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班有开一主题是《南京大屠杀》的主题班会我做主持人，谁给想个恰当的开场白
悲惨啊，30万军民惨遭日军屠杀。
鲜血染红了扬子江，尸体布满了石头城。
恶魔在肆意流荡，无所不至。
听，受辱妇女撕心裂肺的惨叫；看，下关江面残缺不齐的尸骸……悲剧使人目不忍视，惨状使人出离的愤慨…… 耻辱啊，美丽的六朝故都；耻辱啊，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 人们或许会控诉鬼子的残暴，人们或许会悲悯民族的苦难，但望着那几十万束手就擒的军队，望着那一张张绝望而麻木的面孔，悲愤之余，我眼前留下的，只有一片浓黑的沉默
“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 太多的苦难易于使人麻木，是到了重新反思历史的时候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谈起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当我们愤慨悲痛了之后，我们又该想些什么
我们又当做些什么
南京大屠杀的影响
死了34万人。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
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
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
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
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
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
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日军围南京城的几天，不断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 他们能安居乐业”。
同时日机大量散发优待证劝守军交枪投降∶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 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
聪明士兵，盍 兴乎来
日本军司令部印 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 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
1 2月12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 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 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
日 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 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12月19日 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 “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 兽。
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 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
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 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
从南城到下关全城 堆积着死尸。
”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100到2 00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 ，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12月26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 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1938年3月4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
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 （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
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 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
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 时期集体处决的。
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 见零星尸体。
” 郭岐营长于1938年3月11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11人搭渔船 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 “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
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 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 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
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 ∶“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
”梅奇牧师于1938 年1月5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
并说∶ “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 仍不停地响。
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
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
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
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
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 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
我们前已提到随军 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 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
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 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
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 刺中国兵。
”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 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 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
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
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
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 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
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
”冢越说 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 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
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
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 团长之尊，在南京.回
南京大屠杀的解说词 300字
大屠杀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于1937年12月13陷中国首都南京之后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暴行。
此外，还在其他屠杀现场如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汉中门等遗址及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中华门外等处，建立了15块纪念碑。
中央电视台12套普法栏目剧主持人都有谁
中文名：普法栏目剧名：The columns show定 义：普及法律常栏目剧首播时间：每 20：49重播时间：次日 09:16\\\/12:42\\\/18:01主持人：王筱磊，邱孟煌，屠化，路一鸣播出频道：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开播时间：2011年4月18日主题曲：青春的颜色出品时间：2011年4月18日1、王筱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现主持CCTV-12《普法栏目剧》、CCTV-10《健康之路》等栏目，曾参与CCTV-2《开心词典》节目制作。
中央电视台第一线主播。
2、邱孟煌1968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后从事过政工干部、艺术剧院编剧等工作，2003年4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任《社会记录》节目主持。
3、路一鸣，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过《三星智力快车》、《商界名家》、《对话》、《一鸣论道》和《道德观察》等热门节目，曾获“央视十佳主持人”称号。
4、屠化，男，1991年4月1日出生，籍贯江苏省南京市。
201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新闻袋袋裤》担任主持人，2012年主持央视少儿节目《大手牵小手》。
2011年获得第十七届大学生电影节主持人选拔赛 全国三强 2011年获得第六届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铜奖。
现于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担任《普法栏目剧》主持人。
水浒传作者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或是他们或者，详细些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为什么不是院士
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84岁，中国籍，中共党员，中医研究背景，发现青蒿素，主要学术成果诞生于文革期间……这一系列的关键词都无疑很有新闻性。
但网友谈论的最大焦点在于，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屠呦呦，并不是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
其实，在屠呦呦落选院士的背后，曾有一场学术争议。
随着诺奖的颁发，这些学术圈里陈年旧事很可能又被翻炒起来，引发人们的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屠呦呦是谁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此前媒体介绍屠呦呦的简历时，大多说“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小时候就对中药有了深刻印象，这促使她后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考大学时，屠呦呦选择药物学专业为第一志愿。
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药学。
2009年《中国药学60年60人》的一篇文章里这样介绍她大学毕业之后的经历：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工作伊始，屠呦呦主要从事生药学研究。
1956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 ，她对有效药物半边莲进行了药学研究；后来，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药学研究。
屠呦呦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
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9年，屠呦呦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屠呦呦和同志们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先后发明和研制了新型青蒿素。
疟疾神药青蒿素从历史的角度看，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是屠呦呦和科研组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因为青蒿素此后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的奎宁，二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
今天，疟疾仍然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亿人罹患此病，100多万人因此死亡。
疟疾对世界的危害实在太大，各地的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解开植物治疟的秘密。
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布莱梅·卡旺图合作，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但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
1907年，德国化学家P·拉比推导出奎宁的化学结构式；1945年，美国化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其学生威廉姆·冯·多恩合作，首次人工合成了奎宁。
20世纪初，绝大多数奎宁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种植的金鸡纳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奎宁供应被切断，从而被迫开始研制奎宁的替代物或简化化合物。
193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汉斯·安德柴克博士研制出一个结构简化但药效依然很好的奎宁替代物——氯喹。
20世纪，4位科学家因与疟疾相关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在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疾病也在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疟东南亚，疫情难以控制。
科学家们开始寻找对付这种疾病的新药，传统中药青蒿脱颖而出。
1961年5月，美国派遣军队进驻越南，越南战争爆发。
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
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
越南则求助于中国。
1967年，在和周恩来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在中国启动。
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的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是其中一位。
她为什么不是院士
十几年前的教科书上，青蒿素就被称为中国最接近诺奖的科学成就。
而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媒体更是把屠称为“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
现在，媒体在提到屠呦呦时都说她是“青蒿素第一发明人”。
但在学术圈内，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青蒿素发现的代表人物仍有很大争议。
比如2011年《京华时报》的一篇文章有如下叙述：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称，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争议已有30年，早期甚至“状告”至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奖励办。
其认为，“屠呦呦既不是最先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疟作用的人，也不是首先分离到抗疟有效单体的人，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在她指导下取得的，将功劳全归给她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事实不符”。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1967年就参加“523项目”，并在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中作出关键贡献。
她透露，这一发明此前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并获香港、泰国等奖项，“但都是颁给集体”。
“泰国的奖，屠呦呦也以个人名义申报了，但在评审时还是给了集体，可能美国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给了个人。
”李英认为，屠呦呦用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证明了青蒿的有效，是重要贡献，但屠呦呦对其他发明环节很难出力。
而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文章则这样写到：由于“523”项目是一项庞大的合作研究工作，前后有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因而青蒿素的发现在过去很多年里都被强调是集体成果。
例如，2006年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就这样强调：“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
但可以断言，从传统医药中，用现代的科技手段研制成功一种新结构类型的新药，发明证书上的6个单位中，无论是哪一个单位，以当时的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吴毓林2009年亦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表示：“虽然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从他们的字里行间看不到‘523’项目参加人员的协作奋斗,但是这改变不了青蒿素是团队协作成果的事实……”吴毓林所说的“不和谐的声音”，指的是屠呦呦当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以及《科学时报》的一篇报道。
后者在文中写道：“青蒿是一株救命草。
找到它的人，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
”反对者主要认为，青蒿素研究主要归功于集体功劳，屠呦呦不能将功劳独揽。
屠呦呦无法当选院士或许也与此有关，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曾在科学网博客中分析称，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争议，在评选院士过程中，屠呦呦在学术同行中声誉不高屡被举报。
目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都要经过候选人公示，接受投诉，投票等环节。
最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中提到，候选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超过65周岁的候选人，获得6位院士提名即为有效，本学部院士不少于4位。
年龄超过70周岁的候选人被提名次数仅限1次。
根据新规，现在84岁的屠呦呦很可能难以当选院士了。
平凡人扎实做事的成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4年前曾撰文，力挺屠呦呦当选两院院士，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中，他这样写到：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
……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这篇文章此后在学术圈内引发了很多讨论和争议，饶毅此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表示：“虽然我们认定屠呦呦的成就为第一，但并不否认其他人的工作。
从我们的接触的情况中觉得其他参与“5-23项目”的人对她有意见可能是有一些理由的，而不能都怪其他人。
她自己课题组内的人、组外的人对她也都有一些意见，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们还有来信。
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明确各人的工作，谈事实，而不要意气用事，争取双赢而不是双输。
”和圈内学者相处不睦，就无法当选院士吗
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在4年前在讨论屠呦呦落选的文章里这样说：“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
……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
就现在公布的文字资料看，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饶毅在几年前的采访中则认为，如果屠呦呦获国内广泛认可、甚至世界肯定，大家不要简单地英雄崇拜，更不应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这背后，还有一群“无名英雄”。
饶毅在那次采访结尾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以及参与“5-23项目”的科学工作者都不是天才，也不是杨振宁、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
但在他们参与“5-23项目”后，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没有简单放弃，最后他们的成就挽救了人的生命。
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
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即使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也作出的杰出的成就。
青蒿素是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才发现的，这是青蒿素科学史里蕴含的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天人们最有价值的告诫，而中国目前的科研风气很缺乏这点。
日本侵略者在舟山的罪证,写出时间,地点,采访对象,内容记录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华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关于遇难人数：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
”1938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为：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在向日本驻美使馆发出训令时，转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
“30万”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 2万起强奸案。
”“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
”1946年1月19日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如果再加上他们为掩盖罪行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的15万具尸体，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不低于35万。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
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调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再鼓励人民赶快举发。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
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
余下的其他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
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
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
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
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物证。
统计人数并不完善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20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伤亡统计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的估计；二是中国记者根据寻访所得的资料作出的估计；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作出的估计。
对于南京大屠杀大规模的官方调查是在战后才进行的。
国民政府通过各种社会调查，不断对死亡人数进行修正，所以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带有原始性和直观性，而四十年代前期，由于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国官方无力对遇难人数从容进行核查，学术界亦无条件作深入研究，因而对于遇难人数的表述，只能在30年代报道的基础上选择引用。
大规模的官方调查是在战后才进行的。
国民政府不断对死难人数进行修正，所以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钟过程性的数字。
到1948年，认定人数又出现变化。
当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
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日本己故研究南京大屠杀权威、左翼史学家洞富雄教授则倾向于第一种解读，认为《判决书》认定遇难者数在20万名以上。
他在其代表著《南京大屠杀》中，谈及《判决书》所说掩埋尸体15.5万具时写道：“如果认为这十五万五千具尸体掩埋数确实可信，再加上其他掩埋的尸体、屠杀后被投入扬子江的尸体、被投入池塘和小河中的未掩埋的尸体，在扬子江渡江撤退时遭日本军扫射而全部死亡的等等，那就达20万人，可见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白姓和俘虏，总数在20万名以上’这个数字，未必夸大。
作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除了注意被消灭的尸体外，还要留意《判决书》统计死亡的时间，他指出“20万以上”仅仅是统计了“在日军占领南京六个星期内”的。
他认为，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不不在少数。
这一类被害者必在10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19万人，也绝非故意夸大（在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按梅汝璈的解读，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
中国学界一般采用这一思路，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采用30万这个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