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导游词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
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
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
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
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
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
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
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
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
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
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
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
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
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
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
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
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
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
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
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
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
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
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
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
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
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
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
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
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
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
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
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
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
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编辑本段【旅游须知】 1.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只能用手电筒观看，每位导游带一个手电筒，如果您为了更好地观看，可以自备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
2.由于各种相机的闪光灯对文物均有非常大的破坏，请在进莫高窟参观之前确定不把相机带入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谢谢所有人的合作
3.最佳旅游季节 敦煌气候属于极地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9.3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4.7摄氏度，1月－9.3摄氏度，全年干燥少雨，昼夜温差极大，此外敦煌还有干热风和黑沙暴两大自然灾害，游人应早作防备。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4.交通指南： 去莫高窟可以从敦煌打的前往，面的单程大约35元左右，轿车稍贵。
另外在市区内也有很多中巴直达莫高窟，不过似乎不如打的方便。
如果在窟里呆得比较晚，6点以后可以搭乘一辆接工作人员的小巴，每人5元。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甘肃省地处中国腹部，面积45.5万平方公里 。
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从兰州至中国最东头和最西头的距离基本相同 。
全 省呈“哑玲”形 。
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25公里。
境内1千多公里长的河西廊早就是中国东西交通线上的要卫 。
甘肃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咽喉要道 ，是今天开发中国西北的纽带和依托，也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中关键的 一 段。
敦煌面积 约有31200平方公里 ，所辖区耕种面积23万多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和蔬菜等。
人口 1985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千万，甘肃是多民族共聚的省份，有汉 、回、藏、蒙、满、维吾尔等共41个民族。
其中东乡、保 安、裕固等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而敦煌人口约11万，居民有汉、回、藏、蒙古、哈、土、侗、苗、满、裕固等族，汉族人口占大多数 。
特产 敦煌地毯：敦煌地毯因模拟敦煌艺术图案而见长，用优质羊毛织成，手工精巧，色泽鲜艳，美观大方。
水晶石眼镜：以天然水晶石制成，有平光、近视、远视和光学变色镜。
鸣山大枣：体大肉厚，色鲜味甘，因产于鸣沙山下而得名 。
李广杏：七月成熟，色泽金黄，肉厚味甘汁多，含糖量高达25% 。
紫烟桃：九月成熟，无毛，色鲜味甘，软而多汁，紫中含绿 。
葡 萄 ：甜中带酸，有补气血，强筋骨，利小便等功效 。
编辑本段【影视节目】 标题：探索·发现_世界文化遗产之莫高窟 来源：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这句词选自哪里
是属什么戏种
独臂将军”建奇功━━贺炳炎 谢元淮 谢元淮（1792
-1874
） 字钧绪、默卿，为明朝河南布政司参政谢佑后裔。
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调任太湖东山巡检，协办海运，后奉派到两淮主持盐务，于1823年首创“票盐”制。
1826年升任无锡知县，旋奉调海洲分公司总办盐务，每年为国库增加税银数百万两。
1836年补任淮南监掣同知，1852年因实施“票盐”制遭官吏反对而被革职，次年冬被任命为广西桂平、梧、郁盐法道。
殁于同治年间。
他在江淮五十年，疏浚运河及吴淞口、秦淮河，赈济江都灾民，清丈江阴沙洲，鸦片战争期间奉命防守上海，口碑甚佳。
晚年著述有《铸银钱以抑洋价论》、《钞贯说》、《碎金词谱》 伍文定 伍文定（生卒不详）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
任常州推官时，魏国公徐佣与民争田，他秉公断案，时人称为强吏。
平定宁王宸濠叛乱，论功第一。
开拓西南及宦官斗争，卓有建树。
官至兵部尚书。
傅献（约1321-1380） 明朝初为官。
元朝末参加了红巾军起义。
公元1363年，陈友谅授其为江西行省官。
陈友谅败死，归附朱元璋。
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以后，累官至中书省左丞相，参知政事，协助定刑律、制礼仪，又兼詹事同知，辅教太子。
后被免职。
王运孚 王运孚（1876-1944） 亦名信孚，字铁公、铁工。
佛教信奉者、书法家。
早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辛亥革命后归国，出任湖北省议会副议长、国会众议院议员。
1927年后致力于佛学研讨，初受禅宗，后深入密宗，加入中国佛教会。
除潜心专研佛学外，王运孚爱篆刻，好书法，行楷俱工，尤擅汉隶，时人誉为“铁笔”，武昌黄鹤楼侧“大汉陈友谅之墓”墓碑及墓志铭、紫阳湖畔“湖上原”石碑等，皆出其手。
1935年王克敏、王揖唐等拼凑“冀察政务委员会”，召其北上任职，被拒之，于次年在武汉筹建松滋同乡会，供作松滋赴省学生入学前栖身之所，并将藏书数千卷馈赠图书馆。
1944年病卒。
? 潘哲夫 潘哲夫（1902-1977） 亦名开第。
1931年春出任县农会副干事，1938年活动于湘鄂边组织游击武装。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荆沙被日军占领后，他奉党组织指示打入国民党第六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金亦吾部，先后任上校参议、独立第四旅旅长。
1942年按中共湘鄂特委尽快做好武装准备的指示，在湘鄂连区积极联络，1943年夏发展抗日武装3000余人，自任湘鄂边游击总队司令，开展对敌斗争。
次年1月率主力千余人渡长江编入新四军第五师三军分区江南挺进纵队，任司令员，同年冬改任襄南指挥部副指挥长，旋调任鄂豫边区行署第三专区副专员。
1946年，随五师突围至陕南，任鄂豫陕行署第一专区副专员、专员，次年4月经组织派遣返回江南，任襄南专署副专员。
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省湖业局副局长、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参事室副主任、民革省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 雷鸣泽 雷鸣泽（1904-1949） 别号次勋。
先后就读于武昌博文中学、武昌中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27年返回松滋街河市创办向上小学，自任校长，掩护黄杰、沈德纯、黄绍豫等在该校组建中共松滋县委。
1938年武汉失守后，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松（滋）枝（江）宜（都）三县联合抗日动员委员会，雷担任主任委员。
1941年出任兴山县长，因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严禁鸦片，得罪当地豪绅而被控“通匪”，判刑12年，4年后经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结束后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沙市办事处主任，广泛吸收共产党人，向鄂豫边调运大批粮食支援解放区。
1948年接江汉军区指示回松滋策反保安团团长陈锟，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南渡大江，后因陈翻脸而被捕，于次年5月21日在押解至枝城途中跃入长江，壮烈牺牲，年仅45岁。
新中国建立后，雷鸣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韩明炬 韩明炬（1903-1980） 幼读私塾，1917年随父往北京，1922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初读启尔大学医学院预科，后转入明里大学医学院、柏林大学医学院本科，1929年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继续深造，1931年获医学博士。
回国后于1935年任湖北省立医院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他经恩施，赴重庆，出任国立江苏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后辞教行医，成为名闻山城的妇产科权威。
1949年，他的朋友邀约同去港澳、台湾，均遭严辞拒绝。
1950年5月回湖北，出任省人民医院院长兼湖北医学院妇产科教授。
1956年初，他向省委建议，组织计划生育专题讲座，并采取综合措施迅速控制人口增长，他是在马寅初受打击后大胆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建议的学者。
在医疗教学中，他勤勤恳恳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他先后被选为省科协委员、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常务理事、武汉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以及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省政协第四届委员、常委。
肖楚才 肖楚才（1898-1995） 原名肖名盛，出身贫寒。
1933年8月在湖南澧县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他随军转战湖北、贵州、云南等省，于次年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7月，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接着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抗日，于10月在甘肃会宁与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12月他入延安抗大，因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被评为先进党员、模范学员，毕业后被调往山东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华东十三纵三十七师、三十一军四科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因出色完成任务，多次立功受奖。
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担任野战第十七、十八医院及福建康复医院的行政院长。
1958年10月，他回松滋休养，于1995年因病去世，终年97年。
? 文清 文清（1910－1999） 出身贫苦，1930年6月参加红军，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参谋长、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纵队参谋长、军参谋长、川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他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中央苏区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文安枣子营、五台、繁峙等战役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延安战役，并指挥了罗川、榆林、清间、瓦子街和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斗。
战争期间他曾多次负伤，右眼失明，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新中国建立后，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认真做好和平时期战备训练和民兵预备役工作，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清史稿》是谁写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历史。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
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书籍简介《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编撰人员馆长：赵尔巽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敦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后来添聘者马其昶、姚永朴 、姚永概、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瑞洵、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 （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提调：陈汉第、李经畲、金还、周肇祥、邵章收掌：谢绪璠、黄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澄、胡庆松、刘济、伍元芝、锡荫、张玉藻、金梁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人员信息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
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1.遗臣居多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
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
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
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
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1851-1930）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
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
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
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
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
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
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
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
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
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
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
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
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
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
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
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
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
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
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
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
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
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
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
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
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
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
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
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
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
○16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
《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
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
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
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
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
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
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
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
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
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
八旗籍文人中，?#93;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
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
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
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
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 清史稿》有关外本和关内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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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年特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缪荃孙、柯劭忞等为，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补：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
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
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
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
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
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
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
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
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
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
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
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
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
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 、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
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
1981年印行，两大册。
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所聘编纂人员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 沈曾植 宝熙 樊增祥 柯劭忞 吴廷燮 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 劳乃宣 于式枚 金兆蕃 吴士鉴 李瑞清 耆龄 陶葆廉 于式棱 王乃征 谢远涵 朱钟琪 温肃 杨钟羲 袁励准 万本端 邓邦述 秦树声 王大均 章钰 王式通 顾瑗 协修：宋书升 唐晏 宗舜年 李葆恂 安维峻 张仲炘 俞陛云 姚永朴 罗敦曧 吴广霈 袁金铠 吴怀清 张书云 张采田 张启后 韩朴存 陈敬第 陈毅 袁嘉谷 蓝钰 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 马其昶 姚永朴 姚永概 唐恩溥 刘师培 黄翼曾 夏曾佑 王树楠 夏孙桐 吴昌绶 瑞洵 戴锡章 朱师辙 邵瑞彭 檀玑 刘树屏 何震彝 陈曾则 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 简朝亮 袁克文 朱孔彰 王崇烈 陈能怡 方履中 商衍瀛 秦望澜 史恩浩（培） 唐邦治 陈曾矩 吕钰 余嘉锡 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 齐忠甲 吴璆 叶尔恺 田应璜 李景濂 傅增淯 何葆麟 （骆）成昌 徐鸿宝 赵世骏 杨晋 金兆丰 胡嗣芬 朱希祖 李哲明 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 李经畲 金还 周肇祥 邵章 收掌：谢绪璠 黄葆奇 尹良 王文著 尚希程 容浚 曹文燮 文炳 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 周仰公 秦化田 金善 刘景福 赵佰屏 史锡华 曾恕传 诸以仁 惠澄 胡庆松 刘济 伍元芝 锡荫 张玉藻 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编纂人员的基本情况及相互关系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
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 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
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
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
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
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93;良 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 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
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
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
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 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
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
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
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
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
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
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
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
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
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
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 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
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
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
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
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
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
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
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 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
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
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 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
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
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
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
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
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
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
○16 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
《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
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
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
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
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
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
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
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
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
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
八旗籍文人中，?#93;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
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
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
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
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清史稿 姚柬之 翻译
姚柬之，字伯山，安徽桐城人。
姚柬之年轻时就具有才能，跟随族祖姚鼐学习，道光二年考中进士。
出任河南临漳知县，多次判决疑难案件。
县民张鸣武指控强盗杀害他的妻子，说强盗穿越二层窗棂进入室内。
姚柬之勘察时发现窗棂狭窄，而且张鸣武并无远出。
追问他，果然是丈夫因为驱逐强盗，误杀了妻子。
又常姚氏被杀，凶手没有抓到。
姚柬之勘察到那时正是县里招考的前夜，所取的第一名杨某没有去参加考试，就怀疑是他。
姚柬之召来杨某，杨某神色惶恐疑惑，姚柬之询问他的住处，（杨某）与常某相邻。
姚柬之于是夜里到城隍庙，让一个妇女用血涂在脸上，与杨某交谈，最终查到因图谋强奸不成而杀人的事实。
每次巡视乡里，都劝导百姓停止诉讼，如有申诉曲直的立即把它摆平。
漳水泛滥，运粮到灾区，一边调查一边救济，救活了很多人。
临漳与直隶大名接壤，有很多强盗的老巢，强盗挖地为穴，聚众赌博，安排枪手作拒捕打算。
姚柬之与大名县商定一同抓捕，清除赌窝，盗窃之风也平息了。
姚柬之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到广东揭阳任职。
这里濒临海边，民风骠悍，械斗抢掠，抗赋税杀官员，习以为常。
姚柬之训练壮勇，告诉他们保护善良。
最顽固的地方叫下滩，盗贼、土豪互相勾结，姚柬之联合军队前往抓捕，抗拒者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
一个盗贼共犯十八起案件，姚柬之先召集被害者围观，再处死他，境内百姓称赞。
有一些凶恶的强盗聚集在钱坑，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无法攻下。
潮州旧例，凡是盗匪没抓到，则烧掉盗匪们的家，搬空盗匪家的财物。
姚柬之告诫不要焚烧，召集老者，告谕他们交出案犯，他们不敢来。
姚柬之于是亲自进入村里，仅仅带了几个随从，看见老者就一一慰劳，老者都很感动地流泪。
在四面山上远望的百姓，都高喊“好官”，第二天就交出案犯。
从下滩展示威力，到钱坑展现恩德，恩德威信得以突显。
姚柬之兴办书院，厚待学生，让他们回乡把新政告诉乡亲，如有变故就秘密报告，官员和百姓没有隔阂。
该县治理得很好。
姚柬之调任连州绥瑶同知，百姓和瑶民打官司，姚柬之判决时一定使他们相安无事。
普宁县匪徒杀害官员肆意抢劫，姚柬之奉命从镇道前往抓捕处治。
匪徒以涂祥为巢穴，磨盘山为声援，这些地方都很险要。
姚柬之于是采用谋略，正规军攻涂祥，调揭阳壮勇从磨盘岭突袭攻破贼巢，抓获六百多人。
道光十七年，主持肇庆府。
道光十九年，升任贵州大定知府，此地风俗喜欢打官司，姚柬之快速审讯快速结案，不让他们施展伎俩，一年后诉讼就少了。
大定百姓与苗族杂居，应以稳定为原则进行治理。
上级下达命令，姚柬之一定考虑地方实际情况，不让它使老百姓受苦。
姚柬之与上官政见不合，于是称病弃官回故乡。
几年后才去世。
“十不全”都是哪些内容啊
1\\\/周瑜 周瑜英年早逝，公元211年，周瑜病死在出征的路上，时年仅仅36岁。
孙权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万分，亲自为他料理后事。
所谓周瑜被诸葛亮三气致死，存属“演义”类的故事。
实际上，周瑜性格开朗，谦虚和气。
不仅吴郡人对这位战功赫赫的英才敬仰万分，他同时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自古英雄出少年，周瑜也是其中一人。
周瑜从青少年时就辅助孙策创建了江东的基业。
周瑜年轻有为，英俊潇洒，吴郡人爱称周瑜为周郎。
孙策临终前嘱咐他的弟弟孙权说：外事不决问周瑜。
由此可见周瑜的能力不同一般。
曹操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后，实力已经很是强盛，此时的东吴分为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
周瑜是极力主战，他知道曹军的弱点。
并和刘备联手在赤壁打败曹军，这也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
曹操也因此多年囤守北方不敢南下。
作为赤壁之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周瑜随这个著名战役名垂千史。
900年后，苏轼还在江边凭吊：“……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罗斯福 让世人钦佩的是罗斯福身为总统，却从不庇护孩子，让孩子享有特权。
二战开始后，他把儿子全都送上了战场，并告诫说：“拿出良心来，为美国而战
”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
他不仅治国有略，而且教子有方。
他的四个儿子在二战中浴血战火，连立战功，之后又都跻身美国政坛。
“对儿子，我不是总统，只是父亲。
”罗斯福的这句话曾在美国人心中产生过不小的震撼，这也是他一贯遵循的教子原则。
罗斯福十分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甚至认为孩子在思想上也应该是独立的。
当二战正愈加激烈时，儿子问他该怎么办。
他说：“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你应该首先认清我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你们的事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从不干预。
” 罗斯福还竭力反对孩子依赖父母过寄生的生活。
他从不给儿子任何资助，让他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开辟事业，赚他们该赚的钱。
但在钱财的支配上，他绝不让孩子放任自流。
儿子在一次旅行中买了匹好马，却没有了回程的路费，便打电话要求父亲帮助。
他回答说：“你和你的马游泳回来吧
”儿子只能卖掉马，买票回家。
从此他懂得了不能无计划用钱的道理。
3、曹植 历史上醇香悠远的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
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极高，他的的确确配得上谢灵运才高八斗的评价，他青年时期的诗，多以宴饮游乐为主要内容，后来创作的诗文则以抒忧发愤为主，最著名的有《洛神赋》、《赠白马王彪》、《求自实表》等。
曹植，字子建。
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他把五言体诗歌推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著名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
如此也可看出他的才华。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小时侯随军奔波，直到13岁才在邺城安定下来。
此后他与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粲、徐擀，沉琳、刘桢等人写诗作赋，名声很快就传播开了。
在曹操的几个儿子中，曹植是最有才华的，曹操也因此想废长立幼，立曹植为太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曹植常常因好酒、任性而误事，出了不少差错。
使得曹操无法接受，对曹植很是失望。
但是他的哥哥曹丕善于察言观色，笼络人心，终于被立为王太子。
曹丕即位以后，开始整治当初的对手，曹植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他几次想加罪于曹植。
一次，曹丕刁难曹植在七步内做一首诗，不然，将被治罪，曹植踱步成句，流下千古名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4、张衡 张衡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最有名的发明就是“地动仪”了。
那个时期，经常发生地震。
有时候一年好几次。
发生一次大地震，就会给老百姓和国家带来很多的伤害。
当时的皇上和老百姓都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认为是鬼神造成的。
张衡却不信神邪，他对记录下来的地震现象经过细心的考察和试验，发明了一个能测出地震的仪器，叫做地动仪。
地动仪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像一个酒坛，四围铸着八条龙，龙头伸向八个方向。
每条龙的嘴里含着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蹲了一只张着大嘴的蛤蟆。
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出。
铜球掉在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就告诉人们那边发生地震啦。
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地动仪正对着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来，吐出了铜球，这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呀。
可是，那天洛阳一点地震的迹象也没有，更没有听说附近有什么发生了地震。
于是，朝庭上下都议论纷纷，说张衡的地动仪是骗人的玩意儿。
过了没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离洛阳一千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连山都有崩塌下来的。
大伙儿这才真正的信服了。
张衡虽然后来在政治上并不顺利，但是，他的这些科学发明和实验在我国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5、爱国者阿基米德 在阿基米德晚年时，罗马军队入侵叙拉古，阿基米德指导同胞们制造了很多攻击和防御的武器。
当侵略军首领马塞勒塞率众攻城时，他设计的投石机把敌人打得哭爹喊娘。
他制造的铁爪式起重机，能将敌船提起并倒转，抛至大海深处。
传说他还率领叙拉古人民制作了一面大凹镜，将阳光聚焦在靠近的敌船上，使它们焚烧起来。
罗马士兵在这频频的打击中已经心惊胆战，草木皆兵，一见到有绳索或木头从城里扔出，他们就惊呼“阿基米德来了”，随之抱头鼠窜。
罗马军队被阻入城外达三年之久。
最终，于公元前二一二年，罗马人趁叙拉古城防务稍有松懈，大举进攻闯入了城市。
此时，阿基米德正在潜心研究一道深奥的数学题，一个罗马士兵闯入，用脚践踏他所画的图形，阿基米德愤怒地与之争论，残暴的士兵哪里肯听，只见他举刀一挥，一位璀璨的科学巨星就此陨落。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
即使牛顿和爱因斯坦也都曾从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
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他就是叙拉古的阿基米德。
6、列宁 列宁小时候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
列宁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
老师讲课，他用心听。
老师留的作业，他认真做。
列宁做完学校里的功课，还读许多课外书。
他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他爱书里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
列宁十分爱护书。
他从来不把书弄脏，也不把书到处乱扔。
列宁小时候就是这样学习的。
7、陈毅 风趣的陈毅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8、周总理 周总理的朴素生活 周恩来总理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过着俭朴的生活。
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
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
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
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
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 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9、匡衡 凿壁偷光 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
他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
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
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
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
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读完。
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来看书。
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
背着背着，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
他嚯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啊
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
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
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
匡衡就是这样刻苦地学习，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10、孙敬 悬梁刺股 汉朝的孙敬该苦好学，每天一早起来就读书，直至深夜。
因为疲劳瞌睡，会不知不觉打起盹来。
他就把绳子的一头悬在屋梁上，一头系着头发。
这样，一打盹，头皮就会被扯痛。
后来，他终于成为儒学大师。
战国时的苏秦因为游说秦国失败，家里人不理他，就发愤自学。
每当瞌睡时，就拿锥子刺自己的股（大腿），直至鲜血淋漓。
后来他成为有名的学问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