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活动主持词、串词
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各位同事 合：大家下午好
女：今天，伴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2010年的元旦如约而至。
男：今天，我们欢聚在阿城分馆宽敞明亮的阳光大厅，让我们共同欢快的秦响“虎年”的乐章。
让我们载歌载舞，共同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吧!我宣布哈师大图书馆阿城分馆庆元旦联欢会现在开始。
女：在阿城分馆即将与师大图书馆正式融为一体的重要时刻，阿城分馆在这里隆重举行庆元旦联欢会，在此我馆全体馆员向光临我馆参加联欢会的各级领导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男：首先介绍参加今天联欢会的各位领导：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XXX馆长，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XXX书记，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XXX院领导，原哈师大阿城学院图书馆馆长也应邀参加今天的庆元旦联欢会，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鼓掌） 女：我们刚刚送走狂欢的圣诞节，还沉浸在圣诞的喜庆中，激情未减的我们，又迎来图书馆的大型庆元旦联欢活动，可谓喜上加喜。
男：2009年甲流曾肆虐全球，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注重预防为主。
图书馆办公室坚持天天为各阅览室进行消毒及防范。
现在图书馆人已把“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牢记在心。
女：在这里主持人还要提醒大家，多进行户外体育运动，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和煦阳光和新鲜空气，这对预防甲流很有帮助哟。
愿我们大家健健康康、欢欢喜喜地迎接“虎年”的到来吧。
男：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传统美德是“凡事心齐，做事团结”。
今天我们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一个不少地团聚在五彩缤纷的阳光大厅，与我们的上级领导共渡这美好时光，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在此预祝阿城分馆庆元旦联欢会圆满成功。
女：载歌载舞辞旧岁，喜气洋洋迎新年。
值此辞旧迎新，岁月更迭之际，我们迎来了一个祥和的新年。
男：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虎虎生威的虎年，祝大家虎年大吉大利，大显身手，虎气冲天。
女：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图书馆收获了成功与喜悦。
这一年我馆在校本部正确的工作方针指引下，在哈师大图书馆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文理学院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并在2009年获得了“安全先进单位”称号，这是我们馆的荣誉，这是我们的自豪。
我们这次庆元旦联欢会的举行得到了哈师大图书馆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我馆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老舍先生主要作品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小说）、《茶馆》、《龙须沟》(话剧）都是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有很深刻描写的经典，可以多去品味一下大师，不要让这么有才华的作品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
丛姓的文登丛氏大宗祠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南塘试验 《读者》2009年6月下转载了此文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4月02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翟明磊 吴达 □本报特约撰稿翟明磊发自安徽南塘实习生吴达 自小生长在城市的袁天鹏刚到南塘村就出了洋相,他喊村民“来罐可乐”,当然没有,这事被村民传为笑谈。
袁天鹏留学美国时,曾任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
回国后,针对中国人在开会上的无能,他成立公司专门推广源自英国议会规则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此次到安徽阜阳南塘村,是应南塘村兴农合作社的负责人杨云标邀请。
杨云标总结:农村开会难,难在三大问题。
一是跑题,讨论常常言不及义；二是“一言堂”,话语权多被村领导和几个话多的人垄断；三是野蛮争论,抓住人家言语中的一个词不放,甚至打起来。
请来袁天鹏,就是为了让村民们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学会民主辩论与表决。
这个时不时冒点英文出来的“海龟”,刚开口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时,就有大爷大娘一时脑子绕不过弯来,“啥规则?罗伯,萝卜白菜?” 他的学员中百分之八十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眼望去,会场里白头一片,几个年轻人多是协助开会的志愿者。
南塘村和安徽所有农村一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
学习班上连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不多,而这些年龄段的人是农村里学习能力最低、思想最保守的一群。
“南塘十三条”——乡村版议事规则 582页的一本书被删成了“南塘十三条”。
再做“本土化”修改,例如,“……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
学习会拉的横幅是“合作社能力建设培训”,没有任何“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字样,袁天鹏也绝口不提。
为了让村民们能理解厚厚一本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袁天鹏将一整本书压缩成五十多条。
但村民们仍然记不住。
跟合作社负责人杨云标讨价还价后,582页的一本书被删成了“南塘十三条”。
学习会的开场节目是经志愿者们精心设计、排练的三个小品。
演的是村里合作社开理事会,讨论该上秸秆项目,还是奶牛项目。
分别展现了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三个场景,看得村民哈哈大笑。
当村民笑成一片,完全放松时,袁天鹏才登场讲述他的南塘版十三条。
他首先用投影打出一幅画,告诉大家画上持火钳械斗的场景发生在早年的美国议会,野蛮争论并不是中国村里开会独有的。
袁天鹏开始条分缕析地介绍,罗伯特规则有一整套避免野蛮讨论的方法:它规定主持人中立,人人有机会发言,并且规定了每人的发言次数；它要求辩论双方发言前举手起立,向主持人陈述,而不得互相质疑。
规则还禁止延堂脱时、强行要求发言和在别人发言之时插嘴。
为避免野蛮讨论,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
这背后有深刻的哲学理念,一来动机不可证实；二来会议要审议的是某件事情,不是某个人,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是对议题的偏移；第三,利己是人类共性,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
村民们默默地听着,会场气氛有些沉闷,志愿者们为了活跃气氛,频频提问。
没想到这样做大家反而更怯场了,一位大爷勉强发言后补充说,“我的观点不要记,不咋的。
” 第一次上课后,教员们开了碰头会,讨论怎样改进讲课效果。
第二天,会场经过重新布置,座位摆成马蹄铁型。
志愿者悉数退到外围,并尽量少发问。
袁天鹏坐到村民中,摆出一副聊天的架势,将话筒朝周围一塞:“大爷,你给说说。
”这些做法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村民的距离。
这一天的主题是“顺大流”。
杨云标先上台说,在南塘村开会表决是个大难题,一种情况是一人提议,众人碍于面子,怕得罪人,不反对也不支持,所以弃权者众。
另一种是一人发言,底下两三个人支持,众人就爱顺大溜,会议表决一面倒,少有人能坚持己见。
俗话说的好,有群胆,无孤胆。
一位老大爷用土话说:“这不是抱粗腿嘛,尾巴摇得晃啷晃啷的。
”这一说,底下的村民笑倒一片。
袁天鹏介绍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中为防“顺大流”的设计,比如九个人开会,一人提议(另一人附议),只有一人赞成,无人反对,则其他八人算作弃权。
那么该提案也能获得通过。
这样一来,与会者就明白沉默于己不利,因为弃权越多,自己不喜欢的提案被通过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一定要表明赞同或反对的态度。
杨云标嫌袁说得抽象,补充了一个例子,“我提议谁偷国家东西,合作社就奖谁50元,如果大家碍于我的面子没人反对,这样荒唐的规定就会通过。
” 根据村民的接受程度,教员们对南塘十三条还做了“本土化”修改,例如,第十一条规则的最后,这样写道:“……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
洋规则VS土习惯 最让村民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主持人不总结?在农村的习惯中,领导主持会议,最后要做总结性的发言。
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有“动议”一词,指的是提出的议题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方法、效果和资金来源等六要素,可村民们很难理解个中涵义,为此教员们想了许多办法。
志愿者们先是表演了一个小品。
村委主任传达市里的会议精神,要大力发展精神文明,让大家议一议,结果是村民一致同意要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这不是喊口号嘛!”“挠不着痒痒!”底下有村民起哄。
主持人杨云标说,“对!这和我们开过的许多会一样,空洞热闹,啥也不解决。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动议。
” 接着,由袁天鹏趁热打铁讲述动议的特点:一是“针对性”,议题必须具体明确,例如“如何完善个税制度”是不够格的,要讲明“应该把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000元”；二是“建设性”,一个时间段内只许讨论一个议题,每个议题要有一个代表多数人意见的表决结果；三是“深入性”,通过修改机制,让大家真正深入和务实地讨论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最让村民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主持人不总结?在农村的习惯中,领导主持会议,最后要做总结性的发言。
“农民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定要有人替他们发声,替他们总结,心里才踏实。
”杨云标总结。
教员们向村民解释,罗伯特议事规则里的主持人是不发表个人意见的,如果不影响结果,甚至不用参加表决。
为了说明公共会议中主持人的真正作用,袁天鹏给村民们举了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例子。
有记者问她“你高居议会之巅是什么感受?”她回答:“有口难言。
”记者又问她:“你解决争议的原则是什么?”她回答:“议事规则。
凡是符合议会规则的,必须让他说下去。
凡违反议事规则的就要阻止,我的职责就是让会议顺利进行。
” 短短几天后,村民们在讨论中已经完全适应了没有领导的公共会议。
“主持人不能最先把手举得高高的。
”“主持人先表决,(事情)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 “来真格的了” 主持人想用一句“同意的举手”混过表决程序,几乎所有农民理事都着急了,脸红脖子粗地坚持要遵守规则,按照会议程序走流程。
他们认真的劲头出乎教员们的意料。
“主持人”问题之后,“附议”成了一个新的难题,村民们不明白一人提出动议后为什么还要有另一人同意才能启动讨论。
第四天的学习班上,首先由志愿者表演小品,展示附议的精妙之处。
第一段小品的剧情是讲一个自私的村民,提议用合作社的钱在自家门口盖一个公共厕所,并且要求公厕所有的粪肥归他所有。
结果无人附议,会议就不讨论这个话题。
村民们看过后,懂得了附议的作用之一,可以不动声色地将公认为自私或无聊的话题压制下去,既得偿所愿,又不伤和气。
后一个小品演的是,一位村民提议雇用北大学生管理南塘合作社的图书馆,月薪两千。
另一村民附议,但附议后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大材小用,合作社也没有这个闲钱。
最后大家一致否决了这个议题。
这个小品让村民清楚了附议不等于同意,即便不同意一个议案,也可采取附议的方式让动议进入讨论,尽快用讨论来否决。
为了让村民记住“附议”的作用,志愿者还编了一句口号:“附议附议,同意讨论”。
会议练习越来越热闹,这时袁天鹏要求大家讨论村里真实的议题。
平日里寡言少语的村民们纷纷各抒己见,试图通过辩论让自己的意见抢占上风。
“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曾经生僻的词汇被村民大声说出,当谈到村里的养牛计划,因为事关各家收入,而且涉及到国家补贴和基金会支持,村民们分外认真。
一位村民在模拟会场上谈了两句自己的看法,言语间有点偏颇,还不待他说完,观众席中颤颤巍巍地站起一个人,原来是老支书。
老人家满脸不忿,大喝一声,“你这个意见,我不同意”。
大伙顿时笑作一团,老人家当真了,入戏了。
学习班结束后,合作社理事会要开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会议,杨云标提议,就用刚学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开一次真格的理事会,大家一致赞同,还公推了一位女志愿者主持会议。
会议进行时,女主持人有点漫不经心,想用一句“同意的举手”混过表决程序。
有人提醒说,“建议主持人明确告知现在表决开始,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再宣布决议通过或没通过。
” 女主持人认为没有必要如此较真,随便一开即可。
这时候,几乎所有农民理事都着急了,脸红脖子粗地挨个表态,坚持让她遵守规则,按照会议程序走流程。
他们认真的劲头出乎所有教员的意料。
主持人表示服众,接下来的理事会进展顺利,大家讨论解决了下次研讨会场地的改进、展览的布置和参观地点的选址等诸多问题。
杨云标感叹,这会要搁在平时,再多开一小时都结束不了。
“南塘十三条” 第一条:会议主持人,专门负责宣布开会制度,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执行程序。
但主持人在主持期不得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
第二条:会议讨论的内容应当是一个明确的动议:“动议,动议,就是行动的建议!”动议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行动建议。
第三条:发言前要举手,谁先举手谁优先,但要得到主持人允许后才可以发言,发言要起立,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
第四条: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的发言。
第五条:每人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二分钟,对同一动议发言每人不超过二次,或者大家可以现场规定。
第六条:讨论问题不能跑题,主持人应该打断跑题发言。
第七条:主持人打断违规发言的人,被打断的人应当中止发言。
第八条:主持人应尽可能让意见相反的双方轮流得到发言机会,以保持平衡。
第九条:发言人应该首先表明赞成或反对,然后说理由。
第十条: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
第十一条:只有主持人可以提请表决,只能等到发言次数都已用尽。
或者没有人再想再发言了,才能提请表决。
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
防止抱粗腿。
第十二条:主持人应该先请赞成方举手,再请反对方举手。
但不要请弃权方举手。
第十三条:当赞成方多于反对方,动议通过。
平局等于没过
郑振铎的生平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
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
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5月，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民俗学浅说》《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的大部分作品。
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
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3年2月22日，任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典型人物的奇迹
沈钧儒：沈钧儒，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
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监督（校长）。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1] 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坚贞不 屈，8个月后即1937年7月才获释。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
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
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
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宋庆龄：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
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
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
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2]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
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
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读书中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章士钊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1] ）。
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
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澜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
清末秀才[1] 。
中国民主革命家。
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 。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2]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何香凝何香凝（1878.06.27-1972.09.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1] ，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
[2] 国民党二大后，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随着权势的膨胀，蒋介石终于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他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处。
事情发生后，何香凝不顾个人安危，冒险通过岗哨找到了蒋介石，流着泪斥骂他：“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
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
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
”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何香凝痛斥这个提案是违反中山先生真意的，是反共、反苏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她越说越气愤，甚至“拍桌顿足”。
1926年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6年9月15日，何香凝在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下，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
何香凝任所长，日常工作由教务长蔡畅主持，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邓颖超等为教员。
学员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知识，交流妇女运动经验，学习探讨如何根据妇女特点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等，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和妇女运动人才。
学员们毕业后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香凝于13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
她誓不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也不参加他们的婚礼。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继蒋介石之后发起政变。
在汪精卫进行大搜捕的日子里，何香凝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
她甚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
”她还派人送船票帮助在汉口的革命同志脱离虎口。
[17] 不久，何香凝回到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
1928年，她先后将一对儿女送去欧洲留学。
[17] 1928年底，何香凝因反对国民党反共而毅然发表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居于江浙沪上一带。
在经亨颐的邀请下，她参加“寒之友社”，与聚集此间的艺术家们寄情山水，书画唱和，排遣心中郁结。
[17] 之后，何香凝忍痛含悲出国，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读书、作画自娱的清苦流亡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巴黎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赶回上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政府对日宣战，释放一切政治犯；斥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支持群众救亡运动的主张。
她还邀请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捐赠作品，连同她的书画，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为慰劳抗日将士筹集了一笔经费。
[21]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晚，何香凝便组织上海妇女界成立了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上海妇女界在何香凝的带领下，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有序开展起来。
30日，何香凝亲自率队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
看到前线部队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她和宋庆龄立即发起募捐活动，并在自己寓所的大门上张贴“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条幅。
为解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和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并多次亲临医院，慰问伤兵。
她要求蒋介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遭到拒绝后，写下了“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22] 的誓言。
6月，她又组织了国难救护队，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为解决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何香凝创办妇女救护训练班，从事国难救伤工作，发扬妇女爱国精神，以尽国民救国责任为宗旨。
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被分批派往伤兵医院。
[1]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爱国之志老而弥坚，对救亡运动热情支持，并始终不忘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7月22日，何香凝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 [23] 中国妇女抗敌救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下空前团结起来。
24日抗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呼吁“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来做救护慰劳的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何香凝建议宋美龄出面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
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要求各地建立分会。
为了有利于统一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4日，救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积极开展工作，有力支援了上海的抗战。
抗敌后援会还发起献金运动，发动妇女捐献金银首饰；发起“扑满运动”，号召上海的妇女和儿童从每天的零用钱和生活费中节约一些钱投入储蓄罐，支援抗战。
[1]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妇慰总会上海分会组织妇女缝纫团、烹饪队等，发起缝棉衣运动，缝纫团在10天内发动妇女缝制了1000件棉背心，并征集绷带、酒精、纱布等急救用品，分赴各医院和前线进行慰劳[24] 。
[1] 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根据前线将士的要求，何香凝于1937年9月15日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委派秘书胡兰畦为团长，奔赴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党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次，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25] 。
[1]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迁居香港，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内人民的抗战精神，呼吁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
她每收到华侨的一份捐款，就赠送自己的绘画一幅，以示答谢。
1939年她从香港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寄送往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
1945年12月初，何香凝从广西到广州，1946年秋，又迁居香港。
1947年，她和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国民党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香凝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21]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日向全国人民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4月，何香凝带着儿女，一家人由香港出发抵达北京。
在车站，她见到了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和其它各界人士全国政协一届会议民革代表合影，前排左二起。
曾经艰苦奋斗的老同志、老朋友得以欢聚一堂，何香凝高兴得热泪盈眶。
从此，何香凝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1] 1949年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
9月，何香凝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她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
[21] 在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何香凝率领民革和其它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一道前进。
1950年6月，她与柳亚子等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这同时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21] 在信中，他们一再感谢和赞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且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誓愿，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
1960年8月15日，何香凝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不仅完全成为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
千条万条，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条。
我们民革同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何香凝在解放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
她积极参与制定国家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力求切实地贯彻执行。
她利用国庆节、新年、春节等节日向海外华侨发出广播词、献词，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有关华侨的谈话、演讲等等，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26] 何香凝作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和女诗人，工作之余总是不断地作画写诗。
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各地视察，将所得观感凝于笔端，或作画或题诗，借以讴歌社会主义祖国，表达自己热爱党与社会主义的深情。
何香凝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著有《何香凝诗画集》。
1970年5月，何香凝因一次跌倒，又得了肺炎，进入医院治疗。
周恩来给予了她无比深切的关怀，亲自去医院看望她。
医院也尽全力给她治疗，何香凝转危为安。
她精神好的时候，就坐在床上，将画纸夹在画板上画梅。
1972年初，何香凝因肺炎再度入院，病情很严重，亲属们都回到了北京陪护。
她在头脑清醒时总是十分注意国内外大事，阅读报纸和《史记》。
6月27日，何香凝在医院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26] 1972年8月26日，周恩来再度前来探望病中的何香凝，尽管身体十分疼痛，她还是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向周恩来倾吐出最后的心愿：她与丈夫廖仲恺生前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之约，现大限将至，希望周恩来批准她棺葬。
周恩来当即亲切地告诉她，中央一定尊重她的意愿，按她的吩咐去办。
听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她欣慰地笑了。
9月1日凌晨3时，何香凝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终年94岁。
1972年9月3日，何香凝的遗体入殓后停灵柩于中山公园中山堂内。
何香凝撰文提倡女权主义，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7] 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举行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开展广东妇女运动，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成立中央妇女部，进一步领导华中地区的妇女运动，奔赴北伐战争各伤兵医院开展救护工作；培养一批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学员。
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7] 何香凝负责以艺术绘画，承担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等革命宣传工作；[7] 发起成立国民党红十字，救护国民革命军及革命同志和贫苦的民众，发动妇女参加北伐战争；承担起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救伤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讨帝国主义；[1] 在上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发动画家义卖书画支援抗战，轰动海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和护法斗争，与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开展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筹备工作；与廖仲恺开展抨击袁世凯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讨袁运动标志人物之一；在蒋介石的权势下力保多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17] 是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灯活动的标志人物；[26] 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号召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施国共和平演变；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