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歌手大赛的主持词
开场白和结束语
求
“放飞梦想，唱响青春”校园歌手大赛主持词男：尊敬位领导;女：敬爱的老师,同学们;合：大家:早上好!男：在这霞光与微笑构成的舞台，我们舞动激情的青春;女：在这笑声与歌声汇成的海洋，我们飞扬嘹亮的歌喉;男：在这永恒与温馨筑就的圣地，我们唱响时代的旋律;女：我们踩着悠扬的旋律，展现动人的歌喉，放飞青春美丽的梦想;男：这，将是才艺的较量，更是信心和勇气的比拼;女：这，将是激情的燃烧，更是动感与活力的绽放;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女：想得多远，我们就能走得多远;男：来吧，挑战自我，让青春的舞台亮起来;女：来吧，迎接成功，让张扬的风采飞起来;男：现在我宣布，“放飞梦想，唱响青春”校园歌手大赛:合：现在开始
男：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决赛的领导，他们分别是张校长、黄副校长、李副校长，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和感谢他们的到来
女：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决赛的评委，他们分别是王云山老师、黄志祥老师、吴瑞君老师、王晓丹老师、岩香老师，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和感谢他们的到来
男：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张云辉校长为本次大赛致词。
女：经过激烈的预赛，今天共有15位选手参加决赛。
决赛评分规则如下：决赛满分1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为选手最后得分。
最后将评出前三名以及最佳人气奖、最佳台风奖、最佳活力奖、最佳潜质奖给予表彰奖励。
男：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参赛选手，希望他们能
求一篇 正话反说的演讲稿
正话反说“冷”——央视名嘴崔永元《话说和顺讲辞之“颠”·龙 符 （为《云南文艺评论》特约评论员、省作协作家。
文山州文艺理学会秘书长、省演讲学会会员、壮学学者。
） 目前，无意中翻阅“国家百种重点期刊”《边疆文学》2006年第6期扉页上的“名家开篇”专栏上，笔者看到CCTV央视名嘴、著名主持人、名牌专栏《实话实说》的创始人崔永元的一篇题为《话说和顺》的即兴演讲主持辞，这是小崔在“全国十大名镇评选现场直播晚会上的讲话稿”。
平时是“小崔说事”，现在是笔者“拿小崔说事”，也事“幽”他一回“默”。
如果崔永元看到发表在《边疆文学》上的这篇主持辞，一定会高兴得“嘿嘿嘿”三声“冷笑”：“这世道变得可真快，不知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俺崔名嘴，咋不小心，就‘上岗’成了‘作家’，而且是‘名家’。
干脆，咱不当‘主持人’，做‘撰稿人’，当‘作家’算啦
” 我认为，崔永元这篇《话说和顺》，通篇展示的不仅是“做秀”与“炒作”，更多的还有“崔氏冷幽默”，以及个性语言魅力和正话反说的“颠覆之美”
从总体格局上看，“造势”与“煽情”从始至终，堪称“登峰造极”。
从表面上看，崔永元只说云南省保山市滕冲县和顺镇的“缺点与不足”，实际上，都是运用“正话反说”来褒扬和顺镇独一无二的“魅力名镇”，起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
熟悉崔永元的观众都知道，崔永元有一种“逗他人乐自己不笑”的“硬功夫”。
在他主持的节目中，常常是现场嘉宾与观众，在崔永元的“鼓躁”下，哄堂大笑，而崔永元则仅是“捂嘴一乐”，淡淡一笑了之。
有人评价说：其实，崔永元已经“下套”，让人“上当”了，故他只有“冷笑”和“坏笑”。
这或许就是崔永元式的“冷幽默”。
崔永元《话说和顺》的开篇，他“出语惊人”，俨然“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穿着立领的中山装，双手行拱手礼，眼球四转，开口说话：“站在这儿，比较紧张。
我是和顺镇的代表，驻京办事处的副处长，我叫崔永元，谢谢大家
”话毕鞠躬，掌声响起，主持名嘴崔永元，站在现场直播的镜头前，“紧张”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央视名人崔永元“摇身一变”，成了云南边疆某县某镇“驻京办”的“副处长”，真是“搞笑娱乐”，仿佛“大话连篇”的“开心果”
崔永元“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前面介绍的几个小镇，评为“魅力小镇”，“绝对名不虚传”，他亲自去过，“比我们和顺镇确实强很多。
来之前我也打退堂鼓，跟乡亲们说：那些地方我都去过，比我们和顺的确有魅力，不参加评比为好。
”可后来乡亲们说：“去说说吧
哪怕说说咱们的缺点，学学别人的经验，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此段文中，崔永元用“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上落后”的“绝学奇招”，一上台就给人留下谦和低调的印象，讨好众人。
但是，崔永元马上“棉里藏针”，“话锋一转”，只说“和顺的缺点和弱项”，而且“实话实说，直言不讳”，希望得到其它“魅力小镇”的帮助，暗藏玄机，杀个‘回马枪’
让他人“接招
” 崔永元“铁齿铜牙”开始“数落”和顺的“三大罪状”和“诸多不足”：“第一，是历史太短。
和顺小镇只有600年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才长400多年。
”崔永元不乏“幽默感”，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第二，是开放太早。
和顺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开放了，当时乡里人走出‘国门’最近的缅甸，最远的远渡重洋，到了欧、美、澳洲。
”崔永元开始象一个“魔术师”，变“戏法”式的用众多“实物”做“道具”，用‘物证’说话，首先出示“出国护照”。
其次展示回国的人，带来的“稀罕东西”：“罗马钟、英国门、捷克灯罩、德国盆”，这些古董，在北京会装在玻璃罩，放在博物馆，可和顺镇，满大街扔着，崔永元还随手拿来两件，一个是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评委脸上露出的笑”；另一个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和顺人使用过的高尔夫球杆，“现在城里人才开始玩这个。
”和顺乡家家户户摆着的还有“德国蔡司照相机，美国的派克钢笔，甚至喂猪的泔水桶，也是美浮洋行的汽油桶。
”因为太多，所以，对文物不是“特别珍惜”。
建筑上“凌乱”、微派、江南水乡风格、欧式、中西合璧者皆有，迄今为止，和顺镇仍旧是“旧日的老模样”。
原封不动，老样子保留着，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崔永元用夸张的口吻，描绘出富庶西化的“洋和顺”的历史一角，令人感叹、钦佩和向往
顺口溜“道出”小幽默：用美孚油桶做“泔水桶”喂猪，堪称“洋为中用”。
这一部份，写和顺的经济实力，不可小看。
第二部份，名义上写“和顺人不务正业”，实际上写和顺农民的文化实力。
本来，以农业为主的和顺，本应种田，可和顺人经常把牛放在山上吃草，人却跑到图书馆看书。
农民家里最多的不是农具，而是家家都有文房四宝。
然后，崔永元以亲身经历，现身说事，都是一些夸张得令人捧腹大笑的“轶闻趣事”，足以博人一乐：北京游客把和顺镇墙上贴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当书法作品，撕回去收藏；有人在和顺说过饭，非要把菜单当书法品拿走
还有和顺农民说话，文白相间，古风古韵，历史的沧桑感，就镶嵌其中，居然让外地游客所不懂，比如“尊号何为
昆仲几个
”之类…… 读书是文化人的生活习惯与标志象征。
早在1928年，和顺就建立起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藏书基本上是老书、古书、善本、孤本、珍本等，大约有7万册之多，且每个农民和游客都可以到图书馆看书读报。
令人惊奇的该镇还有集邮社、音乐社、话剧社、足球队、蓝球队，甚至演出过曹禺的名剧《日出》等……令人拍手称奇
还有“云南四杰之一”的“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翡翠大王”——张宝廷，以及当地的“翡翠玉石”，让人先睹为快。
还有1946年和顺出版的乡级报纸、股票、刊物、通知书、发票……不胜枚举，这此“新、奇、乐”的“历史传奇”和“小城故事”，莫不令人谓叹万千。
崔永元用不拘言笑的低格调，冷峻沉稳的冰风格，自己不笑他人笑的冷幽默，正话反说的“颠覆美”，营造出一种令人会心一笑的温暖与感动，使得崔永元的一篇短文，能够成为演讲史与主持人史上的一篇散发出瑰丽的光彩的独特韵味的佳作与奇文。
尤其是“棉里藏针，举重若轻”的结尾，更是耐人寻味，回味深长：“乡亲们说，我们评不上魅力小镇没有关系，但是希望魅力小镇最后的颁奖仪式在我们和顺举行，乡亲们想看一看，到底中国还有哪个小镇比我们和顺更有魅力。
”崔永元“一语道破天机”：“中国还有哪个小镇比我们和顺更有魅力”，真是“一言九鼎，句句千钧
”崔永元的“潜台词”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全国十大名镇魅力乡镇”非和顺镇莫属
层层包裹的“包袱”，总算“水落石出”。
众所周知：评比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但是，电视时代的“名镇秀”，或多或少地把参予过程的本身，变得格外美丽。
因此，结果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参予，就成为最强烈的时代口号。
崔永元在不经意之间，成了云南的“形象大使”，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的“品牌代言人”，他将“一以贯之”的“曲折美”、“含蓄美”，尤其是“对比美”，“隐喻美”、甚至“颠覆美”，都在一篇篇幅不长的即兴演讲辞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深木三分，力透纸背，让人叹为观止。
初读崔永元的精彩演讲，尤其是结尾的警句格言“百岁光阴有几何\\\/何顺苦营谋\\\/莫与儿孙做马牛\\\/以免东失西走”。
让人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迷惑感”，但是，再读到崔永元掷地有声的结束句：“要评评和顺，魅力名镇数和顺”的“画外之音”与“言外之意”，足以感人心弦，实至名归。
在“柳暗花明又一村”中，曲径通幽，营造出“剥竹笋式”层层推进的引人入胜的个性演讲魅力。
就目前为止，观主持人名嘴崔永元充满智慧和激情的演讲，至少是一道雄险奇秀的男人风景。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超市促销员先进个人演讲稿怎么写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XX部劲量电池的促销员XX。
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我对于“优秀促销”的理解
在座的都是一直关心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太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不怕大家笑话，知道我要写演讲稿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担心的，怕自己写得不好，也讲得不好
如果上网百度一篇演讲稿的话，我觉得那样我有些不够真诚
所以，我动手写这份不是很有文采的演讲稿，为了不要出现太多语法错误，我还让我姐姐帮我看了一下，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经过相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口才非常了得的人，如果说给“优秀促销”的定义是口才非常好的人的话，那么我绝对是不符合的，我并没有那种能把死的说成活的的本事
什么是促销呢
我特地上网查了这个词的概念，促销指的是营销者向消费者传递有关本企业及产品的各种信息，说服或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产品，以达到扩大销售量的目的。
在我看来，优秀的促销并不是仅仅指的是把销售量做到最好，更多的是一个促销员在促销这个岗位上的所表现出来的责任心和对顾客的服务心
像我这样口才并不是最优秀的人，今天为什么敢站在这里呢
我的勇气源于我对自己责任心的肯定，在工作中，我不敢说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我却是最认真的在做事的
我的想法很俗气，我就觉得既然我领了你的钱，那么我就该把你交给我的事做好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着，希望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我在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向顾客介绍我的商品，到现在能很自如的与顾客沟通、推销我们的商品。
这一路都是以“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这样的信念走来的
对于我的工作，我都是认真、负责的。
做好本分的事，这是我最简单的想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促销员最基本的品质。
我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但是我依旧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希望
我也相信这样一个小小又平凡的我，也有我存在的价值
在面对顾客的时候，我都是尽力的展现我最热情的一面，让顾客可以感受到我的热情的同时对我们的商品也会有更好的印象，对于顾客我觉得，主要的是一种服务的精神，理解顾客的所需，为顾客做出最好的介绍。
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不是很好说话的顾客，这时我都是以最耐心的态度去跟这样的顾客沟通，不求这个顾客最后能买下我们的商品，只是希望顾客通过我的介绍对我们商品有初步的了解
社会一直在发展，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才不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掉
我不是最聪明的人，但是我是个善于学习的人，前面有提到我在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向顾客介绍我的商品到现在能很自如的与顾客沟通、推销我们的商品。
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的向我的前辈和同事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推销能力，还经常看一些关于促销方面的文章，了解促销的技巧，我在逐步的成长着
我认为学习能力跟学习热情也是一个促销员不可缺少的
以上就是我对于“优秀促销”的理解，说的不是很好，请大家见谅
谢谢
主持人怎么报幕下面的相声
A：xxx，你知道吗，我的英语水平可是很高的，已经可以用英语报幕了。
B：哦
这么厉害，那你报个我听听。
A：雷迪森and乡亲们。
B：停停停，你可别在这闹笑话了。
A：这学好英语还真重要啊，要不然还真就会闹笑话。
B：可不是嘛，下面这个相声啊，就是个和英语有关的。
A：这比我还厉害啊，都能用英语说相声了，那就有请xxx和xxx为我们带来相声。
B：掌声有请
写的不好，别介意。
如果需要别的风格，再联系我
有个男子组合 里面有个叫什么龙的 好像是叫什么云龙啊 上过快乐大本营的。
在线等。
一 作及物动词的play play 用作及物动词时的较多，用法也不尽相同 1. 表示“玩”，后接“游戏、棋类”等名词。
此时这些名词前不用冠词。
【情景例句】 Many people like playing cards. 很多人喜欢打牌。
It's time to play games. 该是玩游戏的时间了。
Don't play chess in the classroom.不要在教室里下象棋。
2. 表示“打(踢)球”、“参加(体育活动、比赛)”等。
此时表示球类名词前不加冠词。
【情景例句】 We often play football after class. 我们经常在课后踢足球。
Let's go and play tennis. 让我们一起去打网球吧。
3. 表示“吹、拉、弹、演奏”，此时乐器名词前要加定冠词。
【情景例句】 He can play the piano. 他会弹钢琴。
Mr Green will play the last piece. 格林先生将演奏最后一首曲子。
二、 作不及物动词的play play用作不及物动词，常和介词with相连，表示“玩”、“玩耍”。
如果说play的“玩”是进行比较正规的文体活动，那么play with的“玩耍”就是表示进行非正规的游戏，尤指小孩利用玩具或其他东西来娱乐。
【情景例句】 The little boy can play with a yo-yo. 这个小男孩能玩溜溜球。
Don't play with fire. It's very dangerous. 别玩火，那很危险。
三、 作名词的play 1. 表示“戏、戏剧”。
【情景例句】 The TV play is over. 电视剧播放完了。
She wants to see the play this evening. 她今晚想去看戏。
2. 表示“游戏、玩耍、比赛”。
【情景例句】 Look!Those boys are at play. 看
那些男孩在玩。
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的IFAC 世界大会简况
第一单元提升练习一、字词练习。
1.看拼音,写词语。
shānjiàn pùbù qīnqi( )( )( )yùnhánxiǎoxiànɡqínmiǎn( )( )( )2.给加点的字选择正确的读音,画“”。
树冠(ɡuān ɡuàn) 唱和(hé hè)旋转(zhuǎn zhuàn)静谧(mì bì)调色板(diào tiáo)僻静(bì pì)3.把下列词语补充完整,并选词填空。
( )( )乐道 ( )高( )重( )然大物 意味( )( )( )( )匆匆 ( )冲( )撞不( )一格 年过( )( )(1)这场仪式是由村子里( )的老人来主持的。
(2)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等都是孩子们( )的童话人物。
(3)陶行知先生说过,( ),会错过路边的好风景。
(4)路边的这台大型车辆足有两层楼高,其实这个( )是移动式污水净化车。
二、按要求写句子。
1.把诗句补充完整。
(1)落红不是无情物,。
(2)此夜曲中闻折柳,。
(3)今夜偏知春气暖,。
(4)不是花中偏爱菊,。
2.阳光下,山林的色彩层次多得几乎难以辨认,有墨绿、翠绿,有淡青、金黄,也有火一般的红色。
(仿写) ,有 ,有 ,也有 4.五、阅读短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