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仪式程序、主持词、致辞
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向绿春县大兴小学捐赠图书、文化体育用品仪式程序一、主持人：罗嘎然二、时间：2011年7月1日下午15：30三、地点：大兴小学教学楼前四、参加人员：1、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代表卢斌同志；2、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李建龙同志；3、绿春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毕云锋同志；4、绿春县大兴镇镇长李晓忠同志；5、大兴小学领导班子及一至五年级全体师生。
五、议程：1、介绍出席捐赠仪式的领导及来宾；2、卢斌同志讲话；3、段校长致辞；4、学校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接受捐赠；（播放音乐《爱的奉献》）；5、请教育局党委书记毕云锋同志向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代表赠送锦旗；6、捐赠仪式结束。
绿春县大兴小学2011年6月29日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向绿春县大兴小学捐赠图书、文化体育用品仪式主持词主持人：绿春县大兴小学罗嘎然尊敬的卢斌同志，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此隆重举行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向绿春县大兴小学捐赠图书、文化体育用品仪式。
参加今天捐赠仪式的领导和来宾有：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代表卢斌同志；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李建龙同志；绿春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毕云锋同志；绿春县大兴镇镇长李晓忠同志。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参加本次捐赠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捐赠仪式现在开始。
第一项：请红河丰辉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代表卢斌
冬季捐赠仪式主持词
通讯稿格式及范文什么是通讯稿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它是记叙文的一种，是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常用的文体。
通讯的特点，一般来说，通讯有四大特点：（1）严格的真实性。
（2）报道的客观性。
（3）较强的时间性。
（4）描写的形象性。
通讯的种类（1）按内容分，通讯一般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工作通讯。
（2）按形式分，通讯分为一般记事通讯、访问记（专访、人物专访）、小故事、集纳、巡礼、纪实、见闻、特写、速写、、散记、采访札记。
通讯的写作第一，主题要明确。
有了明确的主题，取舍材料才有标准，起笔、过渡、高潮、结尾才有依据。
第二，材料要精当。
按照主题思想的要求，去掂量材料、选取材料；把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和最有吸引力的材料写进去。
第三，写人离不开事，写事为了写人。
写人物通讯固然要写人，就是写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工作通讯，也不能忘记写人。
当然，写人离不开写事。
离开事例、细节、情节去写人，势必写得空空洞洞。
第四，角度要新颖。
写作方法要灵活多样，除叙述外，可以描写、议论，也可以穿插人物对话、自叙和作者的体会、感受，用第三人称的报道形式。
通讯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反映，诸如正面、反面、侧面、鸟瞰、平视、仰望、远眺、近看、俯首、细察……角度不同，印象各异。
若能精心选取最佳角度去写，
房产销售经典案例
房地产十大销售经典案例 1、炫特区70年代激情夜 如果没有人一夜暴富--虽然人数少得可怜，也许没有那么多的人买彩票。
作为中国财富的密集地，作为中国目前速成富豪的摇篮，如果楼市不产生传奇，那么这个 市场也未免太让人丧气了。
作为相对平淡的一年，2003年楼市之所以依然充满想象力，幸好有了炫特区。
炫特区之炫缘于70年代激情夜。
将70年代的一些东西比如小人书、永久牌自行车、雷锋的照片摆在一块展览到底是文化活动还是营销活动
整个活动搞完了观众连炫特区三个字到底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宣传方法
炫特区的回答是：房地产营销。
今年1月10日炫特区在西单LCX广场组织了宣告项目正是投向市场的70年代激情夜活动。
现场的人数高达数万人，而且几乎是用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参加活动。
当晚在网上关注炫特区所挑起的70年代生人的网友高达60万人。
70年代激情也这样一个看上去完全是公益活动的策划，帮炫特区找到了自己的忠实客户群--因为客户对于炫特区的认同不仅仅是产品因素，更多的是情感因素。
一个客户爱上的项目不可能不成功。
炫特区就是凭借着首都时代广场的这次活动一炮打响，而后一发不可收拾。
一一个小户型项目却成为今年楼市中销售额最大的项目之一，实实在在一大奇迹。
延续激情夜的风格，炫特区以后还举行了数次类似的活动：朝阳公园非主流音乐节、万圣节纯白夜，以及被阚军先生誉为今年最佳策划的免费观看《黑客帝国》活动。
均是效果不俗。
2、棕榈泉国际公寓百万大捐赠 记得4月20日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先生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先生最为灰暗的一天，从这一天后，一直遮遮掩掩的非典疫情开始大白于天下。
原来在地下的谣言的到了证实，而新的谣言又开始流传。
北京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和平年代的人们突然发现了死亡的阴影离自己如此之近，感到了巨大的无助和孤独。
4月21日，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棕榈泉的百万大捐赠。
棕榈泉国际公寓向医护人员捐赠百万元人民币，用于营养和保健。
董事长曾伟还发表了极为感人的讲话，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自己看到这条新闻时的感动心情。
虽然这样的讲话在以后还将在不同的场合由不同的人说出，但是时移事异，已经很难如当时一样让人感动了。
棕榈泉的捐赠活动，如同沉闷空气中的一点亮光，点亮了房地产界对于这个空前大劫难的参与意识。
本来已经很有名的棕榈泉国际公寓更加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美誉度，一时风头无两。
虽然具体的由此带来的销售量没有详细的数字，但是在非典期间棕榈泉销售高达近3亿元，与此关系甚大。
在整个市场中，棕榈泉是最先进行捐赠的房地产企业，虽然以后世纪金源、珠江地产的捐赠金额在千万以上，远远超出棕榈泉的数字，但是当时各种捐赠活动已经多如牛毛，报纸天天上都有报导，虽然这两个企业的金额最大，但是已经不足以产生棕榈泉那样的震撼性效果了。
棕榈泉的百万大捐赠，反映的是企业危机公关的意识和反应速度，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只是看企业从什么角度去理解。
3、富力新论坛：文化铸就辉煌 截至今年11月底，富力城的销售额超过了15亿元，与世纪城、建外SOHO一道成为今年的大赢家。
2002年，广州富力锐意北取，击败包括SOHO中国在内的众多竞争者，一掷32亿元取得广渠门的一块土地。
是年王牌经理人谢强从珠江跳槽，主持这块土地的开发。
是为富力城。
轰动一时的32亿元的地王得主、三环边的优越地理位置、漂亮得成为城市风景的大彩蛋售楼间、王牌经理人谢强，这些的组合足以使一些单纯为了知名度而作的宣传在富力城丧失意义。
当然这也同时意味着，留给开发商闪转腾挪的空间已不大。
但是原来报纸主编出生的谢强却另辟蹊径，将文化的大旗舞得呼啦啦响，典范之作便是富力新论坛。
在富力新论坛里，有冯仑、潘石屹、曾伟、谢强、张宝全海南五兄弟坐而论道；有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名流的舞文弄墨；6月13日，富力城的还邀集几位业主如首大置业总裁王哲、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项目中心副主任郑国臣、著名艺术人士张羽冲、韩国SK株式会社投资经理方元等人，聚在一起对富力城说三道四，谢强亲自接受各家的质询，最终做到皆大欢喜……富力城的实力派形象尽展无遗。
相对于许多项目神魂不属的文化营销，富力城的文化营销丰富而全面，既顾及了社区文化的建设，理念的张扬，又将业主关系的沟通摆上了台面，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万物却由此生发。
在盛名之下，还愿意作细致功夫，谁能阻止富力城的成功
4、玄妙的CLASS 作为一个专业哲学系学生，我曾经自傲能将人头脑都弄大的黑格尔哲学读懂，但是抱着CLASS厚厚的楼书，我所有的知识一夜回到解放前，如坠五里雾中。
大 段大段的论述，似是而非的，从阶层的定义到建筑美学，似曾相识但又真的不相识。
在各大媒体发布的广告也是大段的论述，如果不仔细读，真还有点摸不 着头脑。
玄妙的CLASS。
更玄的销售额。
据说开盘20天内销售3个多亿。
许多人不相信，包括我自己。
但是到现场去看的时候，真的好多楼层都成了非卖品。
所以只能相信。
CLASS的牛气源于底气。
独特的坡地布局，精雕细刻的建筑，没有大的宣传也能够卖。
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推广方式，倒是大值得思量。
作为北四环外的项目，CLASS售价高达8000多，不折不扣的高端产品。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在宣传中将让更多人知道当作衡量宣传效果的一个标准。
但是奢侈品从 来就不在此例。
它们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高高的昂起头，通过特殊的方法用口碑来销售。
口碑比广告重要，因为能够在CLASS买房的人都是头脑清醒，偶尔的冲动也肯定不是在买房的时候。
CLASS的楼书只是适合象她自己这样精细有说头的项目，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意义。
厚重的楼书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种理念的冲击，一种对于产品深层内涵的挖掘的 严肃态度。
正如在一次访谈中CLASS负责人说的：我们根本就不求让大多数人看懂，一种极其精英的态度在完全媚俗的市场中造成特立独行的效果，这种形象 通过传媒的传播同样达到宣传的效果，正如谢霆峰通过捣蛋来达到炒作目的。
CLASS用自己的另类同样获得了大量人的认同--虽然这种认同者在整个社会上的比 例还是很小。
但是CLASS也才有500多套房子呀
5、长河湾：人文地产 热销从来都是双刃剑
你们看到的是钱，我看到的是重担，是责任。
惊喜之外，我感到恐慌。
成也热销，败也热销
这就是长河湾，热销了还要不忘居安思危。
董事长亲自发话，要冷静对待长河湾热销。
什么是人文关怀
这便是例证也。
长河湾的老总黄怒波在文化界大名骆英，诗集出了一本又一本。
作地产依然不忘老本行，搞的是人文地产，还组织专门出版一本挖掘长河湾历史文化内涵的小册子，追忆这里的历史痕迹：长河流淌的是八百年的古长河水；高粱桥发生过辽宋战役；莫斯科餐厅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北京展览馆是中国十大建筑之一，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已经存在的悠久文化积淀经长河湾这么一归纳，配上长河流水的潺湲，真的使人有物我不分的感觉了。
如果你去上网，有关长河湾的新闻寥寥无几。
而现实中的长河湾却如同《天龙八部》里面的段誉，外面是文弱书生，体内早已内力充沛。
在水系建设上，在社区园林建设上，在建筑风格、外观形象上，长河湾均道法自然，注重与环境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历史的合一。
这样的产品，披上优雅的文化外衣，如果还不热销，那什么产品能够热销呢
6、阳光上东：富人区的缔造者 如果说缔造是一种物质行为，这话大错特错。
温榆河沿岸，京汤河沿线，西山、香山一线的别墅群，朝阳公园一带的高档公寓，都是货真价实的富人区。
但是富人区的概念在房地产界却是阳光上东第一次坦坦荡荡的提出来。
今年年初以来，首创集团宣布将在东四环北路绿化带以东、酒仙桥路电子城以西、坝河与亮马河之间的地块上建一个北京的富人区。
这个名为北京上东区的项目，占地面积100公顷，总建筑面积将超过220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项目由首创集团旗下的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具体负责。
其全部项目将于2008年完工，售价在每平方米1万元以上,10月17日第一期盛大开盘。
在中国，财富曾经被当作罪恶的代名词，但是托改革的福，现在追求财富已经成为一种光荣的行为，正如原来参军是一种光荣的行为一样。
但是由于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得到明确，所有的媒体舆论的表达都还羞人答答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将几乎所有关于财富的美德都赋予在国外体现为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
首创置业却正式将这块面纱剥去，从而吸引了社会的关注。
阳光上东一开盘就销售1亿元，富人区宣传达到了传播效果功不可没。
首创置业的做法表明：在宣传上不必要真正意义的创造，能够将一种在事实上成型的东西完美的体现出来同样是一种创造。
在传播学意义上，谁说得最早谁就是创造者。
对于首创置业打造上东区这样的宏伟计划，一两个小聪明、小花招不足以支撑如此大的体量的销售。
在富人区的旗帜下，各种关于高品质的概念终于得到了一个众望所归的统帅，为项目的宣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
7、荟景峰试住 朝阳园曾经是东四环的豪宅地标，在销售上也曾经屡创奇迹。
到了二期荟景峰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原来的高品质，而且与北京市大多数公司炒作概念不同，荟景峰提供的全部是现房，而且价格在7000元左右，可谓已经挑战了东区的豪宅价格低线。
作为香港的投资商，财大气粗是典型的特色。
而荟景峰的营销案例就是要完整的体现这种特色。
如果是为了表现实力，又有什么活动比试住更有效呢何况试住者还要提供试住日记。
文学的东西最难作假的，只要能够提供出来，观众的信任度自然大大提高。
时间长达一个月，还有什么问题不能看出来荟景峰选择这种在许多开发商看来无疑是自掘坟墓的做法，实在是实力和底气的体现。
所以这个活动一开展，就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荟景峰老树开新花，曝光率大大提高。
据说荟景峰的黄老板数钱的时间也显著增加。
而荟景峰在这个活动中还加入了娱乐元素。
因为拍《天下粮仓》而红得不得了的吴子牛导演，也被拉入进来做秀，宣称要在荟景峰尝尝鲜。
要知道造谣在别的领域构成诽谤罪，而在娱乐界却成为基本的宣传手段。
现在竟然有这样一桩有鼻子有眼的事情，那还了得
娱乐界自然要配合房地产界狂炒一番。
虽然最后吴子牛到底住没有已经没有下文，但是荟景峰借着社会关注的机会推销自己的楼盘，倒是大获成功。
荟景峰，眼球经济的忠实实践者。
同样失败而成功的活动还有通用时代邀请皇马来楼盘作秀，趁机宣传自己是豪宅中的皇马，同样闹得满城风雨，同样明星没有到场，同样知名度大大提高。
8、三环新城评选健康形象大使 在您的心目中经济适用房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本大利微，是旱涝保收，是商品房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总之，带有一定公益色彩和政府一直的经济适用房，一般意味着和市场运作的绝缘:只要老老实实的做好成本控制，收拾一点贪得无厌野心，挣上两三个点的利润，自然就一切OK。
什么广告投放，什么市场营销都用不上。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趋势就是：市场化的伟大力量，连一向心如止水的经济适用房，也要用上营销推广。
三环新城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将产品作得像商品房一样品质，以致在夏季房展会上销售量几乎占了经济适用房的70%，并且各种新闻不断的出现在报纸上、电视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媒体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作为勇气的象征，三环新城通过自己的努力，申请健康住宅试点--要知道，在之前也就有奥林匹克花园和金地格林小镇两个项目，前者是全国第一地产连锁品牌，后者是深圳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但是，三环新城还希望为整个活动加上一个冠冕：三环新城一改以往地产公司邀请名星大佬作形象代言人的做法，从社会上征集形象代言人，获选的赠送三环新城的一套价值百万的三居室。
平民化的做法，加上与众不同的创意，百万元房子的诱惑，两者产生的张力足够人发挥想象力了。
据说一共吸引了8000多个家庭的参加，时间延续了几个月。
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使三环新城的销售大增，成为今年最出风头的经济适用房。
也为经济适用房的市场化做出了一个榜样。
9、美林香槟小镇:邀约《思想者》 房地产是一个缺乏文化的行业，老一辈的房地产商基本都有革命家的精神，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怕没文化。
但是由于房地产的资金流量大，利润高，一旦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包括文化。
美林香槟小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在今年的春季房展会上，一直宣扬七宗（罪）醉的美林香槟小镇让消费者认识到什么叫做大手笔：花费百万城巴黎专程借来思想者的塑像模子，在房展会上依样画葫芦的弄了个思想者，让为但丁《神曲》里受苦的人们悲悯的思想巨人，见证这楼市的名利场。
作为一个房地产项目到底有没有必要将罗丹的名作拿来附庸风雅
这样的挥金如土难道最后不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观众议论纷纷了半天，但是美林香槟小镇这么个东西，也在心中抹不掉了。
而这就是开发商追求的效果。
只要有知名度，就会有销售量，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样的营销手腕，已经用不上什么道德标准或者名实一致的这样的观念来衡量的了。
无论多么牵强，但是在房地产这样一个区域性市场，拥有知名度就意味着成 功的一半。
而思想者也确实让美林香槟小镇一举成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林香槟小镇是个胜利者。
10、石韵浩庭：岁末的传奇 年关将近，又是黄世仁向杨白劳讨债的时候了。
在寒风的威逼下，人们的户外活动明显减少，楼市也日渐冷清。
各家公司都收拾野心，开始盘点一年的收成。
由于这种原因，今年的冬季房展会也表现平平，人气相对原来火上浇油般的春季房展会，确实逊色不少。
但是就是在这次房展会上，一个人们很陌生的项目放了一颗卫星，使人们从此对它不再陌生。
这就是双井富力城附近的新项目石韵浩庭。
均价仅6500元，已经足以让人心跳了，可是还有更令人心跳的：石韵浩庭打出了全国首家汉装社区的概念，并在国贸房展期间，送出价值不菲的1000件丝绸汉装睡衣，现场还有模特穿着汉装炫耀身材。
现场人气之火爆，据说足以媲美谢霆锋开演唱会。
一番策划的结果也没有让开发商失望：几十上百万的房子，愣是展会期间就卖了近百套
石韵浩庭声称要在洋风日盛的今天，发起文化复兴恢复汉家风范，以汉装作为形象代言主打中国风格社区。
其意旨也宏深，其行为也另类，几件薄薄的睡衣能否承担其如此伟大的使命，倒也值得斟酌。
但是如此一来，真要忘记石韵浩庭倒也不容易。
一个项目提炼出一个核心概念不容易，但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更不容易。
石韵浩庭的行为艺术虽然显得有点那个，但是在本质上是和项目的形象和核心理念是一致的，以低价为土壤，以中国风格为根，以汉装为花，一番炫耀，很好的完成传达项目理念的目的。
其固不易哉
急求关于“公益活动，人人参与”演讲稿的开头一段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歌词所唱，公益就像是一缕阳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缕阳光，那么愁云散去世界也不会再有黑暗之处。
公益是需要智慧的，每个人都会有公益之心而并不是有钱人才能做。
相传孔子为拯救鲁国的奴隶，去说服国君出个政策，只要人们愿意从其他各国买回鲁国籍的奴隶并且解放，就能够得到政府的奖金。
孔子的徒弟子贡是个大商人，他为了大力推广，只花钱买奴隶但不去领取奖金，然而他的“善举“却导致了整个政策最终的搁浅。
原因何在
因为子贡作为财力雄厚的有钱人，他的“高尚”给其他想做公益的人设置了无形的心理门槛，让那些没有和他一样经济实力的大众处于两难的境地，所以本来很好的公益项目却被他自以为是的”高尚“和”伟大“给毁了。
他的“高尚伟大”让别人觉得自己能做的微不足道，而其实一个人的力量始终不会超过很多人共同的努力的。
有些人认为一块钱微不足道，可是一块钱可以分成十个一角的。
中国十几亿人每个人捐出一块已经是一个巨额数字了可况全世界。
这些虽只如大地上的一粒粒灰尘，像大海里的一滴滴水珠，但终有一天“聚沙成塔，聚水成河”他们的灵魂深处都溢出芬芳，散发着光辉。
公益是一缕阳光，给人温暖和希望。
当你手中握着知识连贯的书籍时，你是否会想起山区里失学的孩童
当你看到地上那散落的饭粒时，你是否会想起路边狼狈饥饿的乞丐
当你看到那没有拧紧的水龙头时，你是否会想起日益枯竭的黄河
如果我们少倒一粒饭，多捐一本书，少用一滴水，还会有那么多人仍在黑暗中吗
我们要怀着一颗真善美的心，为构建美好社会而节约资源，献出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事业
我还记得那年的汶川大地震，当时我们学校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电视广播各种传播工具都在诠释着我国人民的凝聚力。
那时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刚刚开始，就被地震的咆哮声淹没，有多少祖国的花朵来不及绽放就枯萎
有多少颗祖国的新星来不及升起就陨落
是的
魔鬼能摧毁房屋、桥梁，能夺去人的生命，但它已无法摧毁人们勇往直前的信念
参与公益事业的人们在危难时刻显示出了空前的凝聚力。
从富庶的东南沿海到贫瘠的西北内陆，各地自发的捐款热潮风起云涌，捐款数字一路攀升，献血的志愿者排成了长龙，各地血库爆满。
于是，魔鬼颤栗了，退缩了
人们用强大无比的凝聚力凝结成的爱击破了一切坚冰，击退了一切灾难
公益不是施舍与怜悯，是像一样家人的关爱；公益不是一时兴起，是对希望执着的守候；公益不是宽容无度，是理性救赎的选择。
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公益的活动中来把
逸夫是什么意思
南北朝时期的佛在三国瓦解之后，（公元265316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317—589年）。
在这个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
南方的建康是六朝（公元222—589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
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333—349年统治过匈奴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
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
佛教僧侣变成了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公元310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
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
在公元4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的苻秦王朝。
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
翻译人员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402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
官方正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吏们的一片抗议声。
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
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赀。
无遮大会在公元529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
皇帝穿长袍祈祷，他的众臣下以10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
当533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有30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展示了驯象等等。
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
①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
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
在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
关于这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546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出现了一大转折点。
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来皈依了佛门。
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240捆梵文贝叶经。
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
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ň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
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
它最初是在6世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很活跃的辩论。
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
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
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
不管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
批评家们马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6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方法上也是如此。
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②它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更加丰富起来。
“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
例如，有一个名僧法的尼姑死于16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
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
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
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
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种佛教的形式。
在12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批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
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50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
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典。
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
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ūnyatā）。
①公元384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
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治国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20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
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
姚兴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于402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队伍。
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的素质很高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
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此。
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动。
这里主要有“三论”。
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注释（计25000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4世纪初在印度西北部写成的。
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
④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
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404—406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僧肇（公元374—414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
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抄写工作维生。
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
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
大约在公元398年，他前往姑臧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起返回了学校。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
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
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
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
他似乎没有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下了持久的痕迹。
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417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
后秦王朝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386—534年）。
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
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495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了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制得更严厉。
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教会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
③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
但在中国，反对佛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
它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
所有这些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
①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
为了终止政教之间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
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3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
②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
公元5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众欢迎。
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元381—450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
他赢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455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庙里藏有武器。
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
皇帝下令将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
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
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曜（可能是汉人）在460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
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
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
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4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348—420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
据说：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遂常致拜。
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
为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
大约在公元469年，建立了“僧祗户”制度。
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徒。
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和运输粮谷。
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
那些生产僧祗粟的 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了正式的僧侣队伍。
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至515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的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侣总数200万人。
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1768到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至82700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
和尚们中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
拉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
据记载，公元402至517年之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
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
和黄巾军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
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扰。
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增加。
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6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
据说，在公元518年，洛阳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
16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550—577年），西为北周（公元557—580年）。
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574—576年）。
北周的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
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446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573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
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议。
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
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
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
②当北周于577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
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数达二三百万人。
直到578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
三年以后，即581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
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
这里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
但是，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们迄无所知。
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
我们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
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尚主持它们的活动。
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
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
许多和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
比如，宝志（公元425—514年）就以他的奇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
他被认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拜的守护神。
①公元6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
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和末法时期。
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500年还是1000年（甚至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515—577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
他把末法时期的开始定在公元434年。
公元574—578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教派人数的扩张。
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540—594年），也是出自河南的一位怪僧，他在589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
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
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
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
唐王朝也可能严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形式。
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
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5世纪或6世纪。
例如禅宗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6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