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钢琴演奏4级的曲子小广板”弹奏时应该注意那一些细节
属于复调哦，先分后合熟悉双手旋律还是必要的^_^
什么是下里巴
下里巴人”和“阳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的大弟子宋玉曾《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一词后来被用来泛指通俗和高雅的文艺作品。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
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
宋玉说，有歌者客于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
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
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
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
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
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
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
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
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
当歌者唱 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
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
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
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
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
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 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
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
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宋玉 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
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
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
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 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
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
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
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
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
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
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 泽 东 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统 一 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
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 一 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 一 的问题。
不统 一 ，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统 一 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极#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古曲《阳春白雪》在很多书籍里被解题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
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
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 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
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
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
《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
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
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阳春白雪》是由民间器乐曲牌仪《八板》（或《六板》）的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
阳春白雪：由民间器乐曲牌仪《八板》（或《六板》）的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
“八板头”变体的循环再现，各个《八板》变体组合在一起形成变奏的关系，后又插入了《百鸟朝凤》的新材料，因此它是一首具有循环因素的变奏体结构。
《阳春白雪》流传有两种不同版板，“大阳春”和“小阳春”，《大阳春》指李芳园、沈浩初整理的十段、十二段乐谱。
《小阳春》是汪昱庭所传，又名《快板阳春》，流传很广。
这里介绍的是《小阳春》。
===============================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屈原的大弟子宋玉曾著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一词后来被用来泛指通俗和高雅的文艺作品。
这里的“巴人”一般被认为是生活在长江和峡江地区的巴国人，巴人当时是如何地唱歌，早已经无处可以考证，就连巴人的来龙去脉，因为至今没有可以参考的古籍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三峡工程的蓄水倒计时推动了峡江地区的考古进程，近几年来巴人之谜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专家们认为在商代，中原王朝并没有对峡江地区拥有控制权。
到了春秋战国，峡江东段的居民受楚国文化影响，也就是刚才宋玉提到的下里巴人，下里为楚国的民间歌曲，巴人也就是峡江地区的巴人音乐了。
巴人虽以渔猎为生，但峡江地区的盐业为巴人提供了经济保证。
据说，巴人不纺织却有衣服穿，不耕作却有粮食吃，当时的盐业就像是今天的石油业，巴人“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一派歌舞升平。
但是也是因为巴人的盐业使得周围的几个大国垂涎欲滴。
自对巴人地区的考古工作展开以来，巴人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也有专家认为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
峡江的西面受蜀文化的影响，许多专家认为巴蜀文化是不可以分开来看的。
战国后期秦国和楚国为夺取巴人的盐业使巴人两面受敌，巴国内部也发生内乱，秦楚皆借此机会占据了大片巴人的土地。
历史上曾经有巴将军蔓子以许三城来借楚军平定内战的故事，但事后巴蔓子以剑自刎，用自己的头颅来答谢楚王，以保住三座已经许给楚国的城池。
巴国的最后消失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前后。
但是峡江地区的盐业一直持续到廿世纪晚期，“盐巴”已经成为一个中文中固定的词汇了。
今年的六月下旬，四川宣汉县的罗家坝又有关于巴人的惊人发现。
笔者有幸立刻奔赴现场，先睹为快。
罗家坝是长江流域渠江支流的一个坝子。
1999年曾经有过一次考古发掘，2001年，国务院公布“罗家坝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四川考古所又接到发掘300平方米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今后的罗家坝的整体规划做前期工作。
今年的发掘自三月份起，由队长陈祖军主持，宣汉县博物馆配合。
陈队长一行由摄影、绘图和修复师组成。
考古队租用农家房子作为基地。
今年的发掘因为期间受到盗墓的影响，可以视为两期。
前期也就是按计划的300平方米的发掘，一共清理了32座墓葬。
据陈队长的初步估计，今年所涉及的范围中可以看到历时五百年的变迁。
其中有几座墓葬主人遗骨上留有明显的战死痕迹。
四月下旬在三百平米发掘区以东九十米的地方发生了盗掘，立刻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注意，经过四十天的跨省侦察，最后将疑犯捕获于河南郑州。
因为四月下旬的非典型肺炎所设置的公路、铁路、水运的检查，盗贼没有将所掘赃物运出当地。
最后根据疑犯所交待的线索，公安人员在罗家坝的河坝中找到了七件被盗掘的青铜器。
据说，盗贼当时挖到这批东西后，因为其精美程度和非凡的价值，当即被吓得全身哆嗦，知道一旦被捕有可能小命不保。
在公安人员开始立案侦破的同时，陈队长也对被盗地点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也就是今年的罗家坝二期发掘。
笔者抵达罗家坝时，正值发掘进行到最高潮阶段，虽然天降暴雨，笔者却兴奋异常。
自公路下得车来，眼望着河对面的考古工地，因为隔着一条渠江的支流，河水正在暴涨，当时的感觉是如同投奔水泊梁山一样，好在现在有电话可以不用朱贵的隔岸一支箭，在河边的老乡家打了个电话给陈队长，一会儿果真见到罗家坝方向划来一支小船。
船家问我是否害怕河水之汹涌，他岂知笔者有十年的长江水手生涯。
陈队长打着伞在河坝上等着我，抵达基地时已经是全身湿透。
陈队长向我介绍了情况。
他认为被盗贼所搅乱的遗迹应该是一个祭祀坑，暂时被定名为K1，坑的中心有三具人的尸骨，坑的南部放置着大量的青铜兵器和少量的陶器。
坑的填土中含有大量的木炭，估计和祭祀仪式有关，在掩埋过程中，曾向坑内抛掷过一些动物肢体和陶器。
次日，渠江支流的河水继续暴涨，陈队长下令：强行提取坑中物品。
笔者目击了考古人员的紧张工作。
成绩是出土了一百三十来件铜器，一批饰件、彩绘陶器和生活用具。
因为该坑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加上规模，实属前所未有过的发现。
自今年三月至七月陈队长一行进驻罗家坝近四个月，野外之辛苦有目共睹。
陈队长本人是1985年的北京大学考古历史系的毕业生，自从事考古事业以来，已经主持过数项重大考古发掘。
其实，笔者一直是非常敬重严谨治学的考古学家的，自少年时代起，曾经幻想过学习考古，幻想有朝一日奔赴考古现场，去与古人谈话，检讨得失，议论人生。
可惜，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笔者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考古这一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借摄影报导之机会, 与陈队长一行同吃同住, 同享发现之惊喜, 也圆了我少年时之梦想。
一周之后, 笔者离开了罗家坝, 陈队长亲自划船送我至河对面乘车，考古队还有些收尾工作要做。
笔者继续行程，奔向重庆的涪陵和湖北的茅坪，那里也有笔者要跟踪的关于巴人的痕迹。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巴人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一支，巴人也是你我祖先的一支，无论是下里巴人也好，还是阳春白雪也好，这些如同涓滴细水汇成长江，不尽而来。
纪晓岚是怎么样的人
请参考：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
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
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
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
“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
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
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
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
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
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
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
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
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
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
”纪昀同意了。
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
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
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
”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
”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
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
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
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
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
名师自然出高徒。
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
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
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
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
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
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
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
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
”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
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
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
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
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
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
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
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
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
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
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
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
”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
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
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
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
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
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
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
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
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
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
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
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
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
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
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
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
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
两人情深意笃。
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
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
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
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
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
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
治学倡导经世致用。
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
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
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
乾隆十七年进士。
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
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
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
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
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
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
”《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
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
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
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
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
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
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
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
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
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
”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
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
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
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
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
……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
《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
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
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
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
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
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
……朋党之见，君子病焉。
”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
“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
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
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
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
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
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
”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
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
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
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
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
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
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
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
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
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
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
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
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
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
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
（《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
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
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
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
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
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
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
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
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
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
《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
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
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
《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
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
”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
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
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
《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
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简评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与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设多，不同其科目设立也不尽相同，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
其设的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
此外，还有制科和武举科等。
秀才科 考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题，依文理通顺透彻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录取。
隋唐时代均以秀才科为最高，所以被录取也最难。
隋代秀才科先后录取不过10人，唐代秀才科每次录取的仅一二人，秀才科录取后，按四等授予官位，即正八品上，正八品下，从八品上，从八品下。
由于秀才科录取的难度较大，唐初举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停止了。
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唐时秀才，则为优异之科，不常举。
” 进士科 唐初仅考时务策(当世要事的对策)五道，后增加考试帖经和杂文。
帖经是考默写经书的能力。
杂文是指以规谏、告诫为主题的箴、铭，晋朝的陆机在《文赋》中说：“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经策全通为甲等，策通四道、帖通四道以上为乙等。
唐中叶后又增考诗赋，并重视诗赋的考试。
往往帖经不合格的，如果诗赋考得好也可以录取。
这是唐诗兴盛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发展。
进士科录取分为两等，甲等授予从九品上之官职，乙等授予从九品下之官职。
中华励志网 唐代进士科最受士子青睐，《唐摭〔zhi 职〕言》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
”唐玄宗时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常不减千余人”，及第者最多时不过30余人。
《全唐诗》中有“桂树只生三十枝”，反映了进士科每次录取名额不过30人左右。
据徐松的《登科记考》统计，终唐之世计289年，贡举进士为266次，及第进士为6442人，按《通典·选举三》每年应举数“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计算，唐代约计有50万人次参加过进士科考试，平均每年及第在23人到24人之间。
这与《通典》所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百十一二”基本相符合。
进士科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进士及第者往往受到重用有关。
有的进士及第者位及宰相，从唐宪宗到唐懿宗期间共有宰相133人，而其中进士出身者有98人，约占宰相总数的74%，宰相中进士出身的人数已占绝对优势，反过来又促使朝野上下更重视进士科。
唐玄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曾说：“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jia佳〕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蕴才敏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
正是由于进士科及第者官位显赫，录取人数又少，所以进士科也最难考。
明经科 又可细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
在唐代按经书的分量又把经书分作大、中、小三类：《礼记》与《春秋左氏传》被称为大经；《诗》、《周礼》、《仪礼》被称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被称为小经。
《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掌握。
明经科就是考以上儒家经典著作，方式分帖经、墨义、时务策与口试等。
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明经科，先考帖经，每经考十帖，每帖考三言，通六帖以上者为合格。
然后墨义(或口试)经义十条，通十条为上上，通八条为上中，通七条为上下，通六条为中上，余者为不合格。
然后考时务策三道，通二道为合格。
帖经、墨义(或口试)、时务策三项考试皆合格的被录取。
明经科的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予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官职。
明经科的考试要求是不高的，只要求熟读经义注疏就行，对于经义也未必真懂。
录取的比例也较大。
进士科大约每100人只有一二人被录取，而明经科大约每10人就有一二人被录取。
唐有重进士、轻明经的倾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意思是说30岁的人去考明经科，算是年纪老的了，而50岁的人去考进士科，算是年纪轻的了。
说明考明经科容易，考进士科很难。
明法科 即法律科，主要考律、令等知识。
试策共10条，其中律七条，令三条。
全通为甲等，通八条以上为乙等，通七条或七条以下为不合格，不能录取。
明法科的考生来自律学的学生和州、县的乡贡。
明法科主要是试考生对朝廷刑法和国家组织制度的了解程度。
录取人数很少，有史可查的有李朝隐等(《旧唐书·李朝隐传》)。
明字科 也称“明书科”或“书科”。
明字科先试帖经，然后口试，最后试策。
帖经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口试“不限条数，疑则问之”；口试通过后再笔试《说文》、《字林》20条，答对18条为合格。
并且“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者，为通”(《唐六典·礼部》)。
明字科考生来自书学学生，合格者再经祭酒审定，而后参加省试，省试及第，仅取得了科举出身，再经吏部铨选才能放官。
明字科及第叙任的品阶是从九品下。
明字科考核的是文字、训诂知识和书法，明字科的设置也反映了唐代重视书法的风尚。
古代著名的楷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草书家张旭、怀素，除欧阳询生于隋唐之际外，其余四人都生于唐代，另外还有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家也生于唐代。
宋代朱翌曾言：“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
往往胜于今之士大夫，亦上之所好，有以劝诱之。
”(《猗觉寮杂记》卷上) 明算科 即算术科，着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
主要考《九章算术》三条，《周髀〔bi 毕〕算经》、《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者为合格。
《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者为合格。
另一说，“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
《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
《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
落经者，虽通六，不第。
”(《新唐书·选举志》)明算科考生主要来自算学生，算学生学业完成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合格者再参加科举省试，及第后待铨选后叙任官员为从九品下。
中国传统文化 诸史科 即历史科。
“一史”，主要考《史记》。
“三史”，主要考《史记》、《汉书》、《后汉书》。
史科为唐穆宗时所设。
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70条策通二道者合格。
开元礼科 即礼制科，主要考唐玄宗开元年间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为唐德宗贞元年间所设。
应试者通大义70条、策二道者为合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授官。
童子科 规定凡1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的，皆可参加童子科考试。
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能背诵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
中华励志网 道举科 唐玄宗时举行过，主要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这是唐朝注重道家思想、扶持道教势力的反映。
制科 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皇帝特别召集一些人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做“制科”。
考试的时间及内容都由皇帝临时决定，随皇帝的一时高兴而举行，名目很多，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等，前后不下八九名目，甚至还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甚为可笑。
一般说，制科要考“时务策”，即对当世要事的对策，自唐玄宗以后加试诗赋。
制科是皇帝亲自网罗人才的一种办法，考试成绩优等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考试成绩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
制科虽是皇上恩准的特殊科考，但制科出身的人，却不被人们敬重，以为非正途出身，远不如进士出身的人荣耀。
应科举考试得官以后，还可以再投考制科，如诗人贺知章，先曾考进士科，获得官职，以后他又应考制科，考取了“超拔群类科”，再获更高的官职。
中华励志网 武科 创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
由兵部员外郎主持，又分为平射、武举二科目。
主要考步射、马枪、马射、负重、语言、身材等等。
《旧唐书》载，郭子仪就是“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的。
唐代武举，由州县考选后，以乡饮酒礼贡举至兵部进行考试，每年应试的常有数百至数千，而能及第者不过数十人。
其考试内容主要有：长垛、马射、马枪等。
所谓长垛，置帛五规(圆形)于垛(土筑的箭靶)上，相距百有五步，内规广六尺，橛〔jue 决〕广六尺，余四规，每规内两边各广三尺，悬高以30尺为限，列坐引射。
所谓马射，穿土为埒〔lie 列〕(矮墙)，其长与垛相同。
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
所谓马枪，断木为人，戴方板在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板落，而人不踣〔bo搏〕。
长垛、马射为试弓法；马枪为试马上舞枪。
此外，还有步射(射草人)、翘关、负重、身材及言语之选。
《新唐书·选举志》载：“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
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举。
”“身材”和“言语”之选，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才艺和堪为统帅者。
如果是文官要求参加武科，取身材六尺以上、年龄40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
通得五成以上的为合格。
医举科 是唐代设置的专门为选拔医学人才的科举考试科目。
最早开设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考试内容：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成以上的为合格。
考生主要来自医学学校的学生。
从以上常科来看，经常采用的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间或还采用口试。
帖经 这是唐科举考试常用的方法。
“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
”(《通典·选举三》)即将经书上某行帖上三个字，要求将所帖的三个字填写出来，这和现在流行的“填空”有些类似。
这种考试方法原是很简单的，只要把经书文注读熟即可应付。
这种考试方法适合于考查记诵性的知识，对于测试认识能力、思辨能力及应变能力，是无能为力的。
故即使考生对一般帖经(填空)均能回答，也使考官难以分出优劣。
为了便于取舍，考官挖空心思提高考题的难度，出些孤章绝句、疑似参互、易于混淆的题目，如出一些偏题、怪题，“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
”(《通典·选举三》)这样把本来容易应付的帖经考试，变成考生的一道难关。
于是历年考生就想方设法搜索偏怪难题，把孤绝幽隐的句子编成便于记诵的歌诀，称为“帖括”。
考生们热衷于记诵帖括的歌诀，而对儒经的大义反而知之不切了。
针对这种情况，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国子祭酒杨玚〔yang 杨〕上奏道：“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
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
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
”(《旧唐书·杨玚传》)当朝重视杨玚的意见，特下制令：“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
礼部起今，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
”(《册府元龟·贡举部》)根据此项命令，礼部考试开始实行开三行，不再在断绝疑似之处帖题了。
墨义 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问答，只要熟读经文和注疏即能回答。
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
”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谨对。
”又如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
”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zhan沾〕之逐鸟雀也’。
谨对。
”还有原题“请以注疏对”的。
如答不上来，就写上：“对未审。
”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加了“口问大义”，即用“口试”这种新的考试方法。
规定问义应当众进行，问义结束时当即宣布考试成绩，以此来限制考官以个人好恶而取舍，让众人对口试进行监督。
但执行时往往由考官单独口试，问答时又不做记录，因而出现舞弊现象。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为平息众怒，重申命令“举人帖及口试，并宜对众考定，便唱通否。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复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礼部贡院又请皇帝废除口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请恢复口试。
口试的方法比较灵活，但随意性较大，确实有复查无凭的缺点，容易给一些考官和考生提供联合舞弊的机会。
策问 这是沿袭西汉以来的“射策”、“对策”的考试方法，它是设题指事，由被试者做文章，题目的范围是当世要事和计谋策略，要求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人事、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或写出政论性的文章。
它比帖经、墨义要求要高一些，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
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后来的读书人将每年考试的考卷旧策编缀起来，熟读烂背，“束书不观，专读旧策”，以应付考试。
传说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考试时也曾和其他考生一起将此类书“携以就试，相顾而笑”。
可见，久而久之，靠策问也难以考出真正的人才。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因有人反对诗赋而连及策问，结果诏令将二者并停，改试议论各一道。
但由于议论空泛，难于把握取舍标准，未及推行而又复旧。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八年(公元834年)又经过一次反复，变通之后又复旧。
要求考生对经史和时务并加重视，在策问题目上，提出经史与时务兼顾，如策问五道题，其中经史三道，时务两道。
其用意在于使考生古今并习，不致偏废。
几经反复调整后，策问这种方法被延续使用。
应该说，策问本身属于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限制了它的作用，后来，策问也渐重骈俪〔li 吏〕，也就同帖经一样，逐渐成为束缚考生思想的一种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 《昌黎全集》卷十四录有进士科策问13道，兹录其二道如下： “问：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
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敝而已矣。
夏殷书存者可见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远，乌所谓三者之异云乎
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欤〔yu 愚〕
将其词隐而难知也。
不然则是为谬说矣。
周之后秦、汉、蜀、吴、魏、晋之霸，亦有尚乎
无也。
观其所为，其亦有意云尔。
循环之说安在
吾子其无所隐焉。
” “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
’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he 何〕举其义而陈其数焉。
” 诗赋 是后来加试的一种考试方法。
鉴于考生多背诵经义和旧策，没有实才，于是就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之上加试一诗一赋，也称之为帖诗。
诗赋比帖经、墨义更能考察考生的思想，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
不过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yu玉〕丽。
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第中选。
我们且看他后一首应试的诗：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
矩浮光滟滟〔yan厌〕，方折浪悠悠。
凌乱波文异，萦〔ying迎〕回水性柔。
似风摇浅濑〔lai赖〕，如月落清流。
潜颍应旁达，藏真岂上浮。
玉人如不记，沦弃即千秋
这种试帖诗，多为12句，共六韵(也有16句，共八韵的)。
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
这种格式在以后的科举考试里慢慢发展成一种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的八股文。
试帖诗中被世人传为佳作的，有中唐“大历十才子”钱起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所试《湘灵鼓瑟》诗：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祖咏的试帖诗《终南山望余雪》，写得也很洒脱：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这首诗构思新颖，诗境似画，但不符合考试规定的诗六韵的试律格式。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载：祖咏交卷时，考官诘问他为何尚差四韵，如此离格
祖咏答曰：“意尽。
”诗四句已将终南景色尽收笔底，何须画蛇添足
以诗赋取士也造成士子追求文章形式，着意词藻华丽，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炫”的浮华之风。
这与汉以来以儒术取士之方针相去甚远。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诏书曰：“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读书人经过省试(尚书省礼部试)合格了，只不过是取得了“出身”，还不能马上去做官。
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包括“书、判、身、言”四个方面。
第一考“书”，即书法写字，试其“楷法遒〔qiu求〕美”。
第二考“判”，即写另一种文体的文章，试其“文理优长”。
第三考“身”，考察其相貌是否端正，试其“体貌丰伟”。
据说有一读书人名叫方于，由于他缺唇连应10余科而不得录取。
第四考“言”，考察其口齿是否清楚，试其“言辞辨正”。
如果“书、判、身、言”这四项全能够通过，便可以授予官职。
像韩愈这样的文豪，竟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
就是说韩愈参加过四次省试，方才通过，又参加过三次吏部考试，一直未能通过。
于是他企图通过当朝宰相推荐而得官，但他三次上书均无结果，最后只好离开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做幕僚，以后由董晋荐举，由此他才走上了仕宦之路。
可见科举考试之艰难
即使通过了吏部考试，所授官位无非八、九品，其秩位并不高。
不过从此便登上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因而读书人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
