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拼音怎么来的???
（1）明朝利玛窦和金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历史上的汉字注除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直音、反切法外，还有西洋人拟制的汉语拼音方案。
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的发展，西洋人为了学习汉语汉字，在中国传教，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曾制定过多种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
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
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0年来华），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
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
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
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
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
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鸦片战争后的教会罗马字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
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二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也因此沉寂。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也迅速发展起来。
A.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1807年到广州传教。
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
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
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
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
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1850年，据说仅仅在1921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
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
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
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
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
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
C.方言际辣体汉字。
1931至1932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
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
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
设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
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4.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 1.切音字运动概况。
切音字运动是指1892至1911年的拼音字母运动。
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
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
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
这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
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长。
1892年卢戆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宣布了切音字运动的揭幕。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
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观点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并亲自拟制过拼音方案。
梁启超为沈学的《盛世元音》写序，介绍切音字运动，赞成创制拼音文字，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
谭嗣同也在他的《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即拼音)的主张。
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1892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
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14种，速记符号式5种，拉丁字母式5种，数码式2种，自造符号式1种，还有一个康有为的方案(未见原稿)；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17个是声韵双拼制，4个音素制，1个三拼制，6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10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个是拼写方言的，9个拼音不详。
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
2.切音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运动的揭幕人卢戆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卢戆章（1854―1928年），字雪樵，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人。
他21岁到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语。
25岁回厦门教中国人学英语，教外国人学厦门话。
他对流行于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接触很多，教会罗马字启发了他创制拼音文字的思想。
从28岁开始，他屏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
经过10年努力，终于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
并手抄全文，自费刻印出版。
卢戆章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
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
从而，人们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国家振兴之本，这种观点虽有片面性，然而，这也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于切音字的研究与推广完全是出于爱国思想的指导。
卢戆章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
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
他的这种切音字与汉字并行的观点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
卢戆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变体，他取拉丁字母l、c、?三种笔画，加以变化，编制出一套55个字母的拼写方言(厦门、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
他的方案虽然是拼写方言的，但他主张语文统一，以一腔为主脑。
认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1893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初阶》，满腔热情地向群众推广，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宣布广开言路，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等。
京官林辂存呈《上都察院书》，推荐卢戆章等的切音字方案。
呈文得到各堂官会衔代奏。
但是新政很快失败，百日维新结束，奏请用切音字的事也就无下文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卢戆章应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邀请，去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科。
在台湾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放弃了变体拉丁字母的方案，设计了汉字笔画式的方案《中国切音字母》。
这个方案有声母25个，韵母102个，主要用来拼写北京音，也可以拼写泉州、厦门、福州等方言。
1905年，卢戆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学部呈缴《中国切音字母》。
被驳回后回厦门，在民间推行他的方案。
途经上海时，把《中国切音字母》修改、补充，改名为《北京切音教科书》。
此外，还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六种切音字方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
1913年，卢戆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对会议通过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见，回厦门继续推行他的方案。
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新字》，也是汉字笔画式的。
我和汉字的故事的作文 要写出读错字是的尴尬420字
改革开放以来，汉字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专家学者摆脱了汉字落后论的束缚，从文字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信息论等角度，对汉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了汉字在记录汉语、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方面具有跨越方言、贯通古今、区别同音词、适宜快速阅读、适宜快速录入等独特功能，是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
这些发现一经公布，立刻受到社会的重视，被广大人民所认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订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们也许会问，汉字为什么会有上述五种独特功能呢
汉字的奥秘在哪里呢
作者认为，汉字的奥秘恰恰就在于它的意音体制和方块形体。
这两点是过去人们指责最多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却是汉字的优点所在。
意音化道路使汉字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在世界五大古文字中，埃及的圣书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南美洲的玛雅文字，先后都已消亡；只有汉字长盛不衰，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
现今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唯独汉字是意音文字。
这就是说，世界上五大古文字中，其他四种已先后泯灭，只有汉字一直沿用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是为什么呢
文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是由图画演变出来的，象形字就是最早的文字。
但是，象形字只能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严格讲，应该说象形字只能记录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的词），对那些抽象事物和比较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用象形的办法加以表现了。
怎么办呢
最初，人们就利用一些简单的记号来表现抽象的事物，利用已有的象形字稍加改造的方法来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或组合几个象形字表现更加复杂的事物。
用这些办法造出的字，都是表意字，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
用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造很多字，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
当社会发展到必须记录整句整句的语言时，他们只能用同音（或近音）替代的办法，即用一个与要写的词声音相同的字去临时替代。
这个被借的字虽然在意义上与要写的词并无关系，但由于两者声音相同（或相近），当人们日后再看到这句话时，由于有上下文的作用，它仍能提醒人们它所记录的是哪个词。
在古汉语里，这个方法叫做假借。
假借的方法使用多了，人们自然会发现：造字不仅可以从词义上着眼，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还可以从词的声音着眼，即用字形表示词的声音。
当人们自觉运用这个方法时，就是在造表音字。
用一个现成的字（或对它略加改造）去代表某一个语音，是一个很自然很容易的方法，很多民族都可以使用。
不过，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感受：使用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会觉得很方便；使用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有时会觉得不太方便，因为一个词需要用多个字去记录。
不过，这只是开始阶段的感受；这一阶段过后，人们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由于词义引申和假借的结果，同音词必然多，而表音文字不能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
为了防止误解，他们可以把原有的单音词作为词干，用加不同前缀或后缀的办法区别同音词。
加的语素不多，问题解决得很好。
这个办法于是就广泛运用起来，结果是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变成了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
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每个词要用多个符号去记录，开始会觉得不方便，于是就把符号加以简化，用的时间长了，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摸索，表音文字经过反复的改进，有的保持了音节文字，有的则发展为音素文字。
由于任何词语都有音，用表音方法可以为所有词语造字，原有的表意字可以被取代，表音文字最后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
这就是表音文字发展的道路，被概括为“表形——表意——表音”的三阶段。
汉字与表音文字有所不同。
在广泛使用假借之后，汉字没有沿着表音的道路继续发展，而是向着意音化的道路向前发展。
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假借字使用太多，会造成表意不明确的情况，引起歧义。
而根据词义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造一个新字，让它承担假借字的一两个义项，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转注。
在熟练掌握转注造字法以后，古人又会发现，原有的象形字有的容易和别的字相混，何不给它们加个表音的偏旁以示区别
例如甲骨文的“鸡”和“凤”，容易和“鸟”混，古人就给它们分别加了“奚”“凡”，造出了“鶏”“凤”两字。
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
“转注”和“形声”在六书理论中虽然是不同的两书，一个是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一个是在本字上加表音偏旁，但造出的字却都是一形一声的形声字。
由于造象形字本来就比较麻烦，加上有很多同类事物在外形上不易区别，所以在熟练掌握了形声造字法以后，人们在为某个词造字时，就不必先造象形字再加表意偏旁，而直接选用一个形旁加一个声旁的办法造字。
例如人们要造一个“柏”字，就不必先画一个柏树，再加一个“白”声，而可以用“木”加“白”直接造出“柏”字，其中“木”表示“柏”是一种树，“白”表示这个字音“白”。
因为凡词都有意有音，所以用形声的办法可以给所有的词造字，而且并不困难。
这样汉字的数量就迅速增加，能成功记录汉语的汉字体系就终于形成了。
这就是说，汉字产生发展的道路是“象形——表意（表音）——意音”，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大部分的事实，证明形声是汉字形成严密文字体系的重要因素。
这个体系不仅能成功记录古代汉语，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创造新字，成功记录现代汉语，使汉字避免了灭顶之灾，成了长盛不衰的不老松。
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方言多语言的适用性 汉语自古就是多方言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差别首先表现在语音上。
如不了解对方的方言，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很难用口语交流。
1982年，我带日本留学生到上海一家公园参观，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几个宁
几个宁
”我不解其意，心想：“我要买票，不要宁。
”见我没有回答，旁边一人对我说：“她问你几个人
”我才恍然大悟，赶紧作了回答。
这只是一个由于单音词不懂造成的交流障碍，如果是多个复音词不懂，造成的误解一定更严重。
2001年9月19日《北京青年报》在“幽默地带”栏登出了如下一条看来不是笑话的笑话：“去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江西办事，恰逢乡里开大会，我们在那里边等人边听会。
只听一乡长发言：‘兔子焖猪尾巴，不要酱瓜，我捡个狗屎给你们舔舔。
’我们都感到奇怪，这是什么关系呀
后来琢磨过味来，才知他说的是：‘同志们注意了，不要讲话，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
’”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硬要实行拼音文字，必然要造成严重的混乱。
文字既要有表音的功能，又不能走拼音化道路，怎么办呢
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好办法：形声字的声旁采取直音法，而不采取拼音法。
这就是说，声旁只表示形声字的读音与该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不表示该形声字的音位与音值。
表面看起来，这种表音很粗疏、很原始，表音不明确，不如拼音好；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优点，声旁既有表音的功能，又避免了方言分歧容易带来的严重混乱，使汉字有一种包容各种方言的功能，即有一种多方言适用性。
例如份、粉、芬、汾、酚、棼、酚、纷、氛等字，北京人、山西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读音各不相同，但又都与它们的声旁“分”读音相同或相近。
这样一来，汉字就获得了一种超越方言的奇特功能，汉字在各方言区都可以流传而不引起误解，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都觉得汉字在记录自己的语言，而各方言区所用的汉字却又是统一的。
不能用口语交流的人们，可以用汉字在书面上交流。
汉字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交流思想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中起了难于估量的巨大作用。
亚洲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汉字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借去记录他们的语言。
虽然这些国家的语言与汉语差别很大，大到不是同一个语系，但借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竟然都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
因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读汉字而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
如果形声字的声旁采取了拼音法，将给他们造成难于克服的困难。
他们借用的也许就不是几千个汉字，而只是汉字的若干偏旁（主要是形声字的形旁）。
这就是说，形声的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语言适用性。
复杂结构使汉字在字形上能区别同音词和同音语素 结构复杂曾被认为是汉字必亡的主要症结，殊不知这恰恰是汉字的主要优点之一。
古汉语是单音词为主的语言，同音词的数量就比较大。
早期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可以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
假借字则不同，一个字形可以记录多个音同义不同的词，完全失掉了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的功能。
假借字使用太多，必然引成歧解，不利交际。
形声字是为了弥补假借字的这个缺点而产生的。
给同一个假借字加上不同的形旁，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例如“辟”的本义是法，引申义有国君、治理、征召、罪行等，假借义有躲开、腿瘸、偏远、捶胸、胳膊、叠衣、比况等，古人为了区别这些假借义，分别造出了避、僻、擗、臂、襞、譬等字，后来人们又有根据需要，造出了壁、璧、薜、劈、噼、癖、霹、澼、甓等字。
很显然，这些形声字的形旁可以把它们的意义差别突出地表现出来，比只用一个“辟”字明确得多。
不仅形声的形旁有表义的作用，很多声旁也有表义作用。
例如“驾”的声旁“加”，既表示“驾”的读音是“加”，又表示“驾”的意思是把车“加”在马的身上；论、轮、伦、抡、沦等字，不仅它们的形旁告诉我们它们分别与话、车、人、手、水有关，而且它们的声旁“仑（仑）”还告诉我们它们都有条理的意思。
文字学里讲的声旁表义，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现代汉语虽然复音词占多数，但复音词绝大多数是复合词，复音词是由单音词发展而来的，多数复音词的音节有义，因此，现代汉语中同音语素数量是很大的。
阅读用汉字写成的文章，比阅读用汉语拼音写成的文章，不但速度快，而且很少误解，主要原因就是汉字有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同音语素）的功能，便于人们理解。
例如“黄曲霉素能zhi癌”中的“zhi”，是“治”还是“致”，意思就大相径庭：如果“黄曲霉素能治癌”，当然就可以适当食用，甚至可以当药食用；如果“黄曲霉素能致癌”，当然就必须严格禁食。
“这位是qian校长”中的“qian”,是“钱”还是“前”，意思也不一样：“钱校长”是说校长姓“钱”，“前校长”是说这是从前的校长。
周恩来总理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曾有人误认为是《大江歌罢槕头东》，就是因为有人把“扌”旁误认作“木”旁。
《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9日刊登了一则看来不是笑话的笑话：“大学室友是一位从农村来的男生，刚入学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宿舍里听广播。
收音机里传来节目主持人的声音：‘热心听众有幸获得本栏目派送的吉百利巧克力。
’过一会儿，这位男生着急地嘟囔道：‘也不说清楚了，到底几百粒呀
’” 由于汉语的同音词多、同音语素多，汉字的这一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记录汉语所必需的。
汉语拼音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它就只能给汉字注音，不可能取代汉字。
方块形体使汉字具有了信息密度大的优点 众所周知，汉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象形字是用字形摹画物体的外形，而物体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象形字最初也是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
稍后出现的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也都大小不同。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无不如此。
但到了战国时期，字形大小趋于一致，横成列，竖成行。
特别是到了秦代的篆文（即世称小篆），经过系统的整理，结构更加合理，字形更加规范，形成了严格的方块体制。
后世的隶书、楷书、行书，都严格保持了这个体制，只有草书中的今草、狂草，完全打乱了这个体制，结果始终不能成为通用字体。
为了保持汉字的方块体制，古人是动了很多脑筋的，主要表现在会意字、形声字的结构方式上。
由于这些都是合体字，每个字都有两个或多个偏旁组成。
怎样安排这些字的多个偏旁
如果一律采取左右结构，则势必会打破方块体制，如“国”字就必须改写成“囗戈口一”。
幸亏我们的祖先采取了因字制宜的办法，适宜左右排列的（如任、和等）就左右排列，适宜上下排列的（如花、室等）就上下排列，适宜内外排列的（如国、阔等）就内外排列，适宜边角排列的（如腾、颍等）就边角排列。
不管笔画多少，一律安排在一个等长等宽的方块内。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偏旁在形体上有所调整，如楷书“刀”在作右旁时改作“刂”等。
汉字的方块形体，初学者难于掌握，因而曾被人嘲讽。
但是，正是方块形体，使汉字的信息密度大、字形短、适于快速阅读。
生理学家早就指出，人眼的视网膜有一个小凹，医学上叫做黄斑区，神经最多，反应最灵敏。
物像落在上面，看得最清楚。
汉字字形短，物像正好落在小凹上，所以能够快速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性初及其研究生，曾做过试验，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读用汉字和汉语拼音写的同一内容的文章，分别记录所需时间。
结果汉字写的文章比拼音写的文章都要短，无一例外。
汉字的信息密度大、字形短，使书写印刷同一内容的文章，汉字比拼音文字占的篇幅短。
袁晓园曾不止一次讲过，她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发现任何文件都以中文本篇幅最短，人们可以单凭厚薄来确定哪一个是中文本。
其实袁晓园的这个发现，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都可以观察到。
同一商标用汉字和汉语拼书写，汉字占的篇幅短，汉语拼音占的篇幅长。
原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拼音读物，在字号大小相同的情况下，汉字与汉语拼音所占的篇幅比为2：3。
这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本书用汉字印刷如果是1000页，用汉语拼音印将是1500页。
安子介在《劈文切字集》中曾经指出：“在印刷上，就五十岁以上的人的视力而言，一般可读懂汉字的字体所用的篇幅，大约只要英文的二分之一，日文的三分之二。
使用汉字省纸，有经济理由。
” 汉字的方块体制有利也有弊。
利主要表现在信息密度大，节约纸张（或空间）；适宜快速阅读。
弊主要表现在信息处理难。
由于信息密度大可以使印刷品节约纸张，使计算机节省空间；适宜快速阅读可以使人节约时间；而信息处理难的问题可以由少数人去解决；所以利远远大于弊。
汉字的结构复杂，有难学难写的一面，却也有羡余率高的一面。
羡余率高，使汉字编码有可能非全息输入，大大提高了录入速度。
另外，脑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人脑中的语言中枢在大脑的左半球，如果左半球受损，就可能发生失读症。
使用拼音文字的人记认字音和字义，仅仅使用左半球；而使用汉字的人，左右脑都使用：用左半球记认字音和字义，用右半球记认字形（连同字义）。
这就是说，使用汉字的人，比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患失读症的可能性要少。
不仅如此，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如果因左脑损伤而患了失读症，也有可能通过学习汉字而恢复他的阅读能力。
据2004年12月5日《羊城晚报》报道：美国费城一名叫米尼的少年，因脑外伤不幸患上了失读症，费城的心理学家们通过教他汉字汉语，最终让他恢复了英语的阅读能力。
汉字的这一特点，也是由它的一音体制决定的。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字有几种构字方法
六书的历史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
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本段六种构造条例解说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
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
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
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
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写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
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
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
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
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
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
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
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
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转注 属于“用字法”。
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
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
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
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
口语里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
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他的含义。
例如“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借作“自己”的“自”。
编辑本段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
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
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
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
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凼”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
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
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
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
也由于形声字在创造新文字方面十分有效率，甲骨文时代约仅有一半不到的字是形声，但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字。
编辑本段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
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
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
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
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
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
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
3、 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
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
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
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
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 符为纲的。
编辑本段说文解字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
《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
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 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
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
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
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
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 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
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
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
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 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
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
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
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 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
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
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编辑本段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
”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 “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
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
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
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
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 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
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象形 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象形即取象于物形。
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
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
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
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 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
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
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指事 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
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 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
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
这是 “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会意 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
“会”有“会比”、“领会”二义。
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
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
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 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
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①）、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
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
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 ”等。
假借 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
其实是误解了许慎。
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
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 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
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 ”，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
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 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
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 共字”亦视为“假借”。
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转注 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
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 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
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
《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 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
”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
”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 ”、“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
“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
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
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
“相受”即“受之”。
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
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 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
”此深得许氏之旨。
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
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 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
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形声 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
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
《说文》云：“名，自命也。
”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
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
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 名称，即字音。
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
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
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
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
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编辑本段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
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 说“转注”。
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
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 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
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
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
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
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 点。
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
这是共时观点。
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
这是历时观点。
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 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
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
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
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
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
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 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
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 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 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
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
“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
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
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 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
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 例。
”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
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 之繁多。
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
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1]
中国普通话的由来
广义的普通话至少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狭义的普通话也至少有300年（1728年雍正王朝以北作为官话）的历史了。
普通话的历史根据研究和史料来看普通话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汉民同语的产生，但这只是普通话形成的一个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才叫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通用语。
中华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标志之一。
（一）中华民族共同语1. 雅言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
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就是山东人。
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这种叫做“雅言”的共同语言便是普通话的由来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