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是何时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地位的
华国锋是何时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地位的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
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
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
1970年代，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要抓路线。
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
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
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
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
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
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
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
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
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
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
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
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
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
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
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
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
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
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
鲜明的对比是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
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
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
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
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
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
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
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
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
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
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
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
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
”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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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来介绍大明湖呢?
中国有个大明湖，是世界上唯一的天然矿泉水湖泊。
大明湖南岸，鹊华桥正对，曾有一处大宅院，是晚清同治年间一位晋商在此修建的亦商亦居的府邸。
其宅名为“正立当”，是清末最大的当铺，又是一位近代风云人物经常在此居住养心的居所。
这座宅院历经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新中国，从1870年直至2010年一直矗立在大明湖畔，而这所大宅的主人也是中国近代史风云中一位重要的幕后推手，而这座大宅也因为他的主人，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料。
此宅的主人，即晋商之王——刘笃敬。
刘笃敬这个名字，其实一直以来并不响亮，因为他虽然对近代史有着重大的影响，却低调内敛，不务虚名，所以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将逐步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还原这位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真实的地位。
爷爷为中国人民做了什么大事
是我国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理论。
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
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理论，指出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划时代的贡献是什么
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他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随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期。
提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
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
十二大举行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化化道路。
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chǎn）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
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高瞻远瞩高瞻远瞩：比喻目光远大，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
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
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
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
从1979年到1992年他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论基础。
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
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qiǎn）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10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在决策。
1984年1月，到特区视察，首先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
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同志于1984年2月22日正式提出的。
邓不平同志这个科学的构想，有它的正确性发展的过程。
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
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97年1月，我国胜利、圆满地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
他的伟大构想实现了。
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
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理论价值，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小平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情况下，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针对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
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sù）愿。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的过程中，他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92年初，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1993年，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了《文选》第三卷。
《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