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对战争、军队、国防有哪些指导作用
这些作用如何体现
中国最近的军事思想是思想 我进一次谈谈个人看法军事思想的科学涵义和基本特征 ( 一 ) 军事思想的科学涵义 军事思想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它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基本规律，而且揭示了许多军事领域的共同规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
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我们的党和人民，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
他不仅最早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且多次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在革命遭到挫败的危难时刻，为革命拨正航向，使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是整个革命活动中最精彩的篇章。
他集伟大的统帅、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不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而且是中国革命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其军事理论在整个思想科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国际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防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总结战争和军事实践的经验，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首领精神，善于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军事思想，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又对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原则，形成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防斗争的理论。
军事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外优秀军事理论，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是古今中外优秀军事理论的集大成。
它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军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我军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军事实践的指导方针。
1960年，叶剑英就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军事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
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实践经验，灵活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
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它永远是我军建军和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
”1977年，在一次讲话中也曾强调指出：“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
” ( 《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 就军事领域来说，坚持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 二 ) 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 军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1、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
一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 (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 (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 但是，仅仅承认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这种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
马列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只有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特点出发，在革命的实践中运用这些原理，才能发挥作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发生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怎样组织军队，如何进行革命战争，如何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将革命战争引向胜利，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特殊困难的任务。
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解决许多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直接的现成答案，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将革命战争引向胜利。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既反对脱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轻视理论指导作用的经验主义倾向，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军事思想。
2、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国防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军事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国防斗争的伟大实践，是军事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正如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 ( 《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826页 )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完成民主革命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独立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场革命战争，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道路之曲折，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歼灭敌人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一场代表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参加和支援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抗击苏联、印度、越南侵犯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并从各方面加强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
这些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创造性的军事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正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科学概括。
既是军事统帅又是军事理论家，这使他不仅有可能从长期亲身参加和指导战争与国防建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而且有条件用这些理论再去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在实践中反复检验这些理论，充实和发展这些理论。
通过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和发展理论，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就使得他的军事理论得以逐步完善，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这个特点告诉我们，军事思想不是在学院里推究出来的，而是同军事实践有着血肉的联系。
它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随着战争实践和军事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但是军事思想本身的要求，而且是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3、军事思想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正确思想，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创，军事思想也是如此。
它不只是一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亿万军民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创造。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说过，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
1964年3月，他在谈到《选集》时也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论述，对作为思想组成部分的军事思想来说，当然也是适用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代表着亿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共同事业。
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经验和首创精神，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集体智慧。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中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成为军事思想最宝贵的源泉。
从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过程，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红军初创时期，有一系列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给予正确的回答。
1929年8月，陈毅作为红四军代表，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对红四军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极为重视，几次开会进行研究并作了详细指示。
陈毅根据这些指示，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并经周恩来审定。
在朱德、陈毅的支持下，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在召开群众座谈会、党代表联席会，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深入部队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红军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研究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显然，这个成为我军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若干彼此分割、互不相连的地区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虽然革命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
在这种斗争环境中，各革命根据地不仅自己创造了适应地区特点的各种斗争手段，而且造就了一大批能够独当一面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们对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之中有的同一起起草过军事文献；有的参加过重大决策的讨论，其卓越见解被概括于起草的军事文献之中；有的发表过自己的军事论著，对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和必要的补充。
党的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逐步形成了以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提出的许多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决策，都经过了党中央的集体讨论，凝聚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
如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会后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又相继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概括大家的智慧和集体的经验，于1938年5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成为我党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献。
从总体来说，长达二十二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以及建国以后时间更长的军事实践，都是和他的战友们共同领导与集体指挥的。
他们共同分析国内外形势，进行战略判断，作出战略决策；他们从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筹全局发展，对战略进程作出正确的指导；他们共同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维，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
应当认为，把军事思想看作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既符合历史事实，又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
我们强调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是否认个人的独特贡献。
集体智慧和个人贡献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国情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索，具有丰富的经历，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维能力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是集革命家、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人物。
他总结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经验所撰写的军事论著，对我党的军事理论作了最集中最深刻的概括，是我党军事家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
我们党的军事理论以名字命名，称为军事思想，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当之无愧的。
4、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创造精神 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是它的再一显著特点。
军事思想强调战争的政治性和政治的阶级性，认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战争是政治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最高斗争形式。
无产阶级要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要积极参加进步的正义战争。
军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工具。
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根本上划清我军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旧式军队的界限。
我军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人民国防是我们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根本指导路线。
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精神实质。
正是因为军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理论基础，从革命战争中产生，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革命创造精神。
对传统的经验，不是简单地沿袭，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态度。
他对待外国的军事理论，不目地照搬，而是批判地借鉴。
他历来重视学习马列主义及其军事理论，但不死啃书本，抽象地无目的地进行研究，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把继承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从不把自己的理论看作绝对真理，而是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回答和解决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他能够开辟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现代国防的理论，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革命创新，不断发展，是军事思想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保证。
武汉的历史
武汉历史概 武汉历史，据考古发掘和古籍，远在5000年前，已有先民在息繁衍。
市郊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都邑，保存完整，也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座商代古城。
周初属鄂国，秦属南郡，西汉属江夏郡。
东汉以后，江北先后置沌阳县（公元25年）、石阳县（三国时期）、曲阳县（公元280年）、曲陵县（公元305年）、汉津县（公元597年）、汉阳县（公元606年）。
江南先后置沙羡县（公元25年）、汝南县（公元378年）、江夏县（公元589年）。
武昌之名，源于孙权以鄂城为都时，改其名为武昌，寓因武而昌之意。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治所在江夏县，即今武昌城区。
江北有汉阳，故有双城之称（元代诗人余阙诗）。
武汉一词，在明代《重修晴川阁记》中，即有出现。
至清代，曾国藩、胡林翼等在信札中，更是经常使用。
由于明代以后，汉阳县所属之夏口镇商业发达，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又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称。
故双城演变为三镇，亦有武阳夏的说法。
1898年，张之洞奏请将阳夏分治获准，1899年，夏口从汉阳县治下划出，成立夏口厅。
而夏口开始有县的建制，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
然市民习惯称夏口为汉口，故武汉之名顺理成章成为三镇的统称，因武昌、汉阳、汉口皆有一字在其中。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先后建立汉口市政委员会、武昌市政厅和汉阳市政委员会，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确立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三国时期，武汉是魏、蜀、吴三方鏖战地。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对外通商，至1889年英、德、俄、法、日5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创办近代工厂，兴建新式学堂，修筑铁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首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1921年夏，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武汉江岸车站成为罢工总指挥部所在地，2月7日罢工失败后，林祥谦、施洋等工人运动领袖在汉就义。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
1927年2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由主持，恽代英、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曾来校执教。
1927年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曾一度成为全面抗战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在武汉周围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武汉保卫战。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武汉光复，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历史沿革 武汉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远在5000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
市郊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都邑，保存完整，也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座商代古城。
周初属鄂国，秦属南郡，西汉属江夏郡。
东汉以后，江北先后置沌阳县（公元25年）、石阳县（三国时期）、曲阳县（公元280年）、曲陵县（公元305年）、汉津县（公元597年）、汉阳县（公元606年）。
江南先后置沙羡县（公元25年）、汝南县（公元378年）、江夏县（公元589年）。
“武汉”的由来 武昌之名，源于孙权以鄂城为都时，改其名为武昌，寓因武而昌之意。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治所在江夏县，即今武昌城区。
江北有汉阳，故有双城之称（元代诗人余阙诗）。
武汉一词，在明代《重修晴川阁记》中，即有出现。
至清代，曾国藩、胡林翼等在信札中，更是经常使用。
由于明代以后，汉阳县所属之夏口镇商业发达，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又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称。
故双城演变为三镇，亦有武阳夏的说法。
1898年，张之洞奏请将阳夏分治获准，1899年，夏口从汉阳县治下划出，成立夏口厅。
而夏口开始有县的建制，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
然市民习惯称夏口为汉口，故武汉之名顺理成章成为三镇的统称，因武昌、汉阳、汉口皆有一字在其中。
近代史上的武汉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先后建立汉口市政委员会、武昌市政厅和汉阳市政委员会，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确立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重大事件概要 三国时期，武汉是魏、蜀、吴三方鏖战地。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对外通商，至1889年英、德、俄、法、日5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创办近代工厂，兴建新式学堂，修筑铁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首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1921年夏，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武汉江岸车站成为罢工总指挥部所在地，2月7日罢工失败后，林祥谦、施洋等工人运动领袖在汉就义。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
1927年2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由主持，恽代英、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曾来校执教。
1927年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曾一度成为全面抗战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在武汉周围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武汉保卫战。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武汉光复，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历史人物 作为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武汉，可谓群贤毕至、才俊荟萃。
先古以来，孙权江夏筑城、岳飞屯兵武昌、崔颢黄鹤楼题诗等先贤足迹至今千古传诵。
明末抗击后金统帅熊廷弼修江堤，造福人民。
特别是进入近代史后，辛亥首义地武汉，产生了刘静庵、黄兴、孙武、蒋翊武等一批革命志士；张之洞治鄂兴办工厂，开创了中国乃至东亚领先的现代工业先河；特定的土壤，培育了大批文化名人，如：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地质学家李四光、文学家闻一多、哲学家熊十力等等数不胜数。
本世纪三大伟人：孙中山、、都不止一次到过武汉，在史书上留下光辉篇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1894年、1912年两度来汉，对辛亥首义的武汉给予了武汉一呼，天下响应，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的高度评价。
在他编制的《建国方略》等巨著中，曾为武汉专门作出建设规划。
伟大领袖曾在武昌农讲所、八七会址、东湖梅园等留下历史性脚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词手迹，炳蔚江城；17次在汉畅游长江的实践更深深地激励着武汉人民奋勇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巨轮加速前进，1992年初南巡首站抵达武汉，发表了发展是硬道理著名论断，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豪迈步伐，武汉已经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重镇、商品贸易中心、交通枢钮和教育、科研基地。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文化名城更添活力。
在这跨世纪的交替中，武汉人正以改革者的魄力和创新者的勇气，锐意进取，再创辉煌。
为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钢铁、汽车、高新技术三大产业基地和金融、流通、运输、信息、科教五大聚散中心，塑造并充分展示开放式、多功能、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奕奕风采而团结奋斗。
武汉的城市文明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
盘龙城位于现在黄陂县境内，是在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
在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地区长期隶属楚国，楚文化也因此成为今日武汉文化的渊薮。
武汉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水运，历来就是商贸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十八世纪的汉口，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1861年开埠后，汉口成为当时中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
1911年，武昌城上空响起辛亥革命第一枪，由此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如何把乡镇人大规范化
“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基础，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
”湖南省东安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的感触，一语道破了乡镇人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五级人大中，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环节。
探讨乡镇人大工作存在的困境，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镇人大工作面临的问题1、法律地位软化。
现行地方组织法对闭会期间如何落实人代会决议决定、代表建议意见督办和财政预决算调整审查等事项的运行操作，都没有具体地规定，导致乡镇人大在闭会期间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由于乡镇人大主席团在闭会期间不是法定的常设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大工作的开展。
乡镇人大权力机关的位置、工作重要性往往只体现在法律认知上，现实中其地位被软化，工作被边缘化。
一些乡镇主要领导对乡镇人大工作心存不屑，对乡镇人大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对新形势下人大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对人大监督和民主政治心存抵触。
不少地方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席，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党建工作方面，人大工作成了“搭头”，人大主席也是“徒有虚名”；乡镇工作重实绩，看效果。
专职人大副主席大都分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承担了招商引资、综治维稳、计划生育、分片包村等具体工作，因为目标任务考核，导致专职副主席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党政工作上，导致“专职不专”，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现象。
2、决策权力虚化。
地方组织法赋予了乡镇人大13项权力，简单地说就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选举权。
但实际上，除了联系代表等一些常规性的工作外，乡镇人大很难组织行使其他权力。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但是在权力运行中，人大很难发挥作为权力机关的作用。
乡镇的重大决策从法律角度讲应提请人代会讨论，做出决议决定后组织实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意志。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实权”大于“法权”。
现行体制下，普遍存在权力机关在党内决策层的实际地位低于行政机关的现实状况。
乡镇的重大工作一般由党委会或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策，偶尔经过人大，也只是照本宣科走过场，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权的基本上无法履行。
乡镇人大行使职权所需的人财物来源于党委政府，党委政府不点头，人大监督就无法开展，行使监督权被搁置、被制约的现实普遍存在。
3、代表素质弱化。
乡镇人大代表普遍文化水平低、业务素质差、法律意识弱，有的代表“本质很好”却“素质一般”，有的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审议、书写及口头表达能力，审议报告不置可否，表决投票随大流，所提意见、建议一般化，多反映局部小问题，忽视全局大事；有的将当选人大代表视为一种荣誉称号，缺乏履职意识，很少关注社情民情；有的代表把参加人代会和代表活动看作是“例行公事”，参会前不做任何准备，履职意识不强；有的代表平时不注意联系选民，不及时反映民意，对组织的视察、检查、调研、评议等活动被动应付，在闭会期间很少参加或不参加代表小组活动；有的代表认为决策重大事项是领导干部的事，自己“人微言轻”，或不发表意见，或人云亦云，看领导的脸色附和，会议表决环顾左右而行事，没有主见，对参政议政缺乏政治热情，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4、会议活动简化。
对于乡镇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属于大型会议，一般乡镇有正式代表100人左右，按惯例要将七站八所的负责人和非代表的乡镇企业负责人邀请列席，差不多要超过150人，如果租用会场，安排中晚餐，会议成本较高，因此尽量将时间压缩在一天内，除去格式化法定程序的议程外，真正留给代表审议讨论的时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会议质量的提高。
据近年相关统计，在全国3万多个乡镇人大中，1年举行1次会议的占91.9%，1年举行两次及两次以上会议的约占7.2%，1年内没有举行会议的约占0.9%。
在议程安排上，有的乡镇为了省时省事省钱，明显“缩水”，把党务、经济工作也一同纳入，成了“大杂烩”，而会议议程一简再简。
在部分人大代表的心目中形成了“开一天会、发一次言、画一个圈、吃一餐饭”的程式化印象。
5、监督工作淡化。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
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乡镇人大监督工作存在淡化的现象。
一是不便监督。
不少地方乡镇党委政府合署办公，联合行文，统一行动，这导致乡镇人大监督工作难以开展，与加强党的领导原则形成冲突，造成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深不得，浅不得，重不得，轻不得”，处境十分尴尬。
乡镇人大主席团成员分管党政工作现象较为普遍，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一般都属于党政班子成员。
致使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混淆，人大监督政府的行为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最终导致监督缺乏实效。
二是难以监督。
目前乡镇人大专职副主席的党内职务普遍低于政府主要领导，监督工作难以开展。
乡镇人大代表是乡镇人大的组织细胞，其素质偏低也直接影响乡镇人大监督工作的开展。
大部分乡镇人大代表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差异很大，对法律法规学习不足，对依法监督的业务不熟，导致既没有监督意识也缺乏监督能力。
三是不会监督。
目前大多数乡镇人大在监督方式上主要采用听取汇报、调研、视察、执法检查等常规方式，对于法律赋予的询问、质询、约见部门领导等行之有效的形式还没有普遍运用。
二、加强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的思考乡镇是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重要层级。
乡镇人大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地位，是宪法规定设立的最基层、与群众联系最直接的国家权力机关，其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稳固和人民民主的实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浙江考察时把乡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的重要要求，为乡镇人大工作与时俱进，更好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
解决乡镇人大软化、虚化、弱化、简化和淡化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具体说来，就是在“一加强”、“两明确”、“三个有”、“四监督”和“五规范五提升”上下好功夫。
“一加强”就是：就是要加强党委对乡镇人大工作的领导。
乡镇党委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人大的地位、作用，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定期听取和研究人大工作，使乡镇人大在代表人民管理地方国家事务中做到有职、有责、有权。
乡镇党委中心学习组坚持把宪法、法律和人大制度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每年的学习计划，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工作制度，统筹安排人大工作。
坚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人大工作办公会议，坚持每年印发一份党委文件，对人大的工作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要求；坚持集中听取上级人大会议精神的汇报，并将人大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安排部署；坚持人大的重要活动集体研究，统筹安排；坚持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通报并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注重为人大工作创造办公环境，树立人大的地位，听从和采纳人大代表的意见及建议，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党委班子成员还要带头参加人代会和人大组织的视察、议政、述职、评议等活动，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以实际行动推进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两明确”就是：一是明确乡镇人大工作职责：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领导或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族、民政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根据上级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的任免，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二是明确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职责：人代会期间，镇人大主席团要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权，做好人代会的各项工作。
闭会期间，主席团要根据工作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制定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由主席团制定，经乡镇党委同意后报上级人大，下发至各代表小组和相关部门。
开好主席团会议。
主席团会议每季度举行一次，由乡镇人大主席主持，代表小组组长列席会议；如遇特殊情况，经主席团成员3人提议，经镇人大主席同意后，可临时举行。
组织代表听取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
对政府专项工作提出建议意见，转交有关部门办理，并跟踪督办到位。
推进预决算审查监督。
受乡镇人代会委托，强化对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和绩效管理的全过程监督。
组织视察调研。
结合党委工作重点、政府工作难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每年选择3至4个有代表性的事项，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研，提出高质量的建议、意见。
开展执法检查。
对法律法规以及上级人大及常委会决议、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进行监督。
组织工作评议。
组织代表评议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也可以组织本乡镇各级代表评议驻地有关直属部门的工作，一届任期内对所有部门至少评议一次。
积极探索对镇人大选举干部开展述职评议，重视评议结果的运用，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加强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加大建议办理力度，规范建议办理流程，建立代表建议办理公示制度，不断提高办成率。
“三个有”就是：有人管事。
乡镇人大应设有人大主席、专职副主席、人大秘书，配设专门编制、专门机构。
有场所议事。
按标准化要求建好“人大代表之家”，用于代表活动；设立“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用于接待选民。
使之真正成为代表活动的场所、学习培训的园地、联系群众的桥梁、议政督政的平台。
有钱办事。
将乡镇人大工作经费和代表活动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四监督”就是：一是抓住全局性的问题搞好监督。
凡涉及到乡、镇的大事，都应交乡镇人大主席团召开主席团会议进行审议。
二是抓住依法治乡（镇）的重点进行监督。
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各项事业纳入法制轨道，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依法治理，推动本乡镇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三是抓住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大事开展监督。
要从群众反响强烈、影响大、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热点”抓起。
四是抓住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认真监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五规范、五提升”就是：规范主席团设置，提升组织机构。
乡镇人大应作为一套班子，在机构设置和干部编制上必须健全，才能有利于开展工作。
为了避免乡镇人大主席团沦为“空架子”，必须加强乡镇人大机构设置，增设人大办公室和人大干部专职编制。
主席团成员一般应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副主席，共青妇等群众团体，以及有关代表小组组长组成。
乡镇人大在设立主席的同时，至少设一名专职人大副主席和一名专职人大工作人员，保证每个乡镇人大至少有三名专职干部，并确保人大干部定岗、定编和定责，专心于人大工作。
党委组织部门要统筹考虑人大干部的培养、使用和提拔，加大人大干部与党政部门之间的交流力度。
要促进人大干部年轻化，年龄结构上形成老中青梯次。
县级财政部门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对乡镇人大的日常工作经费和乡镇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专户管理，专项使用，确保乡镇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
规范会议召开，提升会议质量。
在人代会会议的时间、次数、参会人员、议程等方面做到依法依规。
乡镇人代会会议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每届第一次会议不少于2天，每年例会不少于1天，有选举任务的例会不少于1天半。
每届乡镇人代会原则上至少形成一件代表议案，并督促办理到位。
探索询问等监督方式，提高审议质量。
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对乡镇人代会会议议程应作出严格要求和详细规定。
规范代表选举，提升代表素养。
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选举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把好代表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
代表有缺额的，乡镇人大主席团要及时组织补选。
乡镇人大主席团根据代表履职实绩，提出连任代表初步建议人选，确保连任代表达到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不得挤占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代表名额。
对需人大会议选举的干部要按党组织要求，根据地方组织法做好选举工作。
探索建立代表退出机制，对代表无特殊情况未经批准连续两次缺席人代会的，按照法律规定视为代表资格终止，对不能履行代表职责和影响代表声誉的劝其辞去代表职务。
规范代表履职，提升主体活力。
建立履职公示、奖惩等相应机制，代表小组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活动，每次活动要明确主题，确保成效。
在乡镇人大代表小组中开展“四个一”活动：即每年形成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走访1次选区，提出1条建议，组织1次代表向选民述职。
一是督促代表认真履职。
提高人代会和代表活动的参会率、发言率、建议率，鼓励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是要开展代表接待选民活动。
充分运用代表联络工作站、网络工作平台，开展经常性代表接待选民工作，每年组织好上级人大开展的代表大走访活动，听取群众呼声，帮助解决群众困难。
三是开展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
在选区内公开代表信息，便于选民与代表联系。
每位代表每届任期内要向原选区选民述职一次，做好述职测评工作，并将测评结果作为代表连任初步建议人选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规范制度建设，提升顶层设计。
制定和完善《乡镇人代会会议制度》《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规则》《闭会期间人大主席团例会制度》《重大事项讨论决定办法》；制定和完善《乡镇人大主席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制度》《乡镇人大主席职责》《人大主席团成员联系代表制度》《乡镇人大信息报送制度》；制定和完善《代表履职管理制度》《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代表小组活动制度》。
做好台账记录，建立乡镇人大工作“六簿三册”，即《会议记录簿》《代表先进事迹记录簿》《人民来信来访记录簿》《主席团收发文登记簿》《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记录簿》《代表小组活动记录簿》和《代表履职登记册》《代表花名册》《代表联系接待选民花名册》。
加强对人大各项工作书面材料或电子稿、照片的整理保存，每年度归档一次，确保有据可查。
（作者系黄冈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关于宋庆龄的资料 要少
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右三)1907年 赴美国留学。
[6] 1908年 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 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
冬，任孙中山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1916年 5月，随孙中山离日本回国，抵上海。
1917年 7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进行“护法”运动。
1918年 5月21日，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离广州，6月26日抵上海。
1920年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离沪返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乱。
勇敢的掩护孙中山脱险。
翌晨转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于永丰舰。
后转居上海。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等会晤，商讨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3年 2月，随孙中山再次赴穗。
8月，在永丰舰纪念蒙难一周年。
1924年 6月16日，随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
11月13日，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穗北上。
17日经上海。
28日途经日本神户，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2月4日，抵天津。
31日抵北京。
1925年 年初，孙中山病重，在病榻旁侍侯。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遗嘱，并应允代孙中山访苏。
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此后经常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遗嘱和三大政策。
4月，从北京回上海。
8月，对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率国民政府先遣人员抵武汉，筹备迁都。
12月，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 2月，在武汉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同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当局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
2日，被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8月23日，离上海赴苏访问 9月6日，抵莫斯科。
12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9年 5月，离欧洲回国，参加南京的孙中山国葬仪式。
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8月10日，以英文发表《与戴传贤的谈话记录》。
同月，国际反帝同盟在德国开会，再度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9月21日，离沪赴法国。
1930年 旅居欧洲，多在柏林。
1931年 7月，从德国回国。
12月19日，为邓演达被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
1932年 1月，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为抗日救济伤病人员。
12月，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 1月，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分会。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悔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团结抗日。
5月13日，到德国驻沪办事处递交抗议书，谴责法西斯恐怖统治。
6月18日，杨铨被暗杀。
为此发表声明，抗议当局杀害进步人士，并亲自参加杨铨的葬仪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
是年，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5年 资助旅费给上海的共产党干部赴陕北联系工作。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月底，在沈钧儒等于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1月26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
12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 2月，同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并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6月，同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亲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并要求同服“爱国罪”。
7月，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拥护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
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
11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移居香港。
在香港和路易艾黎等合影(中下)[7]1938年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汉口成立。
和蔡元培、吴玉章等被选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但未成行。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9月，参加保卫广州的斗争。
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939年 在香港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2月12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说，支援抗战。
1940年 在香港继续“保盟”的工作。
1941年 1月，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
12月，日军侵占香港。
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赴渝。
当年，支持路易·艾黎等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
1942年 继续“保盟”的工作。
冬，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延安。
与保盟会部分成员合影(左四)[8]1943年 5月，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名义举办国际足球赈灾义演，将全部所得捐赠河南灾民。
9月18日，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呼吁大家继续支持人民的斗争。
1944年 2月8日，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呼吁美国工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民主斗争。
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
10月1日，在重庆同72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张治中住所与会见。
12月，离渝回上海。
将“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支持人民解放斗争。
并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
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1947年 9月16日，发表声明，否认参加“竞选”。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同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呼吁保卫世界和平。
冬，迁居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住宅（即今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 7月1日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同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
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谈话。
在上海与合影(右)9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9] 12月11日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同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0年 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
8月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为中国福利会，继续任该组织执委会主席。
11月23号，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1950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将全部奖金献给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
3月21日，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即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同月下旬访苏。
1953年 1月13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4月25日，在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4年 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2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1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8月20日，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印度。
1956年 1月－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
接受达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致辞。
11月，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和《回忆孙中山》两文。
1957年 9月，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1月，随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 6月14日，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959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0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1961年 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
9月，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1962年 1月17日，在上海会见锡兰总理班拉达奈克夫人。
11月12日，发表《孙中山和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
1963年 4月，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新住所（今宋庆龄故居）。
6月，在北京住所举行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招待会。
12月21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0月，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委会副主席。
1966年 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说。
同月，《宋庆龄选集》出版。
1972年 1月10日，与、周恩来等参加陈毅追悼会。
9月5日，在北京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 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
6月14日，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
9月17日，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并致闭幕词。
1979年 6月，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问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
10月12日，在北京住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1980年 元旦，与等出席全国政协的茶会。
3月5日，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10月7日，任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筹委会副主席委员。
1981年 5月8日，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
同月1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9日晚8时18分 在北京寓所逝世。
6月3日，在北京举行宋庆龄追悼会。
6月4日，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寓宋氏墓地（今宋庆龄陵园）。
[10]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
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
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
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
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
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一)[3]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
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
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
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
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
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1927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
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25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
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
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和鲁迅、胡愈之合影(右一)[4] 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
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 1933年9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宋庆龄于1938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
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
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
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
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1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
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
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1949年6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她经常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
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
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
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她1951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
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
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
”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5] 与加里宁夫人合影(右)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
在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952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
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7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81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
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
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职代会有哪些规定
职工代表1、代表条件（1）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并正常在岗的职工。
（2）关心企业、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办事公道、遵纪守法，具有一定的参与管理能力。
（3）热心为群众办事，能够真实、准确、全面、理性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群众拥护。
2、代表产生职代会代表应当以分公司、分厂、车间、班组或者科室为单位设立选区，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可以职工自荐，可以竞选。
选举职工代表，各选区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参加，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得到选区全体职工总数一半以上赞成票者方可当选。
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可以由下一级职代会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分厂、车间职工直接推选产生。
职工代表应当以普通职工和一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为主体，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不得超过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高级管理人员当选职工代表，必须将其名额分配至有关选区，按照选举办法选举产生。
工会委员会负责制定职工代表选举方案和选举办法，按公平原则分配代表名额；负责做好宣传组织工作；负责对代表条件、产生程序、结构比例等进行审查，并将职工代表名单在公示栏内公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接受职工监督；负责对不合要求的人选及时责成有关选区做出调整。
3、代表人数职工不足一百人的企业召开职代会，代表名额不少于三十名；其中职工不足五十人的企业应当召开职工大会，行使职代会职权，也可以通过参加区域行业职代会，实行民主管理。
职工一百人的企业代表名额为四十名；在此基础上，职工人数每增加一百人，代表名额增加七名。
职工一千人的企业代表名额为一百名；在此基础上职工每增加一千人，代表名额增加二十五名；职工超过五千人的企业，代表名额不少于二百名。
4、代表权利（1）在职代会上享有表达权、选举权和表决权。
（2）参加职代会组织的职工代表学习、巡视、评议和质询等活动。
（3）因参加职代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占用工作时间的，按照正常出勤享受应得的待遇。
5、代表义务（1）努力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学习企业管理知识，不断提高参与管理的能力。
（2）依法有序参与民主管理，真实、准确、全面、理性的代表和反映职工群众的意见、要求，带头执行职代会决议，积极做好职代会交给的各项工作，自觉向选区职工述职，接受职工监督。
（3）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规章制度。
6、列席代表为扩大民主，可以根据需要，由工会提名，设立少量职代会列席代表，也可以组织少量职工旁听。
列席代表一般为未当选职工代表的本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工会工作人员。
列席代表在职代会上可以发表意见，但不行使表决权和选举权；不能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但可以被选为职代会专门小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