中种种酸毒,多余的血糖和尿蛋白等废物,以维持人体血液的品质,所以有利于贮藏一日的脏腑之精华。

8. 戌时(19点至21点)心包经旺,,这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全力来支援心包(血管),以维护血管的正常功能,防止血管细胞的老化、硬化,心火生胃土有利于消化。

9. 亥时(21点至23点)三焦通百脉,人进入睡眠,百脉休养生息,这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三焦(淋巴),以增强淋巴的机能,加强人体的免疫力,减少人体疾病的发生。

10.子时(23点至1点 )胆经旺,胆汁推陈出新,在这时段里人体精华将随着血液的循环,全力的来支援肝脏,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让肝脏于最巅峰状态下制造胆汁贮存于胆囊备用。

11.丑时( 1点至3点 )肝经旺,肝血推陈出新,此时段人体血液精华全力支援胆腑,以利胆囊贮存胆汁来随时帮助人体消化之用。

12.寅时( 3点至5点 )肺经旺,此时段人体的血液精华将较集中于肺脏,将肝贮藏的新鲜血液输送百脉,迎接新的一天到来。

不同的经对应人体的不同的功能系统,比如小肠对应人体的吸收功能,并不是简单只对应实体的脏器

跨界竞争的可怕之处在于什么

华侨城OCT Loft创意文化园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恩平路主页: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一、OCAT性质、任务、组织结构OCT当代艺术中心(英文名称OCT-Contemporary Art Terminal,简称OCAT)隶属于何香凝美术馆,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所隶属于国家级美术馆的非盈利性当代艺术机构。

OCAT于2005年1月28日在深圳正式成立,目前在上海设有分展区。

中心以其所在地华侨城命名,其核心任务是以整合海内外当代艺术资源,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互动为目标;通过举办展览、学术论坛和建立国际当代艺术工作室交流计划等项目,把OCAT建构成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又具专业化、国际化水准的独立当代艺术机构。

形象地说,OCAT希望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交通网、补给站和起飞点,事实上,OCAT是中国独立艺术的代名词,它的理念口号就是“做中国当代艺术的航空港”,它的英文名称更直接地表明了这一理念。

OCAT活动以当代视觉艺术为主体,辐射实验表演、音乐、影视和多媒体等跨界领域,一方面进行多层面的艺术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吸引海内外赋有才华的艺术家,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展示空间和交流平台。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指导委员会为何香凝美术馆及OCAT提供专业指导与咨询;成员由海内外从事中国当代艺术活动的资深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和美术馆专业人员构成,主席为巫鸿。

OCAT工作委员会是OCAT的策划与日常工作机构,其成员包括:主 任:黄 专工作人员:方立华、李彧莎、王景、骆思颖、李荣蔚、陈跃华、郑文生OCAT徽标源于“补给站”、“交通网”、“起飞点” 这一“做中国当代艺术的航空港” 的基本理念。

徽标元素来自达·芬奇的《人体标准比例图》和飞机模型设计,前者象征OCAT以人文精神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底蕴,后者象征OCAT的当代属性,两者共同构成对OCAT理念的展示。

二、 中心的地理环境OCAT室内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由办公、OCAT国际艺术工作室、主展厅、副展厅、作品仓库、多功能厅等区域构成。

三、艺术活动1、重要展览OCAT一直致力于发展跨领域、跨学科和具实验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同时引进和推介国外优秀的当代艺术。

自成立三年以来,曾组织和举办过一系列学术性的展览,如“起飞:何香凝美术馆暨OCT当代艺术中心当代艺术品典藏展”、广东当代艺术生态(1900-2005)文献展、“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展、“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展、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点穴:隋建国艺术展”、“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静音:张培力个展”、“空间生产考察报告·北京——曾力摄影展(图)”等。

2、公共艺术计划何香凝美术馆一直致力于当代艺术的公共化建设,如“深圳国际雕塑展”便是这一持续努力的体现,OCAT秉承了这一学术传统,先后策划了“深圳华侨城段地铁壁画工程”、“上海新浦江城十年公共艺术计划”等项目,这些公共艺术计划引起社会各界对于公共空间问题的关注,为艺术与公众的对话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点和有效的途径,并为进一步探讨公共艺术在建立有本土特色的公共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

3、学术讨论会在重要的展览期间,OCAT举行相应的学术研讨会,以推进当代艺术中相关文化命题的深入研究。

如:陈侗主持的“广东当代艺术(1990—2005)文献展报告会”,活跃于广东地区的大尾象工作组、阳江艺术青年、缘影会等艺术家群体参与了讨论;由巫鸿策划的“翻译与视觉文化国际研讨会”,就“翻译”与文本、文字及视觉文化,与现、当代艺术及视觉文化,视觉符号与文化翻译及谷文达艺术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由黄专主持的“创造历史: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的精神奠祭”学术座谈会,对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进行了反思。

与《读书》杂志合作组织的“国家遗产:政治学还是艺术史

”学术座谈会,则深入地讨论了关于“国家遗产”和“视觉政治学”的相关问题。

而在OCAT上海分展区举办的公共艺术论坛,与会学者就“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配合“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的展出,OCAT分别在纽约和深圳举行了相关命题的讨论会,其中由李公明主持、题为 “以自由看待艺术”的学术研讨会,对艺术问题提出一个有关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视角,为深入研究艺术的本性以及艺术在当下中国人心灵中的担当提供思想史的理论框架。

此外,OCAT以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互动为目标,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合作进行《中国当代艺术资料选(1976-2006)》的编纂计划,组织了由巫鸿教授主持的编辑工作会议,该工作会议成为确定此书的结构和选择文献的基础。

4、OCAT国际艺术工作室交流计划是OCAT常设性的交流计划项目之一。

该项目自OCAT建立初期便开始筹备,至2006年9月正式启动,每期应邀者将入驻三个月进行考察、创作和交流。

工作室共设有5套,配有相应的居住生活和必要的创作等软硬件设施,此外,OCAT还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应邀者进行考察和创作,为他们的创作、策展、研究提供空间,进行多层面的艺术交流活动。

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家、策展人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工作者均有资格自愿申请。

推动具有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之间的有意义的对话是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

5、“交叉:OCAT当代舞蹈剧场演出季”自2008年起,成为OCT当代艺术中心的另一常设性项目,于每年12月11-14号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举行。

演出季取名“交叉”,是沿用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演出之名,而选择在OCAT演出的当代舞蹈剧场作品,既是现代舞和视觉艺术及多种媒体艺术的交叉,也是当代表演艺术和公众展开的对话。

2008年“交叉”演出季一共上演了四个现代舞蹈剧场作品,其中有荣获过苏黎士国际戏剧节大奖(2004年)的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37度8报告》和《裙子》;来自荷兰的双动舞团演出其代表作《消逝》、《奇数》。

与此同时,为了丰富演出季活动,让公众更多了解当代舞蹈剧场的创作,主办方安排有舞蹈工作坊、户外表演、讲座、以及荷兰国际舞蹈影像节优秀作品展映和介绍。

6、OCAT主题活动日是OCAT常设性的交流计划项目之一,其举办的具体时间和探讨主题的设定相对灵活。

该项目始于2006年6月,迄今共举办了四期主题活动日。

四、出版物OCAT一向重视学术性图录、著作和论文集出版工作,编辑以展览为基础,收录作品图录、各类学术研究文献和相关资料结集出版,力图为观众和研究者提供一个不同于一般画册的,融可读性、史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学术文本,这些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展览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谷文达是一位受传统文化浸染极深的艺术家,上世纪参与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经历和移民西方的身份,都使他对当代文化交流中的种种复杂现实有着更为敏锐和深刻的认识,这一方面形成了艺术家对西方和母语文化双重的批判意识,另方面又表现为对重建母语文化强烈的责任感。

《碑林-唐诗后著》是艺术家从1993年开始构思创作,至2004年艺术家在西安的碑林工作室完成的另一组大型装置作品,历时12年。

在作品中,谷文达以当代艺术中惯用的反讽手法完成了对当代文化交流现实的一次视觉再现。

本书详尽展示了《碑林-唐诗后著》的创作过程,并收集了对此作品的一系列研究文章,是极具参考价值的艺术史个案。

全书351页,中英对照,2005年出版。

《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时代,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化上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为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国家奠定了深刻的精神基础,而80年代在艺术领域发生的现代主义运动,不仅是这场变革在视觉领域的反应,也是它的现实内容之一。

80年代现代艺术运动以星星画会、无名画会和油画研究会等为开端,尤以星星画会从思想、文学、艺术和政治等综合领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的基本方向。

“创造历史”是对这场艺术史运动的一种精神祭奠和情境还原,它收集80年代珍贵的艺术品原件和部分艺术创作文献,展现了以星星画会到85新潮美术运动、89现代艺术大展的基本历史线索。

全书共324页,中英对照,2006年出版。

《气韵:中国抽象艺术国际巡回展》在艺术史上有两种精英形式的自由主义,一种是中国古代的“气韵”学说,一种是格林伯格(Greenberg)的“前卫”理论,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艺术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讨论中国抽象艺术的思想史依据。

中国这一代抽象主义也正是在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诉求和精英立场的同时,在母语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重新确定对“艺术自由”的内省性的精神理解和风格取向,我们可以把这种艺术倾向称为“气韵”的新历史,它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中一种建立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尝试。

本画集共收录了李华生、林延、刘子建、邱世华、沈忱、王川、杨识宏、周力等8位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及包华石、罗伯特C.摩根等学者的论文。

全书共315页,中英对照,2007年出版。

《点穴:隋建国的艺术》隋建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也是在观念主义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中国雕塑家。

在整整20年的时间中他的工作既具有个人实验的意义,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这种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视为中国雕塑界在这个巨变时代的一种标识。

本书搜集了艺术家二十年来各个时期代表性作品20余件,同时收入多篇针对隋建国艺术的研究文章及对话录,是迄今为止隋建国艺术的首次全面展示,全书508页,中文,2007年出版。

《剧场:汪建伟的艺术》汪建伟是中国目前最活跃、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多媒体艺术家之一,《征兆》是他新创作的大型剧场艺术作品,它以一个寓言性的剧场背景,展开对艺术生产、社会环境、心理身体等多重艺术问题的探讨,作品运用影像、图片、剧场、雕塑、表演等多项艺术媒体、全景式地展示当下中国人错综复杂的文化、社会、心理、身体、伦理和空间状态。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汪建伟历年来的重要作品,无疑是全面研究汪建伟艺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书共404页,中文,2008年出版。

《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王广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一直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他喜欢不断创造一个个视觉悬念,但在人们还来不及猜到谜底时又将它们打破,对于艺术史而言,他是属于那种充满力量但又无法捉摸的艺术家。

本书不仅涵括了王广义一生创作的最重要的装置作品,还收录了其大部分作品的草图,以及作品和艺术家在各种类型展览中的现场记录,另外还有学者在各个时期所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

展览文献力图打破常规的画册编纂方式,并提供一个理解王广义及其作品的更具说服力的视角。

本书共528页,中文,2008年出版。

《张培力艺术工作手册》早在1988年,张培力创作了录像作品《30X30》,并因此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85时期,张培力参与组织了“新空间”展览、“池社”团体;1995年,他开始放弃绘画创作,全力投入录像艺术创作,包括相关的摄影、装置艺术创作;从2001年开始至今,张培力作为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的系主任,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教育事业。

本书主要内容囊括张培力所有作品各方面信息的详细记录,艺术家谈自己与别人谈艺术家的文本,以及张培力教学方面的核心观念等等层面,是为全方位展现张培力艺术工作的首本个人手册。

本书共508页,中文,2008年出版。

《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历时近两年的“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是由黄专、约翰·海雅特主持、OCAT和MIRIAD共同开发的文化视觉史研究项目,该项目与英国曼彻斯特最为前卫的非营利性艺术空间角屋画廊共同主办,于2009年4月2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举办。

项目包括了巫鸿、汪晖、赵汀阳三位学者的重要论文、以及由王广义、汪建伟、卢昊、曾力、隋建国参加的重要展览以及相关的历史图文资料,本书则力图以一个思想史与视觉史研究文献集的形式呈现以上成果。

五、OCAT藏品OCAT的收藏方向是当代艺术的经典作品,主要以艺术家捐赠和艺术展览活动的形式收藏。

目前,OCAT第一批的藏品有黄永砯的《蝙蝠计划》、顾德新的《2001年12月12日》和林一林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这三件作品均参加了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国际雕塑展――“第四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被移植的现场”。

OCAT还收藏了重要的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王广义的《世界,你好

》、张晓刚的《大家庭-地铁》和方力钧的《欢乐颂》及草图。

这三幅重要的地铁壁画源自“地铁美术馆”的策划理念,具有改写中国地铁美术史及特殊的社会学含义。

在OCAT主要的收藏中还包括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这件作品历经了12年才于西安碑林石刻工作室最终制作完成,总共50块石碑,每块石碑尺寸为110×190×20cm,重约1.3吨。

OCAT收藏了其中的一块石碑。

抽象艺术家李华生还向OCAT捐赠了一幅名为《023》抽象水墨画。

另外,OCAT还收藏年轻艺术家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包括张春旸的《粉饰》之一、秦晋的《最后的晚餐》、王川的《生还者系列之献给小津安二郎》、盛海的《一个立方》等作品。

OCAT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良性的收藏机制。

春节的习俗有哪些

朱仙镇木板年画《聚宝盆灶》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传说这日是“灶王爷上天”之日,因此要祭灶神。

小年过后的第七天就到年三十了。

我国的春节一般是从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揭开序幕的,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在二十五日举行祭灶仪式。

举行过祭灶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

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到除夕的这段时间,民间称之为“迎春日”。

祭灶 人们认为灶王爷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美言几句,便会给家里带来幸福,可保佑来年一家平安。

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灶神,请求他上天后多说好话、吉利话。

这种送灶神的仪式叫做“送灶”或“辞灶”。

据说,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

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料豆、秣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王升天的坐骑备料。

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专门告人间善恶,一旦那家被告有恶行,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天。

此说法流传的比较广泛。

  送灶时,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人们就用各种办法对付他。

有的用胶牙糖敬它,好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住,使它不能乱说话;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这叫“醉司令”,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

灶神受到人们的特殊招待,“吃了人家的嘴短”,当然就不好讲坏话了,这实际上是民间一种伦理道德的自律。

7天之后,也就是在除夕夜,还要把“灶神”再接回来。

因为,年三十的晚上,灶王爷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那天还有“接灶”“接神”的仪式。

按一般地方的风俗,接送灶王爷都由男主人主持,女眷不参加,古时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送走“灶神”以后,便轮到祭拜祖宗,民间称“挂影”。

天津市民俗专家林希介绍说,小年这天要把祖宗的画像或照片挂在墙上,备好酒水、贡品,接受族人的祭拜,一直到大年三十。

吃灶糖 灶糖是一种麦芽糖,粘性很大,把它抽为长条型的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圆型就叫做“糖瓜”。

冬天把它放在屋外,因为天气寒冷,糖瓜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风味。

[2]  腊月二十四  扫尘 民谚称“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

  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

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

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据典籍记载,上古就有年终扫除的习惯。

本“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风俗,由来已久。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

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门。

《清嘉录》卷十二记载:“腊将残,择宪书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

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尘埃’”。

腊月二十四“扫房”,对庭院内外进行彻底的大清理。

可见,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在冬季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传统美德。

[3]  腊月二十五  漫画《推磨做豆腐》  做豆腐 民谚称:“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

”据考证,豆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

南宋朱熹在其《豆腐》诗中写到:“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

”有趣的是,一些地方还有在除夕以前吃豆腐渣的风俗。

究其因,是当地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灶王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清苦,瞒过玉皇的惩罚。

传说归传说,吃豆腐渣实则是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同时也是先民勤俭节约美德的写照。

接玉皇 旧俗认为灶神上天后,天帝玉皇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下界,查察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称为“接玉皇”。

这一天起居、言语都要谨慎,争取好表现,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

赶乱岁 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民间多嫁娶,被称为“赶乱岁”。

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

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

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

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的。

照田蚕 照田蚕也叫“烧田蚕”、“烧田财”,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间祈年习俗。

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将绑缚火炬的长竿立在田野中,用火焰来占卜新年,火焰旺则预兆来年丰收。

有些地方在年三十举行这一活动。

千灯节 千灯节是蒙古族、达斡尔族的宗教性节日。

蒙语称“明干卓拉”,意即千盏灯节。

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做“明干卓拉”去庙里点燃,认为点得越多越吉利。

这一节日习俗,在新疆维拉特蒙古族中最为盛行。

当地群众在这天吃烤牛羊肉,举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

[4]  腊月二十六  漫画《杀猪割年肉》  割年肉 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说的是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

杀猪,当然是杀自家养的猪;割肉,是指没养猪的人家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

将“割年肉”放入年谣,是因为农耕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往往在年节中才能吃到肉,故此称为“年肉”。

[5]  腊月二十七  漫画《宰鸡赶大集》  宰鸡赶大集 民谚称“腊月二十七,宰鸡赶市集”。

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要宰杀自家的家禽,还要赶集上店、集中采购。

与平日以购缺卖余为主要目的的赶集相比,腊月二十七赶集主要是买卖年节物品,例如:鞭炮、春联、神马、香烛、烧纸、牛羊肉、赠送小孩子的各种玩具礼品、女孩子的各种头花饰物等等。

这一天,各地的集市都十分红火热闹。

洗浴 传统民俗中在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京城有“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的谚语。

腊月二十六洗浴为“洗福禄”。

[6]  腊月二十八  漫画《贴桃符》  贴花花 年谣云:“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

所谓贴花花,就是张贴年画、春联、窗花和各种神码。

其中贴春联的习俗源于古代的“桃符”。

古人以桃木为辟邪之木,《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

”到了五代时,后蜀君主孟昶雅好文学,他每年都命人题写桃符,成为后世春联之滥觞,而题写于桃符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便成为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

后来,随着造纸术的问世,才出现了以红纸代替桃木的张贴春联的习俗。

[7]  腊月二十九  漫画《上供请祖》  祭祖 年谣称:“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上大供”。

对于祖先的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

事死如生不仅是孝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尊老敬老的美德。

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仪式也就格外郑重。

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日早晨请祖。

据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正月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

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这说明,早在汉代我国的祭祖活动就已经是春节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了。

小除夕 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

焚香于户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

[8]  腊月三十  除夕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正月初一首尾相连。

“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迎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迎新,消灾祈福为中心。

周、秦时期每年将尽的时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疠之鬼,称为“逐除”,后又称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为大除,即大年夜。

贴门神 我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

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门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

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

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

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

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

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

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各手执槊钺。

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像的。

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敷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

这种门神,本应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贴春联 春联亦名“门对”、“春帖”,是对联的一种,因在春节时张贴,故名。

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

最初人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邪,后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门神名字。

春联的另一来源是春贴。

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渐发展为春联。

春联真正普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关。

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有一年朱元璋准备过年时,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副春联,以示庆贺。

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

桃木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

但庙宇用黄纸,守制(服孝未满)用白、绿、黄三色,第一年用白纸,第二年绿纸,第三年黄纸,第四年丧服满才恢复用红纸。

因满族尚白,清宫廷春联用白纸,蓝边包于外,红条镶于内。

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贴挂千 这些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春联由神荼、郁垒的名字而向文字发展,而年画依然沿着绘画方向发展。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而渐渐把财神请到家里,进而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也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开来,全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

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

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

挂千,就是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

其上有八仙人物的,为佛前所挂。

挂千民户多用它,世家大族用它的较少。

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是“小挂千”,为市肆所用。

最早的挂千当是以制钱(铜钱)串挂的,与压岁钱一样,有压胜的作用。

[9] 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

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

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给压岁钱 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

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

甚而追讨到爷爷奶奶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

”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

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

过年给压岁钱,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是一项整合家庭伦理关系的民俗活动。

  正月初一  开门炮仗 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

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

这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

拜年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亲朋好友家和邻居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

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

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便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

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

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大体可分4类: 一是走亲戚。

初一必须到岳父家、须带礼物。

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

可以逗留吃饭、玩耍。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

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礼表示谦恭。

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寒暄两句客套话就要告辞。

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

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忱。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

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素日没有多大来往,但见面都能说得来,到了年禧,只是到院里,见面彼此一抱拳说:“恭禧发财”、“一顺百顺”,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无甚过多礼节。

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互道贺。

现在,有些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

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占岁 旧时民间以进入新正初几日的天气阴晴来占本年年成。

其说始于汉东方朔的《岁占》,谓岁后八日,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犬,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

如果当日晴朗,则所主之物繁育,当日阴,所主之日不昌。

后代沿其习,认为初一至初十,皆以天气清朗,无风无雪为吉。

后代由占岁发展成一系列的祭祀、庆祝活动。

有初一不杀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杀猪……初七不行刑的风俗 朱仙镇木板年画  。

贴画鸡 古时春节在门窗上画鸡来驱鬼怪邪气。

晋朝人著的《玄中记》里讲到了前面说到的度朔山上的这只天鸡,说是当太阳是刚刚升起,第一道阳光照到这株大树上时,天鸡就啼鸣了。

它一啼,天下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

所以春节所剪的鸡,其实就是象征着天鸡。

然而古代神话中还有鸡是重明鸟变形的说法。

据说尧帝时,过方的友邦上贡一种能辟邪的重明鸟,大家都欢迎重明鸟的到来,可是贡使不是年年都来,人们就刻一个木头的重明鸟,或用铜铸重明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画重明鸟,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

因重明鸟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即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

《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是信德。

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剪鸡,而且也把新年首日定为鸡日。

聚财 俗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

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

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今天许多地方还保存着一习俗,大年夜扫除干净,年初一不出扫帚,不倒垃圾,备一大桶,以盛废水,当日不外泼。

[10]  正月初二  祭财神 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

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

实际上是把买来的粗糙印刷品焚化了事。

这天中午要吃馄饨,俗称“元宝汤”。

祭祀的供品用鱼和羊肉。

老北京的大商号,这天均大举祭祀活动,祭品要用“五大供”,即整猪、整羊、整鸡、整鸭、红色活鲤鱼等,祈望今年要发大财。

[11]  正月初三  羊日 正月初三是女娲造羊的日子,故称“羊日”。

在这一天里,人们不能杀羊,如果天气好,则意味着这一年里,羊会养得很好,养羊的人家会有个好收成。

烧门神纸 旧时初三日夜把年节时的松柏枝及节期所挂门神门笺等一并焚化,以示年已过完,又要开始营生。

俗谚有“烧了门神纸,个人寻生理”。

谷子生日 民间以为正月初三位谷子生日,这一天祝祭祈年,且禁食米饭。

小年朝 即天庆节。

宋代宫廷节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真宗下诏书,定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官员等休假五日。

后来称小年朝,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

?[12]?  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

民俗一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

按照旧的习惯要吃“水饺子”五日,北方叫“煮饽饽”。

如今有的人家只吃三、二天,有的隔一天一吃,然而没有不吃的。

从王公大宅到街巷小户都如是,就连待客也如此。

妇女们也不再忌门,开始互相走访拜年、道贺。

新嫁女子在这一天归宁。

一说破五这一天不宜做事,否则本年内遇事破败。

破五习俗除了以上禁忌外,主要是送穷,迎财神,开市贸易。

祭财神 南方人在正月初五祭财神。

民间传说,财神即五路神。

所谓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

清代顾禄《清嘉录》云:“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

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

”又说:“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

所谓五路,当是东西南北中耳。

”上海旧历年有抢路头的习俗。

正月初四子夜,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并鸣锣击鼓焚香礼拜,虔诚恭恭敬财神。

初五日俗传是财神诞辰,为争利市,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又称“接财神”。

五祀即祭户神、灶神、土神、门神、行神,所谓“路头”,即五祀中之得神。

凡接财神须供羊头与鲤鱼,供羊头有“吉祥”之意,供鲤鱼是图“鱼”与“余”谐音,诗个吉利。

人们深信只要能够得到财神显灵,便可发财致富。

因此,每到过年,人们都在正月初五零时零分,打开大门和窗户,燃香放爆竹,点烟花,向财神表示欢迎。

接过财神,大家还要吃路头酒,往往吃到天亮。

大家满怀发财的希望,但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在新的一年里 路头神画像  大发大富。

路头神 路头神是吴地所信奉的一位财神。

俗以是日为他的生日,祭晒迎接,颇为壮观。

俗以为接路头,越早越好,最早接到的才是真神,特别灵验,因此叫“抢路头”。

有的地方,真的在元日初四便“匆匆抢路头”了,且相沿成俗。

既然路神已不再是行旅的保护者,人们便不再在赴旅时祭祀它了。

至于人们在元月初五祭拜路头神,并以此日为其生日,乃五路神中之“五”与初五之“五”牵连之故。

北方于此日祭“五穷”也是一样。

在正月而非其他月,乃取新年新气象,图一年吉利,财源茂盛,东西南北中,财富五路并进。

送穷 正月初五“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

这一天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扫晴娘”,“五穷妇”,“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

这一习俗又称为“送穷土”,“送穷媳妇出门”。

开市 旧俗春节期间大小店铺从大年初一起关门,而在正月初五开市。

俗以正月初五为财神圣日,认为选择这一天开市必将招财进宝。

[13]  正月初七  人日 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

传说女蜗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

汉朝开始有人日节俗,魏晋后开始重视。

古代人日有戴“人胜”的习俗,人胜是一种头饰,又叫彩胜,华胜,从晋朝开始有剪彩为花、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来贴屏风,也戴在头发上。

此外还有登高赋诗的习俗。

唐代之后,更重视这个节日。

每至人日,皇帝赐群臣彩缕人胜,又登高大宴群臣。

如果正月初七天气晴朗,则主一年人口平安,出入顺利。

吃七宝羹 人日节,人们用七种新鲜的节令蔬菜加米粉做成羹食用,称为“七宝羹”,在人日的时候食用,以此来取吉兆,并说此物可以除去邪气、医治百病。

各地物产不同,所用果菜不同,取意也有差别。

广东潮汕用芥菜、芥兰、韭菜、春菜、芹菜、蒜、厚瓣菜;客家人用芹菜、蒜、葱、芫茜、韭菜加鱼、肉等;台湾、福建用菠菜、芹菜、葱蒜、韭菜、芥菜、荠菜、白菜等。

其中芹菜和葱兆聪明,蒜兆精于算计,芥菜令人长寿,如此种种。

捞鱼生 南方一些地区,人们有在人日节“捞鱼生”的习俗,捞鱼生时,往往多人围满一座,把鱼肉、配料与酱料倒在大盘里,大家站起身,挥动筷子,将鱼料捞动,口中还要不断喊到:“捞啊

捞啊

发啊

”,而且要越捞越高,以示步步高升。

摊煎饼 民间此日要吃春饼卷盒子菜(熟肉食品),并在庭院摊煎饼,“熏天”。

出游、登高 人日节也是仕女出游与文人墨客登高赋诗的日子。

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看,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南蕃无所遇,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14]  正月初八  谷日 传说初八是谷子的生日。

这天天气晴朗,则主这一天稻谷丰收,天阴则年歉。

顺星 民间以正月初八为众星下界之日,制小灯燃而祭之,称为顺星,也称“祭星”、“接星”。

祭祀用两张神码,第一张印着星科、朱雀、玄武等,第二张是本命延年寿星君。

二张前后撂在一起,夹在神纸夹子上,放在院中夭地桌后方正中受祀。

神码前陈放着用香油浸捻的黄、白二色灯花纸捻成的灯花,放入直径寸许的灯盏碗,或用49盏,或用108盏,点燃。

再供熟元宵和清茶。

黄昏后,以北斗为目标祭祀。

祭祀后,待残灯将灭,将神码、香根与芝麻秸、松柏枝一同焚化,祀成。

[15]  正月初九  天日 正月初九是天日,传说此日为玉皇大帝生日。

主要习俗有祭玉皇、道观斋天等,有些地方,天日时,妇女备清香花烛、斋碗,摆在天井巷口露天地方膜拜苍天,求天公赐福。

[16]  正月初十  石头生日 这一天凡磨、碾等石制工具都不能动,甚至设祭享祀石头,恐伤庄稼。

也称“石不动”“十不动”。

河南风俗这一日家家向石头焚香致敬。

午餐必食馍饼,认为吃饼一年之内便会财运亨通。

在山东郓城等地有抬石头神之举。

初九夜,人们将一瓦罐冻结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初十日早晨,以绳系罐鼻,由十个小伙子轮流抬着瓦罐走。

石头不落地则预示当年丰收。

当代中国和新疆的民族分布有什么特点(电大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政策形成性考核作业册)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特点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周边与众多国家接壤的特殊地理位置;地域辽阔,境内高山、盆地、冰川、河谷、绿洲、.戈壁、草原、沙漠等齐全的特殊地形地貌;以及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大陆性气候特点显著,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等等,使近代新疆的民族分布状况更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区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小聚集和大杂居同时并存  近代新疆各个民族由于一个民族基本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相同的宗教文化,就一个地域比较小的地区或地方来说,往往是某个民族聚居、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或地方,有的甚至是某一个单一民族居住的地方。

例如在南疆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少数县或相当多的一些乡村,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些牧区,在汉、回、锡伯等民族生活比较集中的一些农村等,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就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来说,例如县或县以上的地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的县,更不用说是县以上更大的地域范围了。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新疆当局进行的人口统计来看,当时新疆的10个区,都是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

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所在的第一区(乌鲁木齐地区)共生活着12个民族、391 853人,其中,维吾尔族 139 656人、汉族136 808人、哈萨克族67 690人、回族64 037人;另外还有蒙古族988人、乌孜别克族873人、归化族(俄罗斯族)847人、塔塔尔族598人、满族202人、塔兰奇族(伊犁维吾尔族)48人、锡伯族42人、柯尔克孜族l4人。

至于当时人口比较多的第二区(伊犁地区)和第三区(喀什地区)更是当时新疆14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伊犁地区共有人口471 686名,其中哈萨克族占大多数,有210 672人;但同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还有塔兰奇族79 187人、维吾尔族76 229人、汉族27 661人、蒙古族24 480人、回族17 654人、锡伯族 10 218人、归化族9 370人、柯尔克孜族7 600人、乌孜别克族4 697人、塔塔尔族2 246人、索伦族1 118人、满族542人和塔吉克族12人。

喀什地区是南疆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但在这里生活的人口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各族群众。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喀什地区总人口的957 402名中,除维吾尔族902 874人外,还有当时新疆的其他13个民族的成员,其中人口比较多的有柯尔克孜族41 338人、塔吉克族7 202人、汉族2 731人、乌孜别克族2 480人、回族651 人。

  如果从新疆全省来说,当时新疆共有14个民族共同生活,更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新疆当局统计,在当时新疆4 011 330名总人口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为维吾尔族,有2 988 528人;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为哈萨克族和汉族,分别有438 575人和222 401 人;人口在万人以上的为回族(99 607人)、塔兰奇族(79 280人)、柯尔克孜族(65 923人)、蒙古族(59 686人)、归化族(19 392人)、锡伯族(10 624人)、乌孜别克族(10 224);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为塔吉克族(8 210人)、塔塔尔族(5 610人)、索伦族(2 508人);人口不足千人的仅有满族(762人)。

  2.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  本文所说的“少数民族”是沿用目前我国民族学界所使用的“少数民族”一词的称谓,即就全国而言,相对于汉族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其实也就是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大批汉族军民移居新疆,总人口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已达30万人左右,居当时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第二位。

但是,从l9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近代新疆历次较大的战乱中,汉族群众往往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人口损失严重,因此造成近代新疆汉族人口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的地位有较明显的下降。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新疆当局统计,新疆汉族总人口为222 401人,不仅比当时总人口已增长到2 985 528人的维吾尔族少了10倍以上,而且比当时总人口增长到438 575人的哈萨克族还少了近一倍,在新疆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已从各民族人口中的第二位退居到第三位。

民国三十三年(194 年)以后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进入新疆,虽然使新疆的汉族人口有所增加,但其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的排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仍处于第三位。

  而在同时,新疆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却在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新疆人口中居于首位的维吾尔族人口,在近代的近百年中,增长更快。

l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在新疆的200余万人口中,维吾尔族有150万人左右。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总人口增加到400余万,维吾尔族人口达300余万【3】,使维吾尔族人口的绝对数大大超过新疆其他少数民族,更大大多于汉族。

与此同时,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族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使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不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新疆人口中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清朝统治时期。

  3.少数民族分布地域比较广  民国八年(1919年)阿勒泰划归新疆省管辖后,近代新疆的版图已最后确定下来。

我们知道,在目前我国960余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新疆面积为166.0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左右,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

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大多居住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和比较靠近城市或交通要道的村镇,所生活的地域比较小。

而在地域更为广大得多的乡村和山区,特别是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广大农牧区,生活在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疆的各个少数民族。

例如,在当时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乌鲁木齐地区(第一区):汉族总人口为136 808人,其中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当时称迪化市)的有38 557人;而比汉族人口还要多的维吾尔族(139 656人),只有 12 863人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哈萨克族人口有47 690人,仅仅有401人生活在乌鲁木齐市。

又例如在当时各民族聚居的伊犁地区(第二区):汉族总人口为27 661人,其中15 081人生活在伊宁市(当时称宁远城),占一半以上;哈萨克族总人口为210 672人,却只有22 921人生活在伊宁市,仅占九分之一左右;蒙古族人口为24 480人,在伊宁市生活的人更少,仅64人,占几十分之一【4】。

在这一时期的天山南部地区及以牧业为主的阿勒泰、塔城等地区,汉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政务、经商等活动,更主要集中生活在各地的城市和乡镇。

  4.跨界民族比较多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多个国家接壤。

如前所述,在近代新疆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初时,新疆便出现了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中俄之间的跨界民族。

到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新疆“归化族”(俄罗斯族)的确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疆又出现了中苏之间和中蒙之间的跨界民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

这样,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在新疆当时的l4个民族中,有5个是跨界民族。

  同时,在近代新疆境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周边国家的商人及各类人员居住活动,例如当时的印度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人等。

民国初年到新疆巡视的谢彬在南疆各地都看到不少所谓的“英籍商人”或“英籍商民”。

例如他在莎车看到当地有“英籍四百余户”,在叶城看到有“英籍商民一百零四户,男女共四百零六口”,和阗有“英籍四百余人”【5】。

这里的所谓“英籍”人,并非都是英国人,而是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印度人、阿富汗人等。

不过,这些在新疆活动的外国人并不能算是跨界民族,因为他们本身还不是新疆多民族的成员。

但是,与同期国内其他许多省区相比,新疆跨界民族比较多仍然可以算作是近代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一个突出和明显的特点。

  对新疆稳定发展的重大影响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上述主要特点,既是当时新疆的重要区情之一,也是影响当时新疆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代新疆史上,既有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也有社会出现动乱、经济文化发展暂时停滞的时期。

但是,在近代新疆史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时新疆多民族的分布格局和上述特点有直接关系。

  1.政治方面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其特点对当时新疆政治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表现在许多问题上,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各个民族近代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参与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增加。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制度,军政大权由满族官员独揽。

在新疆各个少数民族中,分别实行伯克制、札萨克制、八旗制统治制度【6】,各个民族的内部事务由本民族的伯克、头目管理。

因此,这时的新疆各个少数民族的上层首领头目、很少能有人在清朝政府设在新疆的各级军政机构中任职,当然也没有人能参与全疆性的重大政务活动。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省后,在全疆推行州、县统治制度,满族官员垄断新疆军政大权的局面被打破,维吾尔族的伯克统治制度被废除,维吾尔族中的旧有伯克保留原有的伯克品级顶戴,到各地方的州、县机构中充当“书吏”,参与各州、县的政务。

但这时新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与各级政府的政务活动的机会仍比较少,只有维吾尔族的少数上层头目能参与州、县一级的政务活动。

由于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以及锡伯、索伦等族中的旧有札萨克制度、八旗制度等仍旧保留,他们中的上层人士依旧只能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没有人在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任职,参与一些政务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如前所述,除了重用曾帮助、支持他掌握政权的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外【7】,还把维吾尔等族的一些上层人士请到省城,参与一些政务活动,让他们帮助自己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的稳定。

例如饶孜是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中比较有影响的大地主、大商人,杨增新便把他请到乌鲁木齐作新疆省的省议会议长。

杨增新还把阿图什人、在维吾尔族中比较有影响的雅合布等人请出来,或者送到北京作国会议员,或者在乌鲁木齐作为省议会议员。

同时,杨增新还让哈萨克族中影响比较大的郡王艾林、镇国公迈米等,蒙古族中比较有影响的汗王布彦库等人担任一定的官职,主持当地政府的政务【8】。

与清朝末年相比,新疆各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明显增多。

  在以后的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主政新疆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从总体上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各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不仅日益增多,而且能力和水平也日益提高。

如前所述,在推翻金树仁政权的过程中,维吾尔族、回族、归化族(俄罗斯族)都起了重要作用。

盛世才执政前期,提倡“民平”(民族平等),确立新疆14个民族的称谓和地位,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更是有为数可观的各民族上层人士进入政府各级机构中任职,参与各级政府的政务活动。

国民党主政新疆时期,新疆少数民族参与新疆各级政府政务活动的机会、能力等达到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联合政府中,张治中以下的副主席、副秘书长和各厅的厅长、副厅长中,半数以上由各个少数民族人士担任。

省级以下的各地区、各县政府机构的官员中,少数民族人士所占比例更高。

张治中离任后,新疆省主席先后由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包尔汉出任,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的少数民族人员更多,在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仅参与政务活动,而且主持一些政务活动。

  2.经济方面  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对新疆民族的整合,特别是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其中主要表现有两点:  第一,大大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体实力的提高。

18世纪中期清朝刚刚统一新疆时,天山南北到处一片荒芜,各民族总人口不超过30万。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新疆各民族总人口增加到200余万(这里不包括阿勒泰地区的人口);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时,新疆各民族总人El更增加到400余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各民族总人口应当大大超过400万。

我们知道,在从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今新疆地区开始直接处于我国中央政府治理之下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的近两千年中,新疆地区的总人口一直在100万上下浮动。

清朝统一新疆后,特别是新疆进入近代后,各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新疆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据统计,清乾隆四十四年 (1779年)时全国人口总数超过2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时全国总人口超过3亿。

到道光朝中期,即1840年前后,全国总人口达到4亿。

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人口总数便停滞不前,长期保持在4亿左右。

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中期到 1949年的近二百年中,全国总人口增加1倍左右,而同期新疆总人口却增加了10倍以上。

  众所周知,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古代,人口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总体实力高低和发展速度快慢的重要标志。

正是18世纪中期内地各族军民大量移居新疆,在新疆总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才使新疆的大片荒地得以开垦,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新疆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在以后的各个时期,新疆农业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比较稳定、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

  同样,这一时期新疆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人口的快速增加,也大大促进了新疆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大批哈萨克族牧民进入天山北部各地居住,使哈萨克族人口到1949年时达到40多万人,成为新疆人口总数仅次于维吾尔族的、第二位人口较多的民族。

哈萨克族牧民游牧的地方也从新疆的西北沿边地区深入到整个天山北部地区,使山区的大片牧场得以开发利用,对这一时期新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农北牧” 的经济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巍巍天山东西横贯新疆,把新疆划分为自然地貌有明显差异的南北两大部分。

l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天山南部史称“城郭诸国”,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的屯田生产也大多集中于此。

而同时的天山北部则长期是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从乌孙、匈奴到突厥、回纥,再到契丹、蒙古等我国古代北方的许多游牧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过深深的足迹,有的还建立过强盛一时的地方政权。

因此,这一地区的经济也长期以畜牧业为主。

但是,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北部开展的大规模屯田生产,使农业生产在这一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迅速提高。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世纪初嘉庆朝末年时,天山北部仅民屯人El已经超过20万人,耕种土地100万亩以上。

如果加上这一地区军队的屯田及其他形式的农业生产,到道光二十年 (1840年)新疆进入近代社会时,农业生产甚至已成为天山北部地区的主导产业,其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畜牧业生产(当时以畜牧业为主的阿勒泰地区不包括在内)。

  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阿勒泰划归新疆及大批哈萨克族牧民的进入,虽然使天山北部畜牧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总体上农业生产仍然在天山北部占主要地位。

这一时期众多生活在天山北部的汉、回、维吾尔等民族的群众主要都以农业生产为主。

锡伯、满、达斡尔等民族的群众大多数也从事农业生产。

即使在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群众中,也有一些人以种地维持生活。

因此,农业生产不仅在乌鲁木齐地区、伊犁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使这些地区也出现不少新的农业生产区域。

同时,在天山北部出现了不少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而城市的出现是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分不开的。

今天北疆地区较大的城市,例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伊宁市等,大多是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后才出现或逐渐形成的。

在天山北部各城市生活的人群中,大多以汉、维吾尔、回等民族的群众为主。

因此,农业生产在天山北部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农北牧” 的经济分布模式,而且也使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从天山南部转移到了天山北部,对新疆后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3.文化方面  众所周知,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存发展,同时也是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地区。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新疆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各具特色的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更为突出。

  一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发展。

在近代新疆各民族中,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例如维吾尔、汉、回、锡伯等民族;也有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例如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是内地文化与新疆本土文化并存发展。

这一时期从内地移居新疆的汉、回、锡伯、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的群众,在把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带到新疆的同时,也把内地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文化带到了新疆,特别是在天山北部的一些主要农区和城市,内地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

清代天山北部各主要城市内一般都建有鼓楼及文庙、关帝庙等庙宇,这明显的是内地汉族地区文化的产物。

在天山南部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的更为明显。

维吾尔等一些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音乐、歌舞、绘画等文化活动,不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更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三是中西文化并存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地区,近代同样如此。

特别是近代俄、英两国对新疆的经济文化渗透以及近代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的出现,更使西方文化在新疆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沿边城市,俄国(后来的苏联)式的建筑随处可见,俄罗斯的音乐、舞蹈、书刊等文化产品到处都有。

在天山南部的一些主要城市,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也不断传人,影响着当地不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是多种语言、文字并存发展。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近代新疆可以说是多种语言、多种文字的汇集地区。

在这一时期通行的语言文字除使用较多的满语文(前期)、汉语文、维吾尔语文外,还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锡伯、塔吉克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各民族中使用。

这种状况在同期我国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

  五是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发展。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地区。

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政府治理新疆前,天山南北流行的就有萨满教、佛教、袄教等多种宗教。

此后,新疆各族群众先后信仰过景教、摩尼教、喇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仍然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萨满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儒家文化也可以算成一种宗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地区。

宗教不仅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即宗教文化。

在近代新疆的多种宗教中,既有从中国内地传人的宗教,也有从国外传人的宗教。

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发展,互相影响,创造了许多具有新疆地区民族特色、并影响深远的宗教文化。

  中国的民族情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虽然有过冲突和战争,但总的趋势是统一时间长、交流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离不开。

  第二,从中国民族组成情况看,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8%。

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这种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民族只有紧密的联合起来才能最快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第三,从中国民族分布的状况看,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

这种分布特点决定了只有区域自治形式才适合民族间政治联合的需要。

春节的习俗有哪些

急急急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

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

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而之前则是年三十了。

呵呵,大抵与平安夜是一个级别。

传统的春节应该怎样过

腊月25:接玉皇赶乱岁照田蚕 接玉皇 旧俗认为灶神上天后,天帝玉皇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下界,查察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称为接玉皇。

这一天起居、言语都要谨慎,争取好表现,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

赶乱岁 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民间多嫁娶,被称为赶乱岁。

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

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今日焦点: 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

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

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的。

照田蚕 也叫烧田蚕、照田蚕、烧田财,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间祈年习俗。

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将绑缚火炬的长竿立在田野中,用火焰来占卜新年,火焰旺则预兆来年丰收。

有些地方在年三十举行这一活动。

千灯节 是蒙古族、达斡尔族的宗教性节日。

蒙语称明干卓拉,意即千盏灯节。

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做明干卓拉去庙里点燃,认为点得越多越吉利。

这一节日习俗,在新疆维拉特蒙古族中最为盛行。

当地群众在这天吃烤牛羊肉,举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

腊月29:小除夕过赶年 小除夕 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

焚香于户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

腊月31除夕:贴门神贴春联放爆竹 除夕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春节(正月初一)首尾相连。

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部新,消灾祈福为中心。

周、秦时期每年将尽的时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疠之鬼,称为逐除,后又称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为大除,即大年夜。

贴门神 我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

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人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

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

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

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

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

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

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各手执槊钺。

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像的。

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傅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

这种门神,本应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贴春联 春联亦名门对、春帖,是对联的一种,因在春节时张贴,故名。

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

最初人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邪,后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门神名字。

春联的另一来源是春贴。

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渐发展为春联。

春联真正普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关。

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有一年朱元璋准备过年时,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幅春联,以示庆贺。

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

桃木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

但庙宇用黄纸,守制(服孝未满)用白、绿、黄三色,第一年用白纸,第二年绿纸,第三年黄纸,第四年丧服满才恢复用红纸。

因满族尚白,清宫廷春联用白纸,蓝边包于外,红条镶于内。

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贴挂千 这些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他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春联由神荼、郁垒的名字而向文字发展,而年画依然沿着绘画方向发展。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而渐渐把财神请到家里,进而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也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开来,全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

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

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

挂千,就是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

其上有八仙人物的,为佛前所挂。

挂千民户多用它,世家大族用它的较少。

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是小挂千,为市肆所用。

最早的挂千当是以制钱(铜钱)串挂的,与压岁钱一样,有压胜的作用。

置天地桌 这是一个临时性的供桌,是除夕专设之桌。

一般无大佛堂之家特别重视天地桌,因为平时对佛供献较少,到年终岁尽时对神佛大酬劳一次,此外,这桌主要是为接神使用。

天地桌的内容与常年佛堂有所不同,除共有的挂钱、香烛、五供、大供之外,其受祀的偶像也大都是临时性的,如:百分,它是一本木刻版的神像画册;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是一张用大幅黄毛边纸木刻水彩印的全神码;福禄寿三星画像等。

以上诸像有的接神后即焚化,如百分。

有的则须到破五、甚至到灯节才焚烧。

摆天地桌的位置也不统一,如堂屋地方宽大,可置于屋中,如屋内无地,就置于院中。

传说此夜为天上诸神下界之时,所以民间有此接神习俗。

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

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

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放爆竹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

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

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历代的诗人墨客总是以最美好的诗句,赞颂新年的来临。

王安石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人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

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

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

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

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

吃年夜饭 孩子们在玩耍放爆竹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

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

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

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报帐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

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

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

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余。

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

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元宵等,而且各有讲究。

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

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

有的包饺子时,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进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

吃饺子的习俗,是从汉朝传下来的。

相传,医圣张仲景在寒冬腊月,看到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便制作了一种祛寒娇耳汤给穷人治冻伤。

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温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娇耳,下锅煮熟,分给穷人吃,人们吃后,觉得浑身变暖,两耳发热。

以后,人们仿效着做,一直流传到今天。

新年吃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

传说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宙四方,长面,也叫长寿面。

新年吃面,是预祝寿长百年。

给压岁钱 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

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

甚而追讨到爷爷妈妈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

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

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

过年给压岁钱,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是一项整合家庭伦理关系的民俗活动。

有童谣云: 三星在南,家家拜年; 小辈儿的磕头,老辈儿的给钱。

要钱没有,扭脸儿就走。

接神 接神是为新旧年分野,但接神时间亦不太统一。

有的子时一到就开始举行仪式,有的到子正之时,即午夜零点开始接神,有的则在子正之后方接。

祭灶后,诸神都回天宫,不理人间俗事,到除夕子时后,即新一年来临时,又降临人间理事。

接神的仪式在天地桌前举行,由全家中的最长者主持。

因为诸神所居的天界方位不同,下界时来的方向自然也不同,至于接何神,神从何方来,要预先查好宪书,然后带领全家举香在院中按方位接神。

如辛未年的宪书上指示:财神正东、福神正南、贵神东北、喜神西南、太岁神西南等。

按方位叩首礼毕后,肃立待香尽,再叩首,最后将香根、神像、元宝锭等取下,放入早已在院中备好的钱粮盆内焚烧。

焚烧时同燃松枝、芝麻秸等。

接神时鞭炮齐鸣,气氛极浓烈。

踩祟 接神后,将芝麻秸从街门内铺到屋门,人在上面行走,噼叭作声,称为踩岁,亦叫踩祟。

由于碎与祟同音,取新春开始驱除邪祟的意思。

祭祖 古时,这种礼俗很盛。

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

汉人祭祖,多半做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

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为隆重,大半是八碗大菜,中设火锅,按灵位设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将火锅扇开,随时换菜。

旗族人祭祖,满蒙不同,蒙古旗人供以黄油炒黄米面,撤供时炸以香油,蘸以白糖,另有风味。

满洲旗人祭祖,供核桃酥、芙蓉糕、苹果、素蜡檀香,静肃异常。

除夕夜和元旦供素煮饽饽,上元夜供元宵,每日早晚焚香叩头,献供新茶。

祭祖形式虽各不同,大半都是除夕夜悬影,上元夜撤供,亲朋之至近的,拜年时也必须叩谒祖先堂,不独慎终追远至意不泯,因其人敬其祖的美德,也借此保存了。

送财神 旧时,从春节子夜开财门起,就有送财神的,手拿着一张纸印的财神在门外嚷着:送财神爷的来啦

这时屋里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财神,便拿赏钱给来人,送财神的口中,当然总免不了要说些吉利话。

例如:金银财宝滚进来啦

左边有对金狮子,右边有对金凤凰啦

等等之类的口彩。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嘴上挂着假胡子,身上背着一个收钱的黄布袋,后面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地去散发财神爷像,以便讨赏钱。

每到人家门口,就唱起:左厢堆满金银库,右边财宝满屋堆。

一大堆讨吉利的话,不绝于口,直到主人欢喜地接过那张红纸财神爷像,给他们些钱,扮财神的这些人,连声道谢之后,就起劲地敲打一阵,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转到别家去了。

饮屠苏酒 屠苏酒是一种药酒。

在古代习俗中,元日全家饮屠苏酒,以祛不正之气。

制作屠苏酒的方法是:用大黄一钱,桔梗,川椒各一钱五分,桂心一钱八分,茱萸一钱二分,防风一两,以绛囊盛之悬于井中,至元日寅时取起,以酒煎四五沸。

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

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

大概年少者一天天长大,先饮酒以示祝贺,而年长者过一年少一年,后饮以示挽留。

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说的就是这种风俗。

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隔年饭 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

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

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

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

正月初一:拜年占岁贴画鸡 正月初一 春节俗称过年,原名元旦,隋代杜台卿在《五烛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日,亦云正朝,亦云元朔。

元的本意为头,后引申为开始,因为这一天是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以称为三元;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

正月初一还有上日、正朝、三朔、三始等别称,意即正月初一是年、月、日三者的开始。

中国是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民族都曾经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确定过自己的元旦,即改为正朔,改正月初一的时间。

颛顼帝和夏代都以孟春正月为元,即使用建寅的夏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商代使用殷历,殷历建丑,以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元旦;周代使用周历,周历建成子,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元旦;秦代使用秦历,秦历建亥,以农历初一为元旦;西汉前期仍然使用秦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104年)改用司马迁、洛下闳创制的太初历,又重新使用建寅的夏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

以后除王莽和魏明帝一度改用建丑的殷历,唐武后和肃宗时改用建子的周历外,各朝代均使用夏历至清朝末年。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就职前一天,南京参议院决定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年。

但阴历相沿已久,且有利于安排农事,因此,民间仍偏重阴历。

开门炮仗 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

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

这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

拜年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

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

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

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

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大体可分4类: 一是走亲戚。

初一必须到岳父、须带礼物。

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

可以逗留吃饭、玩耍。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

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礼表示谦恭。

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寒喧两句客套话就要告辞。

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

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枕。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

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素日没有多大来往,但见面都能说得来,到了年禧,只是到院里,见面彼此一抱拳说:恭禧发财、一顺百顺,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无甚过多礼节。

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互道贺。

现在,有些机关、团休、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

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

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

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

成为时尚。

大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

以图吉利讨口彩。

至今的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

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

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

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

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

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

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

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但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接待妇女,谓之忌门。

仅限于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

拜年活动要延长很长时间,到正月十五灯节左右。

傍晚时分到人家拜年叫拜夜节,初十以后叫拜灯节,所以有有心拜年,寒食未迟的笑话。

如果因故未及循例行礼,日后补行的,谓之拜晚年 占岁 旧时民间以进入新正初几日的天气阴晴来占本年年成。

其说始于汉东方朔的《岁占》,谓岁后八日,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犬,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伟人,八日为谷。

如果当日晴朗,则所主之物繁育,当日阴,所主之日不昌。

后代沿其习,认为初一至初十,皆以天气清朗,无风无雪为吉。

后代由占岁发展成一系列的祭祀、庆祝活动。

有初一不杀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杀猪……初七不行刑的风俗。

贴画鸡 古时春节在门窗上画鸡来驱鬼怪邪气。

晋朝人著的《玄中记》里讲到了前面说到的度朔山上的这只天鸡,说是当太是刚刚升起,第一道阳光照到这株大树上时,天鸡就啼鸣了。

它一啼,天下的鸡就跟着叫起来了。

所以春节所剪的鸡,其实就是象征着天鸡。

然而古代神话中还有鸡是重明鸟变形的说法。

据说尧帝时,过方的友邦上贡一种能辟邪的重明鸟,大家都欢迎重明鸟的到来,可是贡使不是年年都来,人们就刻一个木头的重明鸟,或用铜铸重明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画重明鸟,吓退妖魔鬼怪,使之不敢再来。

因重明鸟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者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即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

《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明报晓,是信德。

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剪鸡,而且也把新年首日定为鸡日。

聚财 俗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

假使非要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

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今天许多地方还保存着一习俗,大年夜扫除干净,年初一不出扫帚,不倒垃圾,备一大桶,以盛废水,当日不外泼。

正月初二:祭财神 祭财神 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

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

实际上是把买来的粗糙印刷品焚化了事。

这天中午要吃馄饨,俗称元宝汤。

祭祀的供品用鱼和羊肉。

老北京的大商号,这天均大举祭祀活动,祭品要用五大供,即整猪、整羊、整鸡、整鸭、红色活鲤鱼等,祈望今年要发大财。

关于财神是谁说法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赵公明,因张天师曾命其守玄坛,故又名赵玄坛。

此人来源于《封神演义》,姜子牙封他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

赵明朗,字公明,道教中的玄武之神,俗称赵公元师。

此说来源于《三教搜神大全》,圣号全称为:总管上清正一玄坛飞虎金轮执法赵元师。

比干:殷纣王的叔父,因忠耿正直,被挖心。

因其无心,故不偏倚,后世人奉为财神,此事载于《史记·殷本记》。

范蠡: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手下大臣,帮助越王打败吴国,后来经商发了大财,改名陶朱公。

后人奉为财神。

关羽:三国中的关羽是个全能人物,最重义气,后人把义和利等同对待,奉为财神。

一般商号供奉关羽者居多,认为他对商号有保护作用。

上述财神中,范蠡、比干等称为文财神,赵公天师、关羽为武财神。

此外还有供奉太白星者,称为财帛星君。

因为太白星亦叫金星,附会为财神。

还有以齐天大圣、招财童子为财神者。

民间所供大多以赵公明居多,其印刷的形象很威武,黑面浓髯,顶盔贯甲,手中执鞭,周围画有聚宝盆、大元宝、珊瑚之类的图案,加以衬托,突出富丽华贵的效果。

正月初三:烧门神纸禁食米饭 烧门神纸 旧时初三日夜把年节时的松柏枝及节期所挂门神门笺等一并焚化,以示年已过完,又要开始营生。

俗谚有烧了门神纸,个人寻生理。

谷子生日 民间以为正月初三位谷子生日,这一天祝祭祈年,且禁食米饭。

小年朝 即天庆节。

宋代宫廷节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真宗下诏书,定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官员等休假五日。

后来称小年朝,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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