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联合社的条件
成立联合社的条件：1、在某一行政区域有若干性质相同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某县范围内有若干乡镇已成立了这类协会。
2、在业务上有较多联系，有联合的需要，有共同的联合协议，才能成立联合会。
如：安徽省休宁县使用菌联合总会，就是全县在业务上有密切的联系，在科研上有共同开发需求，在销售上需要统一对外开拓市场的多个食用菌协会基础上成立的联合体。
联合社需遵守加入自愿、退出自由的原则；成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组织的运行能够在国家法律规定内进行；农民合作组织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必须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经济责任，包括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
合作组织在发起成立之时，就必须对哪种责任形式由会员自己讨论决定；农民合作组织可以跨乡、跨县，甚至跨省吸收成员。
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由多个合作社联合起来的组织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联合社可以解决单一合作社发展规模小、经营实力弱、市场竞争力有限等问题： 1.联合社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农产品的销售上，可以更好实现大规模购销，节约交易成本和费用，争得交易价格上的优惠，争取对外谈判的主动，让社员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其经营规模和效益是一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企及的。
2.联合社克服合作社难以适应大市场的矛盾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产业的问题，携手联合，实现二次合作，有效避免恶性竞争。
3. 联合社可以解决单个合作社因势单力薄难解决的问题，满足社员对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如扩大农产品销售，实现产品直销功能；兴办农产品加工项目，实现加工增值功能；开展信用合作，实现资金互助功能等。
联合社的主要形式有： 1、同业型，同行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组建的联合社。
2、同域型，同地区的不同行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愿组建的联合社。
3、同项型，同地区的不同行业的合作社为开展某项服务活动组建的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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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
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急求田汉的《苏州夜话》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著作等身。
原籍湖南长沙。
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
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致死。
生平和创作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
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
1921年，与郭沬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
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
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
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
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
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
《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
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
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
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
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
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
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
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
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
“七七”事变后，创作了5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
不久，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审查了田汉被捕后的表现，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8月，田汉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田汉南下长沙，旋返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2月武汉联合公演《最后的胜利》，接着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并起草了成立宣言。
1938年初，据抗敌剧协“决议”，田汉与马彦祥、廖沫沙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
后去长沙，又筹办了长沙《抗战日报》，并着文明确提出，“现阶段的剧运路线是戏剧游击战”，号召戏剧工作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38年 2月，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 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1938年 11月，撤离武汉到长沙，团结湖南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抗日救国之演出，并亲自写作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岳飞》等戏曲剧本。
1940年应三厅召赴重庆，期间与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创办《戏剧春秋》，在桂林出版；田汉曾先后主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南岳住了近半年，随后到桂林从事抗战戏剧活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组建了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同时写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与洪深、夏衍合编了《再会吧，香港》。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检阅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戏剧队伍和大批优秀剧作的演出，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田汉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忆江南》、《梨园春秋》等戏剧和电影。
这个时期，田汉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
除了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演剧团体之外，田汉更注意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民族传统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他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他积极推动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还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
1964年，先后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10日受迫害致死。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
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主要代表作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最优秀的独幕话剧之一，故事以辛亥革命后湖南山村为背景，描写富裕猎户魏某嫌贫爱富，强迫女儿莲姑中断与表兄黄大傻的恋情，另许他人。
黄大傻思念表妹，每晚登山眺望莲姑的灯灭。
一夜魏某在山上放置了抬枪欲猎取虎皮为女添置嫁妆。
黄大傻误中抬枪，在黄生命垂危之际莲姑坚守不离。
魏某强行拆散二人，并毒打其女。
黄大傻愤而自戕。
田汉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表达出当时青年的痛苦和追求，揭露了黑暗专制的封建势力，体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
剧本通过莲姑和黄大傻两个形象的塑造，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情。
3幕话剧《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时期的代表作，剧本描写著名京剧演员刘振声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注重戏德、戏品，他的徒弟刘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被流氓恶霸杨大爷所腐蚀，刘振声坚持正义、起而抗争，在恶势力压迫下，愤懑病发，倒毙于舞台之上。
刘振声这一艺术形象以民国初年著名艺人刘鸿声之死为素材，概括了旧社会戏曲艺人的苦难遭遇，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典型。
剧中旦角刘凤仙、丑角左宝奎等人物形象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是剧作家艺术创造臻于成熟的体现。
田汉以这些艺术形象揭露令人窒息的黑暗势力，批判的锋芒不停留于金钱势利的丑恶，而着眼于流氓、恶霸、官僚得以横行的整个社会制度。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不是孤独的追求和个人的毁灭，而写出了人们的抗争和逐步觉醒。
《名优之死》的语言自然、深沉，于1927年冬在上海梨园公所首演，由洪深饰刘振声，杨闻莺饰凤仙，左明饰左宝奎，欧小凤饰肖玉兰，唐槐秋饰杨大爷，陈白尘饰记者。
独幕话剧《乱钟》写于1932年初，由大道剧社首演于上海。
剧本反映1931年“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听到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的消息后，鸣钟集合，慷慨赴战的事迹，无情地鞭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是一部群众剧，作者通过青年学生们思想认识的一步步提高，巧妙地从侧面表现反动当局的投降主义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尖锐对立。
作家以澎湃的气势、炽烈的热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出了“与广大工人、农民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武装自救”的口号，这是田汉创作新阶段的特色。
由于作家迅速及时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乱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3幕话剧《回春之曲》写于1934年底，1935年1月上海舞台协会首演。
剧中塑造了爱国青年高维汉和梅娘的动人形象。
原在南洋教书的高维汉，在“九·一八事变”后告别热恋的华侨学生梅娘，回国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
梅娘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回国参加了救护工作。
剧本把青年忠贞的爱情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爱国之情结合起来，把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遭遇和群众斗争的热烈场面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境界。
剧本的情节和人物性格描写都比较单纯，但作者擅长抒写感情场面、设置情境，使爱国之情和纯洁的爱情分外激动人心。
多幕剧《丽人行》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
剧本写女工刘金妹遭受日本兵的侮辱，加上工厂倒闭，家庭生活无着，被迫沦落，几乎被逼到了绝路。
她的遭遇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苦难。
知识妇女梁若英既向往革命、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经不住痛苦的折磨，软弱苟安。
她离开从事革命的丈夫章玉良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至被王遗弃才逐步觉醒。
新女性李新群不仅有革命者的勇敢、机智，还以深切同情帮助女工刘金妹，引导梁若英。
生活现实又使得3个女性走到了一起，迎接斗争，争取抗战胜利的到来。
剧本虽是写抗战时期的上海，而实际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黑暗。
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丽人行》在艺术结构上吸收戏曲、电影的手法，以前后连贯的 21场的形式，使得时空转换有很大的自由，借以反映丰富复杂的情节内容。
1947年3月由演剧九队首演此剧于无锡，朱琳饰梁若英，于因饰李新群，田野饰刘金妹，江俊饰章玉良，刁光覃饰王仲原，赵元担任报告员。
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田汉写作了 12场话剧《关汉卿》，全剧以《窦娥冤》的写作和上演为线索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了元代战斗的戏剧家关汉卿的艺术形象。
单纯善良的少女朱小兰抗拒恶奴凌辱，被赃官诬陷处斩。
关汉卿激于义愤，在歌伎朱帘秀等人的支持下写成了悲剧《窦娥冤》。
权贵阿合马看出了关汉卿借戏剧鞭答时政的意图，强令修改剧本，否则不许上演。
关汉卿宁折不弯，拒绝修改。
朱帘秀深明大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承担了演出的责任。
剧本还写了嫉恶如仇的赛帘秀，诙谐风趣而又爱憎分明的王和卿，仗义而刚烈的王著等人物来映衬主要人物，也写了狠毒卑鄙的郝祯和投机取巧的无耻文人叶和甫来作为对照。
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资料极少，田汉全面分析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通过研究作品的思想感情来把握关汉卿的思想性格，从而写出了他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关系，写出了他憎恶黑暗、蔑视权势，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剧本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又切合于历史真实，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背景上表现了关汉卿的戏剧艺术活动，写出了他最可贵的斗争品格。
关汉卿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进步文人的斗争传统，也融注了田汉一生为我国戏剧事业奋斗的生活体验。
剧本体现了田汉创作的一贯特色：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执着的历史正义感。
全剧结构完整，描写细密，语言精炼，被公认为是田汉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汉卿》于 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导演欧阳山尊等，刁光覃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
《文成公主》写于1960年，目的是通过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友好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公元7世纪，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多次遣使求婚，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和亲政策，决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
在吐蕃内部，松赞干布和请亲使禄东赞主和联姻，大臣俄梅勒赞和恭顿则主战抗婚。
全剧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开。
从长安出发，文成公主一行战胜路途的艰难苦寒，战胜了恭顿等人的阴谋破坏，最后，唐蕃和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终成大婚。
文成公主精通文史，兼擅武艺，有“利乐边民”的抱负，同时她又是生长于宫廷缺乏历练的年轻女子，对复杂的矛盾缺乏应付的经验，对离去的义母和故土充满了依恋的心情。
剧本以生动的细节写出了文成公主性格成熟发展的过程，也充分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谋求民族和好的精神。
松赞干布雄才大略，决意和唐朝联姻，他不为佞臣所惑，冷静持重，终于查明了真相，取得了胜利。
这是戏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兄弟民族领袖形象。
剧本富于传奇色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
该剧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
导演金山，吴雪饰松赞干布，郑振瑶饰文成公主。
由于思想上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文成公主》和《关汉卿》被人们称为田汉晚年艺术创作的双璧。
田汉一贯重视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成就和社会作用。
1943年，田汉曾将传统神话剧《白蛇传》改编为25场京剧《金钵记》；1958年再度修改剧本，恢复原剧名《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发展了故事的神话色彩，唱词流畅优美，达到了新的境界。
1961年，，根据碗碗腔《女巡按》剧本改编的京剧《谢瑶环》，描写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谢瑶环奉命乔装巡抚江南，与地方豪强及他们依恃的权奸来俊臣、武三思作坚决斗争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抗争，这一历史悲剧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话剧《关汉卿》相一致，是田汉戏剧创作的绝笔.
评剧在早期被叫做什么
评剧是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
早在19世纪末，河北唐山一带的贫苦农民于农闲时以唱莲花落谋生，一八九零年前后就逐渐出现了专业的莲花落艺人。
莲花落即称“落子”，是一种长期流行在民间的说唱艺术，评剧就是在莲花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后，东北民间歌舞“蹦蹦”传进关内，于是河北的莲花落艺人便迅速地吸收了这种艺术，开始演唱如《王二小赶脚》、《王二姐思夫》、《杨二舍化缘》、《王大娘锯大缸》、《丁香割肉》、《安安送米》等一类剧目，深受当地地农民喜爱。
这些艺人随后又由农村进入到工业城市唐山：唐山地工人，特别时煤矿和钢铁工人成了这个剧种早期地热心观众及积极支持者是，它形成为较完整地戏曲艺术则在辛亥革命前后。
但是舞台上已有文明戏和话剧地演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剧作者，同时，进步的民主思想已传播到了文艺圈子，这就促使评剧这个新兴的剧种也产生了第一代的剧作家成兆才等。
成氏原系莲花落艺人，他受到新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艺术上具有革新创造的精神，于是就以他的剧作把莲花落演变成了蹦蹦戏，又从蹦蹦戏演进为评剧。
其早期剧目有《马寡妇开店》《老妈开嗙》《花为媒》《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这些都是评剧的奠基戏。
这位剧作家对时代的变革相当敏感，他吸收文明戏的表现手法，编演了一批很受群众欢迎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如《枪毙小老妈》《黑猫告状》《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等，尤以一九一九年编写的《杨三姐告状》最为著名，久演不衰，成为评剧的代表剧目之一。
当成兆才等人把莲花落演变成“唐山落子”时，吸收了河北梆子的全套乐器，他们给这个新剧种命名为“京东第一平腔梆子戏”，简称“平剧”，演唱时用本嗓。
当时的代表性演员有月明珠、金开芳等。
辛亥革命后，北京改称北平，京剧也随之称为平剧。
以成兆才为首的“平剧”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天津等地，和由京剧改称的平剧成对歭之势。
于是就定名为评剧，寓“评古论今”之意。
东路评剧东路评剧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对口莲花落阶段清嘉庆（1796－1820）流行于东滦县、宝坻、迁安、三河等地农村的莲花落已发展为彩扮（对口莲花落）形式。
当地农民于逢年过节或上集、赶庙、外出卖针和香面时，往往组织起来演唱。
形式有“单板”和“对口”两种。
“单板”是一人打竹板（一手拿五块竹板，一手拿七块竹板）自打自唱，一个曲调，来回反覆。
一般是唱小段，有时也唱成本故事，如《杨二舍化缘》等。
“对口”就是彩扮，由二人演唱，分上、下装(也叫上、下串)。
上装为旦，包半头，脑后留假辫，手持手帕或扇子；下装为丑(多角)，以舞霸王鞭(花鞭为主，也有打竹板的)。
上下装均由男性扮演。
伴奏除按拍外，有时也用弦、笛、锣、鼓等，或有用“一幅架”（也叫“双跨”）的。
即一人打击架上所有的锣、鼓、镲等，表演者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且说且唱，亦歌亦舞，有时有一人或几个帮腔。
当时，人们称这种艺术活动为“双玩意儿”、“落子”、“唱花灯”。
又因在演出前总要先演一段“什么不闲”，故又称为“什么不闲”。
演出剧目多为民间故事，如《思夫》《十绣门帘》，也有少量整本故事，如《杨二舍化缘》、《小借年》《小姑贤》《西厢》《摔镜架》等。
光绪七年（1881）前后，唐山地区开平矿务局建筑铁路、厂矿相继出现，莲花落开始进入乡镇、码头卖艺，并建立了班社。
光绪十七年（1891）前后，东北二人转传入关内，最先入关的是锦州汪荣，后有大碗粥（周）、梁半截夫妇等，他们加入莲花落班社一同演出。
此时冀东已有十几个莲花落班社，如乐亭的崔八班，演员有张来、张根、石凤等；丰润的孟光武班，演员有东发红、东发白等；滦县魏庄子的赵家班，演员有东发红、东发亮、东发白等；滦县魏庄子的赵家班，演员有成兆才、白菜心、山老鸹、佛动心、汪荣等。
此外还有东三省的杨发班；三姑娘、李顺的王大包子班；梁半截夫妇的大碗粥班等班社。
随着班社的建立，莲花落由原来三、五人分散的撂地演出，发展成八、九人有组织的专业演出。
演出形式也趋丰富多样，每场演出均需由四个击鼓者“报四喜”（也有用“一幅架”唱“什不闲”的），然后唱莲花落，最后由对口莲花落压轴。
演出已有“出场”和“入场”之分。
这一时期主要演员有金菊花（杜之意）、杨柳青（余勇）和石榴花（刘永泰）等。
清朝中叶，冀东一带习武之内盛行，莲花落亦受其影响，产生武戏。
到清末，习武中有许多人参加对口莲花落“跑棚”。
每次演出前先来一段“把式”，讲究硬功夫，多用真刀真枪，进而创造了“耍镰刀”、“耍锄头”、“耍铲子”等武艺。
二、“拆出”阶段对口莲花落因受东北二人转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它的“拉场戏”这一表演形式，将“对口”的唱、白拆开，将故事分成场次，并改原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第一人称的表演，称为“拆出”。
在音乐方面也吸收了二人转的唱腔。
如喇叭牌子、文咳咳、武咳咳等，使尾音缩短，行腔放慢。
乐器方面增加了河北梆子的大弦、笛子、唢呐、锣鼓、梆子等，但锣鼓点未变，竹板仍然保存。
拆出时期的剧目主要是来自唱本子和子弟书曲目，并将《小姑贤》《借女吊孝》《蓝桥会》《刘金定观星》等拆出演唱，从而推动了对口莲花落向对戏曲方面的发展。
光绪二十年（1894），二合、庆顺、义顺等八、九个班社首先进入天津。
二十七年，成兆才、佛动心、东发亮等又带着“对口”和“拆出”剧目《小姑贤》《小借年》等进入天津。
但不久，天津当局以“有伤风化，永予力禁”的禁令，将这些班社全部逐出，艺人们被迫返回乡里，加之军阀混战，两次“国丧”（光绪和慈禧太后死），禁止响器，莲花落班社大部分解体，拆出亦到此结束。
三、唐山落子（即平腔梆子戏）阶段1908年，成兆才、张化文、金菊花等人重整班社，带着莲花落子《开店》，拆出戏《乌龙院》《鬼扯腿》，闯入“北平禁地”，并一度唱红，从此定名为“平腔梆子戏”。
1909年，月明珠（任善峰）代替金菊花，成为平腔梆子戏主角，与成兆才、张化文等另组庆春班社，二次进入唐山。
当时，唐山是冀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京剧、梆子在戏剧界很有地位。
初到唐山的平腔梆子戏艺人，不得不先学几出河北梆子戏，如《杀庙》《武家坡》《桑园会》等，以站稳脚跟。
这种艺术上的交流，促进了平腔戏艺术的革新，并产生了专职编剧，如成兆才（艺名东来顺），一生编写了近百个剧本，有《开店》《占花魁》等。
乐队去掉竹板，改用鼓（底鼓）和梆子按拍，增加了板胡和笛子，并采用河北梆子锣鼓经。
同时吸收皮影、乐亭大鼓、京剧等的唱腔、过门和身段，从而提高了艺术表现力。
此时的平腔戏演唱因用真声，高弦低唱，故而得名“平戏”，至此评剧作为一个剧种已基本形成。
1912年，唐山小山西坡的王永富、王凤亭父子筹建永盛茶园，为评剧的第一个剧场。
该剧场可容纳近千观众，因其在唐山地区，故剧种又称作“唐山落子”。
1915年，庆春班社以月明珠为主演，在天津的奥、意、法“租界”演出了《小姑贤》《刘云打母》等，颇受欢迎。
当时李大钊观看了《花为媒》后，题词“似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平戏
”1917年，天津大水，庆春班回唐山，改名永盛合班。
1915年，永盛合班经天津到山海关，在兴业茶园首演《珍珠衫》《樊梨花骂城》《百年长恨》等，赢得了部分文化人的欣赏，乡绅奎旭东赠送“唐山首创警世戏社”的匾额，永盛合班由此改名警世戏社，即后人盛称的“警世头班”。
这个班底由成家（兆才为代表）、任家（月明珠为代表）、张家（金开芳、张德礼为代表）三家组成。
他们制定了严格规矩，在艺术上讲究准纲准词，同时也编演了一些新剧目。
四、奉天落子阶段1919年春，警世戏社部分艺人应邀赴营口、长春、哈尔滨等地演出，受到东北观众欢迎，尤其是在哈尔滨首演成兆才编写的《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等，影响更大。
其时又被称为“奉天落子”。
1922年，主要演员月明珠因劳累过度，在沈阳去世，警世戏社也因人员变故而解体。
同年秋天，原班社的一些艺人重新组织，先后去唐山、天津、哈尔滨、吉林、长春等地演出，剧目有《枪毙驼龙》等。
1923年，李子祥和莲花落老艺人李春盛在唐山组织警世戏社二班，经常在东北铁路沿线活动。
班主先是王凤亭，后为高景山，编剧是窦宝安和张连成，演员有盖月珠（王东海）、金灵芝、李义廷、芙蓉花和金菊花等。
不久，又分出另建复盛戏社，主要演员有芙蓉花、花云舫、李小霞、花小仙等，这个别社曾到北京演出，一时很有影响。
与警世戏社二班成立同时，天津又成立了警世戏社三班，编剧有杨树森、温东山，主演是盖王珠（王庆昌，旦）、周济（凤鸣，生）、花莲舫、筱桂花（张丽云）、筱荷花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女演员为筱桂花。
这一时期的班社还有“二孙班”（南孙班和北孙班）、元顺剧社等。
南孙班（歧山剧社前身），1912年成立于天津。
领班是孙凤鸣（东发白），主演是孙凤令（艺名开花炮）。
南孙班是招收、培养女演员最早的班社，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筱桂花、小麻红等都出自该社。
北孙班（洪顺剧社前身），1918年成立于河北，由孙洪奎（亦名孙恩，艺名丁香花）主持，演员有碧月珠（邓海）、天下红、葡萄红（孙凤楼）、倪俊声等。
此班培养了一批落于演员。
元顺剧社成立于1924年。
郭子元和李金顺为班主，演员有李金顺、喜彩春等。
他们在天津演出时，第一次用“评戏”一词。
1929年，评剧第一部剧作汇编《评戏大观》由魏茂、李小舫编辑出版。
奉天落子时期，主要的评剧班社大多在东北活动，唱腔激越高昂，热情奔放，素有“大口落子”之称。
特别是女演员的出现，标志着评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很多班社回到关内，在天津、北京一带演出，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其中著名的有“天津三杰”：刘派（刘翠霞）、白派（白玉霜）、爱派（爱连君）。
此外，还有喜彩莲、筱桂花、芙蓉花、筱麻红等，也都各具特色。
五、评剧阶段1935年起落子艺人大量涌向南方，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以后又到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并在这些地区扎下根。
此年年初，上海报纸戏目广告出现“评剧”名称。
1939年，白玉霜南下演出，轰动了上海，主演的《海棠红》还搬上银幕，并为此而获“评剧皇后”称誉。
继之，“时代艺人”喜彩莲在上海演出，亦受好评，并得到著名戏剧家阿英、洪深、欧阳予倩的支持和称赞。
但在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也有些艺人为迎合某些小市民的情趣：演出一些低级庸俗的节目；有的演员则因吸毒不能演出，许多班社被迫解散，评剧一度衰落下来。
西路评剧评剧的另一支派西路评剧，是20世纪初由西路莲落花演变而来，初名“北京蹦蹦”，后改称西路评剧。
1893年，宝坻（今属天津）以莲花落艺人金叶子（来凤仪，小生）、韩九令（花旦）、人人乐（彩旦）、柳叶红（青衣）为主的班社，首先进入北京演出。
后有河北香河的王殿佐（青衣）、侯德山（须生），蓟州（今天津蓟县）的挑帘红（花旦）等相继进入北京，为西路评剧的创始人。
西路评剧进京后，吸收了河北梆子、老调、哈哈腔等地方剧种的剧目、音乐和舞蹈，初具小戏形式，常与河北梆子同台演出，名为“两下锅”。
西路评剧以河北民歌为基础，唱腔高，甩腔长，多用“依哟嗬，依呀哈”为装饰音和衬字，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唱腔和唱法。
西路评剧兴起时，以“打地摊”或在茶园演出为主要形式。
1912年左右，在艺术上有了提高，曾去上海演出。
著名演员挑帘红即为当时赴沪演出的主角。
但后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曾一度消沉。
建国后，经过挖掘、改革，艺术上又有新的发展。
如过去由男演员饰旦角，生、旦音域同度，改革以后，转由女演员演旦角，唱腔、表演、对白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化。
1958年后，中国评剧院曾先后演出了《花亭会》《杨二舍化缘》《卖水》《顶锅》《三女除霸》， 长春评剧团也演出了《刘伶醉酒》等西路评剧剧目。
70年代以来，中国评剧院演出的《吹鼓手告状》《甜蜜的事业》等，也运用了西路评剧的唱腔。
建国后，相继成立了中国评剧院、沈阳评剧院，天津、唐山、北京、河北、长春、哈尔滨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评剧团。
并涌观出一批著名演员，如小白玉霜、新凤霞、筱俊亭、韩少云、花淑兰、鲜灵霞、李亿兰、喜彩苓等。
同时，在剧目和表演艺术上进行改革。
至1985年全国有百余个评剧团体。
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评剧院，著名演员有花月仙、赵丽蓉、马泰、张德福、刘萍、谷文月等；沈阳评剧院，著名演员有筱俊亭、花淑兰、韩少云等，以及天津评剧院、河北省评剧团、唐山市评剧团、长春市评剧团、哈尔滨市评剧团、石家庄市评剧团等。
评剧的艺术特点是：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
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
评剧唱腔是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板，垛板和散板等多种板式。
解放后，评剧音乐，唱腔，表演的革新取得显着成就，特别是改变了男角唱腔过于贫乏的弊病，男声唱腔有了新的创造。
早期评剧只有男、女角色之分，后发展为生、旦、丑的“三小戏”。
以后又受梆子和京剧的影响，逐渐发展为青衣、花旦、彩旦、小生、小丑、老生、花脸等行当。
其表演艺术虽吸收了梆子、京剧的身段、程式，一度出现京剧化的倾向，但仍保持着民间活泼、自由、生活气息浓郁的特点。
在唱、做、念、打各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上，评剧的唱功最为突出，早期的男旦演员月明珠和女演员李金顺等，都曾以唱功称绝一时。
30年代初，奉天落子时期，又产生了著名评剧声腔革新家白玉霜。
她大胆运用低腔，发展了评剧的中音唱法，形成“白派”。
与白玉霜同时，刘翠霞创造了高亢脆亮的“刘派”唱法，爱莲君创造了“爱派”的疙瘩腔唱法，此外，还有在北京与白玉霜相对峙的喜彩莲创造了华丽而清新的“喜派”唱法。
四名女演员在建国前被称为评剧“四大名旦”。
继之而起的是筱白玉霜，她继承和发展了“白派”唱腔。
建国后，新凤霞在演出《小二黑结婚》《艺海深仇》《祥林嫂》《刘巧儿》等新戏过程中，创造少新的唱腔，人称“新派”。
她的唱腔清新甜润，玲珑婉转，富于华彩，塑造了一批新型妇女形象。
她还与新文艺工作者合作，创造了蜻蜒调、凡字调、送子调等新板式，为丰富和发展评剧女声唱腔作出了贡献。
善于表观现实生活是评剧的一个传统。
辛亥革命后，成兆才依据当地的时事新闻创作和改编了《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枪毙骆龙》《枪毙骆虎》《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等，基本上奠定了评剧以演现代剧目为主的特长。
以后，不少文明戏演员加入评剧队伍，带来了编演现代戏经验，对评剧多方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
建国后，评剧演出的大量现代戏，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
讴歌了社会主义新人，提出或试图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
这些剧目的出观，为评剧以后更好地反映观实生活，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评剧是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
早在19世纪末，河北唐山一带的贫苦农民于农闲时以唱莲花落谋生，一八九零年前后就逐渐出现了专业的莲花落艺人。
莲花落即称“落子”，是一种长期流行在民间的说唱艺术，评剧就是在莲花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后，东北民间歌舞“蹦蹦”传进关内，于是河北的莲花落艺人便迅速地吸收了这种艺术，开始演唱如《王二小赶脚》、《王二姐思夫》、《杨二舍化缘》、《王大娘锯大缸》、《丁香割肉》、《安安送米》等一类剧目，深受当地地农民喜爱。
这些艺人随后又由农村进入到工业城市唐山：唐山地工人，特别时煤矿和钢铁工人成了这个剧种早期地热心观众及积极支持者。
但是，它形成为较完整地戏曲艺术则在辛亥革命前后。
但是舞台上已有文明戏和话剧地演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剧作者，同时，进步的民主思想已传播到了文艺圈子，这就促使评剧这个新兴的剧种也产生了第一代的剧作家成兆才等。
成氏原系莲花落艺人，他受到新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艺术上具有革新创造的精神，于是就以他的剧作把莲花落演变成了蹦蹦戏，又从蹦蹦戏演进为评剧。
其早期剧目有《马寡妇开店》《老妈开嗙》《花为媒》《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这些都是评剧的奠基戏。
这位剧作家对时代的变革相当敏感，他吸收文明戏的表现手法，编演了一批很受群众欢迎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如《枪毙小老妈》《黑猫告状》《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等，尤以一九一九年编写的《杨三姐告状》最为著名，久演不衰，成为评剧的代表剧目之一。
当成兆才等人把莲花落演变成“唐山落子”时，吸收了河北梆子的全套乐器，他们给这个新剧种命名为“京东第一平腔梆子戏”，简称“平剧”，演唱时用本嗓。
当时的代表性演员有月明珠、金开芳等。
辛亥革命后，北京改称北平，京剧也随之称为平剧。
以成兆才为首的“平剧”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天津等地，和由京剧改称的平剧成对歭之势。
于是就定名为评剧，寓“评古论今”之意。
评剧是流传于我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
产生于河北省东部，系由流行于滦县、迁安、玉田、三河及宝坻(今属天津)一带农村的曲艺莲花落发展而成。
1910左右形成于唐山。
习称蹦蹦戏或落子戏，又有平腔梆子戏、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等称谓。
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因为上演剧目多有惩恶扬善、评古论今的新意，采纳名宿吕海寰的建议，改称评剧。
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拍影片《海棠红》时，新闻界首次把评剧的名称刊载于《大公报》，从此，评剧的名字广泛传播于全国评剧在华北、东北及其他一些地区流行很广。
评剧在现代戏的创作演出方面，影响很大。
其中如解放初期小白玉霜演出的《九尾狐》《小女婿》，新凤霞演出的《刘巧儿》《祥林嫂》《小二黑结婚》《艺海深仇》，东北韩少云演出的《小女婿》，都受到普遍的欢迎。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评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近代的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
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
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
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
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
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
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
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
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
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
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
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
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
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
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
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
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
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
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
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
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
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
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
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
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
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
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
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
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
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
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
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
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
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
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
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
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
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
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
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
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
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
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
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
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
”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
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
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
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
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
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
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
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
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
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
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
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
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
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
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
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
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
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
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
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
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
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
“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
“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
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
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
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
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
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
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
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
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
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
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
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