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路透社、新华社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代表哪个国家的
多哈发展议程是继乌拉圭回合之后，WTO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2003年的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由于各方分歧严重而破裂，多边贸易体制陷入了危机之中。
坎昆会议后，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美、欧指责发展中国家应为坎昆会议的受挫负责，美国甚至威胁将把注意力从WTO转移到双边和区域合作。
这种强硬立场使美国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形象受到损害，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愿意努力恢复谈判进程的情况下，美国受到世界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对美而言，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毕竟有其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替代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
同时，推动包括农业在内的贸易自由化符合美自身利益，美、欧就农业问题达成妥协只是权宜之计，美国还是希望推动多哈发展议程谈判按照其原来的设想取得进展。
在此情况下，从自身利益考虑，美、欧对恢复谈判的态度是先冷后热，从坚持坎昆会议上的僵硬立场到调整策略，重新为谈判恢复展开斡旋。
2004年1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致信各WTO成员部长，提出不要让2004年成为“失去的一年”，呼吁各方为推动多哈发展议程谈判而共同努力。
美国在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开始时在农业问题上的立场较为激进，但在坎昆会议前与欧盟进行了妥协，遭到主张农产品自由化的WTO成员的抨击，称这一妥协毒化了谈判空气，以“20国协调组”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最强烈的一个要求就是应就最终取消出口补贴确定期限。
坎昆会议后，美国明确提出赞成就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确定最后期限，这表示美将回到2002年的较为激进的立场，也标志着“美、欧农业联盟”的解体。
同时，美国一方面向发展中成员示好，一方面试图加以分化，表示愿意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例如在农业方面明确提出应有一个方法处理发展中国家非常有限数量的特殊产品，在非农产品方面公式减让和部门减让上对发展中成员显示一定灵活性，在服务贸易方面表示争取在发达和发展中成员有共同利益的部门取得较大进展。
同时要求经济发展能力较强的发展中成员应进行大幅的市场开放，且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不能自动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某一部门“极具竞争力”的国家。
欧盟在坎昆会议受挫中失分最多，虽然欧盟在农业和新加坡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并未换取其他成员作出相应的反应。
欧盟在坎昆会议后表示要求对多边贸易体制进行反思，并一度表示其在坎昆会议上的出价不再有效。
但欧盟十分清楚，长期维持这种强硬立场不符合其利益。
一是欧盟是多哈议程的主要倡导方，为谈判的启动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欧盟希望借重WTO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多边进程长期受阻不符合欧盟利益；二是与美国侧重市场准入相比，欧盟相对而言更希望在有关规则的谈判中反映欧盟的利益，欧盟已将其关注的贸易与环境、新加坡议题等新议题列入谈判议程，谈判陷入僵局使其无法在这些领域实现其目标。
因此，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后，拉米于2003年12月2日提出了欧盟新的立场文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对欧盟的立场做了调整，重新承诺致力于多边进程，这一立场文件得到其成员部长和欧洲议会的支持。
同坎昆会议期间欧盟立场相比较，欧盟的新立场有以下几点：在新加坡议题上采取灵活的态度。
欧盟正式表示可接受将所有新加坡议题与一揽子谈判脱钩，各方采取自愿参与方式进行谈判，谈判结果也可有选择地适用。
建议先就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进行工作，但不同意将任何议题从WTO中“放弃”。
这一立场与以往欧盟要求全部启动新加坡议题谈判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但与发展中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核心集团的要求(仅就贸易便利化模式问题进行工作，放弃其他三个议题)仍有较大差距。
在其他欧盟关注的议题上降低期望值。
欧盟在贸易与环境、葡萄酒和烈性酒的多边通报和登记制度等谈判受到来自美国等发达成员和多数发展中成员的抵制，谈判进展一直缓慢。
在欧盟新的立场中，欧盟仅对这些议题表示了笼统的关注，立场相应软化。
但是，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方面，欧盟和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在农业问题上欧盟一方面重申愿意在发展中成员感兴趣的一些产品上取消出口补贴，另一方面有将其让步与其他成员的让步挂钩；在非农和服务贸易中继续强调必须实现大幅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发展中成员之间应该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坎。
而对于发展中成员关注的实施和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欧盟未做实质性反应。
此外，欧盟提出，应该考虑给予最不发达成员自由的市场准入，意在在发展中成员之间制造矛盾，以转移其在开放农业市场上承受的压力。
坎昆会议后，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示支持尽早恢复多边进程，并拒绝美、欧的无端指责。
2003年10月，在泰国的推动下，APEC贸易部长呼吁在德贝斯案文基础上重新启动谈判；非洲集团在开罗部长会议上也呼吁尽快恢复谈判；拉美成员部长们也在集会时表示支持谈判尽快恢复。
发展中国家针对美、欧在坎昆会议前组成的农业联盟而成立的“20国协调组”，多次表示希望加紧工作推动谈判取得进展；重申了“20国协调组”愿意为多哈回合、特别是农业领域的成功做出贡献。
在各方均对推动多哈谈判表现出积极的意愿后，争取在2004年7月底就主要议题达成框架协议，逐渐成为WTO成员努力的目标。
主持人：那么8月1日的框架协议具体是如何达成的，我们也请专家详细的谈一谈。
中方谈判代表：由于7月谈判将对整个新一轮谈判及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各方倍加关注，近30位来自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与会，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甚至派出了贸易和农业双部长。
美贸易代表佐立克、欧盟贸易委员拉米、农业委员费施勒、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印度部长以及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部长等均直接参与磋商和谈判。
自7月20日起，WTO各成员围绕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新加坡议题中的贸易便利化和发展问题展开了近两周的高密度磋商。
整个谈判过程可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20日至30日。
7月16日框架协议草案第一稿出炉即遭到各方的强烈抨击，总理事会主席及总干事随即召集主要成员就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和发展问题分别举行小范围磋商，对原案文进行修改。
除在发展问题上有所进展外，其他三个领域分歧依旧，进展甚微，案文第二稿迟迟不能出台，谈判陷入僵持阶段。
第二阶段，7月30日凌晨，经过美、欧、澳、巴、印五方部长会谈的结果，农业特委会主席拿出了草案第二稿，在新蓝箱的纪律和条件、发达国家的敏感产品和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产品的待遇、发展中成员农业国内“微量允许削减”、出口国营贸易垄断权、非农市场准入模式附件法律地位等关键问题上，美、欧、G20等主要谈判方均作出一定让步。
但许多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和G10(农业高保护国)仍表示不满意，要求进一步改进。
第三阶段，经过7月30日至7月31日连续40小时的不间断“绿屋会议”谈判(小范围非正式磋商)，各方终于在7月31日下午就农业、非农市场准入、贸易便利、服务贸易和发展问题达成共识，最终形成框架协议。
主持人：相比过去的谈判，多哈回合框架协议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中方谈判代表：首先是确定取消农业出口补贴、总体削减国内支持和分层削减农产品关税。
农业始终是谈判的核心。
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实行高补贴、高保护的政策，对国际农产品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指出，尽管有着动听的名字，发展回合的谈判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却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
取消美国的棉花补贴将帮助非洲撒哈拉地区数以千万计的贫困棉农，美国的纳税人也将从中获益；唯一受损的将是二万五千个富庶的农场主人，目前每年价值30-40亿美元的政府补助，都被他们瓜分殆尽。
如何在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出口补贴方面取得平衡的实质性的进展始终是谈判的焦点问题。
经过谈判确定：1)最终取消出口补贴。
框架协议要求平行取消出口补贴及出口信贷、出口国营贸易和粮食援助措施中的补贴成分，并确定取消的期限；2)总体削减国内支持。
框架协议规定，总体削减扭曲贸易的黄箱、微量允许和蓝箱措施，并在第一年削减20%；对蓝箱封顶，对蓝箱标准进行审议以决定是否修改并引入新蓝箱的概念，并通过谈判确定新蓝箱的条件；加强绿箱纪律；3)确定用分层方式削减关税。
协议规定使用分层公式削减关税，扩大关税配额，解决关税升级问题；在给予敏感产品特殊的一定灵活性的同时，要求通过削减关税与扩大关税配额相结合的方式改善市场准入水平。
在发展中成员特殊差别待遇方面，框架协议允许发展中成员确定一些特殊产品(SP产品)，具体待遇通过谈判议定。
此外，协议明确规定，“通过具体的灵活性条款有效解决新加入成员的特殊关注”以及在农业谈判中优先解决棉花问题。
发达成员承诺其农产品出口补贴最终将确定一个取消日期，同时把所有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在初期削减20%。
这是发展中成员取得的一个不小的胜利。
第二：继续利用德贝斯案文推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
各方在无法就非农谈判框架具体内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作为妥协，最终同意在德贝斯案文(坎昆会议非农谈判框架文件)基础上增加一段说明性文字作为附件B纳入整体框架，表明各方未就德贝斯案文达成一致，减让公式、部门减让、关税约束、特殊与差别待遇和优惠安排等要素留待下一步谈判解决。
第三是启动贸易便利化的谈判。
框架协议明确表示将根据《多哈工作计划》附件D所列模式开始进行贸易便利化谈判。
该模式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1)、明确谈判的目的和范围，即澄清和改进GATT 1994第5条(过境自由)、第8条(进出口规费和手续)、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的内容，加强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等；2)、给予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具体包括给予实施承诺的过渡期，不承担其能力之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处理与拟议措施成本问题有关的关注等；3)、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并考虑他们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的相关工作；4)、确定下一步工作安排，包括设立谈判组并任命主席、议定工作计划和会议日程。
最后多哈回合谈判再次强调了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框架协议重申了将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利益及需求作用多哈发展议程谈判所有工作中心的基本原则；确认继续加强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授权总理事会及相关机构在规定时间内落实执行问题。
更重要的事，协议确认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应特殊关照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发展和贸易关切。
同时，协议主张应考虑发展中成员关于粮食安全、农村发展、纯粮食进口、依赖优惠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并以适当方式加以解决。
关于小型脆弱经济体，本段案文规定应加以解决，但明确这部不构成对发展中成员的再次分类。
主持人：就您的了解国际社会是如何评价框架协议达成的
中方谈判代表：框架协议获得通过后，各方均对框架协议给予了总体积极的评价。
WTO总干事素帕猜表示，框架协议体现了WTO对贫困成员的政策性倾斜和关照，尤其是在消除出口补贴和棉花贸易的重大突破上。
巴西外长塞索尔.阿莫林认为，所有人都从框架协议中有所收获。
对穷国的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穷国的农民永远不可能与富国得到补贴的农民竞争，而协议意味着结束补贴的开始。
印度贸易部长卡纳特表示，框架协议表明，发达国家承认带有补贴成分的农业贸易不是自由贸易，框架协议在削减国内支持方面的内容已比充分解决印度的关注还要多。
塞内加尔商务部长欧斯曼认为，框架协议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
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表示，框架协议是一个里程碑，表明WTO谈判在经历坎昆的弯路后又重回轨道。
框架协议的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部分对于美国而言都是积极的，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部分符合美国在该领域谈判想要取得的利益。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表示，谈判结果对于欧盟而言，无论从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角度都是好的，对于发展中成员同样是好的结果。
谈判中曾威胁不能接受框架协议草案的法国，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转了腔调，农业部长盖马尔表示，这是一项良好而平衡的协议。
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协议为日本在一些敏感农业问题的谈判争取了一些时间。
澳《金融评论报》的报道认为，美国和欧盟在削减农业补贴上的让步，证明多边贸易谈判是向大国施压的最有效方式。
世贸组织成员作出削减农业补贴的承诺，澳农民从中获得的利益要远胜于澳美自由贸易协定。
主持人：那么，多哈回合框架协议达成是否预示着今后谈判能一帆风顺呢
中方谈判代表：框架协议是各方妥协的产物。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协议达成后表示，欧、美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是个好消息，但我不认为现在可以兴高采烈了，因为谈判还有很长的路可走。
澳驻WTO大使斯班塞进一步解释说，任何谈判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达到目的，但澳已基本实现预期目标，重要的是，世界贸易体系终于卸去“多哈回合”农业问题的包袱，得以轻装前进了。
7月16日框架协议草案未能平衡兼顾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关切，对发达成员的关注着墨较多，而对于发展中成员的关切则笼统空泛。
在此后的谈判中，经发展中成员多方努力，美、欧等有所让步，在发展中成员关心的特殊产品、新成员待遇问题表述、出口国营贸易企业、发展中国家在分类等问题上有所调整和改进。
与此同时，美国在下一阶段，有可能获准调整国内支持的某些措施，从而避免其实际削减的义务。
总的来说，这次达成的框架协议，发展中成员既有得也有失，结果比预期得略好一些，但从谈判的过程和结果看，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内容有缺陷。
尽管WTO总干事素帕猜认为，框架协议体现WTO对贫困成员的政策性倾斜和关照。
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如哥斯达黎加驻WTO大使所讲的，发展问题有两个向度，一是在开放市场方面应当享受特殊差别待遇，另外一个是在出口方面获得有效的市场准入机会。
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尤其是后者。
其次，过程不民主。
美、欧等发达成员掌握谈判主导权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尽管总理事会并未邀请各成员部长参加，但是大约有30个左右的成员贸易部长聚集在日内瓦。
美国、欧盟、印度、西、澳大利亚组成的“5个兴趣方”(FIPS)在27日和28日举行磋商，对谈判施加了很大影响。
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格鲁索的案文修改稿迟迟没有出台，就是在等待五方讨论的结果。
他的这种做法，特别是他本人没有出席27日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而是由总理事会主席代他介绍农业草案，而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再有，矛盾被后移。
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辙，各方在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各自降低了在条款中所寻求的“具体性”(SPECIFITY)，许多棘手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各成员在农业、非农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未得到实质解决，一旦进入具体谈判模式的实质性谈判阶段，讨论具体谈判模式时，这些矛盾还会暴露出来，从而为今后的谈判留下了很多引发争议的伏笔。
为此，日本的媒体批评说，“此刻的拖延只意味着未来加倍的付出”。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虽然协议达成，但也只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因为具体细节可能得花上两年才能完成。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则预测谈判可能会在2005年12月香港第6届WTO部长级会议期间结束谈判。
主持人：网友最关心的是中国在多哈谈判中的表现和收益怎样。
中方谈判代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随着国际贸易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WTO当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全面地参与了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参与了多哈回合的各项谈判，并在许多议题上提出自己的立场和提案。
作为一个发展中成员，中国与广大发展中成员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中国又有一些特殊的利益关注。
中国与广大发展中成员协调合作，互相支持，在谈判中发挥了积极、建设作用。
在7月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同时积极支持了其他发展中成员的合理主张，维护了发展中成员的整体利益。
在谈判中，中国既有进攻利益又有防守利益。
从进攻利益，既扩大出口机会方面看，在国内支持方面，鉴于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农业的支持能力有限，框架协议规定总体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对中国有利。
在出口竞争方面，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已经承诺取消所有出口补贴，而架协议明确规定最终取消出口补贴，这为中国农产品争取到了平等的竞争环境。
在市场准入方面，虽然框架协议仍不具体，但使用分层公式削减关税、改善市场准入的总体原则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其他成员的高关税保护水平，改善中国农产品对他国的市场准入。
在防守方面，由于中国农业的脆弱性和在加入WTO谈判中已经做出的巨大承诺，中国理所当然地要求对农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在这方面，通过谈判： 1，坚持了新成员特殊关注必须得到有效解决。
由于刚刚在加入世 贸组织谈判中做出了重大的市场开放的承诺，并且正在全面履行这些承诺，中国在谈判中要求作为新成员在市场开放等方面获得差别和特殊待遇。
对此，框架协议草案初稿的农业附件中关于新成员待遇的表述是，“将根据有待议定的条件对新加入成员的特别关注予以处理”，这无疑是对解决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设置了先决条件和障碍，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中方一方面寻求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一方面与发达成员进行谈判，表明在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同时还加强与克罗地亚等新加入成员的协调。
最终框架案文的农业附件中明确写入“新加入成员的特别关切将通过具体的灵活性条款给予有效解决”的措辞，为在今后谈判中争取实际利益打下了基础。
2，维护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美、欧等发达成员希望对 发展中成员进行分类，以实现各个突破，分而治之，从而最大限度打开发展中成员市场的目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智利、泰国等发展中成员加强协调，打掉了发达成员利用不同产业和部门发展水平和国别差异对发展中成员进行再分类的企图，同时也避免了与一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成员的冲突。
3，保持了国内农业支持的政策空间。
框架协议规定，“将微量允许 主要用于生计和资源匮乏农民”的发展中成员免于削减，这有利于我国在今后谈判中争取保持目前的微量允许水平不做削减。
4，守住了农产品出口国营贸易体制。
美、欧在谈判中要求在下一阶段的谈判取消农产品出口的国营贸易的垄断地位。
中国据理力争，经过谈判，框架协议最后确定，今后是否允许对出口实行国营贸易，将通过进一步谈判确定。
但是，发展中成员将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对其“出于维护价格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而保留国营贸易企业垄断地位将给予特殊考虑”。
主持人：有网友问，多哈回合和我国的小康建设有什么具体关联。
中方谈判代表：启动多哈发展议程的谈判，不仅是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在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国际环境； 更加需要一个公平、公正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更加需要推动多哈发展议程真正实现发展的主题，促进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
首先，多哈谈判的进展和成功，对于维持小康建设所需要的一个稳定、健康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
1999年西雅图WTO部长级会议发动新一轮谈判失败，区域集团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益盛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空前严重的威胁，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忧虑。
大家都期待着通过集体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美国经济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减速，日本经济由于结构性问题泥足深陷，全球经济增长显著放慢，“9.11”事件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
不尽快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在多哈会议上，这一点最终成为了多数世贸组织成员的共识。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开始以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经济复苏缓慢,增长乏力，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形形色色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各种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正在严重制约着各国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多哈发展议程，对于维持各国、各地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对于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显得尤为重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过程。
中国的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世界经济能够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才能健康、持久。
中国期待着多哈发展议程能够为自身的发展，也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
其次，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还存在着许多缺陷，亟待通过谈判加以改进。
乌拉圭回合的协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发达成员没有切实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世贸组织现有的规则是不平衡的，不全面的，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扭曲，发达成员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实行巨额补贴，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大行其道，严重减损了市场准入谈判的成果；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遭到破坏，反倾销规则、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被滥用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
只有通过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和合理的解决，才能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加公正、合理和完善，才能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多哈发展议程涉及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反倾销等贸易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各个领域。
中国希望这些领域的谈判能够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完善世贸组织现有的规则体系。
多哈发展议程所要谈判的所有议题，都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作为世界第5大贸易国，中国对于世贸组织的未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负有重要的责任。
因此，中国需要和其他发展中世贸成员一起，全方位和实质性地参与各项谈判，为促进谈判最终实现发展的主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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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轮滞留济州岛 海航今日调派飞机接游客回国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4日下午通报称，中国内地首艘豪华邮轮“海娜号”被韩国济州地方法院扣留，船上2300多人已滞留20多个小时。
据悉，邮轮被扣留后，海航旅业立即成立应急小组，启动应急预案，将事件报告、、我驻韩使领馆等单位，并与韩国方面积极协调，确保游客境外权益，争取尽快离港。
同时妥善安排乘客船上生活，安抚客人情绪。
针对载有1659名游客的中国“海娜号”邮轮被济州地方法院扣留，14日晚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取得联系，要求韩方尽快放行该邮轮。
昨日，海航旅业在其海航邮轮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沙钢船务通过济州当地法院单方面强行扣留船只。
此行为已从事实上限制了船上人员的人身自由，严重损害了船上无辜乘客的合法权益，海航旅业表示“强烈谴责”，对其行为造成的所有不良影响及损失，“海娜号”船方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严厉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海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称，本次事件原因是江苏沙钢集团旗下沙钢船务与海航集团旗下的大新华轮船公司发生经济纠纷。
韩国法院对非涉案船只乃至非涉案当事人旗下资产强行进行扣押，涉嫌违反国际公约。
海航旅业邮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15日凌晨发布消息称，正调派飞机前往济州接滞留在邮轮“海娜号”的游客回国，今日将分批次运送全部旅客回家。
海航邮轮方面消息称，2架A330和首都航空2架，已做好了赴济州接滞留游客回国的准备，4架飞机已在北京首都机场待命。
目前往返中韩航线国内飞行审批手续已完成，正在等待韩国方面的批复。
(完)关于评论，不就是韩方这么欺负中国太过分，中国要反抗，不能被欺负神马的，有点爱国心的随便说说三百字也到了(可参考中韩关系里的评论语句）
结合经济周期理论阐述什么是经济衰退，经济繁荣
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
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
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
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
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
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
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
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
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
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
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
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
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
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
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
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
所以，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
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
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
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
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2014年1至5月，仅为5.8%。
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
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
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
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
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
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
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
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
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
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
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所以，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
“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
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
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
关于中美政党知识
美国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United States 美国政党。
前身为民主共和党。
建党初期主要代表南方种植园主、西部农业企业家和北方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
19世纪初民主共和党发生分裂，一派称辉格党，另一派为民主党。
1840年正式定为现名。
从建立起至1860年，除 1841～1845 年和 1849 ～1853 年由辉格党执政外，均由该党掌权。
1861年起在野达24年。
1885～1933年的48年中，仅执政 16年。
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美国以沉重打击，国内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民主党人F.D.罗斯福当选总统后，采取“新政”，大力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罗斯福4次当选总统 ，民主党连续执政 20 年。
先后由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卡特任总统。
1953～1960年在野。
1961～1969年、1977 ～ 1981 年执政。
该党在执政时期，对内继续推行“新政”，先后提出“公平施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方针；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在1986年中期选举中，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成为国会两院多数党。
1984 年和 1988 年大选均未获胜。
在1992年大选中获胜，B.克林顿当选为总统。
该党最高权力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每4年召开1次，确定本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
常设机构为全国委员会，负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和主持竞选活动，任期4年。
下设各州委员会，组织本州竞选活动 。
其党员是大选中投其候选人票的选民。
主席D.威廉。
民主党标记是驴。
美国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United States 美国主要政党。
1854年成立。
建党后由于主张废除奴隶制，得到国内各阶层的拥护。
1860 年 11月 A.林肯当选总统，该党首次执政。
在南北战争中，领导北部军民粉碎南部奴隶主的叛乱，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联邦的统一。
南北战争后，该党连续执政20年。
先后由约翰逊、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阿瑟出任总统。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与民主党轮流执政。
在H.C.胡佛执政期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该党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紧镇压工人运动，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1932年大选中失败，此后一蹶不振，在野20年。
1953～1961年再度执政，由D.D.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提出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派遣军队干涉黎巴嫩。
1961～1968年在野 。
1969 ～1976年执政，R.M.尼克松任总统期间，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 ，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1977 ～ 1980年在野。
1981年R.W.里根出任总统，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减税，减少政府开支和干预，控制货币供应量，推动税制改革;1983年提出被称作“星球大战 ”计划的战略防御倡议。
1984年和1988年大选均获胜。
1988～1992 年由 G.布什出任总统。
该党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 4 年于选举年夏季召开1次 ，提名本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制定竞选纲领。
常设机构为全国委员会，负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主持总统竞选活动，任期4年 。
各州设州委员会 ，主持本州竞选活动。
主席L.爱特沃特。
共和党标记是象。
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