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任办公室主任怎样做好办公室工作
就两条:一是:把最高领导服务好;以确保不把你搞走;二是:把办公室其他人用好,事务管理好,以确保大家拥护你,死也要把你留下来;搞定这两条,还怕什么呢
仅供参考
农村村干部处理突发事件要那些方面
如何在新形势下,当好一名村干部,从所处的地位形势、承担的职责和怎样干好工作三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想法,供大家在工作中参考。
第一个方面:村干部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形势作为一名村干部,如何找准自身位置,认清形势,我认为必须了解村干部工作的三性“重要性、艰巨性和有利性”。
1、找准位置,认识到村干部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自豪感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担负着:(1)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3)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重任,这种特殊的重要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由第一句可以看出,村干部是村级组织的“核心”,责任大,担子重。
由第二句可以看出,村干部是各项工作的实施者。
在村里,村干部既领导经济工作,又领导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抓党的建设,还要抓其他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由第三句可以看出,村干部是党员群众的“主心骨”。
领导一个村的核心力量是村干部。
由于村干部在村级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广大农民群众形象地称干部为“主心骨”。
由此可见,村干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2、分析不利因素,认识到村干部工作的艰巨性,增强危机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之农村村干部、村委会所处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以及村干部主观方面的因素,村干部的工作又是很艰巨的。
我认为村干部工作艰巨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造成的: 一是地位与任务的矛盾。
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党的方针政策,小到夫妻吵架,每一项工作都与村干部有关,每一项任务都要靠村干部消化解决。
这些工作,既艰巨复杂,又繁琐具体,有些问题和困难由于受村干部地位的局限,自身力量难以解决和克服。
当工作遇到重大阻力时,往往束手无策,每当要完成计划生育、各项上交等重大、急难任务时,村干部往往只得采取强硬的简单粗糙的办法,搞得干群关系紧张,村干部工作吃了苦,得罪了人且不说,甚至连家庭人身财产的安全有的受到威胁,遭到报复。
这种地位与任务的矛盾,职责与职权的反差,从客观上制约了村干部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是对象与手段的矛盾。
村干部工作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民群众。
大家知道,过去,在村务管理上,一般是村干部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群众对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有依赖性,“干部一声吼,群众跟着走”,村干部有威信有威望。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民各种各的田,生产经营、分配都由自己决定,对村干部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一些村干部在生产指挥权失落的同时,也失却了引导组织农民群众的渠道和手段,工作中的难度很大,加之,农民群众(包括党员)的价值观念,思想行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些人各种各的田,各挣各的钱,对集体的事不关心,不过问,对村干部的管理、教育漠然置之。
一些人“有田有地不找你,有吃有穿不靠你,不批不斗不怕你,不交水费气死你,有了问题老缠你,解决不了就骂你”,给村干部开展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使一些干部感到“行政命令不行了,思想工作失灵了,经济调动没钱了,法制管理没权了”,“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这就造成了落后的管理手段和复杂的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
这种落后的管理手段与复杂的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村干部发挥作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是政策与工作的矛盾。
党的农村政策,是村干部发挥作用、做好工作的基本依据,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往往会出现某些政策的不适应性和难操作性。
如“七不准、八不准”“几到户、几公开”、 “村委会选举委托投票不得超过2人”等规定,这就产生了政策与工作的矛盾。
从而使村干部常常处于困惑之中。
有的观望、徘徊;有的急抓一把,急功近利;有的干脆放任自流,躺倒不干。
这种政策与工作的矛盾,使村干部工作很难稳定有序。
四是素质与要求的矛盾。
农村工作的发展,要求村干部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
但是,村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是不平衡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导致有些工作抓不实、抓不了、抓不好。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素养需要提高。
部分村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不读书,不看报。
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导致政策水平低,领导能力差,对我国在农村的现行政策产生怀疑或动摇。
对此,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利用5年时间选派10万名大学生到村任职;区开办了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班。
二是缺乏工作激情。
一些农村干部说“我们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不敢得罪人的太多,我们基层干部手中的制约办法少。
软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完不成,领导不满意;硬了,群众又骂是歪嘴和尚念经,是‘土皇帝’。
部分村干部和国家干部不一样,往上没啥奔头,对上别挨批评,对下过得去就行了;有的工作不敢碰硬,遇到难题就回头,见硬就弯,孩哭抱给娘,上下推卸责任;有的工作敷衍塞责,缺少创见,因循守旧,工作停滞不前。
三是组织纪律观念淡薄。
有的村级干部政治纪律性差,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积极认真贯彻,只顾本位,不顾大局,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搞家长作风,对组织决议不执行,我行我素。
在村级党员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赌博、封建迷信、滥砍盗伐、超生、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出现违法乱纪现象。
村级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素质上存在的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
由此可见,村干部整体素质与要求的矛盾成为制约其发挥作用的又一重要因素。
3、面临大好形势,认识到农村工作的有利方面,增强自信心在分析和认识村干部工作重要性、艰巨性的同时,还应看到我区农村工作的一些有利方面。
从大的方面讲,一是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各级政府对农村工作逐步加强,政治形势稳定。
二是农村税费改革深层推进,从取消农业税到“以工哺农”的“两补一贴”的政策落实,极大地缓解了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压力。
三是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大,农民收入农年增长。
四是干群矛盾有了进一步缓和。
五是农村工作环境得到改善,村干部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
从小的方面讲:一是农业产业化使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到实惠,让群众对党委、政府、干部、党员有了新的认识,干部关系进一步融洽。
二是一批重点工程建设,为我区创造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三是继续加强的国家惠农政策,将在更大程度上,刺激我区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
四是各极党委、政府对村级干部建设给予了更大的关注,我区村干部的待遇将得到进一步落实。
分析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我们面对困难,增加压力;认识有利的方面,可以使我们树立信心,开拓进取。
我们在座全体村干部,身负重大的责任,身肩重要的使命,都应该更进一步坚定干好工作的信心,下定干好工作的决心,面对困难,自加压力,挖掘优势,开拓进取,造福乡民。
第二个方面:村干部承担的职责与应当发挥的作用 1、谈一谈村干部的职责。
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在位则要谋其政,在位也就是你有一定的职务,谋其政,政呢,就是你应担负的责任,谋呢,就是去履行。
担负一定的职务,就要履行应负的责任,我们村干部应谋哪些政呢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不折不扣落实政策(对区以上)。
二是顾全大局交好帐(对乡镇)。
三是抓好稳定和发展(对村)。
四是抓好队伍自身建设(对自己)。
2、谈一谈村干部的素质村干部的素质,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当村干部应具备的条件和水平。
实践证明,一个村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干部素质的高低。
一名合格的村干部应具备的素质总结一下可以用以下二十个字进行概括,即:政治坚定(思想),业务精通(能力),公道正派(品德),清正廉洁(形象),胸怀大局(志向)。
怎么才能做到政治坚定呢
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对干部的最根本要求。
村干部要做到政治坚定,从党在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应主要做到三点:一是牢固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作为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应当高度重视和加强政治修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经受住各种考验,真正做到在关键时刻,在突发事件面前,在各种政治风浪中,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党员群众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奋进。
有的村大搞赌博歪风、信仰邪教,村干部不闻不问,不向上级汇报,这就是政治不坚定的表现;群众对有些政策不理解,喊娘骂党,村干部也是人云亦云,这就是政治不坚定的表现。
二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集中表现,也是衡量干部是否合格的最重要的标志。
村干部要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模范,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造福于人民的观点,组织和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是具有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村干部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
要完成这些任务,村干部必须具备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解放思想,勇于改革,敢于创新。
不能为人一届,村容未改,面貌依旧。
怎么做到业务精通呢
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成为领导市场经济的行家里手,是新时期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干部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掌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专业知识,有真才实学,做到又红又专。
对于决策水平来说,正确的决策,可以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顺利贯彻落实,使群众尽快走上富裕之路,反之,错误的决策可能给工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从总体上讲,正确的决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里我想讲一下村干部的“德财兼备观”***。
怎么做到公道正派呢
公道,即公平、合理、公正。
正派,即正当、公正、正直。
公道正派,也称公正原则。
这就要求干部在发展自己时,不要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要求个人的自我实现目标与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相一致,做到处事和待人都要公道正派。
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三个文明建设搞好,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村干部。
怎么才能做到清正廉洁呢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历来人们对为政廉洁者的形象写照。
“公生明,廉生威”,村干部只有公正才能清明,只有廉洁才能有威信。
我们不能否认领导者同样是人,同样要食人间烟火,但是,职、权、责是对等的,你有多大的职务,就能行使多大的权利,也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同样,人民群众对我们村干部的要求也就更高,职权和监督也是成正比的,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就必须清正廉洁。
怎么才能做到胸怀大局呢
村干部进行的是一种组织和协调活动。
这就要求干部要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上,站在全局和集体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科学有效地统筹谋划,统领全局,审时度势,驾驭局势。
潘区长的矛盾工作法****。
3、谈谈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村党组织是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一,村党组织的职责任务 《安徽省村两委工作规则》第四条规定,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责任务有7项:(1)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执行村党员大会的决定、决议;(2)领导村民委员会、共青团、妇代会、民兵、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种村级组织,支持和保障这些组织按照法律法规、章程和职责开展工作(3)加强对村经济工作的领导,主持制定村经济发展规划,讨论研究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4)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5)负责村、组干部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6)搞好本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工作;(7)加强村“两委”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坚持学习培训、民主评议党员和干部、民主生活会、密切联系群众等制度,大力培养和发展优秀青年农民入党,积极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第二,村党组织的决策方式《安徽省村两委工作规则》第七条对属村党支部实施决策的,规定按以下方式进行:(1)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决策方式:会议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参加。
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形成的决定、意见和建议须经应到会委员过半数同意。
如情况紧急,村党支部书记可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村党支部委员会报告。
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
(2)党员大会决策方式:会议由村党支部委员会组织,党支部书记主持,全体党员参加。
会议讨论的议题先由村党支部委员会研究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经党员充分酝酿、讨论后,作出决定或决议。
会议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一半,始得当选;会议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时,到会人数须超过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所作决定须经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过半数通过。
党员大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
第三,如何加强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政治上的领导,就是在政治上支持村委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保证村民自治的正确方向。
工作上的指导,就是在工作上支持村委会和村民依法开展自治,经常过问村委会的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的落实;思想上的教导,就是经常组织村委会成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增强法制和政策观念,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时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形象上的引导,就是要求党支部和党员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带头致富的模范,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众、教育群众。
4、谈谈村干部应起的作用 (四大员)一是当好宣传员。
这次当选的村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各村的能人,其工作上与上级组织接触多,政治素养、政策水平、见识胆略相对较高。
这就要既要求你们自觉主动地向一般群众宣传党纪国法、产业政策、市场行情和各类农科知识。
又要利用长期与群众在一起生活,同呼吸共命运,掌握情况多的优势,倾听群众呼声,归集群众意愿,向上级组织做好宣传,帮助上级组织因地制宜决策工作。
二是当好领航员。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作为村里的领路人,要有服务村民的意识,戴上“望远镜”,立足村情,着眼长远,制订各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排出阶段性实施目标,组织全村群众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打胜。
《农村工作通讯》提出村干部不能得几种病:切忌患上“多动症”,东抓一把西抓一把。
切忌患上“近视病”,哪里黑了那里歇。
切忌患上“红眼病”,百姓富了不服气,百姓穷了看不起。
切忌患上“健忘症”,只埋头自己致富,忘了带领群众发家;见到利益朝前跑,听到问题躲着走。
三是当好示范员。
在我区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种养潜在风险较大的今天,农业生产怎样对接市场
种什么养什么
怎样种养
村干部比一般村民有更理性的认识。
作为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要有敢为人先的意识和敢于冒险的精神,首先将自己的责任田建设成供村民学习取经的样板,对充分调研后看准的新项目群众还不接受的情况,带头示范推广,真正把教训留给自己,把经验传给群众。
(张传峰) 四是当好指挥员。
税费改革以来,村集体“无钱办事”问题比较普遍,发展村级公益事业难度很大,诸如村级道路养护、人畜两防、通讯文化设施建设等单个农户干不好也干不了。
这就要求村干部发挥指挥员的作用,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奔着目标大步向前,从而把受益人口多而单个农户干不了的事情办好,推动村集体经济和村域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个方面:怎样做一名合格的村干部如何当好村干部,履行好“村官”这一神圣而重要的职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认为,还必须做到“正、硬、愚、和、善、责”六个字。
(1)正。
就是要心正、行正、公正。
心正就是要心眼要正,心术要正,主观上摆对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个村支部的班长,作为一村之长,首要的就是要有仁者之心,急老百姓所急,想老百姓所想,盼老百姓所盼,努力使自己成为老百姓知冷知热的贴心人;行正就是行为要端正。
行,顾名思义就是走的意思,走路要走正路,方向对,脚步正,才能一帆风顺,勇往直前,否则就会碰壁,甚至会失足坠崖。
公正就是处事情、看问题要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
古人说得好:“为公威仪重,无私功自高”,一名“村官”,只有做到心术正,行为正,办事公,处事明,永远保持那么一股子浩然正气,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
“正”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讲正气。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日趋完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其间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比如说,在这次村委换届过程中,争的、吵的、闹的、拉选票的、上访告状的虽然不占多数,但也不乏其人,个别村的老百姓甚至认为,闹事的有“出息”,告状的有“能耐”,导致村里正气压抑,邪气上升。
这些足以说明,在当前新形势下,讲正气势在必行。
我们每位“村官”不仅要自己讲正气,而且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和带动群众讲正气,这是确保农村的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2)硬。
就是要具备带领基层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硬本领。
“打铁先得自身硬”,作为一名“村官”,光有仁者之心,做到“正”,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铁匠的身,要有创新的意识,超前的思维,过硬的本领,才能让群众心服口服。
那么“硬”从何来呢
首先要不断充电(电视上网、双技培训)。
其次,要团结协作。
同志曾经讲过: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
意思就是不仅要十个指头全会动,而且还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奏出优美的旋律,否则就是乱弹琴。
一个称职的“村官”,不仅能够做到独挡一面,而且还应该有过硬的协调配合能力,能够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使之分工合作,各负其责,有效地调动两委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
(3)愚。
指的是一种精神。
雷锋同志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说我傻,我就是要当革命的傻瓜。
”;河南省南街村的村干部,每人月工资只有250元,公开称自己是二百五干部,这些表面上都是痴、傻、愚,其实质是智,是大智若愚。
在座的诸位,都应当学习这种“愚”的精神。
“愚”的另外一种精神就是愚公精神,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都应当提倡和发扬愚公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天道酬勤,只要我们永远保持那么一股子蓬勃朝气,那么一股子昂扬锐气,何愁农村经济不发展,百姓生活不富裕。
(4)和。
就是要讲团结。
前面的“正”和“硬”是指个体而言,“和”则指班子整体。
老百姓讲得好,村里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一个班子有没有凝聚力,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号召力,两委关系能不能协调,书记、主任至关重要。
常言到,和为贵,和气生财,政通人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任何形式的窝里斗,搞内耗,最终结果只能是断送自己,延误一个村的发展。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在一时一事上斤斤计较。
世上什么人最亲,不外乎“生我的”和“我生的”,但是亲人之间也会有矛盾,更何况我们是通过政治途径或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领导集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才工作在一起,所以,大家在具体工作中,要自觉做到互帮、互助、互谅、互让,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工作理念。
(5)善。
指的是一种品德,一种领导艺术。
作为一名“村官”最起码应该懂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要善意待人,善意理事,善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知人善任,韩非子曾经说过:“为人君,须让智者尽其虑”,意思就是说当皇帝就要让有才智的人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帝王服务。
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村之主,人常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提建议的人多了,办法也就多了,发展的思路也就清析了。
(6)责。
就是指责任。
我们在座的是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的带头人,更应该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时时处处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群众的生活着想,把带领群致富奔小康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殚精竭虑干好工作,尽心尽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作一个群众依赖的好“村官”。
相信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念好“六字经”,一定能做一名组织信任、群众信赖的村干部。
最后,祝大家在今后的三年里,工作顺利、业绩辉煌、心想事成
何谓‘方志学大师’
方志学包括方志学通论(概论)、方志编纂学和方志批评(评论)学。
方志学通论 方志学通论,内容丰富。
这次学习只涉及方志与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方志的种类,方志的性质及其与其他类书的区别,方志的特征与功能。
第一课 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11世纪~—771)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
《周礼·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方志之名始于此。
时“四方之志”,是记载各诸侯国历史与现状的典籍。
春秋战国(—770~—221),《周易·系辞》中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地理一词出于此。
时有《禹贡》,记述疆域、土壤、物产、赋税和风俗等;《山海经》,记述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师等。
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的地理知识。
西汉司马迁(—145或—135~
)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东汉班固(32~92)的汉书,为地理开创了完善的体例。
这两本名著,为后来的地方志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方志的起源和代表作,有起源于《周官》说,《禹贡》说,《山海关》说等等。
我国传统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完备起来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我国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特征。
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目前已知修志的最早记载在东汉。
方志的发展从它的形态特点看,可分为地记、图经和方志三个阶段:地记阶段 1~6世纪,相当于东汉至南北朝,志书的主要形式是“地记”或记,包括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和人物传等。
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袁康、吴平等编写的《越绝书》,反映了江、浙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城镇建设、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等。
这部书已具地方志的雏型。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志书。
图经阶段 6~12世纪,相当于隋、唐至北宋。
志书的主要形式是图经或图记。
图经之名,始于东汉。
当时但望编写的《巴郡图经》,分“图”和“经”两个部分。
“图”指的是一个行政区的疆域图。
“经”是对图的说明文字,兼及境界、道里、户口、职官等。
图经在南北朝已大量出现。
隋朝曾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编修图经。
这也是中国大规模官修志书的开始。
唐朝,图经、图志、图记、险要图、地记、州记、事迹记、郡图志、职官志、异物志、记、土俗传、风俗等,遍及全国。
现存最早的图经《沙州图经》残本,文字简洁,叙事明快,对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泽、堰、堤、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北宋,沿袭唐朝每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
宋徽宗元年(1107)朝廷置九域图志局,开创了国家设局修志的先例。
宋代,今市境内,修《化州旧图经》、《高州旧图经》、《化州图经》、《高凉旧图志》、《陵水图志》等,均是佚。
方志阶段 12~20世纪,相当于南宋至今,此时期的志书几乎都称方志。
我国志书经历地记、图经阶段1000多年,到宋代,它的体裁已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表、乘、略等逐步综合演变而充实,体例也日趋完备和定型。
现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书,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
可以说中国方志已进入成熟时期。
我市境内曾修《陵水志》,已佚。
元代所修的郡县志又多以图经形式出现。
我市境内没有修志的记录。
明清两代,更重视修志,有不少著名文人参加修志。
清代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学正检查质量。
志书内容较丰富,体例较统一,名志多。
进入了全盛时期。
修志具如下特点:一是普修省志;二是县志数量聚增。
据统计,全国现存的8000多种志书中,清代占5000多种;三是县志类目增多,有的设“人民志”,有的记述矿藏,有的记述少数民族的风俗和反压迫斗争,有的记载沿海人民抗倭和海上贸易等;四是增修边关志和卫、所志。
明清两代我市境内多次修志。
民国时期的志书比清代又有所进步,主要表现:一是注意反映工、农业生产;二是增加了图表;三是反映人民的疾苦;四是收存了农民运动的资料;五是反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
黄炎培修的《川沙县志》,增设“概述”,开创了志书综合性篇目的先例。
解放后,1958年,、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修志。
1980年及后几年,全国组织10余万人,其中专职人员2万余人,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计划6000多种。
总字数在50亿左右。
并大量编修各种专业志。
这次修志规模之大,出版志书数量之多,志书质量之好,远远超出历代。
我国历代志书,种类繁多。
按记载的地域范围不同,可分为:一统志(记述全国范围)、总志(二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土司司所志、盐井志等。
按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可分为:通志(一般的省、州、县志和全国性的总志都属此种)、专志、杂志(记述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没有通志那样完备、系统)。
除以上两种分法外,还可作如下区分:从方志记事内容的时代看,可分为通纪(即贯通古今)和断代两种。
从方志的记事内容和篇目的广略看,可分繁体和简体两种。
从方志的撰写形式看,可分为著述体和编纂体(将资料分门别类编纂起来,并大多注明出处)和编述结合三种。
从方志的编纂体例看,又可分为纪传体、门目体(平行门目,无所统摄)、“三宝体”(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有的加文献。
是据《孟子》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语而来)、编年体(没有篇目组织,各种记事和资料都按年代顺序编入书中)、纪事本末体(以每事为编,排比其次第,详叙其始终)和类书体(按编纂书的方法,从许多采摭来的有关地区的资料,按类加以编排,并注明资料出处或附引用书目)。
划分方志种类的方法途径不一,看法不一,还有待以后统一认识。
第二课 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方志学是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方志理论往往滞后于修志实践。
明代及以前,方志理论很零碎,清代方志学形成,中华民国至今方志学进一步发展。
一、方志学的萌芽周朝《周礼·春官》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体现周王朝意识到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里道:“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这道出了封建时代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唐代李吉甫提及方志编纂方法时认为“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就不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从此看出,他们重视修志,出发点是为政治服务。
宋代,在研究方志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对编纂方面也进行了探索。
周应合在撰就《景定建康志》后,在《修志本末》中,强调做好四件事,即“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
还援引别人的话,指出:志书应“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
南宋《新安志》撰著者罗愿反对把志书简单地凑成资料汇抄,主张经过编纂者的加工,有取舍,有观点;所以编纂者应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
宋代是地方志大体定型时期,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起到先驱作用。
元明时期,元代发端官修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许有任奉敕撰写的《大一统志序》中述:是为了“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世”,能“各尽其职”,“各尽其力”,达到“上下相维,以持一统”的效益。
元代志书较为重视效用。
在方志理论探讨方面,主要是在评论方志中,表露一些关于编纂方志的见解。
许汝霖撰《嵊志》,在自序中批评宋代高似孙《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的缺点,具体指出“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
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
这实际是在阐明选材须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质直的修志主张。
对方志的名目和体例源流也各抒已见。
如戴良认为“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记载。
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
杨升云认为:“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
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
这些反映了元代对方志理论探索的广度。
明代,方志多,佳志少,方志理论研究之风不盛。
不少人趋于时尚,竞相修志,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难免弊病较多。
也有人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寻求解决办法。
提得较明确的要算嘉靖《曲沃县志》的主修者鲁生。
他指出:一部好志,应该“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
也就是说记载要尽其所有,事实要仔细查对,要秉笔直书。
还认为“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
这些论述是有价值的。
以上各代方志理论为清代方志学的形成,起到开掘源流的作用。
二、方志学的建立和发展 清代方志发展鼎盛,佳作迭出,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学术质量,也使方志理论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以前方志的理论研究大都从志书的序、跋、凡例中反映出来。
清代则开始出现专门的方志理论论著。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础上,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城志》两部著作,开创了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之道。
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里讲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师(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福建)之士人郭先卿在戚大将军之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不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志故,颇称明悉”。
这实际总结了得失,为编修地方志指明了方向。
近代方志学家黄本诚认为顾氏序中指出的修志旨要,可概括为五点:一是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常识;二是网罗天下书志以作参考;三是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得其实而后止;四是要有充裕的时间;五是文字要通俗易懂。
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曲沃人卫周祚在《长治县志》序中指出:地方志为“天子明目达聪之助,以永扶大一统之治”的重要作用。
在《曲沃县志》序言中,又提出“三长”之论。
他说“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
修志亦有三长,曰:正(刚正不阿,不曲权贵),虚(修志者要虚已受人,广泛听取意见,不要主观武断),公(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
有此三长,又有史才、史学、史识以济之,编出来的方志,质量才有保证,也能经得起考验。
雍正时的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许多修志原则,指出:一是体例要统一,“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
志书出于众手,如“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是不行的;二是要由博返约,提倡简明;三是强调方志资料的可靠性,要求作艰苦细致的校勘工作。
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考据学派和史志学派。
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1723~1777),安徽人,字东原。
对经学、语言学有重要贡献,尤精于名物训诂,成为考据学大师。
“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他独到的地理学见解。
钱大昕,江苏嘉定人,他修志论点:一是占有充足的资料;二是通晓前代的官制;三是辨别古今地名异同;四是注意人物考订。
主张人物依时代为次,不必分类等。
孙星衍(1753~1818),江苏阳湖人,修志不少,取材广泛,但重古代资料,轻视当代资料。
考据精释,但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却多遗漏疏缺。
考据学派实际上在学术上是“崇古薄今”思想和“铨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在修志中的反映。
他们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根据,认为资料搜集后,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了。
所以又称纂辑派。
编纂派代表章学诚(1738~1801),会稽(今浙江绍兴),字实斋,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
著有《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独具精思的论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
要点是:(一)确立方志的性质。
指出“志乃史载”,“方志为国史要删”,“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志属信史”,“志乃史体”,“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史和志两者名称虽有不同,但“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
章氏还辨明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
他指出,史的种类很多,地方志只是其中一种。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方志属历史学范畴,在史学上有它的地位,他的作用当然无异于“国史”。
他说:“史志之书,有裨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 ¨¨¨,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这就是说方志具有经世的作用。
他还指出,“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
方志能够起到“国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删”的重要作用。
章氏从方志性质、引伸出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
章氏还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作了批驳,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二)方志的编纂。
1、要持“史家法度”。
提出修志的人必须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
实际是把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史通》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进行改造,成为对修志家的要求。
还强调著书者讲究义理,必须有“史德”,不能违名教。
2、确立“三书”、“四体”。
志书要合“史家法度”,应当立“三书”、“四体”,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
并认为“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又认为“三书”当中,志是主体,有经世作用,是有裨社会风教的史著,按照它的内容,应当分列为“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
他认为,这样仿效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立外纪、年谱、考、传等门类,“变异名色”,是很有好处的,“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
这实际是按一邑之史事的性质,给“志”规划了四个门类,使它既严谨,又合于史法。
所谓“掌故”,就是有关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纪录,是作为档案而保存下来的政事资料。
所谓“文征”,则类以文鉴之类,是指一方文献的专辑,是地方志中保留的另一部原始资料。
这样立“四体”,解决了不失“著述之体”与保存重要资料之间的矛盾。
3、要求修志克服“五难”、“八忌”、“四要”。
即克服清晰世间万物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等五难;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装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固不变,忌贪载传奇等八忌;达到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四要。
他还认为志书所载,应兼通古今,详近略远,分成天象、地理、纪传、礼乐、典政、食货、艺文等若干门类,具体叙述,使之成为一邑之通史;但所分的门类,不可“繁碎”,失去“史法”,立论力求谨严,“据事直书,善否自见”,“不可专事浮文”、总之,修志时一定要注意“持论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严,采访不可不慎,商碓不可不公”。
4、编志辨体。
明清两代,一些地方志体制杂乱。
章氏批评说:“今之通志,与府、州、县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以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无。
书苟可以互相有无,即不可成为书矣”。
所谓方志辨体,就是各类地方志所记述的内容,应当各有所重,不容混杂。
上一级志书不是下一级志书的简单凑合,下一级志书自然也不是上一级志书随便拆散而成。
他说:“所贵乎通志者,为能合府、州、县志所不能合,则全书义例,自当详府、州、县志所不能详。
既已详人之不详,势必略人之所不略”。
通过辨体,使各类方志所述内容、范围、界线划分清楚,各有侧重点,做到各有所载,互不相蒙。
5、建议州县设立志科。
章氏专门写了《州县请立志科议》的文章。
他认为“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记载而籍备”。
他还针对时弊“州县记载无专人典守,大义缺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
主张设立志科,“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平日专门收集、整理、保管档案资料和方志资料;民间修造谱牒和传状志述,各方面的材料,都要呈副报告于志科。
另外,在四乡各遴选一个士绅,作为采访人员,收集反映本地历史和现状的遗闻逸事,呈报志科等等。
还认为志科是常设的、持久的。
清末,两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为《顺天府志》写了《修志略例》27条,用规章条例方式作为修志工作的要求和规划,对于整齐编纂工作,统一志书体例,保证志书质量起一定的作用。
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关系,修志时断时续,但也出现一批热心修志与研究方志的人物。
产生了不少研究方志源流、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的论著。
如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对清代方志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李泰棻的《方志学》、瞿宣颖的《志例丛话》、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著述,主要侧重方志的性质和方志编纂理论、方志的收藏和统计、方志的目录等方面。
在方志性质方面,傅振伦说:“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
黎锦熙说:“折衷之论,则谓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
瞿宣颖说:“迄于晚近,学术弥光,章氏之说,犹有未尽厌时代所需者,故执章氏说以驭吾国之方志,在今日,犹多未合也”。
这就是说,晚近对史的狭义理解和解释是:历史仅载古,不及今;仅记过去,不记现实;仅记载人事变迁,不包括自然现象。
从这种理解和解释出发,那么,方志和史书就有所不同了。
以上可见,既接受了章氏“志”即是“史”的观点,又面向现实,向前迈了一步,认识“史”、“志”的不同。
由于这种认识的发展,在方志编修体例、篇目、内容和方法上,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志书更多反映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如生产斗争以及实业志、盐政志等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编纂理论方面,寿鹏飞认为“读良方志,可以觇国俗,知理乱,识兴衰”,因此,编修的志书要能“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垂治规,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
成为“治理之龟鉴”。
这样确定了修志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之后,再“随时地转移”,“因义生例”,编出来的志书便不会犯“人云亦之,东涂西抹,不知取舍,不务剪裁”的毛病,成为“陈烂帐册,杂碎字簿”。
这种先立“义”后“生例”的主张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李泰棻强调修志者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
“农工商矿各业,为社会生产消费之总,观所谓社会经济之源流,并在于此,自须分记合述”,还要“以科学名辞解释产物,更以科学方法,分析载明”,“始不失为科学的方法”。
傅振伦在民国18年(29)草拟的8则志例中,第一至五条就强调“略古详今,侧重现代”;“博采详志,注重实用”;“特详悉于社会方面”;“偏重于物质方面”;“广辟类目,注重科学”等等。
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提出“今修方志,不分史地,勿泥体裁,时代所需,须呈“四用”。
就是科学资源(地质、土壤、山势、水文、气候、生物);地方年鉴(物质状态、经济情形、人事习俗、社会组织、政治进展、人物分布);教学材料(乡土教材);旅行指导”。
还提倡“三术”(即“续”,“续”之外宜有所“补”,“续”与“补”之外更宜有所“创”)的修志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人提出修志应注重民生问题。
如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强调“有关养民要政,所不宜略也”,“凡不属于民生休戚地方利病者,无宁从略也”。
“方志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既志又必详且尽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50年代末,全国有些地方修志,但没有开展方志理论研究。
1981~1985年,大体是方志界对方志的传统理论的吸收和消化。
当时修志队伍几乎都是没有修过志的。
对修志理论多数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当时,一方面学习老专家的理论,一方面介绍普及方志常识,简述历代方志发展史,评介传统志书佳作。
部分编修工作开展较早的,逐步开展对新方志编纂方法和技巧的研究。
1985~1990年,经过传统方志理论的吸收消化,结合修志实践上升为新理论认识,形成自己的观点。
当时,对方志基本理论,诸如方志性质、功能,方志的体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对方志的通用编写方法及几体裁志稿的编写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反复研究和实践,上升为新的理论。
这些都是修志者实实际际的东西,十分可贵。
90年代,全国各地新方志进入总纂出版的高峰期,只是结合实践进行了一些总纂和出版实际操作的研究,出现了理论滞后的情况。
此后,随着新方志的出版,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化,研究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理论性也更强。
至于具体成果,结合下面的问题一起研究。
第三课 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指方志区别于其他类书的根本属性。
地方志的多源性和源远性,形成了对方志属性的多种说法。
长期以来,有的说方志是地理书,有的说是历史书,有的说是地理、历史兼备。
也就是说方志学是地理或历史的分支。
这是传统的说法。
国内图书馆在图书分类中,地方志的归类也不一致。
上海图书馆在1992年以前,把方志归入“历史”类中的“地方史”或“民族史”小类;1993年以后,在“历史”类下设“地方史志”、“民族史志”、“方志学”三类。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则在“k历史、地理”类中的“中国史”小类下设“地方史志”栏,下又设“方志学”、“各代总志”、“各省市区史志”三个小栏。
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却将有关方志论著归入“地理” 大类中的“中国区域地理”小类。
凡此种种,均没有把方志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目前方志界在方志性质的研究中,不少同志认为方志是区别于地理、历史书的一类独立门类的地情知识(或地情资料)书。
“地情知识书”论者是从方志学的四要素,即读者(地情知识的需求者,是方志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地情资料制作者(采编人员,把客观存在的地情通过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已认识的,并组成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资料);地情知识编纂者(总纂编辑的地方志专业工作者,把地情资料进行考证、选择、升华,形成地情知识系统);志书,即地情知识载体。
资料作者、编纂者、读者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地情知识积累传播循环系统。
客观存在的地情通过地情资料制作者的认识,成为地情资料;地情资料经过地情知识编纂者汇集加工,成为地情知识载体(志书)并得以传播;读者通过认识地情知识,从而能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而在社会实践中又得到新的认识,产生新的地情资料。
由此推断:方志学是研究地情知识积累传播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应用科学。
方志是地情知识书。
此外,还有“方志就是一项以编修和使用方志文本为核心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方志就是一项以交流地情信息为根基的学术文化事业”。
“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著述”等等。
但又认为说方志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仍未找到元理论。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提醒大家把目光放宽些,对方志的性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因为修志工作中遇到不少问题都要回到方志的性质这个问题上进行研究。
现就我的体会和方志与历史、地理类书的区别方面谈谈方志的性质。
一、方志的性质上面所说“方志是地理书”,“方志是历史书”的说法不够准确。
方志已超出地理、历史的内容,要求也不一样。
说地情知识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恐怕也不仅限于地方志。
我想对地方志的性质作如下表述:“地方志是一地自然与社会(或一事物)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这样表述包含了如下内容和要求:一是记述的对象是“一地自然与社会”或“一事物”;二是时间范围是“历史和现状”;三是“资料性”,但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经过科学排比的“著述”。
这种提法体现了地方志的特征,这些特征都有别于地理书、历史书和统计年鉴等一类地情书。
这种提法确切不确切,请大家研究。
二、方志与历史、地理类书的关系地方志的内容含百科,它与地理、历史、经济、民俗等多门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
(一)方志与地理书的联系和区别地方志中的地理分志与区域地理都要记述区域位置、面积、范围和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湖水系等自然环境要素,以及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要素。
同时地方志的地理分志受益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与知识,而地理学的研究又需取材于地方志的资料,两者关系密切。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地理学是基础科学,就区域地理来说,不仅要描述地理要素的事实,还要分别论述各种地理现状的成因,以及各要素在区域内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共同作用;地方志是应用科学,其中的地理分志及有关地理的内容,只记述其现象,或说“是什么”,不记述其成因,即寓“为什么”于“是什么”的事实中。
二是区域地理以空间关系为座标,按其内部要素关系分类记述;地方志的地理内容是以行政区内的行政类别为记述的座标分门别类,事以类从进行记述,并且尽可能复原历史状况,即按时序记述其变化。
(二)方志与历史书的关系史、志的联系和区别,有人概括为“同源异体,各有特点,相互联系,殊途同归”。
史与志在体裁上有密切的关系。
今方志的“述、记、志、传、图、表
关于宁波的风俗
历史文化名人 齐诗学的开创者辕固 辕 固(约前235一135) 古腄县人,旧志考定为今栖霞市人。
乡镇则不祥。
汉景帝时,以廉直拜清河太傅。
曾与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又与塞太后辩论儒、道两家的优劣。
同当时指导政治的黄老、刑名之学进行斗争。
不久,因病被免职。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
90余岁高龄的辕固应召复出。
终因主持务正学以吉,毋曲学以阿世,遭到了同是儒生的众人嫉毁,再次罢归。
自称:知己者唯公孙弘而已。
辕固是西汉初今文诗学——齐诗学的开创者,至清代乾嘉间,一直代表着我国四大诗学巨流之一。
古腄县名诗人,皆辕固弟子。
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亦作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栖霞滨都里人。
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
与丹阳、谭处端、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等统称“北七真”。
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3月,丘处机应金世宗召,从祖庵(王重阳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去世)像于它庵,并主持了乃春节礁事,还当面向金世宗作了持盈守成的告诫。
金世宗赐给吊处机袍了和桃子,外加十万枚大钱。
由此丘处机名声大振。
1191午 (金明昌二年)秋,丘处机回归故里修建滨都宫 (赐号太虚观)作为传道之所。
1206年 (金泰和六年),他重返宁海,改马丹阳故居为玄都观。
1208年后,丘处机曾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
12门年 (金贞佑二年),益都杨安儿起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丘处机准旨招抚了部分义军。
其时,金、蒙、南宋三势鼎立,争相诏求丘处机,他概不应诏。
1219年冬,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说 “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
”遂带弟19人前往。
历时3年,行程万里,74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成吉思汗于雪山。
每每迸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 “敬天爱民。
”此话深得成吉思汗赞赏,口封“神仙”。
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令“上杀”。
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
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亦登峰造极。
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丘处机病逝于天长观,终年80岁。
元世祖时,追封为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和《鸣道集》等。
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际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
《磻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
丘处机西游经历,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
元朝翰林学士王之纲有诗日:“扶桑宾日东海东,公山直与蓬莱通。
群仙来往乎其中,长春仙人道业隆。
”1996年10月8一9日,丘处机学术研讨会在栖霞悦心亭宾馆召开,来自香港和内地的15名研究丘处机和道教文化的著名学者一致认为:作为烟台八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丘处机不仅仅是栖霞、烟台、山东名人,而且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廖若辰星的历史明星,他堪称享誉海内外的道教大师、政治家、旅游家、养生学家和诗人,在宗教界、思想界、文化界、医学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征大将军牟全 牟全,生卒年不详,栖霞铁口人。
至元年间 (1335一1341)任武略将军、水军都督。
时,东方沿海地带屡遭傣寇骚扰,民不聊生。
朝廷赐牟全以金牌,命率师,三征傣寇。
父母兄弟不忍其远离,牟全说:大丈夫风云际会之时,当立功异域,以报国家,焉能从伏田亩间乎?他奋不顾身,创开水道,风波万里,屡建奇功。
台湾1971年11月21日《青年战士报》载题为《牟,以国为氏》文称:在牟氏的山东老家,也人才辈出,象元代东征日本时,率领战舰,开创水道的大将牟全,便是山东栖霞人。
回国后,方庆河清海虽之际,牟全竟被奸细谋刺于河北桃花店。
元帝念其功,乃命金牌御葬于观音山下,并建词纪念。
迄今词尚存,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胞兄弟牟道立、牟道行 栖霞牟氏有胞兄弟两人在历史上颇有名声,他们便是牟氏老八文中牟道立、牟道行兄弟俩。
牟道立(1567一1624),四川叙州府通判。
字允修,蛇窝泊镇牟家瞳人。
30岁中拔贡,后出任直隶琢州摄篆州判。
琢州当国道之冲,民不聊生。
供职时,有一同乡赵家宰路过,差人持牌索马。
愤然日:琢州民穷,欲强我竭民力以结权贵,吾不忍也。
遂碎其牌而拒之。
后升四川省叙州府 (今宜宾市)通判,值兵兴,督饰有功,奏加二级,正五品衔。
但因操劳过度,信末至,已先卒于官。
平生以清廉立世,曾对易米藏银以迸的属下重罚。
卒后储蓄甚微,靠襄助以置灵枢始得归里。
葬燕子布 (今南石岔)北山。
其后有名人牟障 (二炮后勤部正军级部长)、牟书令 (中国石化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牟道行 (1568一1618),直隶真定府同知 (副知府)。
字兆可,又宇青槐,号济川,蛇窝泊镇牟家瞳人,后徒居栖霞城南门里。
24岁(万历十九年)中举人,后屡试礼部不第,47岁(万历四十二年)经渴选出任河南宜阳县知县,晋阶奉政大夫,直隶真定府同知。
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卒于官,享年51岁。
曾出资支助栖霞县第一部县志(明《万历县志》)付样,使史料得以存世流传。
居乡时,逢灾年农民交不上田赋,多次代纳一社丁银,不责偿,时人称颂。
后主宰宜阳,因治行显著,宜阳人亦娘称之,并有神君父母之称号。
主要治行有三:1、宜阳人久受水灾之苦,田地荒废,民多积欠。
父死责其子,兄亡捕其弟。
每逢限比,银档累累。
道行花任后,见之悲痛不忍,慨捐傣银,代纳田赋。
为治水害,巡邑申,察地势,于黄涧口、鱼儿泉、韩城镇、水兑村、神后等多处凿山阜、开沟渠、决淤塞、筑堤坝。
岁涝,则泄田水人河,岁旱,则引河水灌溉,禾壮粮丰,流民复返。
收田赋不用催逼,积极交纳,民歌四野。
z、创立宜山复社书院,延明师授课。
且十日亲临一课,与诸生间难,并对学生发放津贴,励生勤学。
后生多有成就,学风兴焉。
3、宜阳旧有养济院,人多舍少,或数姓同居一堂,或露处庭外,不避风雨。
为此,特增置屋舍四五十间,按户分给,使鳞寡孤独者得有所居。
故被称为 神君父母。
治宜阳五年,离任后,被宜阳人祖供于七贤伺。
自明朝万历四十二年至清朝康熙三十九年,历时近百年,宜阳人思慕不忘,请于朝廷,崇祖宜阳名宦,政绩由此可知。
于宜阳闲暇时,常登翠屏山绝顶,慨然有怀,因故乡白洋河畔亦有翠屏山,两揽其胜,自号两屏。
在真定府任上,长兄子证,为归德府通判时,常遣人将朝服送归德,让侄儿亲纫两袖,以示戒污。
此家教,族人乐道。
其后有名人牟墨林。
三朝元老 郝晋 郝 晋 (1585一1655) 原名联登,字康仲,号岂岳,一号丸啸居士,晚号盂山樵隐。
栖霞城里人(一说是松山镇郝家楼村人),明末清初传奇人物和有争议人物之一。
郝晋自幼颖悟异常,读书过目成诵。
十六岁作红叶诗八篇,其几处红霜叶,深红更浅红。
秋光流水外,山色夕阳中大获好评。
他两次人艾山俺读书,迄今仍流传有土地护驾,小鬼掌灯故事数则。
明天启元年举人,崇侦元年试中迸士后,历任四川巴县知县,四川乡试同考官,四川道监察御史,可谓政声载道,遗爱在川。
守母丧后,平l、官巡视太仓,旋兼南城监察御史,升顺天府尹,刑部右侍郎,转兵部左侍郎。
1644年,李自成兴兵举起反明室旗帜之际,郝晋被调遣视师直隶保定与山西太原,兼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后以军功有诏内调,赐宴文华殿,钦加太子太保,封勤襄伯,遂戊明木中流砒帖。
李臼成攻破北京之口,郝晋被俘,大顺政权即委以刑郁之事,彼虚应数日而逃归故里,原计划练兵勤王,内清兵人主中原而作罢。
1645午,清顺治命邢晋巡抚保比,邢背冉三辞之不允,于是又为消保定巡抚者数月,后授兵部右侍郎兼部察院有副郁卿史米直隶提督者数月。
次年,特恩加太子少保,赏花钢,赐封三等男爵。
1647午春,终获准病辞,门里筑石芝园,构曲亭,若《丸啸斋集》。
几午后卒于家。
综观郝背-生,官阶之大实为栖籍历史人物之冠,然以身事三胡故,《明季北略》--书载其被南明政权列为第119劣从贼臣。
。
被民间戏墟为三朝元老。
孰不知邢晋之苦衷全任其诗文、斋号中有所反映,彼欲大啸而只敢 丸啸,他 一听腑歌泪欲斑,他 才几氖氰迷翠树。
忽闻攒越匝青天,他几番倚徒瑶池侧,移取清辉人酒怀,无不出于无奈。
郝晋诗、文、书法俱佳,但以三朗元老故,遂戍不它褒崇之势,棋至于任去世后之祭典上,给执书人带来砰价之艰难,于矩•,旬杀我卞者足我仇,杀我仇者是我友的左语戊为绝妙奸间,也道出了点滴历史真啼。
胶东农民起义领袖于七 于乐吾 (1607一1701)世称于七。
唐家泊村人。
因在同胞中排行老七,故后,一怒之下手起刀落,杀栖霞知县于席间。
又迅即枉回唐家泊,一面迭运粮草迸锯齿牙山,一面广发露布招集旧部,准备迎击情兵。
他对人说:一不做,二不休,今决依山寨同清兵见高低,或坠崖,或引颈,不自顾也。
是年冬,于七带领义军同情兵交战,初在接官亭、营盗等地获胜。
后因寡不敌众,退守开出主峰。
激战中,于七只身单刀据守于门槛石要道,将攀援至此的清兵一个个砍下山崖。
血凝刀,以沸水冲洗。
次年春,义军因被久困粮尽援绝而失败,于七得绿营兵某将军的掩扩,尺身突出重围,后辗转峙山,拜华严寺慈霜上人为师。
法号寂彻,亿善和。
于70岁时,继师兄大泽,主持华严寺20余年。
1701年 (清康熙四十年),于七命人于院内揭石取刀,挥舞一番,掷刀于地,碎然去世,享年94岁。
于慈霜墓塔附近筑善和墓塔葬之。
塔今尚存。
于七在华严寺曾留下一幅身着僧衣的画像,如今保存在烟台市文物馆里。
悦心亭主人牟国珑 牟国珑(1645一1713) 字作霖,号重季,栖霞城人。
童年,由于父母早逝,依靠长兄、嫂生活,度日艰难。
年17岁,因于七事受株连人狱3年,出狱后,22岁,补为博士弟子,46岁晋进士,52岁任直隶省南宫县县令。
南宫县靠近漳河,其西境迭!水灾,百姓深受其苦。
牟国珑一上任便免去灾民征赋的十分之三。
不久,又僻囊垫赔一千余银两,并从官仓贷给灾民若千粮食,令其谋生救。
此举受到保定巡抚于成龙的嘉奖,尤为当地百姓称颂。
牟国珑因刚直不阿,秉公执法,1701年 (清康熙四十年)被某权;诬告于吏部,遭僻职门田。
牟国珑回故里后,任栖霞城住宅东建一亭,名“悦心亭”,惜以幽静环境消磨时光。
晚年,牟国珑参与纂修《栖霞县志》,并代本社百姓纳丁徭银2年。
病故时,有直隶省南宫县绅民数百人“走吊于栖”。
代天巡狞 者牟恒 牟 恒 (1658一1726)字圣基,号述斋,栖霞城南门里人。
清康熙后期著名监察御史。
其父牟作字,以埋学祖于乡贤。
其少年颖,工文章,15岁补博士弟子员,康熙廿九年中举人,三十三年中迸,初任内阁中书,历任户、礼二部郎中,监督宝泉局铸制铜饯。
同时,多佳吏,其独廉泊清正,康熙帝大悦,特赐《周易孝经》以示鼓励,并旋提监察御史。
迸督察院后,其读书见古名臣谏奏兴除事,辄慷慨动颜色,必见诸行事。
时有乡贤达某司空者,因私事有求于他,用数百金为其祝寿,他力却之,遂杜其口;而至人有冤抑,其必抗章力救。
太守渴选在京,人诬不沽;同邑孙某,被诬以窝留东人,将拟遣戍,是他尽力救勉的。
另有一次,巡视南城,杖优人之结交权贵者,而丘遂之,一时豪横敛手,于是声望赫然,无大小贤否,皆知有牟御史。
夷命监视钱局,工头多私积服饰逾侈,其严禁之,有人尝持貉裘,数引门而不敢献。
后来,在其任间无攒逾者。
一日侍班,康熙帝嘉之日:真诚不欺。
其曾多次受皇帝派遣代天巡狞,是栖霞唯一的代天巡守者。
其代天巡守牌,民国期间传至古镇都牟家,1947年土改时被砸毁。
晚年,归栖霞老家,开家垫,亲课诸弟子侄于学。
科第之盛,为郡邑之冠,将牟氏家族推上栖霞四大望族之首。
牟恒为御史时,其生活非常节俭,上朝时亦是旧袍布衣,故有“牟大愚子”之称。
农民出身的监察御史牟昌裕 牟吕裕(1747一1808)宇启昆,号松岩,栖霞城北宫人。
乾隆五十贺午(1790年)44岁时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古士。
后授礼部主事。
逾午改工部虞衡司主事。
后又历任都水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郎中,嘉庆九年 (卜04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
授江南道、云南道、河南道监祭御史,出任九省军门总糟郎堂等职。
奉命巡查京城。
抽查遮小hl运京糟米。
屡上章疏,以能吉闻名。
牟昌裕考中迸士候缺时,照常参加田间劳动,没有--点进士味。
一日京城下来圣旨宣召,他正在田间干活,接了圣旨之后,还把家中没干完的农活继续干完才准备赴任。
在离家赴任的那天早晨,他把牲口栏和猪圈收恰了一遍,看看水缸中没有水了又挑了两把水,才对家中人说道:就干到这里吧,以后再也不做这些事了! 牟昌裕做官后,开始当翰林,后来出任监察御史,--直为官清廉,家中没有修察院府。
这时,栖霞知县徐秉谦为了讨好牟昌裕,便拨出一笔公款,要在北宫村为牟昌裕家修建一处察院府。
牟昌裕知道后,专程回乡阻止,知县徐秉谦不但无功,还险遭弹勃。
嘉庆初年,牟昌裕山监察御史出任糟运总督,朝廷为了保持糟运的顺利,让牟昌裕文官挂武职,以掌管供京郡生存的全部酒运(由南方通过大运河常年往北京运粮)。
牟昌裕上任后,通过严厉整访,制定出新的章法,使过去捣鬼贪污的官吏再也不敢捣鬼了。
嘉庆九年,岁次甲子暮春,牟昌裕趁回京向朝廷复命之际,游玩了白去观--安葬栖霞名十丘处机的著名道观。
当他看到丘处机的画像时,随之命道长 取来文房四宝,为丘处机画像题了诗,云: 丘处机画像赞日: 飘然琼佩与霞踞,我见先生以况如。
此日胸襟真洒落,昔年凤格冲太虚。
生成天汉排金马,消尽英声打木鱼。
莫道吾乡灵杰少,此才不肯读儒书。
岁次甲子暮春 九省军门总潜鄙堂 栖霞县牟昌裕敬书 山东蔷名占文家牟愿相 牟愿相(1760一1811) 字雷夫,号铁李,古镇都人。
邑库生。
自号铁李以示追怀远祖李椭公。
赋性不谐于俗,而淡泊自守,与人无所仟。
申年随父居莱芜六年,弓当地张墨宾等四子友善,所做诗文,成为有时代风十特征之文献。
一生体弱多病,仅得年52岁。
所著《小懈卓堂诗集》、《小滩草堂文集》,于逝后42年 (1853)由诲阳七里店其婿李班刊行,高密蝉为鳃作序:夫艾山之灵,秀著于诲滨,得其气者往往为名士,为伟人。
先生与陌人先生角立特出,岂非钟蹄之独厚者欣!有诗文人选《山左古文抄》,后来作者皆莫能及。
人选《畴人传》的算学家刘日义 刘臼义(17引一1812 字乔林,-•-字立夫,又自号签夫,减家庄镇桥子村人。
祖父刘汝为及父亲刘大建皆务农。
刘日义少年丧父,家境赞穷,但却知道努力读书。
母亲李妇人辛苦劳作,勉强供刘日义求学。
几年后刘门义学业大戍,品学兼优,一时饮誉乡里。
时逢校试童 刘日义一生著有《勾股图》一卷,《面体算术》八卷,《小雅辛卯朔考》三卷,《读汉书律历志算草》三卷,《元史日影集》一卷,《h章算式》九卷,《推日月食》三卷。
文友牟庭曾为其撰墓志铭云: 辛苦文章止一第,临政优优不终试。
退隐厚生孝养致,中道辞亲独入地。
平生万事不满意,余才著书追圣智¨ 清著名学者、尚书阮元辑《畴人传》(世人称历算学者为畴人)--书,专门介绍了刘日义。
敢废旧习的林昌早年有 秀才成群,旗杆如林之说的铁口荆子埠村,村里秀才甚多,在外做官的也不少。
这些人当申,威望最高、影响最大、深得乡里敬仰的,当首推林昌。
林昌(1748一1821)字皋言,又字大签,号九丰。
16岁人县学,23岁中举。
46岁时补为馆陶县 训导。
1807午 (清嘉庆12年),林昌59岁时才被任命为云南省禄丰县县令。
行前,有友劝他 三思而行,他回答说:州县微员也!能害一方亦能福一方。
天下者州县之积,帅县各称职,则天下治矣。
吾将一试焉! 林昌一上任,就遇见一个案子:当地有个富户的儿媳妇怀孕七月,生下一男孩,引起富户家猜疑,要将产妇休出。
产妇不忿,抱子迸衙击鼓鸣冤。
林昌间明原委,深为产妇不平。
他传富户到堂,反复规劝,晓之以理,怎奈富户死不回头,衙内人等窃窃私议。
最后林昌说:老爷我乃是七个月生的。
一语驳倒众议,使母子不致受辱,产妇感激万分。
同年夏,天大旱,积谷人家皆不愿聚粮,致原来靠买米糊口的贫对待儿子那样就行了。
归乡后林昌家徒四壁,别无长物。
后为生活所迫,抵长山县任教渝。
3年后,因父丧回家,从此隐居不出。
时有禄丰几个绅士不远万里来胶东看望林昌,因关山遥远,一住就是半载。
他们品茶饮酒,回首往事,多说起林昌在职时所做好事。
1821年 (清道光元年)林昌病故。
留有《四书尊闻录》、《周礼读本》、《毛诗审吉》、《古文会心录》、《分甘堂古文集》、《大签子诗存》等着作。
训诂大师郝懿行 郝懿行(1757一1825)字询九,号兰皋,栖霞城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
1786年 (清乾隆五十一年)以优贡人太学。
1788年 (清乾隆五十三年)科试中举。
1799年 (清嘉庆四年)中进士后,任户部额外主事达25年。
他自幼聪明好学,在县学读书时,被山东学使赵鹿泉誉为栖霞四杰之一。
据《清史列传》记载,郝懿行为人廉工自守,朴呐少言,非素知老友,常相对终日不发一语;若遇同好,谈论经义,则嗓嗓终日不倦。
住宅简陋,生活俭朴,把一生精力耗于研读和著述中。
得来傣钱,辆以买书,展篇执笔,恒自深夜过四更多更。
他的夫人壬照圆说他兰皋君子,考订篇籍,日月浸寻,著作等身。
郝懿行养成唯书是学的习惯,为买书不惜典却寒衣,为著书立说坚持漏下四鼓者四十寒暑。
一生留下了50余种近400卷著作。
其代表作《尔雅义疏》19卷。
该书始撰于1808年 (清嘉庆十三年),完稿于1822年 (清道光二年),历经叼个寒暑成书。
该书对我国古代经典词书《尔雅》详加文辨析,援引考据,疏通证明,校工讹谬,博得了同时代著名学者阮元、壬念孙等人的赞誉。
《尔雅义疏》还矫正了晋郭镁《尔雅注》的许多疏漏,比清初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也有独到之处。
古文学家牟应震 牟应震 (1744一1825) 宇寅同,号卢坡,蛇窝泊镇牟家河西村人,晚年徒居招远大霞坞村。
乾隆癸卯年(1783年)举人,其常吉志:如果让我担当大将军的角色,我就会专管外事,率精兵与外侵之敌决一雌雄,如不则当一谅官,惩治权候之人,为天下兴利除弊,最下也要成为一个腰缠万贯之人,济贫急难,救助普天下穷苦之人。
老了以后则遁迹大山之中,不与世人交往,让后人惊叹想象,做最后的收场。
曾任山东禹城训导20余年。
在其60岁时,禹城有一姓于的年轻人曾作文为其祝寿,称其 意状疏散,不修边幅,家贫不屑间生计,非分之财弗苟得。
与人不算计,想说的直说,所言都是肺腑之言。
后升任青州府教授。
五午后弃官归故里,闭门著书,寒暑无间,晤首穷经,毫而好学。
道光五年 (1825年)工月,病中自作墓志铭,神志清楚,表现从容,且自古:解《易》禾完,抱憾终古。
临死之际,犹呼家人拿笔砚来,说解《易》两交禾安处,当改之。
改完后,令人读给他听,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言毕而去,享年82岁。
著有《夏小正考》、《毛诗质疑》、《四书贯》、《周易直解》、《胡卢山人诗稿》等付样或末付粹书稿10余部,今存山东省图书馆。
山左第一秀才牟庭 牟 庭 (1759一183叨 原名廷相,宇默人,号陌人,栖霞城里人。
•童年就读于古镇都 小溜草堂家垫,天资聪敏,19岁补诸生。
被山东学使赵鹿泉称为山左第一秀才。
然而,成优贡之后,却屡试不举。
只做了一任观城县训导,便因病辞职。
以著书立说终其身,著作甚丰,事略载 《邑志》、《通省志》、《清史列传》。
牟庭年青时期,曾想通过科举踏人仕途。
但其生性好古,研究经文史籍喜发己见,而应试诗文却常不被赏识。
甚至有的主考执其落卷暴扬其短。
好友牟愿相为其鸣不平道:下第群称屈,如兄屈最深。
牟庭作 合古由来不合时,此人偏学古人奇诗句以励志。
牟庭长于治经,亦长于诗文。
从20岁左右开始著述活动,凡读书每每随文订正,积累下50余部手稿。
牟愿相赞赏其诗 向来一瓣香,堪称杜陵叟,赵鹿泉甚至赞他 可继渔洋而霸。
牟庭著述虽丰,但生前只刻行过《楚辞述芳》。
死后他儿子牟房(清嘉庆十三年举人,长清县教渝)又刻行了《周公年表》,并将所著《同文尚书》、《诗切》、《雪泥书屋文集》、《雪泥书屋诗集》、《左传评注》、《春秋算草》、《礼记投壶算草》、《释老》,及批校《曼子》、《墨子》、《吕氏春秋》、《韩子》、《淮南子》、《易林参同契》等50多种书编印成《雪泥书屋遗书目录》。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牟庭稿本。
牟庭的50多种著作中,有两部最突出的巨著,一是《同文尚书》,二是 《诗切》。
据《雪泥书屋遗书日录》记载:牟庭39岁以前,就开始注解 《尚书》,曾数易其稿,前后钻研了40年时间,于清道光元年脱稿。
那时,牟庭巳63岁。
以后,又时时修改,直到死前。
在这11年中,又搜集了许多资料,预备作序未成。
牟庭去世后,经过100多年的时间先后想刻印这部书的有他儿子牟房和福山的王熬荣、诸城的王献唐三人,但都因故未能完成。
1982年,山东齐鲁书社根据王献唐的描本影印出版了牟庭的巨著 《同文尚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650页,35•6万字。
它的印行,为历史学界提供了-部有价值的《尚书》注本,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
《尚书》以 同文为名,是借用 《礼记》书同文的词意,内容系指今文、古文的合并而吉,既不偏于真古文,也不偏于今文。
大似东汉刘陶的《中文尚书》体例,进行全面经义的解释。
通过他的解释,连过去韩愈都认为是估屈聋牙的《尚书》,只要细心读过,可以说是容易了解的。
他推翻了尚书学上的许多成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由汉到清代的家法以及 家法以外的名家注说,他都不适合,感情十分融洽,常以诗词唱和。
是年秋,郝熬行去济南应试中举,曾做诗二首寄回赠之,她当即吟诗两首回赠。
其诗云:小试文场久擅名,矮庐一室倍经营。
案头挥笔风添势,夜半构思月助明。
花结锦成人易懒,云飞露白马登程。
如君折得赡中桂,自尔高山听鹿鸣。
鼓励丈夫再接再厉,争取迸士及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