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如何处分
处个人,那可是件大事,部队不会轻分干部战士的,除非确严重违反了部队的条例条规章制度且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否则是以教育批评为主。
真正要处分一名同志,那么,必须按照以下程序:一是调查清楚事情经过并要有书面记录;二是召开支部会议研究,对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来衡量,违反哪一条就按照哪一条来处理;三是要在会议上形成决议后,通知本人,讲清楚处理的原则和依据,教育本人接受处分,吸取教训;四是要及时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处分决定并在大会上由本人在处分表上签名;若是本人认为处分过重,可提出上诉;五是要上报上级机关的军务(警务)部门存档备案;六是吸取教训、表现良好且有立功表现的话,可要求撤销处分。
处分的目的在于“治病救人”即教育本人和部队,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部队军人委员会记录怎么写
主要是1、开班动员及第党课(一般是教育)2、观看入党教程录像(一套6张)3、外出参观(一天)4、老党员或先进介绍经验、积极分子交流发言(学习心得或者是如果为企业做贡献)5、考试及写培训的思想汇报。
(上午考试下午回家写汇报)大概的内容如下:形势与政策专题报告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纲领端正入党动机,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入党程序、要求及注意事项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先进性对“四个认同”的再教育交流讨论自学专题录像主体活动——我为校园添风采义务劳动。
国民党是谁创建的
基本经验分析: 1) 套完整的思治教育组织和严密章制度是中共在黄埔 军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有一整套完整的设置安排。
黄埔军校本部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配备了相当数量的专职政工人员。
政治部编制达70多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10余人,临时政治教官10余人,部内设置秘书、指导、编撰三股,分别由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负责,对内负责政治训练,指导党务活动;对外负责宣传和组织民众,推动国民革命。
在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及其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又特设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科”,也主要由共产党员主持,军政并重。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黄埔军校设置了党的组织,相继称为“黄埔直属支部”、“黄埔特别支队”和“黄埔党团”,统一领导学生的党支部和教官党小组,以代理政治部主任熊雄为书记,恽代英、杨其纲、安体诚等为干事,日常工作由鲁易和聂荣臻负责。
一整套完整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为黄埔军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规章制度方面,中共在黄埔军校制定颁布了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纲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
如对于政治部适用的《政治部服务细则》,包括总则、权责等共计134条,共计9000余字,全面而具体地对政治部的工作作出规定。
这些严密而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军校内部的各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力地保证了军校的革命性,以及军校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2) 紧握时代脉搏,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是军队政 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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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以“建立革命军,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口号和目标,希望建立不同于中国以往的旧军校,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培养深明革命道理、具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
为此,中共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注重紧握时代脉搏,确立起了培养反帝反封建革命军队,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教育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提高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英勇奋斗的自觉性,增强部队作战能力为主旨。
1926年7月,周恩来在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作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报告,指出“军队中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工作„„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由于“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
”他要求:一要使国民革命军革命化,通过政治工作把经济不安的民众收集在自己的旗帜下,明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确立革命观念;二要使官兵的思想统一化、系统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党的理论、主义和政策,了解自身生活的环境,从而觉悟起来;三是使官兵的作风纪律化、统一化,通过政治工作使官兵明了纪律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要对官兵作出各种纪律规定,即使是宣传标语和口号也要按政治部的规定统一起来。
利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等标语口号向广大黄埔学子灌输先进反帝反封、挽救民族危亡的观念。
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革命、团结合作、用于牺牲为主要特征的“黄埔精神”。
成为黄埔人在建校、建军和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中共共同打造出来的“品牌”,是黄埔军人克敌制胜的法宝。
3) 根据教育对象的层次性特点,因材施教,有助于提升教育效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根据对象不同内容和要求也有差别。
当时黄埔军校的 政治教育根据对象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和军士教导四种。
四种对象的政治课程都不同。
如学生队的政治课程重在使学生了解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方针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培养学生对革命尽职尽忠的精神为目的。
相比之下,高级班的政治课程增加了20种,以便担任革命军中较重要或专门的政治工作。
另外,军校还办了一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教育培训,如培养和选拔党代表的政治训练班和对全校长官进行军长教育。
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在既定范围内作深浅难易、专门普通的调整,因材施教,有利于提高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为黄埔军校培养有志、有才之士做出了切实有效的贡献。
4) 以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 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虽然国共两党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但这一差异并没有造成到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分歧。
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在军校内开展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二十多门讲授课程,并确定了各门课程的内容提要,以明确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和任务。
另外,在学员的招收上,由于在前期采取推荐介绍入学的方式,使得进入军校学习的学员和工作人员既有来自国民党一党,也有来自共产党一党和众多暂未加入党派的青年,风云际会。
使得黄埔岛成为国共两党近距离接触,共同参与建校建军的重要基地,有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特色。
5) 政工人员要确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对官兵起表率作用。
1926年9月,恽代英在军校作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的演讲,指出“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也“不要夸大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要与其他工作有很好的联系”,要“使人了解政治工作人员是帮助他们的,不是害他们的。
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得到好处,这样才可以使人家亦看重政治工作。
”1926年11月,游步瀛在《黄埔潮》第19期发表《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一文,提出政工人员要以身作则,“在行动上,要站在党的观点上,注意客观事实,光明磊落地与部队长官合作,诱之趋于革命化,并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信仰;在宣传上,不单凭理论、口号,要注意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和群众心理;在态度上,对长官和群众均应诚挚、和蔼、慈祥,不能有严峻苛刻的现象;在知识上,要刻苦努力学习,对党的主义、世界趋势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都应详细懂得。
” 事实证明,以周恩来、叶剑英、萧楚女和聂荣臻等党政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政工人员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以其良好的工作作风,展示了党的良好形象,对广大官兵起到了表率作用。
6) 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25年2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把东征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能如此,则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而黄埔校军此次东征,“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
宣传队印制了《革命军东征告各界人民书》、《告敌军官兵》等传单,军校剧社表演了文艺节目,对争取民众、瓦解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6年11月,李富春在第2军政治部作题为《最近之政治状况及北伐胜利条件》的报告,指出“要永远将我们的优点保持,第一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切实与人民合作,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武装;第二是怎样使我们的军队团结一致,不可稍存分歧,以分散我们革命的势力”。
在黄埔办校期间,不仅注重实际办学,同时同农工商学各界的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黄埔学生拥有许多参与政治活动、工农运动、革命战争的机会,在这些场合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信仰、才智、能力,加强了革命精神的宣传和对群众的组织。
7) 把争取教育敌军,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写道:“敌人的士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人,其所以变成敌人,是因为被他们的官长蒙蔽欺骗了,如果使他们了解政治的意义及其切身的利益,他们便会和我们携手”,各级政治工作人员要“监察本军兵士不要恐吓或辱骂俘虏来的敌人,对俘虏要有正当的待遇”,“在俘虏的兵士中,也要进行政治工作;派遣到敌人中秘密进行政治工作,最好将已宣传成熟的俘虏派回去。
”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从俘虏中挑选了一批下级军官加以训练,将表现好的分配到部队中工作。
从1926年12月起,黄埔军校开办了由共产党员韩麟符任主任的俘虏军官训练班,对被俘的吴佩孚、孙传芳军阀部队1300名下级军官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教育,然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部工作。
8) 把以革命精神维持纪律,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
黄埔军校颁布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
其中《革命军刑事条例》规定,对犯有“私通敌人,泄露机密”、“不遵命令,擅自进退”、 “临阵退却,率众投降”、“玩怠职守,废弛纪律”、“收受贿赂,侵占粮饷”、“强占民房,私卖公物”、“强奸妇女,吃食鸦片”、“抢劫财物,挟械潜逃”等罪行者,分别给予监禁一年以上直至枪毙的处罚;《革命军惩罚条例》规定,对犯有“损坏枪械”、“毁弃服装”、“无故开枪”、 “执务怠慢”、“蔑视长官”、“酗酒滋事”、“语言秽杀”等错误者,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理。
军校还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平时惩戒条例》和《政治工作人员战时惩戒条例》,对平时“不遵守宣传大纲者”、“服务一月尚不明了本部队状况者”、“不参加所属部队党部会议者”、“不纠正官兵中谬误思想者”、“逢民众运动不参加宣传者”、“不注意士兵给养及卫生者”;对战时“不随同所属部队行动者”、“不调查死亡官兵状况者”、“不利用时机向士兵、夫役及俘虏宣传者”、“军队所过之处不贴标语者”、“驻军一星期尚不组织民众及不与该地党部发生关系者”,要分别给予撤职、降级、罚薪、记过或党内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对于军队纪律的严格要求,为培养一批有纪律、有能力、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军提供了纪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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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清王朝统治达于全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使文化相应繁荣。
“汉学”兴盛,大批学者遵循汉儒训诂方法研治古籍,考据稽索,要求查阅群书以探本求源。
在此学术背景下,清高宗帝为加强文化统治,欲寓禁于征,于乾隆三十七年颁旨设馆纂修《四库全书》,经十年始成。
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也是世界范围内荟萃群书的空前巨制。
《四库全书》的纂修继承了《中经新簿》和《隋书·经籍志》的传统,将全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故名“四库”。
在四大部下分设四十四类,六十六个子目。
四部和类目下又写成序录,论述每类书籍的内容、体例演变,使全书包罗宏富而分类清晰、次序井然。
《四库全书》之“经、史、子、集”,“经部”环绕十三经,辅以解经、考订、辩伪等有关经学著作;“史部”以二十四为主干,旁及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等;“子部”载录了我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之经典;“集部”荟萃了我国历朝历代的诗文、小说、杂篇等。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存目六千七百种。
所收书籍都经过了大量考证、鉴定版本、辨别真伪,考析篇章、校勘文字,进而“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评述、指陈得失”其载籍之多、内容之广为中外历史所罕见,对我国古代文化作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今存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册,《总目》(殿本)一百二十八册,《四库全书考证》七十二册,《分架图》八册,共计三万六千五百八十三册,是现存诸阁中保存较完好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