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主持词(完整版)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主持词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主持词第一篇：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主持词xx路街道201X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主持词201X年1月13日上午10：00地点：xx宾馆三楼会议室主持：街道工委副书记xx议程：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主要是对201X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安排部署201X年的工作，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全体机关干部以及机关下属单位全体工作人员，驻街单位代表，队所负责人，社区的书记、主任及全体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代表。
今天会议内容十分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听取，自觉维护会场秩序，遵守会场纪律。
下面，会议进行第一项议程：请街道办事处主任xxx同志作201X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大家掌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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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主任的报告，既对全街道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的总结，也提出了街道新年工作的具体计划和发展思路，是我们开展今年工作的大政方针，请大家认真贯彻落实。
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下面请街道办事处副主任xxx同志宣读街道201X年度工作表彰决定，大家掌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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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X年街道的工作任务重、困难大，但通过全街干群上下一心、克难攻坚，圆满的完成了全年任务，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我们都取得了较好成绩，所以今年特意增设请街道工委书记该篇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主持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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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曾国藩传了,此书不论是从了解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为人处世的角度,抑或文学欣赏的角度都值得一读,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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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恩格斯是哪个国家的人
恩格斯简介 1820年 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
少年时就学于巴门市立学校，1834年转入爱北斐特理科中学。
1837年 其父坚持要他辍学经商。
1年后到不来梅一家商行供职。
当时德国正面临民族统一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恩格斯被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所吸引，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联系。
1839年 春，在该派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发表《乌培河谷来信》，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的黑暗，倾注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恩格斯生平编辑本段 1837年9月，中学未毕业就被他的父亲送去学习经商。
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在不莱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业余刻苦自学，著文批判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宗教迷信和资本家的贪婪，表现了初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服兵役，旁听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参加青年 黑格尔 派的活动。
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等小册子，尖锐批判了宣扬天启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他还著文揭露以德皇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 费尔巴哈 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办事员，在这里，他参加宪章派活动，结识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并深入研究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后不久，认识了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
白恩士是一个有觉悟的爱尔兰工人，她爱憎分明，十分同情爱尔兰民族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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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22岁与女工玛丽同居，直至1863年玛丽去世，而后恩格斯与玛丽的妹妹莉希同居，他一直不办理结婚手续，因为在《家庭、婚姻与私有制》中他曾经说：结婚，那些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的仪式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
由于他反对婚姻制度，两人终生未走入婚礼的殿堂。
1844年2月，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开始了二人的终身合作。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他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
1845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写《 德意志意识形态 》，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两大转变。
1846年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迅委员会。
同年秋天，赴巴黎开展活动，争取和教育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使之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
6月，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年10月，被选入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则》），用问答的体裁初步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11月，与马克思一起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秘书。
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制订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章程，并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的纲领。
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1848年2、3月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爆发；3月，恩格斯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巴黎与马克思共同拟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4月，他们到达德国科伦。
恩格斯担任《新莱茵报》编辑，协助马克思主持该报编辑部工作。
他还曾去巴门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活动。
1848年秋至1849年初，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
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参加武装起义。
6月，在巴登――普法尔茨任维利希志愿军团副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
起义失败后流亡到瑞士。
11月抵伦敦，当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同盟工作。
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为了支援陷于极端贫困的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于该年迁居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再度经商。
在曼彻斯特居住期间，恩格斯同马克思保持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共同研讨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探讨各个领域里的学术问题。
恩格斯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辩证法作了深入的探讨。
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深刻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著名论断。
1857－1859年，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许多军事条目。
1861－1865年，撰写了关于美国内战的许多文章。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为工人报刊和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撰写了许多篇战争评论，准确地分析和预示了战争的进程。
1870年9月，恩格斯结束了二十年埃及幽囚式的经商生活，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
10月，经马克思提议，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任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迅书记和总委员会财务委员。
巴黎公社期间，他和马克思一起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
1871年9月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并建立同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独立政党。
1872年9月国际海牙大会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击败巴枯宁阴谋集团，通过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国际总委员会迁至纽约。
海牙大会后，他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与马克思合写）等论著，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以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在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
1875年3月，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阐明了他对德国工人运动中两派合并的原则立场，批评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追求无原则合并的错误。
1876－1878年，他写了一组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即《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
1880年夏，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改编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提纲，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断，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
1885年7月，恩格斯在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87年1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
他还再版了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并筹备出版马克思全集。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
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第二国际联合各国工人政党，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的斗争。
1893年8月，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出席了正在苏黎世召开的 第二国际 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他在大会闭幕词中希望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加强团结、互相学习，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则，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应该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坚持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的原则。
他在其他文章和信件中，强调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建立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关系，由各国党和无产阶级因地制宜地决定本国的革命策略，反对任何一个党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不承认哪个党享有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子权，反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
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癌症逝世。
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
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洒在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大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