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神情的ABB词语，比如笑盈盈，还可以写什么
描写神情的ABB词语有：笑眯眯、笑吟吟、兴冲冲、笑哈哈、泪汪汪。
1、笑眯眯笑眯眯，汉语词语，意思是指微笑时上下眼皮稍稍合拢的样子。
出自：老舍 《二马》第一段一：“嘴唇儿往上兜着一点，和他笑眯眯的眼睛正好联成一团和气。
”示例：杨朔 《模范班》：“ 张治国心里高兴，脸上就带股笑眯眯的劲儿。
”2、笑吟吟微笑，欢笑的样子。
出自：鲁迅《呐喊·白光》：“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的显出笑影。
” 示例：小姑娘笑吟吟地说：“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满12岁了
”3、兴冲冲指遇到开心的事情兴致非常高涨。
兴，兴致；冲，提起来、提高，冲用重缀方式是为了加重语气，表示非常高兴，非常有兴致。
出自：周而复《白求恩大夫》三：“九旅的方主任带了王旅长的介绍信，从灵丘河浙村兴冲冲地赶来。
”示例：茅盾《子夜》七：“李麻子从莫干丞 手里拿了钱，就兴冲冲地走了。
”4、笑哈哈内心感到喜悦和满足，总是有说有笑
出自：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二章：“ 任老四 停住了口，水蛇腰一晃一晃，分开簇拥在周围的人群，笑哈哈地接住 梁三老汉 手里的缰绳。
”示例：湘剧《醉打山门》：“俺怪他有些装聋作哑，又怪他眼睁睁笑哈哈。
”5、泪汪汪泪汪汪，亦作“泪汪汪”。
形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出自：巴金《还魂草》：“两对漆黑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望着我的脸。
”示例：两对漆黑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望着我的脸。
北魏官职的特点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
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
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
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
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
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
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
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
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
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
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
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
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
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
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
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浚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
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
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
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
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
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
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
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
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
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
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
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
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
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
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
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
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
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
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后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
其后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
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
《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
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
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
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
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
又有俟勤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
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
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军戍者，悉属之”[2]。
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
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
《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
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
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
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
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
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
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
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浚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
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
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
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
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
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
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
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
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
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
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
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
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
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
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
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
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
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
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
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
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
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
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
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
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
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
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
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
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
史载阉官张佑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
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
佑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
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
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
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
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
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浚“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
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
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
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
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
“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
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
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
迁侍御，典监藏”[28]。
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
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
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大司农在北魏太和改制前属于外朝财政机构，如雁门平原人张黎，由于“善书计”，深得拓跋珪赏识，明元帝拓跋嗣命其“管综机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31]。
太和改制前大司农属于六卿之一，地位崇高。
虽然魏晋以来司农掌仓储委积，但在北魏前期由于太仓尚书的增设，分割了大司农的部分职责，大司农从而成为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机构，这是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
北魏太延年间，司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收取“任土作贡”之物。
如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32]。
北魏前期大司农卿职位虽高，但由于外朝财务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其在国家财政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仓部尚书是北魏在管理仓储方面的独创。
北魏立国之初，掌管储藏粮廪应该是大司农，但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470），冯太后宠幸的面首之一李
如何看待大寨建大庙，是否违背大寨精神
其实是当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主席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
从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
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
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
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
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
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
从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
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
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
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
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
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
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
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
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
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
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
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
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
禹作敏自称是的“好学生”，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
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
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
禹作敏多次希望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
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
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
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
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
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
”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
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
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
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
”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
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
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
”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
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
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
“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
”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
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
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
“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
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
”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
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
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
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
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
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
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
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
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
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
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
”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
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
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
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
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
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
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
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
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
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
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
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
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
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
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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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姓历史名人及贡献
康大和 康大和（1507～1577），字原中，明正德二年（1507）出生于莆田县崇福里砺山（砺峰）（今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前康村），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
时明世宗礼佛拜道，醮事不断，竟以青词（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优劣，衡量翰苑词臣撰述之高下，以至众多词臣潜心奉制取幸。
康大和却不为所动，多次疏谏世宗以国事为重，远离僧道，停止建醮，世宗不听。
严嵩入阁后，大和为其所忌，出仕近二十年，至严嵩倒台方复出。
明宪宗时，仙游县籍翰林检讨郑纪，针对宦官弄权、朝政腐败，上《太平十策》，规谏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励精图治，重振朝纲。
宪宗不纳、郑纪愤然辞官归养，至孝宗即位方供职，入侍经筵，寻召为国子祭酒，升南京太常少卿、户部右侍郎等职。
任上，屡加献纳，《裁借备荒六事》为孝宗嘉纳，官至户部尚书，史称“经济名臣”。
康泰 三国时东吴人，曾和朱应出使扶南等国，途中经历和传闻一百多个国家，为中国早期远行海外的旅行家之一，著有《吴时外国传》。
康绚 字长明，南朝·梁华山蓝田人，初仕北齐，后任梁朝司州刺史卫尉卿，以宽厚之德著称。
其先祖出自康居国人，据《梁书·康绚传》记载，西域的这一支康氏，他们的王子来到中国，在河西郡落脚待诏，后来就定居河西，并且子孙世代繁衍，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跟汉人没有丝毫分别。
康福 五代蔚州（今山西省灵丘）人，仕后唐、晋二朝，皆有政绩，所辖之地岁稔仓盈、牛马遍野。
后晋时官至宰相，赐输忠守正翊亮功臣、加开府仪同三司。
康海 明代文学家。
字德涵（1475-1540），号对山、浒西山人、沜东渔夫。
陕西省武功人。
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康海受牵连而免职。
归乡里后，以山水声伎自娱。
他是“前七子”之一，所作 杂剧、散曲、诗文集多种。
作品主要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等。
康女 明代人，因“三贤”闻名。
据传，其父年老无子，劝父纳妾生子；母病，尝粪辨病；夫亡，誓不改嫁。
康涛 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清代画家，工山水花卉，亦善书。
为雍正、乾隆年间画家，以人物画著称，承明代仇英、尤求白描传统，用笔工整，形象静逸。
所画《华清出浴图》，以杨贵妃出浴为题。
图中杨贵妃的云鬓松挽，身披罗纱。
两个小宫女端着香露，跟随其后。
康僧会 康居国（今中亚一带）人，一代高僧。
世居于竺，随父经商，乃移居交趾。
十余岁双亲并亡，遂出家。
他通天文、谶纬这学，尤娴经律。
他通天文、谶纬之学，尤娴经律。
247年到三国·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孙权为之建塔，因有佛寺，江苏一带亦始兴佛法，是江南佛学的创始人。
康子元 唐代经学大师，会稽（今属浙江省）人，官至宗正少卿。
举贤能治《易经》、《老庄》之学。
形成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主张改革弊政，创立新制之改革思想。
成为历史上改革家而名垂史册。
康昆仑 西域康国人，唐代著名琵琶演奏家。
善弹《道调凉州》、《羽调录要》等曲，有“长安第一手”之称。
康日知 唐代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西南）人，至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王。
其子康志睦，勇武善驰射，累迁大将军，因功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公。
康再遇 北宋大将，曾为宋太祖立下了开国战功，位居开国功臣之列，遂加官进爵，门庭荣耀，康氏自此显达当朝。
康与之 字伯可，一字叔闻，号退轩，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东）人，南宋著名学者。
曾上书“中兴十策”，表现出其渴望公平合理的乌托邦思想。
著有《昨梦录》等。
康进之 棣州（今山东省惠民）人，元代戏曲家，现存其杂剧《李逵负荆》一种。
康海：陕西武功县人，明代文学家，作品多杂剧、散曲、诗文等。
曾任翰林院修撰，列“前七子”之一。
康茂才 明朝开国大将。
康茂才本来是元廷驻应天城的水军元帅，朱元璋攻破应天城的时候，康茂才率部投降并愿意归附红巾军，朱元璋就让康茂才做了红巾军的水军头领。
以后，康茂才一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
比如，朱元璋攻占了浙东以后，曾派康茂才做那里的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供给部队军需。
俗语说得好，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朱元璋对康茂才如此看重，康茂才也就兢兢业业地为朱元璋效力。
无论打仗还是搞水利，康茂才都干得十分出色，立下了许多功劳。
康茂林 明朝开国大将。
与康茂才兄弟二人为朱元璋手下大将，明朝建国后，封康茂林在山东青州府为衡王，建衡王府。
康济鼐 清代西藏贵族。
曾因功被康熙皇帝封为贝子，与阿尔布巴、隆布鼐共同掌管西藏政务。
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内部发生叛乱，藏王康济鼐被杀。
康有为 广东省南海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5年联合会试举人上书朝 梁启超与光绪和康有为 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后依靠光绪帝发动“戊戌变法”，遭慈禧镇压。
逃亡日本。
民国6年（1917年）7月和张勋拥清朝废帝溥仪复辟，十二天后失败。
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孟子微》、《春秋笔修大义微言考》、《孟了微》、《春秋笔修大义微言考》、《大同书》、《中庸注》等，颇受近代学术界的重视。
其中的《少年中国说》入选中学生语文课本。
康广仁 号右博，又号大中，广东省南海人，系康有为幼弟，曾创《知新报》，办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
清末维新变法人士。
1897年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后又经理上海不缠足会艾书、大同译书局。
1898年，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稿及联络事宜。
戊戌政变时遇难。
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康同薇 字文僴，号薇君，广东省南海人，康有为长女。
自幼不缠足、不穿耳，开中国妇女界风气之先。
15岁即据二十四史编《风俗制度考》，后又翻译大量日本书籍，助父编纂《日本政变考》、《日本书目志》等。
1897年在澳门《知新报》任翻译。
1898年7月与李惠仙（梁启超夫人）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女学报》。
精国学和英、日语种，为当时新女性之代表。
康克清 江西省万安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杰出女政治家，朱德夫人。
生前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
历任乡妇女协会秘书，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指导员，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总支书记、主任，中央妇委委员，全国妇联部长、常委、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追问： 我佩服你!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