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
191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县。
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至194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为终身教授。
主要著述有《糖史》、《土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大唐西域记〉校注》等，并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
已出版《季羡林文集》24卷。
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是他学术研究之余的一种“余兴”。
他从高中开始创作散文，几十年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散文集20余本，150万字以上。
季羡林散文书“学者散文”一派，集史、识、才、情于一体，是当代“老生派”散文的代表之一。
季羡林有那些著名作品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人。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5年赴德国留学。
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
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
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
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有关隋唐时期的论文
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唐对外交往频繁，其客观原因是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便利，科技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主观原因是唐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交往。
b、唐朝与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历史上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国交往频密的主要是周边国家，次之就是中亚、西亚地区，与非洲和欧洲距离远，交往就相对少些，直接交往就更少了，阿拉伯人在中间起了桥梁作用。
唐朝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有五个：东边的朝鲜（新罗）、日本，西边的古印度（天竺）、波斯和阿拉伯（大食）。
交往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
注意交往的双向性，一方面，周边国家向唐明学习，深受其惠，尤以日本为甚；另一方面，唐朝也在对外开放中，吸取了外国优秀的经济、文化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中国同天竺交往频繁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的往来，史书上有记载的是在汉代。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蜀地出产的竹杖、布匹。
大夏人说这是商人从身毒(yuán dú，其时中国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
这说明我国的产品当时已输入印度。
唐朝时候，统称印度半岛为天竺。
唐与天竺交往频繁，表现为：1?双方不断遣使通好。
641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遣使入朝”。
也一再派梁怀开璥(jìng)、王玄策等出使天竺。
高宗、武则天、玄宗时使臣往来不绝，经常互赠礼物。
2?双方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647年，天竺摩揭陀国遣使来中国“献波罗树，树类白杨”。
随即，派人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7世纪末，我国的纸和造纸术通过尼泊尔传到印度。
印度的医学、天文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等，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孙思邈的引用了天竺医学家的理论和天竺药物。
天竺天文学家瞿昙罗曾担任唐朝太史，并编写。
僧一行改订历法，参考过。
唐朝十部乐中有天竺乐，唐在天竺也很受欢迎。
敦煌、云冈及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受到天竺北部艺术风格的影响。
再有就是玄奘西游了。
唐朝对外交往活跃 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而受到各国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
从这个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人民开始把中国人称作唐人，这种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很有吸引力。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时期，政治上很自信，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因此，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
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周边各国的使臣和商人，纷纷前来中国，与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七十多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遣唐使和留学生 日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
日本自汉朝开始和我国发生正式交往。
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
这枚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
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
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
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
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
如717年一次共557人。
733年的一次共594人。
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
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
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
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
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
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
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
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
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
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
鉴真并不灰心。
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
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
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
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
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
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
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
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
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
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
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
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
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
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
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
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
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
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
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
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
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新罗使节和留学生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
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两国互遣使节，不断从陆海两路往来。
“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的送出使新罗使节的诗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
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
开元年间，一次就曾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
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至216人。
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
从821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意为外籍进士)的共58人。
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
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
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
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崔致远 崔致远(857—?)，字孤云、海云。
新罗学者和诗人。
少年时曾到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
回国后，崔致远曾任侍读兼翰林学士，晚年因对朝政不满而隐居。
他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促进了新罗的学术和文学的发展。
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
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 唐朝同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很繁盛，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楚州有新罗馆，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是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
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
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的首位。
季羡林简介资料拜托
个人履历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青年季羡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1]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季羡林在德国[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2]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温家宝看望季羡林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
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
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3]。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
至此，季羡林先生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
季羡林先生生前遗愿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季老生前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带回老家山东临清，与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学术研究内容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4]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
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
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
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
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
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
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
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
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
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5]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
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
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
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学术任职 季羡林先生学术任职广泛，曾任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宣讲稿、演讲稿和报告的区别
宣讲稿和演讲稿没有区别，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体。
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料。
而工作汇报就是向上级做工作汇报的一种书面文件，是比较死板的范本我是没有，但可以说说怎么写演讲是在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口头语言活动它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第二，它有一定的时间性；第三，它是为了阐述某一问题或整理而开展的；第四，它带有一定的鼓动性和说服性。
像演讲比赛、典礼致辞、会议发言、学术讲座、科研报告、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法庭陈述等，都带有演讲的性质。
演讲稿是演讲用的文稿，也是演讲的依据。
它是为演讲服务的，是体现在书面上的讲话材料。
演讲有内容、目的的不同，演讲稿也具有不同的形态，有报导、有说明、有论辩、有答谢等。
总的来说，它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1、内容上的现实性 演讲稿是为了说明一定的观点和态度的。
这个观点和态度一定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
它讨论的应该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并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它的观点要来自身边的生活或学习，材料也是如此。
它得是真实可信，是为了解决身边的问题而提出和讨论的。
2、情感上的说服性 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听者对讲话者的观点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
演讲稿作为这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讲话稿，一定要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很好的演讲者，他们往往借肋于自己出色的演讲，为自己的政治斗争铺路。
3、特定情景性 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不同的演讲有不同的目的、情绪，有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这些构成演讲的情景，演讲稿的写作要与这些特定情景相适应。
4、口语化 演讲稿的最终目的是用于讲话，所以，它是有声语言，是书面化的口语。
因此，演讲稿要“上口”、“入耳”，它一方面是把口头语言变为书面语言，即化声音为文字，起到规范文字、有助演讲的作用；另一方面，演讲稿要把较为正规严肃的书面语言转化为易听易明的口语，以便演讲。
同时，演讲稿的语言应适应演讲人的讲话习惯，同演讲者的自然讲话节奏一致。
演讲稿对于演讲都有哪些作用呢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整理演讲者的思路、提示演讲的内容、限定演讲的速度；（2）引导听众，使听众能更好地理解演讲的内容；（3）通过对语言的推究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由于演讲稿具有以上的特征和作用，它在写作方法上也有一定方法可循。
1、演讲稿的结构。
演讲稿的结构通常包括开场白、正文、结尾三部分。
开场白是演讲稿中很重要的部分。
好的开场白能够紧紧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整场演讲的成功打下基础。
常用的开场白有点明主题、交代背景、提出问题等。
不论哪种开场白，目的都是使听众立即了解演讲主题、引入正文、引起思考等。
演讲稿的正文也是整篇演讲的主体。
主体必须有重点、有层次、有中心语句。
演讲主体的层次安排可按时间或空间顺序排列，也可以平行并列、正反对比、逐层深入。
由于演讲材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为了便于听众理解，各段落应上下连贯，段与段之间有适当的过渡和照应。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收束。
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
结尾的方法有归纳法、引文法、反问法等。
归纳法是概括一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总结强调主要观点；引文法则是引用名言警句，升华主题、留下思考；反问法是以问句引发听众思考和对演讲者观点的认同。
此外，演讲稿的结尾也可以用感谢、展望、鼓舞等语句作结，使演讲能自然收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多数演讲稿如同一篇议论文，有主要观点，有对主要观点的论证。
一篇演讲稿最好只有一个主题，这是由演讲稿的特定情景性和时间性所决定的。
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完全借助于语言、手势等向听众讲明一个问题或道理，同时又要说服听众，就要求在写作演讲稿时一定要突出主题、观点鲜明。
主题选定了，还要收集相应的材料对之进行论证。
材料的选择要通俗，要选择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听得懂的，而不能选择太生僻的、很少有人知道的。
因为演讲一即时表演，听众没有时间去验证或查找这些材料的内容或是出处。
因此，在准备演讲稿之前首先要了解听众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思想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如何，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等等。
掌握了听众的特征和心理，在此基础上恰当地选择材料，组织材料，是演讲成功的必要条件。
写作演讲稿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对演讲节奏和时间的把握。
每一场演讲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少则一分钟，多则一两小时甚至一天，演讲者必须把握自己演讲的速度和内容，既不能时间到了，还没有讲完，也不能距离演讲结束还有一段时间，而演讲者已经无话可说了。
演讲稿对于演讲速度和节奏的把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写作时，要不时地停下来，用自己的正常语速大声朗读，根据朗读的结果调整演讲的内容。
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演讲时间的长短调整要讲的内容，做到整场演讲的音调有高低起伏、节奏有轻重缓急、情绪有高涨有低潮，波澜起伏、收舒有度。
最后，演讲稿还要在情绪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上做到生动感人。
在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尽量做到短而精，在听众的精力分散前戛然而止，余味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