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导游词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四大石窟还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
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
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
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
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
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
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
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
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
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
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
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
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
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
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
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
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
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
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
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
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
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
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
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
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
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
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
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
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
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
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
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
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
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
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
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
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
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
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
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
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
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
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
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
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
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
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
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编辑本段【旅游须知】 1.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只能用手电筒观看，每位导游带一个手电筒，如果您为了更好地观看，可以自备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
2.由于各种相机的闪光灯对文物均有非常大的破坏，请在进莫高窟参观之前确定不把相机带入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谢谢所有人的合作
3.最佳旅游季节 敦煌气候属于极地干旱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9.3摄氏度，7月份平均气温24.7摄氏度，1月－9.3摄氏度，全年干燥少雨，昼夜温差极大，此外敦煌还有干热风和黑沙暴两大自然灾害，游人应早作防备。
每年的5月至10月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4.交通指南： 去莫高窟可以从敦煌打的前往，面的单程大约35元左右，轿车稍贵。
另外在市区内也有很多中巴直达莫高窟，不过似乎不如打的方便。
如果在窟里呆得比较晚，6点以后可以搭乘一辆接工作人员的小巴，每人5元。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甘肃省地处中国腹部，面积45.5万平方公里 。
省会兰州市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从兰州至中国最东头和最西头的距离基本相同 。
全 省呈“哑玲”形 。
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25公里。
境内1千多公里长的河西廊早就是中国东西交通线上的要卫 。
甘肃 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咽喉要道 ，是今天开发中国西北的纽带和依托，也是“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中关键的 一 段。
敦煌面积 约有31200平方公里 ，所辖区耕种面积23万多亩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和蔬菜等。
人口 1985年甘肃省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千万，甘肃是多民族共聚的省份，有汉 、回、藏、蒙、满、维吾尔等共41个民族。
其中东乡、保 安、裕固等是甘肃独有的民族。
而敦煌人口约11万，居民有汉、回、藏、蒙古、哈、土、侗、苗、满、裕固等族，汉族人口占大多数 。
特产 敦煌地毯：敦煌地毯因模拟敦煌艺术图案而见长，用优质羊毛织成，手工精巧，色泽鲜艳，美观大方。
水晶石眼镜：以天然水晶石制成，有平光、近视、远视和光学变色镜。
鸣山大枣：体大肉厚，色鲜味甘，因产于鸣沙山下而得名 。
李广杏：七月成熟，色泽金黄，肉厚味甘汁多，含糖量高达25% 。
紫烟桃：九月成熟，无毛，色鲜味甘，软而多汁，紫中含绿 。
葡 萄 ：甜中带酸，有补气血，强筋骨，利小便等功效 。
编辑本段【影视节目】 标题：探索·发现_世界文化遗产之莫高窟 来源：
为什么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盛行
南北朝时期的佛在三国瓦解之后，（公元265316年）曾经想重新统一中国，但接着却因蛮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为南北朝（公元317—589年）。
在这个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来越显出了重大的差异。
南方的建康是六朝（公元222—589年）的首都，它坚持国家的正统；北方却是杂凑的许多国家，兴亡相继，大小不一，但都是异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汉化，都称为帝国，而都城各异，但主要仍是都洛阳和都长安。
毫无疑问的是，从体制上来说，这种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异族人没有汉族人那种反对外国宗教的偏见；相反地，比如公元333—349年统治过匈奴后赵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这样说过：为什么外族人不欢迎一个外族上帝，甚至也为了他们的汉族臣民
①佛教最初因为它的魔力和占卜术而受到珍视，这也是它的代表们所引以自豪的；当佛教最初介绍到日本和西藏的时候，它也在那些地方起着同样的作用。
佛教僧侣变成了野蛮民族酋长们的顾问；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佛图澄，这位西域僧人于公元310年正当洛阳被洗劫而西晋政府逃亡的前夕来到了洛阳；他供职于后赵王朝，被人们全身心地尊奉为法师和神圣。
①可是，他也是道安的师傅。
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
在公元4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的苻秦王朝。
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
翻译人员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402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
官方正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吏们的一片抗议声。
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
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赀。
无遮大会在公元529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
皇帝穿长袍祈祷，他的众臣下以10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
当533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有30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展示了驯象等等。
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
①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
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
在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
关于这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546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出现了一大转折点。
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来皈依了佛门。
③他通过扶南（Bnam，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240捆梵文贝叶经。
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
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vijňā-na-vāda），也称为瑜伽行派（yogācāra）。
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dharma-laksana），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dharmat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
它最初是在6世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很活跃的辩论。
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laya-vijnāna），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
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
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amala-vijnāna）。
不管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
批评家们马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6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方法上也是如此。
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②它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更加丰富起来。
“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
例如，有一个名僧法的尼姑死于16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
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
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
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
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种佛教的形式。
在12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批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
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50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
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典。
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别是其中由龙树（Nāgārjuna）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Mādhyamika）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āpāramitā-sūtra）中的教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anta）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
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ā■vata）与断（uccheda）之间的对立、菩提（bodhi）与烦恼（kle■a）之间的对立、死（nirvāna）与生（sam-sāra）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ūnyatā）。
①公元384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
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治国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20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
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
姚兴是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于402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队伍。
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的素质很高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
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维摩诘所说经》（Vimalak■rti-nirde■a）、《净土经》（Sukhāvat■-vyūha）即是如此。
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动。
这里主要有“三论”。
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注释（计25000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4世纪初在印度西北部写成的。
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
④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
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404—406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僧肇（公元374—414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
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抄写工作维生。
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
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
大约在公元398年，他前往姑臧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4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起返回了学校。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
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
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praj■ā）与“方便”（upāya），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起来。
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
他似乎没有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下了持久的痕迹。
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417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
后秦王朝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386—534年）。
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
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495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了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制得更严厉。
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教会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
③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
但在中国，反对佛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
它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富豪给寺庙的极大量捐赠，使得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处于危殆之中。
所有这些不满大部分都是一篇小小的辩白文章——即《牟子理惑论》——中提出的，它据推测写于汉末，出自远在南方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学者之手；从它的现存形式看似不早于六朝时代。
①北魏王朝所最关心的是帝国的和平与安定不受干扰。
为了终止政教之间的这种斗争，政府企图设立一种国教，把僧侣置于一个民政部门的管理之下。
它的负责人是一名僧侣，同时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各外州府也有其下属来负责管理地方佛教团体。
除了或许在阿育王时代以外，印度从来没有这种设置，而即使在那时，公元前3世纪的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监督权也不象北魏王朝管理僧众的人具有的职责那样广泛和重要。
②这样把佛教教会置于国家之下的办法马上给佛教徒带来了麻烦。
公元5世纪中叶，两种敌对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运动：一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北魏的政府机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为道教，因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众欢迎。
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谋臣崔浩（公元381—450年）的影响；后者被教养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汉化这种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则为法式在北魏帝国建立它的行政制度。
他赢得了道教天师寇谦之③对他的事业的支持。
公元455年当皇帝扑灭了长安的一起叛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佛教寺庙里藏有武器。
在那个时候，许多叛乱都是佛教徒煽动起来的。
皇帝下令将长安的所有和尚一律处死，以后又下令杀尽全帝国的和尚，并且尽毁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
①这道命令看来似未严格执行；可是，它是被中国佛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法难”。
几年以后这道命令被取消了，佛教随着和尚昙曜（可能是汉人）在460年当上了沙门统而重新得宠。
②正是此人开始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此地距北魏在山西的都城不远。
这些佛窟的装饰受到印度、西域风格的影响，甚至也受到希腊化时期风格的影响。
里面的佛像都再现了魏王朝诸帝的形象，③因为他们已被神化为佛祖了（这就在神权政治上解决了和尚该不该敬奉世俗君主的问题）。
到了公元4世纪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统法果（约在公元348—420年）就已经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
据说：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遂常致拜。
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
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半个世纪以后，昙曜也精明地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处加上了安全垫。
为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虫，他也建议让他们做工作。
大约在公元469年，建立了“僧祗户”制度。
④这种户包括应向教会当局交纳“僧祗粟”的世俗佛教徒。
这种交纳是储积之物，以备在荒歉之年用来分给人民和寺院。
昙曜还建立“浮图户”，招募刑徒和官奴来寺院服役，使之垦田、开荒和运输粮谷。
①这意味着佛教教会必须在公共福利上做些事情。
那些生产僧祗粟的 田免除其他一切杂赋，僧祗户则免除了兵役，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很大的嫉妒，又使得大批为非作歹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涌入僧祗户，甚至也涌入了正式的僧侣队伍。
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至515年之间，寺院又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的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侣总数200万人。
南朝在此时期的统计数字则要少得多；寺院的数字约在1768到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至82700人之间。
在北方，僧侣数目的大量增长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腐化现象。
和尚们中间兴起了经商热和高利贷行为；企图逃避赋税和兵役的伪滥僧越来越多。
拉帮结伙的佛教伪滥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灾祸。
据记载，公元402至517年之间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发的农民叛乱。
②这种叛乱可能是由一些目不识丁的和尚发动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弥勒佛转世，或弥勒佛的先驱，或者是想要创建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象汉末的道教叛乱者那样。
和黄巾军一样，这些佛教徒帮伙是军事和宗教组织，按杀敌——即魔鬼（Māra）——的多寡而给予武士以佛教等级中的相应名号。
叛乱者不仅反对政府，也反对依附政府的教会。
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扰。
毫无疑问，叛乱者的被激怒是因为甚至这个非汉人政府也在搞苛捐杂税，这些外夷贵族也在搞豪华建筑作为敬神的表示，而这就意味着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增加。
洛阳的寺院充塞着财富，①公元6世纪初年在洛阳附近建造的龙门佛窟是为新的首都服务的，正象云冈佛窟是为山西的旧首都服务一样；这些佛窟中的雕刻显示了多么挥霍无度的气概。
据说，在公元518年，洛阳超过三分之一的地面上布满了佛教建筑物。
16年以后，北魏王朝便覆灭了。
几经变化之后，中国北部分成了两个新的外夷王朝：东为北齐（公元550—577年），西为北周（公元557—580年）。
北周都长安，因迫害佛教而知名，这被称为第二次“法难”（公元574—576年）。
北周的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汉人更加汉人，他想给儒、释、道三教排个队，并组织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教共同参加的会议，它的记录已留传至今。
佛教的主要反对者有已被开除僧职的卫元嵩，他想借拥护儒教来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还有一个反对者为道士张宾。
这种情况很象北魏王朝时代的公元446年，那时反对佛教的汉人联合起来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欢心；后来在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公元573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
佛教徒被贬到第三位，他们提出了抗议。
第二年他们又被禁止进行活动。
僧尼必须还俗；他们的建筑物、圣像和经籍被销毁；他们的货物被没收。
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
②当北周于577年破灭了北齐以后，此举波及整个中国北方。
大量僧尼被勒令还俗，其数达二三百万人。
直到578年武帝死去以后才废除这道禁令。
三年以后，即581年，他的王朝被隋所取代；这个新王朝是北周的高级官员所建立的，他是汉人，但婚媾于有外夷血统的一个佛教徒。
他本人生于一座寺院内，由一位尼姑所抚养，他很快又重建了佛教，并依靠佛教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中国南方，没有发生象北魏和北周那样大规模迫害佛教的事情。
这里的佛教社团要小一些，也不准备以叛乱向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
但是，北方的叛乱使我们大致了解大多数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详我们迄无所知。
那时的碑铭和敦煌发现的手稿也对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
我们在还愿的铭文中看到，那些奉献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弥勒佛的天上——或者后来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得到超生，不仅为了他们自己，根据回向①之说，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亲属、祖先，甚至也是为了全人类。
突出祖先，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做法。
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是由一个和尚主持它们的活动。
信徒们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写经文，给香客布施或为他们的同道出资做殡葬法事；或者他们甚至用道教的守斋名义聚会在一起；虽然这些活动应该是素食，但他们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斋一样。
②这种社团活动也称为“社”，这个名词是指佛教以前的古代的土地神和农民社团聚集在这里敬拜的社稷坛；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古代中国的制度仍然在佛教环境中留存的情况。
③法术也还在民间的信仰中起重要作用。
许多和尚有法术，并变成了传奇人物。
比如，宝志（公元425—514年）就以他的奇特行为被称为“神僧”而知名于建康（极象唐代的禅宗大师们）。
他被认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Avalokite■vara）的化身，后来他才变成了对死者的崇拜的守护神。
①公元6世纪，北方兴起了一个千年至福运动；这是一种外教，即隋代和唐初极为流行的三阶教。
②这是一种印度的传统，它主要按照《妙法莲华经》的说法把佛教的人世演变分为三级或三个连续的时期：正法时期、象法时期和末法时期。
③不能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到底是500年还是1000年（甚至末法时期是一万年），而且根据正法的最后代表释迦佛“涅槃”之绝对日期来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据说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515—577年），生于北魏时期的河南，后来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
他把末法时期的开始定在公元434年。
公元574—578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运动可能助长了这个教派人数的扩张。
它的真正组织者是信行（公元540—594年），也是出自河南的一位怪僧，他在589年被隋王朝邀请到了长安。
可是，隋王朝马上就谴责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转入了地下并有搞颠覆活动的迹象，特别是它认为政府应对法律的败坏负责，而且它变得异常地富有。
因为按照信行的劝告，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奉献财物来建立不可剥夺的“无尽藏”，以备正法的第二位佛祖弥勒佛到来时用。
这些宝藏成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种子，同时由于六朝末年货币和商业经济的增长，国家是不能容忍这种发展的。
唐王朝也可能严厉地对付这个教派，并且可能有几次没收了它的货财。
对于唐代的民间佛教的形式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起源都在南北朝时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形式。
它们也发源于南北朝，①当然在南北朝时期它们仅仅是一些偶然聚集在某些外国或中国大师周围的佛教社团而已。
另外也有一些社团专门研习某一部特别译经，例如对鸠摩罗什的“三论宗”，或是对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十地经论”（地论宗）的注疏，或是对真谛的摄论宗的注流均有研习；另有一些人则更专注于研习寺院的纪律（vinaya；律宗），或冥思的实践（dhyāna；禅宗）。
佛教历史编纂学家决心编造他们的被称为“祖”的那些大教长的谱系时，他们自然不难于把大唐时代各宗派的渊源上推到5世纪或6世纪。
例如禅宗就是这样，它在八世纪才发展起来，它说它的中国初祖是来自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大师（据推测，他在6世纪时先住在中国南方，后来移住北方），但是，他的历史真实性已坠入原始神话的迷雾中而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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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里挑灯看剑——记著名雕塑家李守仁 2007-1-17 15:27:00 作者：程黧眉 来源：读者欣赏 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外表冷酷，语言刻薄，不苟言笑。
但是后来你就会慢慢发现：“这个雕塑家不太冷”。
其实，他是一个内心有热度的人，他的语言具有黑色幽默的特质，冷冷地说出，却让人捧腹。
这样的人一定会有许多故事，而故事的结局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像他说他当年考中央美院时并没有什么基础，仅凭着小时候对美术的喜爱（其实是天赋），结果就考上了，而且学的是雕塑。
1955年，还在读研究生时，他的一个作品参加在波兰华沙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展览，回国后获得了一等奖。
事业刚刚开始，美好的前途就在眼前，不料他突然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东北，一去就是18年。
18年，人生最好的年华，与他的沧桑他的苦难，一同交给了流逝的岁月。
但18年流放般的生活并未抹杀他内心的激情，现在他的雕塑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也许是岁月的磨砺，让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容冷峻、峭直，看他的棱角，洞悉一切，暗藏杀机，他一定有将军情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
”何等气魄
否则，怎么会雕塑出那些将军和了不起的人物的大气派和大风度
周恩来、彭德怀、杨虎城、陈云、华罗庚、钱学森…… 如果你以为这个人是粗糙的、冷漠的、无情的，那你就错了。
你看那浩瀚的大海，有时表面风平浪静，但却使人心生敬畏，因为它平静的下面涌动着惊天动地的暗流，你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
这个人就具有这样的内敛气质。
这样的人从事艺术，当然会有所建树。
他塑造的周恩来，真是形神兼备，不但突出了大国总理的大政治家风范，同时也有人民的好总理平易近人的亲切、平凡、自然的生活气息，所以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雕塑的周恩来胸像；而那幅全身像则在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永久地矗立。
科学家钱学森的雕像更多地体现了主人公学者的智慧，宽广、博大的胸怀和视野，以及宠辱不惊的大科学家的气派。
尤其是那嘲笑一切的嘴角，很有些笑傲江湖的神情。
此外，郭沫若的诗人气质、爱国将领杨虎城戎马倥偬的威武英气，让人荡气回肠，激情澎湃。
“肖像最重要的并非最像，最重要的是神韵，强调概括、集中其特殊性，从其形象中，看出人的一生和他的本质。
”他如是说。
这也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艺术再创造”的典型性。
他为吉布提共和国雕塑的《吉布提烈士纪念碑》，当时被当地人误以为是法国雕塑家的作品。
这座铜像以勇敢、顽强、不屈的精神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热爱，如今已经成为吉布提电视节目的片头标志。
这座雕塑与《杨虎城》《周恩来纪念像》一样，荣获全国城市雕塑奖。
他更多的作品是大型城市雕塑，如北京三元桥边上的《歌》《舞》等，大都体现了这些城市积极向上、热情的风格。
他喜欢做大型雕塑，他说：“纪念性雕塑是此门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别的艺术形式不能替代的，有承担历史使命的性质，我做周恩来时就是与全国人民的情感融在一起，不断克服，不断推进，才达到这样的程度。
” 他说得对，艺术创作需具备特定的素质。
这是个埋葬自己的人，不张扬，冷眼旁观，却一针见血。
他的性格和他的创作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越看，越有意境。
其实这种人更加隐忍和坚强，也更加淡定和从容。
其作品也是他真实个性的张扬——有气，有力，有震慑的动感。
只有走进他的艺术和他的内心，才会豁然开朗——真是别有一翻天地，与初见他时大相径庭。
他时常把自己关在那间工作室里，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忘情、专注，犹如将军迷醉在沙场，这场景真的符合辛弃疾的那句词——“醉里挑灯看剑”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李守仁。
慈善大使李连杰 2007-4-28 16:47:00 作者：吴虹飞 来源：读者欣赏 从侧面看他似乎太普通了，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直到他拧过头来，向你微笑，我才知道，真的是那位在银幕上战无不胜，忠义仁勇的大侠。
他认真地接受采访，不厌其烦地回答问题，不用记者提醒，就语速飞快地把他要讲的话和盘托出。
前天通宵没睡，在河北义县拍《刺马》，从河北赶回北京已是凌晨4点，6点要赶到机场，去上海开慈善会议，和美国的朋友开基金会议，今天赶回北京接受晚上6点的采访。
他眼睛略有血丝，有些疲惫，但这双眼睛告诉你他有多么诚恳，善意。
周遭的人有些认出他来，和他打招呼，他也快乐地礼貌地微笑着打招呼，完全不像是一个明星。
记得以前别人问他，世上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
他说：是微笑。
灾难体验和慈善事业 2004年12月，李连杰偕妻女到马尔代夫度假，那日吃了早餐，他带着两个孩子和保姆去海边玩。
似乎是涨潮了，开始还觉得好玩，没有人意识到危险。
很快水位涨高，他一回头，看见保姆在呛水。
他奋力把女儿们拽回了酒店，回头再看大海，一分钟内，海滩上什么都没了。
很快就有报纸说：李连杰在海啸中失踪。
老天爷没让我死。
如果水再高一尺，我就死了。
你拥有的名也好，利也好，别人拿什么形容你都好，根本没有用。
2005年1月2号我出发到香港的那个晚上，太太说，你拿100万去捐吧，50万是捐给海啸的，50万想办法去成立你的基金。
整个2005年，我把我在美国的基金会改名为“壹基金”——每个人每月拿出1块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多的钱可以帮助很多人。
成立基金会7年，很多人泼冷水，也有很多人鼓励。
最大的鼓励就是2006年初的时候，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去迪斯尼乐园，那天下着雨，走进酒店服务员就把我们带到房间，其中一个服务员交给我一个信封，我以为这个信封里一定是钥匙或者酒店的资讯，结果他说，这是我们酒店85位员工每个人出的1块钱，捐给你的基金。
85块钱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 85颗心就很大了。
我拍戏时哭不出来的泪水，那一刻差点掉出来。
我觉得不管多困难，都要坚持做下去。
心是不能计算的 成名要趁早。
没有人比他更早、更幸运了。
从11岁开始连续5年的全国武术比赛冠军。
18岁因为《少林寺》，一夜成名。
总是有人要签名，要照相，所以不喜欢去公众场合；20多年了，和练功一样，拍电影从来不迟到。
“我不是最好的演员，但我是最尽职的演员。
” “这么多年，金马奖没去过一次，金像奖没去过一次，春晚也没去过一次。
” 而在《黄金甲》的首映式上，李连杰却穿着一身旧衣，出人意料地出现了。
他发表了5分钟左右的“演讲”，讲他奔忙了两年的慈善事业，请求所有人来捐赠，他一直在鞠躬,一直在说谢谢，他身后的主持人，衣着光鲜，一脸错愕。
从1997年开始，我对生命有了反思：名利我都有了，到底生命是什么
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比我更有钱，但是他们不快乐。
我开始从佛教中找答案，开始学着做善事，20 00年在美国成立基金会，帮助17岁以下的犯罪青年，和他们聊天，资助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向上。
我希望将来能把体育界的、港台的、海外的知名人士都团聚在一起，做一个义工团队。
近段时间一直忙这个，现在我已经找到两百多个影视界的明星、导演在做义工，包括刘德华。
我希望媒体加入，我会每3个月在报纸、电视、网站上，把资金筹到多少，如何运作都向公众公开。
希望媒体带着义工监督红十字会——是否将每一项专款都落实到了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手上。
哪怕是一杯水也要落实。
慈善不是一个竞赛。
你捐5块，他捐100块，不要比较。
就好像我不能和李嘉诚比，李嘉诚不能和比尔·盖茨比一样。
心是不能计算的。
中国3000万年轻人有心理障碍 1974年，他还是个孩子，他和中国武术队作为亲善大使访美表演。
在华盛顿，大家和美国总统一起摆好姿势合影留念。
尼克松转过头对他说：“小朋友，你的功夫真让人印象深刻
长大了要不要来当我的保镖啊
” “不要。
”李连杰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
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
” 《纽约时报》头条报导了这个特殊的小朋友。
李连杰也被称为在这次中美交流中做出重大贡献，被纳入国宴的受邀名单中。
以后如果美国总统来访，他必然出现在欢迎团的队伍中。
这一切，拜武术之赐。
1971年，他开始学习武术。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却只能在户外练功。
练习击掌时，如果拍得不够响，就会挨骂。
如果拍出声音了，手会痛得快要疯掉。
有一次，他的腿在练功中不小心断了，怕教练体罚，他一声不吭又练了两天，直到剧痛难忍被人发现。
如今他名声显赫，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似乎什么都拥有了，鲜花，掌声，爱慕…… 谁都知道他的武功好。
人们不知道的是，每拍一部电影他就要断一个地方——手腕儿、腰板、脊椎……19岁时，他躺在医院里，大夫告诉他，如果坚持练武，腿会一次一次地断。
治疗之后，只保证你能走，不能跑和跳。
大夫说，可以给他开一个三级残废证明，这样他一辈子都不会饿肚子了。
这些冷笑话，现在他可以坦然讲出来了，引起倾听者的欢快笑声。
可是当时呢
在那个国家荣誉高于一切的年代，谁知道一个少年面对即将终生残废的痛苦呢
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告诉我，中国现在有3000万年轻人有心理障碍，大学年龄段占了16%—25%，4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心理压抑，自闭，困扰，抑郁，很严重。
我做了很多调查访问，没有一个基金针对这方面有过专门关注。
我们对于艾滋病、环境污染、白血病、大型自然灾害，贫困的人、上不起学的人，都关注比较多，为什么我们却忽略了有能力上学的，有一定物质基础的人
他们将来是这个社会的栋梁，是国家的未来，却脆弱到不知道如何独立面对生命，如果他们轻易放弃生命，或者遇到障碍退学，那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吗
有一次我看刘家昌的演唱会，其中一首歌很打动我，“只要长江的水不干，只要黄河的水不断，中华五千年就屹立在那里。
”我当时听得哭了。
我的感受是，五千年会永远屹立在那里不倒，但是五千年并不代表五千年都在最健康的身体状况下。
你想，有300 0万的人有心理疾病
我怎么还没去做这个事情
我会谴责我自己。
他的壹基金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青年人心理疾病的“心灵阳光”计划，该计划很快会正式启动。
白天在剧组“杀人” 晚上操心“壹基金” 1982年，《少林寺》成功了。
香港电影界的大腕，一次性开出300万港币的支票，放到19岁的李连杰面前。
而那时，拍《少林寺》，他一天的工钱是1元，第二部，一天的工钱是2元……面对300万，李连杰震惊了。
他报告了武术队领导。
领导说：“你的成功不是你个人的，你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你的老师，你的领导，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对你的关怀，你属于单位，属于国家……” 他终于感到了强烈的不公平。
后来他离开武术队，孤身一人到了香港，由功夫神童，变成功夫皇帝；再后来，他去了美国，闯荡好莱坞。
不久前，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举办的“2006年度评论学会大奖”尘埃落定，李连杰因为在《霍元甲》的演出中“ 收放自如”，当选为“最佳男演员”，这是他首次夺得影帝桂冠。
还有另外一个奖。
他是“中华慈善奖”候选人之一，他却并不想要这个奖。
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的慈善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最新消息说2006年中国有100亿的善款，已经是以20%的幅度增长的，但是美国有2万亿的善款。
也许在这样的国情中，这种行为是应当鼓励的，但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是没有人会把一个奖颁发给慈善行为的。
我现在白天去《刺马》剧组演戏，“杀人”，想的是如何设计血腥、残酷的场面，一收工，就是想着怎么去做“壹基金”的工作，这真的挺有意思的。
电影只是我的工作，而慈善，却是我今后为之奋斗的事业了。
李连杰就这样眼睛闪闪地看着你。
他没有掩饰过他的想法。
也许，他从来不是最好的演员。
他只是他自己。
“五千年文明史，有多少皇帝、科学家、学子、诗人、酒仙，多少啊，在这一百年里，在那一时刻，出了一个功夫演员，那个演员自以为了不起，你说多好笑
” 人很渺小，爱却很大。
这就是一个功夫皇帝的半生感悟，他的慈悲之心，更多人至今未能明白。
中国书法协会的历任主席都是谁啊
中元节，俗称鬼节、施七月半，佛教称为盂兰。
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是中国传祭祖大节，也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中元节有放河灯、焚纸锭的习俗。
农历正月十五日汉族称上元节，乃庆元宵，古已有之；七月十五日汉族称中元节，祭祀先人；十月十五日汉族称下元节，乃食寒食，纪念贤人。
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日，部分地区在七月十四日。
中元节原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
因此每到中元节，家家祭祀祖先，供奉时行礼如仪。
七月十五上坟扫墓，祭拜祖先。
海外华人华侨在清明、中元、冬至和年兜这四节会寄批银，否则便会被人认为是对祖宗不敬，对长辈不孝，对妻子不负责任的不成器之下等人。
传说中元节当天阴曹地府将放出全部鬼魂，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